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理财投资收益率:永恒的乡愁

永 恒 的 乡 愁

作者：鲍鹏山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吴文英《庄子独见·论略》

                                 一

    在先秦士人中，庄子是很独特的一位。我认为当时沸沸扬扬、色彩斑澜的文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像苏秦、张仪，惟利禄是求，无什么情操与价值标准，只要有官做，能富贵，既可悬头于梁刺股以锥，也可以朝秦暮楚，卖友求荣。而他们中的走运者最终也进入了实际的政治生活，成为统治者中的一员。合纵连横，权倾朝野，名满天下。《孟子》中载景春对孟子的话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确实是大丈大吗?他们一怒诸侯便恐惧，他们安居不动，天下也就安定无事。”可见他们的显赫与威风。纵约长苏秦“位尊而多金”，风度翩翩地来往于六国之间、身兼六国相任，皮包中装着六国的相印，碰碰撞撞地作着舒心的响声，连他的父母都洒扫而郊迎三十里了。一部《战国策》说尽这些人杠杆天下之势。这颇使第二类人如孟子者满腹酸醋。孔、墨、孟、苟等人，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价值观，并坚持不放如同身家性命，且还负有一种”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气节．故而也就只能常常不得志，常常对诸侯发牢骚，对第—类人吹冷风了。他们暗中羡慕第一类人，却又只能冷眼旁观。眼看着人家把天下闹得动荡不安、沸反盈天又一塌糊涂，而自己的呼声愈来愈被淹没了，愈来愈受诸侯的白眼了。便只好退回房里，把满腔不平和才气都写在竹简上．给后世留写—部部好文章。但以上两类人虽有大区别．亦有大相同，他们都热衷于都市生活，喜欢在人群中出风头、抢镜头。孔子在野外的时间不少，并且也颇受苦难磨炼，但他那辆常由他自己执鞭驾驶的在阡陌间奔驰扬尘的车马，其辙印是直通城市，且直通诸侯的官邸的；孟子一生足迹不出齐稷下、魏大梁和滕文公的衙门：韩非出身韩国贵公子，更是自小在闹市中厮混；墨子呢?他出身“贱人”，但他也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并且他的主要活动是以城市及诸侯这个背景展开的。另外，这些人还汲汲于从“治于人”变为“治人：并津津于研究如何“治人”。由此，以上两类人都是“城市文化”的代表，是热闹场中的人物。

    而第三类，除了一些在历史典籍中忽隐忽现扑朔迷离的隐者外，有大著作大人格且以大背影遮挡后世的，就只有我现在要写的这位表情古怪的冷嘲大家周先生了。当别人在都市中热闹得沸反盈天争执得不可开交时，他独自远远地站在野外冷笑，而当有人注意他时，他又背过身去，直走到江湖的迷蒙中去了，让我们只有对着他消逝的方向发呆。他是乡野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充满野味，且有一种湿漉漉的水的韵味，如遍地鲜花，在晨风中摇曳多姿，仪态万方，神韵天成。如果说孔、孟、荀、韩的著作中多的是社会意象或概念，充斥着令人生厌的礼呀、仁呀、忠恕呀、战争呀、君臣呀的话，那么他的著作中却是令人心脾开张的新世界，一派自然的天籁。这里生活着的是令人无限景仰的大鹏，怒气冲冲的挡车的螳螂，自得其乐的斥鼹，以及在河中喝得肚皮溜圆的鼹鼠，这些自然意象构成了他著作中独特的魅力。他一生没有在大都市里混迹过，官也只做到漆园小吏，大概比现在的乡长还小——并且绝没有贪污索贿。所以他不但没有大宗遗产留给儿孙，便是他自己，也穷得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知道这位庄先生借得起还不起，就巧妙地拒绝了。后来他便只好以打草鞋为生。据他的一位穷同乡——不过后来发了迹——“一悟万乘之主而益车百乘”的曹商的话。当曹商从秦王那里得到一百辆车的赏赐，高尘飞扬地回乡炫耀于庄子时，他见到的庄子已穷得“槁项黄馘”——脖子干枯而皴，面皮削瘦而黄了。不过此时庄子的智慧与幽默还依旧焕发且锐利无比，使得这位曹商先生反显龌龊了。他含蓄而尖刻地讥刺曹商舔了秦王股沟中长脓的痔疮，这种讥刺后来成厂中国民间讥嘲拍马者的成语。

    庄子的乡野文化特征及其挨饿本色，都是先秦其他学子所没有的。比如孔子，假如他真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也”，他也有三干块腊肉了。所以他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要切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再加上生姜细细炖烂，这才下箸。而且酒量特大，一般是喝不到失态的地步的。孟子呢?带着他的众多门徒在齐宣王那里一面大吃大喝，一面又发“君子远庖厨”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既清高又潇洒的言论，齐宜王甚至要给他在国都正中盖别墅，再用万钟谷禄来养他的弟子哩。由此可见，庄子的独特，挨饿本色村夫家相是其一。

    不过这里得交代——句。庄子并不是没有城市户口．不愿在城市里做盲流才住乡下的——他本来至少可以到城市开一个鞋店，干干个体经济，说不定还能暴发—一庄子之住乡下，乃是他死心塌地的选择。楚王曾派人去请他，说愿意以天下相烦，客气得很，但此时庄子正专心致志地在濮水上钓鱼，眼神直盯着水面上闲逸的浮子。没有理会这飞黄腾达的机遇，冷冷地把使者打发走了。而他自己像个真正自由的野田之龟，弋尾于涂．虽则不如孔孟煊赫与实惠，却其乐无穷。他的这种心境实在是人类心灵的花朵，永远在乡村野外幽芳独放，一生不染，诱引着厌倦城市生活的人们。

