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之星途闪耀电视剧:共和国辞典：（第33期）毛泽东为何要批乞丐武训

《武训传》批判
晚清乞丐武训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己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还会遭到一场挫骨扬灰之灾。1966年夏天，山东冠县的红卫兵们拿着铁锤、榔头、钢钎，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砸开了这位“义丐”的坟墓，挑出残存的尸骨，用锤子细细地砸碎，连同腐朽了的棺材底板一并放火烧了。
而在更早一些时候，1951年，一份名为《武训历史调查记》的权威调查报告直指武训，说他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一个自苦了一辈子，乞、佣了一辈子，全只为兴办义学，终生未婚，死后未留下半文遗产的乞丐，在死去50余年后，是怎么突然成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而惨遭挫骨扬灰之厄运的呢？
【生前事】“我不疯，我不病，一生只害义学症”
为筹资办学，什么工作都干
武训是山东堂邑县柳林镇西武家庄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岁丧父，与母兄靠种几亩薄田度日，农闲或是春荒歉收时节则随母行乞。稍大则到远房亲戚家做佣工。本无正式名字，因在族中排行第七，故通谓武七。“武训”这个名字，据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记载，是光绪十四年，杨树坊等乡绅替他向朝廷请求表彰时所拟，所谓“训”，正足以概括起兴办义学的一生。
孩提时代，武训曾憧憬过读书，“见乡塾儿童就学，辄尾随其后，群儿颇厌辱之，则大愤”；年长后替人佣工，辛辛苦苦干了三年，却被人做了假账吞没了工钱，穷困潦倒又遭毒打，病倒在破庙里三天三夜不饮不食，醒来后即发下宏愿，欲穷毕生之力，兴办义学（洪秀全也有类似经历，不过他醒来之后发下的宏愿是搞拜上帝教）。
武训筹办义学的方式相当笨拙，全凭一己之力“边乞边佣”。其行乞足迹以山东为核心，遍及周边省份河北、河南、江苏。讨得好的衣食，总是设法换成钱，自己如苦行僧般只吃最粗劣的食物。有时候也充当江湖艺人，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的节目，甚至于活吞蛇蝎。为筹钱把辫子也剪掉了，并自编歌谣唱道：“左边剃，右边留，修个义学不烦愁；右边留，左边剃，修个义学不费力。”白天行乞，晚上则纺线绩麻，农忙时也帮人做些短工，还做过媒人、信使……总而言之，那个年代，底层百姓一切赖以谋生的工作，武训都做过，只要有工作，不论报酬多少，为了筹办义学，他都愿意做。目睹武训如此自苦数十年的乡绅杨树坊曾如此描述：“以佣工之钱所入无多，凡计日价工，凡挑担、拉车、推磨、拉砘，即极艰苦之事，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为。”
街死街埋，路死路埋
乞、佣之外，武训筹集资金的方式还有存款放息和置办田产。
因不识字恐被人骗，武训所有存款都选择了寻找可靠的乡绅代理。他曾在馆陶武进士娄峻岭的大门外直直跪了一天一夜，娄峻岭受他磨耐不过，终于收下钱答应代他存放生息。本县柳林镇的乡绅杨树坊也是在武训跪求了两天之后才答应替他存款生息的，杨氏后来为武训的义学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武训也被骗过，1875年，鲁西大旱，他曾拿出40担红高粱，请馆陶西二庄的乡绅郜若纯替自己放赈，郜氏在放赈中行事公正，获得了武训的信任，遂又拿出一笔钱让郜氏替自己存款生息，结果却被郜氏侵吞，武训无奈，唯有做歌谣自解：“人凭良心树凭根，各人只凭各人心。你有钱，俺受贫，准备天山有真神。”
1860年，武训首次购置了四十亩义学田。他希望义塾能够在自己死后，依靠这些学田的收入继续运营下去。到他49岁那年，已经总共购置了田产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是很可观的一笔财富。但武训仍然继续过着乞丐和佣工生活，乡绅杨树坊劝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应该娶妻生子，被他拒绝了，自谓：“街死街埋，路死路埋”。
一心只害“义学症”
1888年，武训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了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据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记载，义塾耗费资金如下：“共建瓦屋20间，大门二门各座，四周的垣墙也都修齐，总共用钱4378串，这建筑费除先生自己积存的2800串外，下欠之数，全由当地的绅耆捐助弥补，每年地租总收入368串，除去交纳70串钱的漕粮外，统作了义学的经费。这290余串经费是如此支配的：教师束修100串，薪水30串，下余全作添置器具之用”此时，距离他发下办学宏愿，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他日夜行乞劳作，没过过半天正常人的日子。
义塾建成后，他又亲自跑到寿张县去跪请名儒崔隼来作教师，50多名学生被分成了经、蒙两班，又立下了严肃的学规。开学那天设宴招待老师，他请了几位绅耆作陪，自己侍立在阶下，专等着磕头进菜；席中人请他入座，他说自己是乞丐，不识字，不敢同桌吃饭，宴罢才吃了些残羹冷饭。这座义塾，等于是武训的命。某次某教师昼寝，他一声不响地跪在教师床前，教师醒来大吃一惊，自觉惭愧，自此越发认真教授，不敢稍怠。在塾里见到有学生嬉戏，或遇见学生旷课，武训总会跪在学生面前泣涕劝说：“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读书不用心，回家无脸见母亲。”堂邑知县郭春煦前来视察，见他一身补丁破烂不堪，捐银十两让他做件衣服，左手收下右手就捐给了义学。
