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逆转裁判4bgm:从西装到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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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6月0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长声
日本时兴用假名照搬外语发音,例如西装,本来叫“背广”,现而今说这个汉字词已显得老气。明治年间(1868-1902),他们用汉字翻译西方词语的含义,很多译语也一直被我们汉字本家受用,例如共和国。不过,中国被打开国门在先,横滨开港,擅于做西装的裁缝是渡海而来的中国人,一说“背广”当初由中国译制,类似于固有的背心,随手艺东传。
日本现在还常用的汉字词,例如离婚、保险、化学、地球、民主、公约、国会、合法,都是从中国拿来的,帮助了明治维新。仿造是日本人的看家本领,中国造出个“电报”,他们就照猫画虎,仿造了“电话”一词。福泽谕吉是个中高手,例如版权(后来日本改用著作权)。不单造词,还写了一本《西洋衣食住》,文图并茂,告诉日本人西装比和服便于作战,以及西方人种种活法。几年后,明治政府开会研究服装问题,参与大政的副岛种臣以胡服骑射为例,说服保守派,布告天下,“尔今礼服采用洋服”,取代了衣冠束带。这些事情就叫作文明开化,此语出自福泽1875年出版的著作《文明论之概略》。一时间,剃了发髻的脑壳敲一敲都是文明之声,不吃牛肉火锅的家伙就是不开化。
福泽谕吉是明治日本最大的先知先觉,最著名的作品是《劝学》,广为人知。其实,他在此书上并不曾特别用力,因为不过是大病初愈,回乡接母亲来东京,随手为家乡开办学校撰写的招生宣传,鼓动不知路在何方的乡下年轻人来上学,学会真本事,走遍天下都不怕。大概又打算用作他创办的庆应义塾、英语学校招生,1872年公开印行,竟大畅其销。两年后接着写下去,共十七篇,1880年合为一册出版,并加上《合本学问之劝序》,就是说,书名用汉字是写作“学问之劝”。洛阳纸贵,总计销售了三百四十万册,按当时人口约三千四百八十万来算,读者之众,无疑有启蒙之功。
《劝学》第一篇(初编)主题是为了自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独立,人人都应该学习通常日用的实学,而学习西方学问是个人取得成功的捷径。此篇可说是福泽思想的概要,其后各编详解其内容,并教说处世哲学、生活态度、成功秘诀。劈头第一句最为有名: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此话本来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引用的,这种天赋人权的思想在明治之初被广为介绍,但二次大战之后变成了福泽的名言。
对于他来说,在进步还只是希望的年代,这句话是满怀激情写下的。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父亲是一个小诸侯国(藩)的下级武士,通晓汉学。福泽十四、五岁始志于学,起因是左邻右舍都读书,唯独他不读,面子上过不去。读四书五经,通读《左传》十一遍,能背诵有意思的段落。在江户幕府执掌天下的时代,等级森严,家庭出身决定他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希望,父亲甚至想让他出家当和尚。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每想起此事,就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并体谅亡父的心事而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渴望平等,追求自由独立,十九岁游学长崎,学习(荷)兰学,通过荷兰文掌握西方文化。观光1859年开港的横滨,发现荷兰语不通,转而苦学已称霸世界的英语。给军舰司令当随从,而不是做翻译,便避开英语尚浅的障碍,得以去美国大开眼界。他突然问,华盛顿的子孙如今怎么样?人家冷淡地说不知道,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脑袋里还装着日本的门阀观念。
