九乡新闻网逍遥子与晓梦:东方红一号镶满毛泽东像章 周恩来为卫星减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8:01:27
东方红一号镶满毛泽东像章 周恩来为卫星减负爱睡觉的公子
danny_luo@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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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了，与“嫦娥”一同奔月的，还有其搭载的《东方红》等三十首经典曲目。这不由得使人想起37年前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时发生的一些趣事。起初，《东方红》乐曲曾经变调，为解决这一问题颇费周折。“东方红一号”卫星上还镶满了毛泽东像章，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这些像章才没有一起升空。
赶超苏美 中国发誓要造卫星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举世震惊。中国高层极为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工作被定为代号“581”任务。
1958年10月，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协定，由赵九章、卫一清、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卫星工作。由于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苏联单方面取消了科技合作协议，中国派出的几个科技代表团都受到了冷遇。
1959年1月21日，主持领导卫星研制工作的张劲夫向科学院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根据中央的方针，张劲夫提出“就汤下面”，因国家经济困难，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探空火箭。
1960年2月，中国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此后，各种不同用途的探空火箭相继上天，有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等。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10月，爆炸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此时，中国在卫星能源、卫星温度控制、卫星结构、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此时中国的科学家们觉得发卫星可以提上日程了。
1964年12月全国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当年积极倡导中国要搞人造卫星的赵九章，提笔上书周恩来，建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也上书中央，建议加速发展人造卫星。
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并确定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检测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因是一月份正式提出建议，国家将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代号定名为“651”任务。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这个代号为“651”的会议上确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中国的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发射时间定在1970年；成功的标志是“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会上较为保密论证的一个议题，便是中国第一颗卫星重量如何确定。这一问题涉及到导弹武器的水平。因为早期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都是在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放卫星实质上是展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虽然中国卫星工程起步较晚，但专家们都认为中国的起点要高，第一颗卫星在重量、技术上要做到比美、苏第一颗卫星先进。苏联第一个卫星重量83。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只有8。2公斤。会议最后确定中国第一颗卫星为100公斤左右（实际上，最后上天时是173公斤）。
“东方红”乐曲变调
1965年1月，周恩来批示科学院提出人造卫星的具体方案，卫星设计院的技术人员开始设想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人提出卫星最好能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得到。总体组何正华还提出把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如何让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解决让卫星“听得到”这个问题？这个装置该怎样制造呢？
制造东方红乐音装置的任务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一个小组。他们首先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模拟出“东方红”乐曲。当时有三种方案提上了台面，一种是八音盒方案，它采用机械齿轮播放音乐；另一种就是把音乐录在磁带机上，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小磁带机，都是笨重的大磁带机，不可能装上卫星升空；因此第三种方案自然就是电子音乐，这也是后来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方案。
此时，上级已经批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前八个小节的旋律。小组决定在四十秒内连续播放两遍这八个小节，然后发射机就切换成遥测信号，用一个发射机就可以实现交替传送乐曲和遥测信号的目的。
第一个实验装置被很快制作出来，小组成员按下了通电按钮，但播放出来的乐曲声却变调了。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播送“东方红”乐音不仅是科研任务，也成了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卫星上天后，变调或不响，按“上纲上线”的说法，无疑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研制者就有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下，何正华和乐音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刘承熙冒着政治风险，到上海国光口琴厂请来了一位姓夏的工人师傅，并带来了一台测试音节准确程度的仪器。由于这件事情属于高度机密，刘承熙到上海的时候只敢住小旅馆，还被上海民众当作特务举报了，最后在向警方解释清楚情况以后才被释放。
夏师傅的专业知识对他们的研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通过仪器准确地调制着“东方红”乐曲的每一个音节。
周恩来减少毛泽东像为卫星减负
据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回忆，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与钱学森一起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也来参加了汇报会。
在这次会议上，孙家栋向周恩来提出卫星许多仪器上镶嵌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对卫星部件的影响。
那个时期正是对个人崇拜的鼎盛期间，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满身挂着毛泽东像章的人。各系统的卫星仪器做出来后，设备成套安装时又在卫星仪器上镶嵌一个毛泽东像章，有的像章还很大，因为像章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能显示出对毛泽东的热爱。
加上去的这些像章给仪器带来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比原来定的总体重量超了许多，比如某件仪器的额定设计重量是三公斤，但往星上安装时却成了三公斤半，系统人员还会名正言顺地告诉总体人员这超重的半公斤是毛泽东像章。在当时那种历史情况下是没人敢站出来讲增加这半公斤是不对的，但那么多仪器综合在一起，将会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减小，必然会降低火箭的可靠性。另外，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的厚度不同，散热的情况也不同，增加了毛泽东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没有意识到的技术问题。但如果肯定地说在仪器上加个毛泽东像章就会把仪器弄坏，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也没有完整的计算和试验数据加以说明，所以谁也不敢贸然说话。
一边是政治崇拜，一边是卫星的质量保障，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心知肚明的。
据王建蒙的《奔月》记载，孙家栋对周恩来说：“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了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将会对质量产生影响。”
孙家栋提出的毛泽东像章问题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当时并没有正面叙说这件事情的对与错，他只是说：“大家对毛主席热爱是对的，但是大家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挂满毛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肃的，得认真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并没有挂毛主席的像嘛，你们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嘛。”
周恩来让大家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会后，大家马上按周恩来说的作了安排，这件棘手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1970年2月初，“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通过了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火箭和卫星的质量按照要求全部合格，完成了在制造厂出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月26日，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技术人员接到通知将火箭、卫星装上了前往西北发射场的专列火车。4月1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喧闹声中，如期运抵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