    庄子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我们这些平常人说话的人。当别人都在对着诸侯不甚耐烦的耳朵喋喋不休地说着如何如何“治人”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恳切而激动地告诉我们如何自救与解脱、

    如何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如何在丑恶世界中保持住内心的自尊自爱，不为时势左右而无所适从，丧失本性，以及如何在“无逃乎天地之间”的险恶中”游刃有余”地养生，以尽天年。无疑，他是较为亲切的。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说庄子哲学“专在破执”，可谓一语道破，很多我们执著不放孜孜以求的所谓价值，到底对我们心灵有什么好处呢?“破执”后来是佛教的特色，难怪《庄子》一书被后世的道教徒称为《南华真经》而与佛教抗衡呢。

                                  二

    庄子也寂寞。他和名声赫赫的孟轲是同时代人，并且两人还有共同的朋友(比如梁惠王)，但孟子的著作中没有提到庄子，庄子也没有提到孟子，可见他与世隔绝得多么严重。我是常常为此感到遗憾的，老子与孔子据说是相见过的，并且有些抵牾，但这两人都不善辩论，没有留下太精彩的对话，一个朴拙深厚，长者风度，言简意赅；一个彬彬有礼，温良谦让，立论中庸。两个平和的人在一起，是不大能有趣味的。但庄子和孟子就不一样了，若他俩能相见，一样的傲慢与偏见、一样的激情浩荡，那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孟子是当时的辩论高手，这方面名满天下，以“好辩”著称；庄子呢?言语文章汪洋您肆，一泻千里。况且这两人，一个执逻辑利器、无敌不摧，无坚不克；一个肆诗性智慧，浩浩荡荡，大气包容；一人力拒杨墨，一人终身剽剥孔子之道。这两人若能相见，会在历史的原野上战成甚番气候!会有多少好看的文章传世！

    哲学乃是智慧的对话或碰撞。当代两位最了不起的哲学家却如此隔膜，实在叫人费解。梁惠王被李贽贬讽，说其资质太差。我看真有这么回事．不然，他怎么不知道引见孟庄两位呢?

    庄子一生中，唯一的朋友是惠施，这两人中间有不少争论。总的来说，惠施现实，讲实证，恪守物我界限；庄子玄想，讲悟性，力主物我贯通。因此，惠施讽刺说庄子的言论大而无当，所以为人所弃；庄子反唇相讥，说惠子被茅塞堵心，不知天外有天，固执无知。这两人生前有猜疑，并不十分友好，惠子疑心庄子要抢他相位，庄子则刻薄地说惠子是视腐鼠为美餐的鹞鹰。但惠子死后，庄子却十分悲伤，在惠子墓前唏嘘难禁，以“鄙人失质”为喻。痛吊这位老对手。因为除惠子外， 再无人与他辩论阐发了。这也可见他当时的寂寞心境。

    另外，如果不怕别人指我为偏激的话．我还认为，在先秦诸子中，就其著作所讨论的范围和深度而言．真能称得上为哲学著作的。除了《老子)，也只有《庄子》了。试平心想一想，《孟子》中除了论“人性”的几节有哲学意味外，其他的不都是在谈政治甚至政策吗?

                                       三

    毫无疑问的，先秦诸子中，庄子最有魅力。当庄周先生对炙手可热的暴发户们——他当着梁惠王的面直指为“昏君乱相”一一投以轻蔑的一哂，并把他的超人的智慧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研究时，他就魅力无穷了。他给我们指出了人生中的无数尴尬，“无逃乎天地之间”的窘迫以及我们心智上的种种迷障，我们在他的嘲弄面前面红耳赤却又处处豁然。当他唱着：“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郗曲，无伤吾足”(带刺的迷阳草呵迷阳草，不要挡住我的路，不要伤了我的脚，我已经在绕着弯儿走了)时，我们会马上想到自身常有的人生触觉—一而这时．他简直就是我们的知心了!他知道我们的怨怒以及求和而不能的委屈，他的魅力真正地动人肺腑。我总觉得。虽然《论语》中有孔子的形象，《孟子》中有孟轲的形象，但都不及《庄子》中庄子的形象来得有魅力——我坦率地承认，我最尊敬孔子，最同情韩非子，但我最热爱庄子。我曾说庄子是表情古怪的，这是因为我无法想象他的形象。孔子似乎是一贯严正而间或幽默的；孟子是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韩非子是怀才不遇冷峻孤单的；但庄子呢?他的表情太丰富了，一会儿是尖锐无比的人生解剖师，一会儿又是沉湎往事的诗人；一会儿濮水上的泛舟者、闲钓者，一会儿又是土屋前闲坐无聊的穷汉；有时他去远游，有时池又安坐家中洋洋洒洒地记录着他的思想一一我们确实无法界定他的形象，他太丰富，太浪漫，太抒情，太不拘一格，或者说，有时他太出格。同时他又行踪不定。我们可以对孔子的行踪了如指掌，孟子、韩非子也一样，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求学，然后又在哪里求用，我们知道去什么地方找他们或等他们。但对庄子，我们只有张皇四顾，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从江湖上传来的他的消息总是云遮雾障，且他是一个充满去意的人，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像老子一样一去渺然呢……