借助于英语汲取西方思想知识,福泽用儒学教育训练出来的头脑,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加以思想化,落笔便写出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直击门阀制度。人有贤愚之分是学与不学造成的,勤学而通达事物能大富大贵,这样的思想应该也取自中国长达千余年的科举,学而优则仕。体验具有一般性,思想便带有普遍性,人们很乐于接受。但人人平等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上学,倘若不学习,没学问,则难免受穷,只能当人下人。
明治政府突然把阴历改为阳历,世上混乱,福泽撰写《改历辩》,替政府说话:日本国中的人民怀疑改历的必是无学文盲的傻瓜,不怀疑的必是平生用心于学问的智者。说到底,在福泽眼里,人并非平等。福泽的教化对于日本人形成近代世界观影响非常大。他们向来以教育程度高自傲,鄙视其他民族,根子也就在这里。
对于明治维新,反对者众,尤其在那些几乎被抛弃的边鄙之地。福泽家乡就有人认为,当权者净是把灵魂出卖给外国的实学派,只是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平民生活没变好,福泽更是个里通外国的国贼。趁他回乡之际,一个远亲而近邻的人策动暗杀他,但两次三番都未得下手。
福泽彻头彻尾地崇拜西方,主张全盘西化,亦即近代化。美国用炮舰敲开日本封闭二百年的国门,这是干了一件大好事,但福泽也别有爱国心。《劝学》中写道:国有耻辱,全日本人民一个不剩地舍命,以不失国之威光,这就是一国的自由独立。或许是眼见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从而产生爱国心。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说过,报国心与偏颇心,名异而实同。
福泽的爱国之心偏颇在脱亚。既要脱之,必先诬之。他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肆意贬损亚洲,煽动向朝鲜出兵、对中国开战的民族情绪。常有人说,日本人骨子里瞧不起中国,这根骨子正是福泽带头给日本人换上的。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曾写道:“新日本真正诞生的日子是使中国屈服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之日,日本从此才像是走出千百年中国文化的阴影而自立。
福泽欢欣之余,似乎也看见启蒙所种下的恶果,1897年给弟子写信,言道:看世上该忧患的事情很不少,近来国人过分热衷于外战,终将不堪收拾。当时自由民权派批判福泽谕吉撒谎吹牛,由外交官转身为基督教牧师的吉冈弘毅更明确说:他是“图谋使我日本帝国变为强盗国之人”,“结怨四邻,受万国憎恶,必给将来留下不可挽救的灾祸”。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荀子著有《劝学》。1898年张之洞也写《劝学篇》,虽然与福泽谕吉著书前后相差二十年,但所处国情不同,出发点也完全不一样。张之洞力挽的是垂死的旧体制,福泽成长在维新前,未从事维新的政治运动,活跃在维新后。天皇复辟,却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维新并非他一声号令,而是政变上台的新政府挟天皇以推行天下。福泽在1898年脱稿的《福翁自传》中写道:中国的问题首先在于根绝老大政府,否则,政府即便出什么样的了不起人物,出一百个李鸿章也毫无用处。刷新人心,使国家文明,恐怕除了试以搞垮中央政府,别无妙策。
福泽谕吉认为王制也好,共和制也好,任何制度都各有长短,没有绝对理想的制度,目的只在于实现文明,不同的政治制度不过是为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不同。他也读四书五经,但唐装也好,西装也好,反正都是拿来的,穿脱自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中国人岂能随意做得到。却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又宿命地走进西方文化的阴影里。
福泽谕吉一辈子不做官,却充当“明治政府的老师”。他曾患斑疹伤寒,幸免一死,认定是吃牛肉喝牛奶有效,不仅作文宣扬,而且买大块牛肉宴客。明治年间长大的夏目漱石把文明开化贬斥为浅薄,这种浅薄似乎也正是福泽谕吉的浅薄。今人未必读其书,却无人不知其人,因为福泽活在钞票上。日本流通的最大面值钞票是一万日元,上面印着他的像,已将近三十年,俗称谕吉,数起来不论张,而是一个人俩人仨人。夏目漱石曾留学英国,在帝国大学教授英文学,却终于未入欧,反而回归亚,甚至回到了汉学,他那副愁容也在千元日币上挂了几年,但没人叫它漱石。《劝学》中多见的“权义(权理通义)”是right的译语,即现今常用的“权利”,这是186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万国公法》的造词。