同年，山东巡抚张曜听说武训办学的事情，邀他去省城见面。他步行到济南府，衣衫褴褛，背着破褡子进了巡抚衙门，惹得张曜心生疑惑，以为他神经不正常，问他是不是得过什么病，武训回答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
1890年，第二所义学在馆陶县杨二庄成立。1896年，第三所义学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同年六月，武训在临清去世。据周拔夫《武训先生年谱》记载：
“这年春季临清御史巷义学又告成立，四月初间，先生卧床临清御史巷义学内，他静静地躺在义学房檐下，不吃饭也不服药，每天只喝几口清水，虽然在病中，但一听到学生们读书的声音，脸上马上会现笑容，心里仿佛得到了无上的安慰。二十三日（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六月五日）正午，先生卒。先生面貌很丑，狭额宽颔，嘴唇扁皱，状似老妪，颜容极其慈祥和蔼，见者莫不愿和他接近。当时三县义塾师生听到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都痛哭失声，遵从他的遗嘱，安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东壁外。”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
【身后名】蒋介石：於戏先生！独行空前

晚清：有政治需要的褒赞
武训生前已获得家乡士绅的高度认同。1888年乡绅杨树坊等人的《具禀堂邑县署请奖表文》，最早表达了地方乡绅主动要求官方表彰武训的愿望。稍后，堂邑县知县郭春煦、临清知州庄洪烈等也向上级政府奏请对武训的表彰。山东巡抚张曜亦向朝廷奏请为武训建造牌坊，并得到了光绪的同意。武训去世之后，民间也开始流传其墓志铭、碑记和画像。
1909年，山东巡抚袁树勋再次奏请朝廷表彰武训，要求增高表彰规格，希望宣史馆立传表彰武训，将其义举载入史册。袁氏如此请求，既有认可武训义举的意思，更有现实的政治需要——1904年清廷颁布实施了新式学制，要搞基层的普及教育；在当时，要完成这一政治任务惟有发动地方乡绅主动办学，所以1906年又专门要求地方成立劝学所，以士绅为劝学员，动员民间社会捐款办学——袁氏希望通过表彰武训，鼓励民间集资办学，以收普及教育之效。袁氏尤其重视宣传武训请人管理学校，“己绝不过问”的办学模式，因为当时基层乡绅筹资之人往往也是办学之人，中饱私囊之弊流行，往往冲突不断。
民国：“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
进入民国，北洋政府主持修撰《清史稿》，将武训事迹以“列传”形式编入，开正史为乞丐列传之先例。私史方面，梁启超也曾为武训立传，通篇以“先生”尊称之，原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周拔夫则为武训作了年谱，详细记录了其从1845年到1896年间的主要活动事迹。
民国时期弘扬武训精神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源于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推动。1933年，在何思源的支持下，山东堂邑私立武训中学创办。1934年，何思源等人发起组织了纪念武训诞辰97周年活动，期间，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杨虎城、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王世杰等民国军政文化要人纷纷为武训题词。
其中，蒋介石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其文曰：“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於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落款：“蒋中正(印)”。此外，于右任题词：“人伦师表”；邵力子题词：“学不厌，诲不倦，孔子所以成为大圣人。武训先生虽未学，而必谓之已学，虽非直接施诲，而其为诲者实大，其不厌不倦，则犹与孔子无二致。吾人必须发扬孔武之精神，以学以诲，不厌不倦”；……如此等等。此为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关系密切。陶行知不仅宣传武训精神，还身体力行，成为武训精神的忠实实践者。陶在各地创办民众教育学校，宣传教育救国思想。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晓庄师范学校、重庆育才学校、上海武训补习学校等。陶行知将武训作为学问少、经费少而从事平民教育的榜样。他说：平民教育，是平常人的教育，平常人办、平常人学的教育。因此，学问少、经费少的人同样能够从事平民教育。“山东乞丐武训，开三个学堂”，希望大家效法武训，积极从事普及教育。陶还说：“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的。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的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每一个农友都做一个武训，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小武训”；“我们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学武训”；“中国要想造成一个好学的民族，需要一百万位武训先生，开办三百万所学校及读书处，平均每校每处普及一百五十人之教育，才能叫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家家读书，人人明理。大家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保证整个民族继续不断之进步。”