    我寻求庄子魅力的秘密已有多年，现在我愈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认为，庄子的魅力就在于他的激情与超脱．两者奇迹般地溶合在一起，大凡一般人在激情与超脱之间只能取其一，并己显难得，而庄子却能熔铸而兼之’——从超脱上讲，没有人能像庄子那样藐视一切、漠视一切，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并嗤之以鼻，当这种时候、他站在世界的对面打量着，打量着这个庞大丰富的对手，但他最终发现这个世界微不足道如草芥，虚张声势如小丑，于是他背身就走了，深愧来到这里。这时，他的灵魂确实已飘然远去，去了那“无何有之乡”，只有他憔悴的身影仍在人间伶仃而孤傲．如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但是，他又能在如此超脱与轻蔑时．表现出充沛的激情而无一丝的尖酸(试问谁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同样的，没有谁能像他那样热爱一切，充满激情地对我们谈论一切了!他使万物都具有了灵性，或者说具备了感动人心的诗性，他使鬼魂、神灵以及种种动物、植物甚至土偶桃梗都如期如生地对我们说话——他简直就是点化万物的巫卜！他在蔑视与摒弃这个世界时，又使这个世界如此的生机勃勃，意趣盎然，充满诗性光辉!于是我们感到，他与这个世界做了最长久的厮守，故而有了最绵渺的缠绵!这时，我们看到他对这个世界像对待一个久己失去昔日风采的旧恋人，那种既恼、又怜且遮掩的丰富神情简直使我无所适从。在极端的蔑视里有极端细致的体察与回忆，在极端的怜惜里有极端的失望与无奈。这当然归源于庄子超人的理智心灵：他的理智时刻像哲人那样的清醒，如蛇行草上，不粘不滞，寒气渗透又敏锐无比；他的心灵却无时不像诗人那样沉醉，如鸽立檐间，不怨不怒，怜悯四溢而柔情万种。他当众把一切都掷在脚下，作践给我们看，并遏止不住地冷笑；而当众人散去，他又收拾起这一切，把它们拥在胸前，独自失声痛哭。他不就是这样恣肆怪诞、汪洋浪漫吗?一路挥洒着他的天才、激情与痛苦，在那个受了伤的时代，还有谁比他抚摸伤口的姿势更令人难以忘怀呢?还有谁的著作像他那样，纯是一片弥漫开去的天才、激情、甚至热血呢? 所以，别人写文章是为了哲学，为了政治，为了争辩甚或为了富贵，庄子写文章似乎只为了打发他的天才，打发一个天才谪居混乱流血的人间时的那种无聊漫长的时光。对人间苦难的深重怜悯压迫着他，使他不得不对人间有所作为、有所供奉。虽然他充满去意并且认定人间只是短暂的逆旅。才华是人生之累，它注定带给人双重压迫。首先，越趋近天才，便愈能感觉到天人之际的悲哀，这种形而上的悲哀是致命的毒液。并无人间的良药可解。“天乎!人乎”“人不胜天久矣！”庄子曾这样感喟，可见他曾如何地挣扎解脱而又终于认命。同时，在险恶的人生中，才华还会引起像妒忌、排挤等等的无聊至极的陷害。只要这个社会以平庸为平衡，那么这种厄运便永不可免。庄子是个体经营，又独居乡野，不与人争权夺利，用韩愈的话说，是属于“疏远又不与其同利者”，所以他倒不怕这些。但他身处乱世，深知“膏火自煎，山木自寇”的道理．况他木秀于林，总能预先感受到一些不祥的风声。所以他说他要处于“才与不才之间”，这是在险恶中生出的智慧。但也更需要能在刀丛中赤足跳舞的技巧。他于学无所不窥，但真正令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是他的汪洋天才。我有时在陇海线上驰过河南商丘地段时，在车窗中望着这一片近乎贫瘠的土地，是常常讶然这片土地的内在生育力的。或许她贡献出一个庄周时已倾尽地力了，才显得如此的寒伧?但我相信，庄子已使这片土地神秘而神圣，无上光荣。

    商丘的庄周把他得之于造化的天才及痛苦转化为汹涌而出的智慧，庄子的见解与其说是知识、哲理或逻辑，毋宁说是智慧，是层出不穷的智慧。这种真哲人的气质今我心仪不己。真的哲人、大智慧的人，在面对世界时是并不吃力的，

    相反的，倒是轻松自如得心应手。谁能像他那样用微笑来面对丑恶?而这微笑，只是轻微的一丝、不易察觉地掠过他的脸，便如炎阳照雪，那些丑陋便悄然融化，而那些涂抹得完美厚实的凶恶、也就狼狈地原形毕露了。我仅举一例。我们知道他是反对战争的。这种兼并而致的统一往住不过是统治者的权欲而已，人民并不认为只要统一，宁愿生活在像赢政那样的暴政之下。但庄子对此并不像墨子那样辛苦而急切、也不像孟子那样愤怒而失态，他只微微一笑，给人们说了一个故事，显出大智慧在面对丑恶世界时所能有的从容与最使人忍俊不禁的平淡。他说：”你们知道那寸许长短的迟缓、丑陋、肮脏的蜗牛吗?别看它微不足道，它身上寄生着很认真的寸土不让的生灵呢。有一个在蜗牛左角立国的国家，叫触氏：一个在蜗牛右角立国的国家，叫蛮氏，这两国有一天为了争夺土地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了，战争的结果是伏尸百万，战胜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竟旬又五日而后返，整整十五天才回来！”——还有比这更让人辛辣难忍的幽默吗?还有比这更高明的寸金杀人的技巧吗?他经常踟蹰乡野，在田坎、水堤以及湿漉漉的树林里颇有兴趣地研究各种小东西，跳的，蹦的，爬的，蠕动的，有足的，无足的，观察仔细，极度耐心，孜孜不倦。欢欢喜喜如一个老顽童，而他研究这类小东西的执著认真煞有介事却不亚于孔孟之研究君王大臣。他当然知道什么是蜗牛，他更知道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辩证关系，他实际上是充满恶意地把人间的价值、利益等等掷到那黏糊糊的蜗牛角上了！然后，像所有导演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得意洋洋地看着别人出丑卖乖，他不动声色地袖手旁观，有时又掩口而笑，我由此领悟，真的高手击败对手不过是微微一笑!但这种挟泰山以超北海的雍容气度又岂是常人所能具有的呢?