(题签:吴瑾)
◎李长声,学者,著有《日知漫录》等,现居日本。
作者：李长声
日本时兴用假名照搬外语发音,例如西装,本来叫“背广”,现而今说这个汉字词已显得老气。明治年间(1868-1902),他们用汉字翻译西方词语的含义,很多译语也一直被我们汉字本家受用,例如共和国。不过,中国被打开国门在先,横滨开港,擅于做西装的裁缝是渡海而来的中国人,一说“背广”当初由中国译制,类似于固有的背心,随手艺东传。
日本现在还常用的汉字词,例如离婚、保险、化学、地球、民主、公约、国会、合法,都是从中国拿来的,帮助了明治维新。仿造是日本人的看家本领,中国造出个“电报”,他们就照猫画虎,仿造了“电话”一词。福泽谕吉是个中高手,例如版权(后来日本改用著作权)。不单造词,还写了一本《西洋衣食住》,文图并茂,告诉日本人西装比和服便于作战,以及西方人种种活法。几年后,明治政府开会研究服装问题,参与大政的副岛种臣以胡服骑射为例,说服保守派,布告天下,“尔今礼服采用洋服”,取代了衣冠束带。这些事情就叫作文明开化,此语出自福泽1875年出版的著作《文明论之概略》。一时间,剃了发髻的脑壳敲一敲都是文明之声,不吃牛肉火锅的家伙就是不开化。
福泽谕吉是明治日本最大的先知先觉,最著名的作品是《劝学》,广为人知。其实,他在此书上并不曾特别用力,因为不过是大病初愈,回乡接母亲来东京,随手为家乡开办学校撰写的招生宣传,鼓动不知路在何方的乡下年轻人来上学,学会真本事,走遍天下都不怕。大概又打算用作他创办的庆应义塾、英语学校招生,1872年公开印行,竟大畅其销。两年后接着写下去,共十七篇,1880年合为一册出版,并加上《合本学问之劝序》,就是说,书名用汉字是写作“学问之劝”。洛阳纸贵,总计销售了三百四十万册,按当时人口约三千四百八十万来算,读者之众,无疑有启蒙之功。
《劝学》第一篇(初编)主题是为了自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独立,人人都应该学习通常日用的实学,而学习西方学问是个人取得成功的捷径。此篇可说是福泽思想的概要,其后各编详解其内容,并教说处世哲学、生活态度、成功秘诀。劈头第一句最为有名: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此话本来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当中引用的,这种天赋人权的思想在明治之初被广为介绍,但二次大战之后变成了福泽的名言。
对于他来说,在进步还只是希望的年代,这句话是满怀激情写下的。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父亲是一个小诸侯国(藩)的下级武士,通晓汉学。福泽十四、五岁始志于学,起因是左邻右舍都读书,唯独他不读,面子上过不去。读四书五经,通读《左传》十一遍,能背诵有意思的段落。在江户幕府执掌天下的时代,等级森严,家庭出身决定他不会有出人头地的希望,父亲甚至想让他出家当和尚。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每想起此事,就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并体谅亡父的心事而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渴望平等,追求自由独立,十九岁游学长崎,学习(荷)兰学,通过荷兰文掌握西方文化。观光1859年开港的横滨,发现荷兰语不通,转而苦学已称霸世界的英语。给军舰司令当随从,而不是做翻译,便避开英语尚浅的障碍,得以去美国大开眼界。他突然问,华盛顿的子孙如今怎么样?人家冷淡地说不知道,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脑袋里还装着日本的门阀观念。
借助于英语汲取西方思想知识,福泽用儒学教育训练出来的头脑,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加以思想化,落笔便写出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直击门阀制度。人有贤愚之分是学与不学造成的,勤学而通达事物能大富大贵,这样的思想应该也取自中国长达千余年的科举,学而优则仕。体验具有一般性,思想便带有普遍性,人们很乐于接受。但人人平等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上学,倘若不学习,没学问,则难免受穷,只能当人下人。