danny_luo@s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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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苏美 中国发誓要造卫星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举世震惊。中国高层极为重视，指示中国科学院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的重点任务。这项绝密的工作被定为代号“581”任务。
1958年10月，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协定，由赵九章、卫一清、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主要目的是考察卫星工作。由于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苏联单方面取消了科技合作协议，中国派出的几个科技代表团都受到了冷遇。
1959年1月21日，主持领导卫星研制工作的张劲夫向科学院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根据中央的方针，张劲夫提出“就汤下面”，因国家经济困难，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探空火箭。
1960年2月，中国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此后，各种不同用途的探空火箭相继上天，有气象火箭、生物火箭等。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10月，爆炸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此时，中国在卫星能源、卫星温度控制、卫星结构、卫星测试设备等方面都取得了单项预研成果。此时中国的科学家们觉得发卫星可以提上日程了。
1964年12月全国三届人大会议期间，当年积极倡导中国要搞人造卫星的赵九章，提笔上书周恩来，建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也上书中央，建议加速发展人造卫星。
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确定将人造卫星研制列为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并确定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检测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因是一月份正式提出建议，国家将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代号定名为“651”任务。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这个代号为“651”的会议上确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为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其任务是为发展中国的对地观测、通信广播、气象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发射时间定在1970年；成功的标志是“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会上较为保密论证的一个议题，便是中国第一颗卫星重量如何确定。这一问题涉及到导弹武器的水平。因为早期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都是在导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放卫星实质上是展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虽然中国卫星工程起步较晚，但专家们都认为中国的起点要高，第一颗卫星在重量、技术上要做到比美、苏第一颗卫星先进。苏联第一个卫星重量83。6公斤，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只有8。2公斤。会议最后确定中国第一颗卫星为100公斤左右（实际上，最后上天时是173公斤）。
“东方红”乐曲变调
1965年1月，周恩来批示科学院提出人造卫星的具体方案，卫星设计院的技术人员开始设想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人提出卫星最好能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得到。总体组何正华还提出把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如何让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解决让卫星“听得到”这个问题？这个装置该怎样制造呢？
制造东方红乐音装置的任务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一个小组。他们首先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模拟出“东方红”乐曲。当时有三种方案提上了台面，一种是八音盒方案，它采用机械齿轮播放音乐；另一种就是把音乐录在磁带机上，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小磁带机，都是笨重的大磁带机，不可能装上卫星升空；因此第三种方案自然就是电子音乐，这也是后来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方案。
此时，上级已经批准，只让卫星播放《东方红》前八个小节的旋律。小组决定在四十秒内连续播放两遍这八个小节，然后发射机就切换成遥测信号，用一个发射机就可以实现交替传送乐曲和遥测信号的目的。
第一个实验装置被很快制作出来，小组成员按下了通电按钮，但播放出来的乐曲声却变调了。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播送“东方红”乐音不仅是科研任务，也成了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卫星上天后，变调或不响，按“上纲上线”的说法，无疑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研制者就有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下，何正华和乐音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刘承熙冒着政治风险，到上海国光口琴厂请来了一位姓夏的工人师傅，并带来了一台测试音节准确程度的仪器。由于这件事情属于高度机密，刘承熙到上海的时候只敢住小旅馆，还被上海民众当作特务举报了，最后在向警方解释清楚情况以后才被释放。
夏师傅的专业知识对他们的研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通过仪器准确地调制着“东方红”乐曲的每一个音节。
周恩来减少毛泽东像为卫星减负
据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回忆，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与钱学森一起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人也来参加了汇报会。
在这次会议上，孙家栋向周恩来提出卫星许多仪器上镶嵌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对卫星部件的影响。
那个时期正是对个人崇拜的鼎盛期间，在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满身挂着毛泽东像章的人。各系统的卫星仪器做出来后，设备成套安装时又在卫星仪器上镶嵌一个毛泽东像章，有的像章还很大，因为像章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能显示出对毛泽东的热爱。
加上去的这些像章给仪器带来很多问题，首先就是比原来定的总体重量超了许多，比如某件仪器的额定设计重量是三公斤，但往星上安装时却成了三公斤半，系统人员还会名正言顺地告诉总体人员这超重的半公斤是毛泽东像章。在当时那种历史情况下是没人敢站出来讲增加这半公斤是不对的，但那么多仪器综合在一起，将会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减小，必然会降低火箭的可靠性。另外，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的厚度不同，散热的情况也不同，增加了毛泽东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没有意识到的技术问题。但如果肯定地说在仪器上加个毛泽东像章就会把仪器弄坏，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也没有完整的计算和试验数据加以说明，所以谁也不敢贸然说话。
一边是政治崇拜，一边是卫星的质量保障，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心知肚明的。
据王建蒙的《奔月》记载，孙家栋对周恩来说：“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了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将会对质量产生影响。”
孙家栋提出的毛泽东像章问题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当时并没有正面叙说这件事情的对与错，他只是说：“大家对毛主席热爱是对的，但是大家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挂满毛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写了主席的字，但是放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严肃的，得认真考虑什么地方能挂什么，你看咱们这个会议室就并没有挂毛主席的像嘛，你们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嘛。”
周恩来让大家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会后，大家马上按周恩来说的作了安排，这件棘手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1970年2月初，“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通过了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火箭和卫星的质量按照要求全部合格，完成了在制造厂出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月26日，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技术人员接到通知将火箭、卫星装上了前往西北发射场的专列火车。4月1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喧闹声中，如期运抵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