                                四

    织草鞋的庄周神情枯淡、不疾不徐。但我相信他此时的精神正在那九万里的高空，青天在背，人世在俯。他是江湖上人，他就从水中孕育出那超越尘埃的大鸟，横空绝世，惊世骇俗，逍遥而游的大鹏在九万里高空独来独往，那种俯视人生之态势，莫之夭淤之洒脱，那份孤独与骄傲，确实让儒家所蝇营狗苟的功名利禄黯然失色。我是常常能感受到儒家强作的严正在庄子的略带滑稽的微笑面前的尴尬与不安的。儒家坐稳了国教的高椅，用铁的原则规范所有的行为甚至思想，煊赫威严、神圣难犯。但它难免芒刺在背：一个杀手在野外游荡着，并且以超出的智慧、使它束手无策。

    我不能避开庄子的人格不谈。在先秦，我认为主要有五种人格理想：墨子的苦行侠人格，赴汤蹈火，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杨朱的贵我人格，绝对自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的大丈夫人格，锋芒毕露，正义在胸；荀子的君子式人格，平和公正，循规蹈矩；再—种便是庄子式的人格了：独来独注，不吝去留，若垂天之云，悠悠住来聚散，在一种远离的姿态中显出格外的美丽与洒脱。虽然后来荀子式的人格遍布天下，那种带有老人和妇人特征的思维方式及性格几成民族性格，我依然敬仰墨子尊重杨朱，佩服孟轲而心仪庄周。没有人愿意为天下自苦如墨子，也没有人敢于为个人自私如杨朱，更没有人敢在专制的社会里学孟夫子，学庄子的遁世无闷也极难。正因为这样，才显得凤毛鳞角．才显出大勇气、大人格、大精神。这里不谈别人，只谈庄周，当庄子唱着：“一而不党”的调子从我们身边掉臂而过时，我们不能不感到“于我心有戚戚焉”。他是在瓦解铁板一块举手措足都强求一律的政治。况且我们在人群之中感到多少孔子所津津乐道的“恕”了呢?孔孟都讲德、行，但这种建立在人群中的德行，不是往往“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么?不是有很多人为他的高尚的道德而付出代价，更有一些人又大获其卑鄙的好处么?我倒并不是反对人群，但人群中如不给个人以选择自己行为与思想的自由，这人群就不值得留恋，还不如“一而不党”，没麻烦。孔子讲“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那就是他认为人性是一致的．有共同的趋鹜与规避，因而也就可能有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标准原则来统一人们的追求和幸福感。于是“礼”就出现了，它既像它所许诺的那样，足对人群幸福的保障，也是对异端进行起诉和惩 罚的根据。这便使得儒家文化有—种根深蒂固的专制意味。庄子呢?他对此冷笑：怎么能断定你厌恶的不正好是我希求的呢?怎么能断定你希求的不正好是我厌恶的呢?我与你既然是不同的个体，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个性与趣味呢? 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思想与志向呢?凭什么一定要统一它们呢?统一它们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呢?有足够的道德依据吗?天下有不易的人人喜爱的“正味”“正色”“正处”吗？在《齐物论》中，他证明的就是万物的差异性与不完美性，从而论证世间万物的平等并存关系，否定了儒家的“礼”，他真是一个专制政治与专制思想的死对头．又是难以制服的对手，他游荡江湖，我行我素，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在历史的擂台上飘然落定，使腐儒不寒而栗。

    如果儒家坚持要求个人削平个性．适应社会，认为完美的个性就是无我地奉献给社会；那么庄子则要求社会适应个人。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假如一个社会足道德的、合理的、正义的．是生机勃勃的而不是僵死的，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尽可能地为个体提供自由与发展的条件。同佯，个体能否感到自由与幸福，能否有充分的权力表明自已的思想与意愿而不受到暴虐，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最终道德历史依据；庄子就在他乡下的土屋中一厢情愿地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地炮制出这一套反对“城市规则”的纲领。他是自由个体经营者，当然反对井田制，未开阡陌之前的随意种植与收获很和他的心意。但他的这些天才的漫无王法的纲领，使得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君王大为气馁与不安．也得儒家的卫道者们在历史的每—时期都对此劳神竭虑又无可奈何，甚至在开明的唐朝，不也有韩愈反对他么？要求“文以载道”并且不惮为师以便“传道授业解惑”的韩老师，在排斥佛老时的专制面孔以及那种真理在握的自我感觉就很让人反感。

五

    但是，庄子留恋的已经失去，他所向往的又迟迟不能到来。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从庄子那里，我们知道了这种致命的乡愁与致命的寻找，他的哲学就是对失去的家园的怀念。而他自己．也在时时眺望着故乡，计算着回归的日子。人间的世界不过是逆旅，而这世界又是多么的贫乏、混乱，无诗意无色彩呵!所以，当他的老妻死了时，他击缶而歌，送她回到“故乡”。现在，寄寓土屋的旅人只他一个了，他可能更加自由，但也更加无聊与落拓了。“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你已返回故乡了，而我还要寄寓人形之内，在这人间羁旅呵)——这孟子反、子琴张二人在朋友子桑户灵前的悲歌，就是庄子对人间满怀倦意的流露。“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我怎么能知道悦生不是一种迷惑呢?我怎么能知道恶死不是就像顽童离家不知归去一样呢!)