明治政府突然把阴历改为阳历,世上混乱,福泽撰写《改历辩》,替政府说话:日本国中的人民怀疑改历的必是无学文盲的傻瓜,不怀疑的必是平生用心于学问的智者。说到底,在福泽眼里,人并非平等。福泽的教化对于日本人形成近代世界观影响非常大。他们向来以教育程度高自傲,鄙视其他民族,根子也就在这里。
对于明治维新,反对者众,尤其在那些几乎被抛弃的边鄙之地。福泽家乡就有人认为,当权者净是把灵魂出卖给外国的实学派,只是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平民生活没变好,福泽更是个里通外国的国贼。趁他回乡之际,一个远亲而近邻的人策动暗杀他,但两次三番都未得下手。
福泽彻头彻尾地崇拜西方,主张全盘西化,亦即近代化。美国用炮舰敲开日本封闭二百年的国门,这是干了一件大好事,但福泽也别有爱国心。《劝学》中写道:国有耻辱,全日本人民一个不剩地舍命,以不失国之威光,这就是一国的自由独立。或许是眼见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从而产生爱国心。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说过,报国心与偏颇心,名异而实同。
福泽的爱国之心偏颇在脱亚。既要脱之,必先诬之。他1882年创办的《时事新报》肆意贬损亚洲,煽动向朝鲜出兵、对中国开战的民族情绪。常有人说,日本人骨子里瞧不起中国,这根骨子正是福泽带头给日本人换上的。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曾写道:“新日本真正诞生的日子是使中国屈服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之日,日本从此才像是走出千百年中国文化的阴影而自立。
福泽欢欣之余,似乎也看见启蒙所种下的恶果,1897年给弟子写信,言道:看世上该忧患的事情很不少,近来国人过分热衷于外战,终将不堪收拾。当时自由民权派批判福泽谕吉撒谎吹牛,由外交官转身为基督教牧师的吉冈弘毅更明确说:他是“图谋使我日本帝国变为强盗国之人”,“结怨四邻,受万国憎恶,必给将来留下不可挽救的灾祸”。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荀子著有《劝学》。1898年张之洞也写《劝学篇》,虽然与福泽谕吉著书前后相差二十年,但所处国情不同,出发点也完全不一样。张之洞力挽的是垂死的旧体制,福泽成长在维新前,未从事维新的政治运动,活跃在维新后。天皇复辟,却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维新并非他一声号令,而是政变上台的新政府挟天皇以推行天下。福泽在1898年脱稿的《福翁自传》中写道:中国的问题首先在于根绝老大政府,否则,政府即便出什么样的了不起人物,出一百个李鸿章也毫无用处。刷新人心,使国家文明,恐怕除了试以搞垮中央政府,别无妙策。
福泽谕吉认为王制也好,共和制也好,任何制度都各有长短,没有绝对理想的制度,目的只在于实现文明,不同的政治制度不过是为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不同。他也读四书五经,但唐装也好,西装也好,反正都是拿来的,穿脱自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中国人岂能随意做得到。却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又宿命地走进西方文化的阴影里。
福泽谕吉一辈子不做官,却充当“明治政府的老师”。他曾患斑疹伤寒,幸免一死,认定是吃牛肉喝牛奶有效,不仅作文宣扬,而且买大块牛肉宴客。明治年间长大的夏目漱石把文明开化贬斥为浅薄,这种浅薄似乎也正是福泽谕吉的浅薄。今人未必读其书,却无人不知其人,因为福泽活在钞票上。日本流通的最大面值钞票是一万日元,上面印着他的像,已将近三十年,俗称谕吉,数起来不论张,而是一个人俩人仨人。夏目漱石曾留学英国,在帝国大学教授英文学,却终于未入欧,反而回归亚,甚至回到了汉学,他那副愁容也在千元日币上挂了几年,但没人叫它漱石。《劝学》中多见的“权义(权理通义)”是right的译语,即现今常用的“权利”,这是186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万国公法》的造词。
(题签:吴瑾)
◎李长声,学者,著有《日知漫录》等,现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