庄子疲倦了，他已经不胜乡愁了。对着永恒消失的故乡、他只能对着落日唱着永恒的恋歌，不再希冀安居；对着被眼泪和血充满的历史之河，他长歌当哭，这是怎样的忧伤绝伦的调子呵。他唱着，掉头不顾了。他一生都浪迹在帝王们找不到他的江湖上，在流浪结束的时候，他走向了永恒，走进了我们代代血脉相传的记忆。是的，他大树长青，永垂不朽，而他的思想则正如他自己的话所说：“薪尽火传，不知其尽。”

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鲍鹏山

    当一种美，美得让我们无所适从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时，我们不就能体验到我们渺小的心智与有限的感官无福消受这天赐的过多福祉吗?读庄子，我们也往往被庄子拨弄得手足无措，有时只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除此，我们还有什么方式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动?这位“天仙才子”他幻化无方，意出尘外，鬼话连篇，奇怪迭出。他总在一些地方吓着我们，而等我们惊魂甫定，便会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朝暾夕月，落崖惊风。我们的视界为之一开，我们的俗情为之一扫。同时，他永远有着我们不懂的地方，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永远有着我们不曾涉及的境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造化钟神秀”，造化把何等样的神秀聚焦在这个“槁项黄馘”的哲人身上啊!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先秦诸子，谁不想做官?“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其位，谋其政。”“君子之仕，行其义也。”谁不想通过世俗的权力，来杠杆天下，实现自己的乌托邦之梦?庄子的机会来了，但庄子的心已冷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一边是濮水边心如澄澈秋水、身如不系之舟的庄周先生，一边是身负楚王使命，恭敬不怠、颠沛以之的两大夫。两边谁更能享受生命的真乐趣?这可能是一个永远聚讼不已，不能有统一志趣的话题。对幸福的理解太多样了。我的看法是，庄周们一定能掂出各级官僚们“威福”的分量，而大小官僚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庄周们的“闲福”对真正人生的意义。这是有关对“自由”的价值评价，这也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情景——它使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距庄子约七百多年前渭水边上发生的一幕：八十多岁的姜太公用直钩钓鱼，用意却在钓文王。他成功了。而比姜太公年轻得多的庄子(他死时也大约只有六十来岁)，此时是真心真意地在钓鱼。且可能毫无诗意——他可能真的需要一条鱼来充实他的辘辘饥肠。庄子此时面临着双重的诱惑：他的前面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以及水中从容不迫的游鱼，他的背后则是楚国的相位——楚威王要把境内的国事交给他了。大概楚威王也知道庄子的脾气，所以用了一个“累”字，只是庄子要不要这种“累”?多少人在这种累赘中体味到权力给人的充实感成就感?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累”。

 　 “庄子持竿不顾。”

 　　好一个“不顾”!濮水的清波吸引了他，他无暇回头看身后的权势。他那么不经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他把这看成了无聊的打扰。如果他学许由，他该跳进濮水洗洗他干皱的耳朵了。大约怕惊走了在鱼钩边游荡试探的鱼，他没有这么做。从而也没有让这两位风尘仆仆的大夫太难堪。他只问了两位衣着锦绣的大夫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问题：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的巾饰覆盖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二位大夫此时倒很有一点正常人的心智，回答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你们走吧!我也是这样选择的。这则记载在《秋水》篇中的故事，不知会让多少人暗自惭愧汗颜。这是由超凡绝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求心智不高内力不坚的芸芸众生，但我仍很高兴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有这样一个拒绝权势媒聘、坚决不合作的例子。是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心灵，最敏感，因而一部《庄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类的怜悯!庄子似因无情而坚强，实则因最多情而最虚弱!庄子是人类最脆弱的心灵，最温柔的也最易受到伤害的心灵……

 　　胡文英这样说庄子：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此时的庄子，徘徊两间，在内心的矛盾中作困兽之斗。他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被自己纠缠而无计脱身，自己对自己无所适从无可奈何。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鸽子的温柔宽仁。对人世间的种种荒唐与罪恶，他自知不能用书生的秃笔来与之叫阵，只好冷眼相看，但终于耿耿而不能释怀，于是，随着诸侯们的剑锋残忍到极致，他的笔锋也就荒唐到极致；因着世界黑暗到了极致，他的态度也就偏激到极致。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谁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而谁更能破罐子破摔。谁更无正义无逻辑无方向无心肝——只是，有谁看不出他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呢?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油然生爱?

无  路  可  走

作者：鲍鹏山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庄子是也。

一—刘熙载《艺概》

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一洪兴祖《离骚·后叙·补注》

屈原不好写。我几次动笔都叹口气放下了。写屈原的困难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哪些东西不是他的，这不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们指给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是的，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胡适语)，我们后人附会给他的东西太多，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没有—个人像屈原那样，被人随意或随时代需要而加进去那么多东西。我们固然可以因此说，屈原是一部大书，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与逻辑来认识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屈原的生平留给我们太多的盲点与疑点，为他作传的司马迁情绪激动，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气和地记录他的身世行踪，大段的主观抒情议论占据了不长的篇幅。司马迁可能意识到、对于屈原来说，他的精神远比他  的生平事功更重要。由此，后来的屈原研读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够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能构成一个可理解的自我体系。这样做事实上也并无不妥。历史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复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何况疑窦丛生的屈原?韩非曾疑惑地说，孔墨死后，其不同的后学都自谓孔墨，孔墨不可复生，谁能定孔墨之是非?我们也可以说，屈原不可复生：我们谁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内涵也因为这些附着而越来越丰富，其影响也越来越深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屈原是一个“滚雪球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西北师大赵逵夫先生的两本有关屈原的著作：《屈原和他的时代》和《屈骚探幽》。这是我所读过的有关屈原的最扎实的著作。赵先生是严谨而深刻的学者，他从对文本的认真研读，给了我一个实实在在的屈原。观我以前读过的一些有关屈原的著作，总觉得主观的东西较多，有些结论即浅陋如我，也能看出其破绽。而赵先生的著作使我对屈原的感觉踏实起来。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我以前—直彷彷惶惶地绕开屈原，不敢接近他，因为围绕他的雾气太朦胧，我不知道他的核心在哪里。有些历史人物往往隐身在重重黑暗之中．等待着后人智慧的光芒照彻他们。使他们重新熠熠生辉。赵先生的两本书，洞幽烛微，屈原开始走出重重浓雾。在读完赵先生的两本著作后，我感觉我能说一些话了。

我觉得，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这两点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离骚》中也只有“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以及效法先王几条，空洞而且没有原创性。他的事功更只是昙花一现，还没开始便夭折了，以至于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赵逵夫先生独具慧眼地在《战国策·楚策一》“张仪相秦谓昭睢”一节中，考证出该段文字中的“有人”即是屈原，从而证明了先秦确有屈原其人。但这也恰好证明了屈原在先秦之无名望无影响、以至《战国策》中以“有人”来代称他。如果没有他精彩绝艳的楚辞，他极可能淹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连同他的痛苦、不幸与委屈。

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在他的作品(主要在《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失败。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在此之前的诸子及所谓儒家 的六经，都只是对所谓社会秩序、历史规律的认知——包括价值认同，并没给独特个体及个性留多少余地，而《诗经》中的为数不多的个性痛苦(指个体在社会体制中的感觉记录，也因“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黯淡无光。比屈原稍前的庄周已经看出了个性与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悲观地认识到在这场正面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只能是个性。故而他避开了社会冷酷的锋芒、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他几乎是不战而退。而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注意这三人都与楚文化有关系)。则是通过对人性的否定，进而否定个性，否定独特个体的道德价值，或者说，否定个体在社会秩序之外的独立价值(请参阅韩非子一篇)。唯独屈原，既要坚持个性，又要坚持以自己的个性去改变世界，以个性的温热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败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失事件，也是人类永恒的悲剧。甚至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天真的屈原并不知道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是后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骗；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与现实并存，因为至善至美便不能宽容。聪明的庄子看至了这种历史骗局，他推倒一切圣贤，把他们通通置于他的戏侮之下；犀利的韩非更是从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坛。而屈原对这些道德原则是“真诚地信奉”，甚至还把自己看成是古圣人的影子，并把自己当成是古圣人意志的现世体现者。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把君主应当“效法先王”的命题(这也是稍前于他的孟子的主张)不经意地就变成了君主应当“听信贤臣”，应当对贤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为这样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先王“由一种抽象的精神传统具体为—个活生生的人，与君主对峙。屈原就是这样与楚怀王对峙着。当然，与孟子一样，他不能明白的还有，道德模范式的圣人及其个人魅力决不是现行体制的对手!所谓的“法先王”，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愿望而已！

当楚怀王背弃“成言”，“悔遁而有他”《离骚》)的时候。屈原才发现，“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诵》），这时他感受到了个人在体制中的委屈与孤独。《惜诵》一篇所倾诉的就是这种委屈与孤独。甚至池认定一国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渔父》)，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去了，不仅是一个庸君，几个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个人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是什么结果?可悲的是，屈原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对他援之以手一一姐姐骂他，不支持他、还要他屈服，太卜郑詹尹很有分寸地缄口不言，渔父甚至对着他“莞尔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来讽喻他，然后是“不复与言”。在别人的眼里，他太固执，太钻牛角尖，不容易对话与沟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独之中，死在庸君的昏聩、奸人的险恶以及大众的沉默中了。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赵逵夫先生认为《离骚》中的”求女”，乃是“求知音”。而“无女”当然也就是无知音，屈原笔下的“求女”都是失败的，屈原的知音在后代，而不在当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约是贾谊，一个年轻有为而又多愁善感情绪不稳的书生，天才政治家，当然也同屈原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当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后来司马迁把他两人合传，不同时代又无学术承传而合传，除《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外仅此一例。显然，这三种传记、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传，际遇的相似。我有时犯糊涂．不知道司马迁是因为贾谊的遭遇像屈原才把他续传在屈原的后面呢，还是因为要传贾谊才想起此前还有一个更哀婉动人的屈原。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大一些。是贾谊的追悼使屈原回到了人间，而此时，距屈原自沉汨罗，已是“百有余年”了。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达观。他毕竟不是冷静从容的哲人，他是诗人。同时，他也缺少他们曾经有过的苦难磨炼，当屈原20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他们不像屈那样高贵，孔孟都干过一些贱人才干的“鄙事”，当过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从宴席中赶出来。而墨子本来就是”贱人。。

而屈原，他纯洁无暇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不能苦闷。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

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让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掺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而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一些孱头的批评。比如扬雄与班团。扬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点与功利趋避。他要个性收敛自己的光芒与芬  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认而与世俗取齐。他认为与其与对方弄得鱼死网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换得对方的宽容．或者以自己对对方的宽容忍让换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为自己依附于王莽作辩护吧?(扬雄《反离骚》)               而班固，本来就是一个见识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论乖谬得令人莫名其妙。他认为君上是不能批评的，小人也是不应该斗争的，而屈原则偏偏“数责怀王”，“竞乎危国群小之间”，所以屈原简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因《离骚序》)！我以为，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如同青铜对铁的批评。不，是青铜做就的、贵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对钢铁铸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屈原坚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  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则只承认屈原“忠君”。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造，便形成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到“忠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

《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体现的却又恰是屈原内心的柔情。他本来应该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应该是“九歌’”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诗意纵横，文采斐然。《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记录，却又是屈原内心中最无奈的遭遇。《九歌》和《九章》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一个是炼狱之火。死去活来。屈原就挣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现实，最纯洁的人落在最肮脏的泥塘。一个如此遵循心灵真诚的人不得不应付现实的虚伪。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却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是的，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而不是真理与正义在支持着我们的事业!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汨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

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

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屈原是一个心性褊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褊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着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看，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则正因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种政治热情，以及对政治的信念——这一点，他与孔子相同，他认定：政者，正也——不正的东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应与政治目的一样纯洁，无暇无懈可击。就从这地方．他开始越来越不像“政治家”，并在现实政治中遭致失败．但他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孙中山、华盛顿、林肯。无操持与性情的“诗人”往往成为政客，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不了真正的诗人，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诗艺上，都不可能是写实的。现实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他怎么能在这上面安然地生存，诗意地栖息?这当然又是“诗意地栖息”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众当代诗人学者无法理喻的。他们不能望屈原的项背，但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不屑。他们的生存智慧确实高出屈原。屈原”无路可走”(刘熙载语)，自杀了，他们却活着，并且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优势：他们能说话，能抢占话筒．总能“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

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屈原与现实中的苦难势不两立，而他们却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他们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他们开始讨论幸福。

“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鲁迅)

 屈原死了，我们苍白了。

 魂兮归来！

王者师与大丈夫

作者：鲍鹏山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原道》

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的，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这正统地位，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辞。韩愈可是攻坚拔固的好手，他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历史进攻、连荀子都给他推翻了、并踏上一只脚。但到了孟子跟前，也许是看看孟子太强大，自己确实不是对手，也许是自己已是强弩之末，只好打不赢就受招安，马上变幻出温驯之色，对之项礼膜拜．并在孟子身后给自己“敷座而坐”，擦探头上的虚汗(他的身体差得很哩)，摆出一副自我作古的派头，俨然在道统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也就是说．他于儒门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功勋。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孟轲先生最为有斗志、有干劲、有热血，而又最无私心、无势利心。一句话，最无”小”人之心。

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  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子“成仁”，孟子“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乃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也无需知道。无需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所以，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

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之上，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这头牛—边走一边发抖。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用牛血去衅钟。宣王看着这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这头牛。另换一只羊去衅钟。这事让孟子知道了，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连宜王自己都不大相信)，是块好料子，现在只差由他孟轲来给他雕琢成器了。孟子教导他说：光有内在的隐藏不露的“仁心。’是不够的，只有把这仁心中的仁爱表现在政治政策上，推恩于天下，才真正有益于百姓。他尖锐地批评齐宣王“思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乃是“不为”，也就是不在外在行为上行“义”。“义”就是按“仁”的法则去做。这一点、他似乎比孔子讲究实际一些。

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要求人人都有一颗圣贤之心，实在是一种妄想、现实一点的是，要人人都能对自已有所约束。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是使得孔子的不可企及的人格理想走向大众。大众不可能人人在事实上成圣。但大众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孟子对儒学的三点发展中、这一点最值得我们肯定。

第二。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沦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纯学术向政治实践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士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同时，这一套政治构想上有六经之依据，下有统治者之扶持、从而使儒术才能在后来“独尊”。鲁迅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捧起来的”。权势者为什么单单相中了孔夫子．而捧他尊他呢?就是因为孟子的这套政治理论。毋庸讳言。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而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孟子的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构想，必然与专制政治”狼狈为奸”，从而贻害无穷。

简单地说，孟子的政治构想是这样的，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人本性是善的。 因此就有仁心的苗子。把这仁心加以扶植，不让其放矢，且使之枝繁叶茂，便是养身了；然后用自身这光辉的形象作样板，“邢于寡妻”(给妻子做道德规范)，便是齐家；“以御于家邦”(以此治理家国)便是治国；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

当然是“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此天下太平了。这种构想的幼稚性实在太明显了，而这种幼稚的政治构想竟然蒙蔽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劳心竭虑想求治的士人们只知道耐心地等待一个不失仁心且能把这仁心报恩到广大百姓的圣明君主，并且在无数次的失望后也想不出要另谋生路。直到五四后，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l 6人为代表的知识界，还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主义“呢。在孟子这一棵树上吊死了多少代的英雄豪杰与智谋之士?这里面有统治者的阴谋吧?但我想，关键还在于文化自身的缺陷。即此一点，我斗胆说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它不成熟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成熟的地方。现代的读者能觉得出孟子这一套构想的幼稚，应该说是得力于”西学东渐”，知道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而换一个活法。古代的那些智谋之土，其个人智慧不管多大，也不能窥破这个文化阴影之中的机关。孟子的这一套宏伟的雄辩滔滔的政治构想，包含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似乎有不可摇撼的威严和合理性。但我想，他的前提是否错了?一旦不能证明人性是善的，并且君主们都能不丧失这微弱的善的小苗苗，且在花天酒地醇酒妇人以及血腥“相斫”时，还能扶植这个小苗苗，使之蔚然而成大气候，那么，孟子的整个政治建筑都将士崩瓦解。这就要谈到孟子的“性善  论”了。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  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有着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苟子的性恶论．并借此认定苟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宏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程朱等生活在古代的书斋中的老儒、以及生活在现代洋楼里的新儒，管他进化了多少代，也还是不能证明“人性善”。不能证明人性善．却依然不妨碍他们谈“内圣外王”，甚至膨胀到认定儒学将要拯救世界、这就只能让人觉得他们有点不诚实。

大概他们天天盼望这世界遭殃，人民倒霉．然后才有机会让儒学大放光彩。既已写出“膨胀”一词。不妨再写出一句民间俗语：“狗咬猪尿泡——一场空欢喜。”不同的是狗咬的那个猪下水．不是狗吹大的，所以这条狗颇让人同情。而现代的新儒家们则是自己吹大猪下水，然后把它想象成一块很杀秤的肥肉，对之欢喜不已。这个歇后语的关键词是“空”。

傅伟勋先生在他的《儒家心性论的现代化课题》一文中，列出孟子证立“性善论”的十大论辩。但傅先生也客观地指出，这十大论辩都不能直接证立”性善论”为真。既如此．那就不管数量多少也没用了。十个不完全的论证，不能凑成一个完全的论证。一百个也不行，一千个一万个也不行。这会今新儒家着急，但着急也不行。

可以说，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续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及当今的第三代新儒家们，再也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能在那里发一些空洞的欢呼。像程颐和朱熹，就喜欢故作高深地发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书》的某些字缝里写上什么“学者宜深思”字样——他们说不明白。就叫我们去深思，可我们想来想去也就那么一点意思。而就为这点没有什么意思的小意思，我们一代一代毫无出息毫无建树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它不属于理性范畴，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我们说，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同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相反的经验。比如，孟子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使用的就是经验证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触动侧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明人性本善。但是，我们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如同孟子所说，我们看到一头牛将被杀，一个小孩将落井，马上就会有怜悯和救助之心涌现；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暗暗地有一些别的思想相情感，比如妒忌、争夺之心等等呢?

所以，若以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可以证立人性恶。此外，孟子还特别喜欢类比证明，但用比喻论证实在是冒险的证明，也是证明的冒险。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骗局，这要视证明人的品性而定。

告子认为，人性如同流水，挖开西方则向西流，挖开东方就向东流。所以，就如同水没有一定的方向一样，人性没有善与不善。孟子批驳说：“水确实不分东西．但也不分上下吗?人性的善．就如同水往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往下流的。”告子用比喻例证，孟子也用比喻反驳，而且都以水为喻，真正的善辩，就地取材，操斧伐柯。但告子似乎仅仅以比喻来说明，而孟子则直接用比喻来证明。用比喻来说明是可以的，但用比喻来证明则是不允许的。在这里。孟子就犯了两个错误。—是水固然往下流、但这也不是水的本性，这是地球引力的结果。与告子听说的往东往西流”—样仍然是外在影响。山上的石头若失去支撑和摩擦力。也会往下滚，往下的岂止是水？孟子不懂地球引力，但他看不出万物都向下落吗?难道行人看见苹果落地会发现地球引力，而我们就只能以此证立一种道德观点吗?孟子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这个比喻论证可以证立其真，也可证立其伪，也就是说，水永远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固定趋向，但并不能证明它的具体方向。我们把孟子的原话改动一个字看一看：”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改“善”为“恶”，这个比喻不仍然成立么?孟子能证明什么呢?

斯  人  自  杀

作者：鲍鹏山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 李斯《谏逐客书》

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       《盐铁论·非软篇》

读《史记》中的商鞅传，商鞅是一个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的人物。

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坚定，理想执著，目光远大，行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具备了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优点，又有秦孝公自始至终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着手，放着心，让他这把锋锐的刀在秦国赢弱多疾的肌体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连续几代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诸侯列国的前茅，且矛头所向，势如破竹，“诸侯敛衽，两面而向风”(桑弘羊)，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体制基础、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记》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处事而不善自处的人，或者说，他能做大事．却只能做小人。他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为国谋，善；为己谋，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却败了。郭沫若认为，他与秦孝公都是大公无私的人(顺便提一下，“公私分明”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商君书》里)，其实孝公还有为子孙谋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团都奉献出来了。《战国策·秦策三》记秦国后来的应侯范睢说商鞅：

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远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卒为秦禽(擒)将破将军．攘地千里……

商君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为了秦国．他把自已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

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立身安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信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郭沫若对此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秦孝公死．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风声日紧，不祥的阴云越来越浓。已请求退休，蛰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带着家属老母要回归魏国，魏人不接受，理由是：“您竟然能出卖和欺骗您的老朋友公卬、我们无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强大，各诸侯国还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常常发作的羊角风啊。

让人怜，又是他被车裂的结局。当他被复仇的人群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故国不接纳他，他只好带着他的为数寥寥的徒属北上击郑，做无望的困兽之斗。他大约想在秦以外自营一块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无立锥之地，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灭。诸侯各国纷纷对他关起大门，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对他咬牙切齿；眼前是四面竖起的墙壁，一片说”不”的声音“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属，再无他的朋友——他以前太无视朋友的价值，太践踏基本的为友之道了。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假如再没有外部压力或对外部压力说“不”的话)。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 来?在他被车裂前五个月，赵良就警告过他——“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 —— 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国以罪名来收捕你的，人数会少吗?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你就跷起二郎腿坐着等 吧!五个月后，可怜的、走投无路的、被世人所抛弃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渑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此据《史记》商鞅本传。《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他的白发苍苍的老母。到此时．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献给了秦国。其罪名真是极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个把良心和生命都献了出来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

所以，对商鞅，我实在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倒给他十分的敬意。在读到他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时．还为他掬一把辛酸泪。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不得不说他的坏话，好在《商君书》并不—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则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

这样，我写下面的文字时，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别扭。——且让我这样自欺一回罢。《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确实给我两个极不协调的形象。如果《史记》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那么．《商君书》中的商鞅形象则是令我惧，令我恶．令我恨。

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的态度也颇暖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巳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一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