从1942年起，陶行知所办的育才学校几乎年年举办武训纪念会。1945年在重庆发起的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大会，到会的有1000多人，规模甚大。郭沫若、陶行知、邓初民、柳亚子、罗叔章等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会宣讲。这一时期，《义丐武训传》《武训先生年谱》《武训画传》等书作也大量出版。此为第二次高潮。
【1951】狂飙自九天而落
华东局一号人物饶漱石肯定电影《武训传》
《武训传》这部影片是私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尚未公私合营)1950年出品。但其源头，还可以追溯到1944年。教育家陶行知送给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正为没有剧本发愁，于是就以画传为蓝本，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纲。片子在中央制片厂开拍不久，因经费短缺而停拍；接着抗战胜利，孙瑜回到上海，内战爆发后不愿再国民政府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与孙琦、赵丹等人加入了昆仑制片厂。稍后，孙瑜等人从中央电影制片厂买下了《武训传》的摄制权，并得到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的支持，剧本也通过了中宣部的审查，再次开拍。
1950年出片之后，先送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审查。审查情形非常顺利，据当时在上海分管文化工作的夏衍回忆：
“姚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于伶(市文化局副局长)都认为这是昆仑一部重点片，国家贷款拍的，最好还是请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我请示舒同，他表示同意了，说冯定、匡亚明等几位副部长都想“先睹为快”。于是就约定了试映的地点和时间。由我通知任宗德。因为在华东局机关放映，所以公司方面除孙瑜、赵丹外，其他有关人员尽可能少去。由于影片太长，所以华东局和上海市负责人天刚黑就集合了。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参加当晚审查的人不多，除华东局的领导外，上海市的只有姚溱、于伶、黄源、陆万美等。尽管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小道消息”，但是通过昆仑公司的人，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时此片作了许多过高的评价，这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
孙瑜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大幅度修改剧本
影片获得华东局最高层的认可并不意外。影片的导演孙瑜是从国民党时代过来的电影人，久历国民党的政治检查，很清楚电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很清楚在新社会“政治”有更严峻的含义，既知道什么是“进步”，还知道影片必须表现“进步”，所以《武训传》开拍前就请示夏衍、周恩来等人。并得到了中央文委郭沫若的批准，拍好后也通过了华东局高层和周恩来的审看。关于周恩来对影片的意见，孙瑜回忆：
“1949年6月20日，我接到赴北平参加7月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我从老远走到周恩来席前去，是另有愿望的。我当时颇为唐突失礼地找了不到一分钟的短促时间，告诉站着的周恩来，我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接着就请问他，武训这人怎么样?无疑地，他是听到过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他略为思索，告诉我，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们不断地围聚拢来想和他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站着多谈，他并不熟悉武训其人其事。但他的寥寥数语也使我对所谓“义学”的事，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发生了一种疑问。”
周恩来的意见引起了孙瑜的高度重视。回来后即大幅修改了剧本。对此，孙瑜回忆：
“我1948年在“中制”所拍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 郑君里建议把周大（编者注：剧中一个虚构的底层民众）作为当时太平军北伐被打散、隐身在张举人家中做赶车的一位壮士。沈浮也想到，周大以后还可以'逼上梁山’，带领一队农民武装，对地主恶霸索还血债，烧杀报仇——这些修改意见，我都一一接受。”
也就是说，修改后的剧本，在“文线”武训办学之外，虚构新增了一条“武线”周大武装革命。剧本的主题也从“正剧”变成了“悲剧”。孙瑜说：
“结合电影的主题思想，武训行乞兴学这一所谓“文”的下线成了'悲剧’。他在办成了第'一个'义学’后，不久含泪跪谢考得第一名的小学生赵光远，后来又听赵向他解释'学而优则仕’的意义是'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白发苍苍的武训当时犹如霹雳击顶，惊痛地发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义学，竟会劳而无功，一败涂地!剧情发展到老武训在悲乱的心情中，拒绝穿皇上赐给他的黄马褂，拒不跪谢皇恩，装疯子进行他的'悲剧性的反抗’。他对一群小学生痛哭流涕，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的同时，老年的武训在剧终时看到所谓'武’的一线——他的朋友周大和革命武装农民弟兄们在原野上英勇地跃马飞驰而过，高喊：'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影片进入中南海，朱德称赞其“很有教育意义”
影片在上海和南京公映，获得热烈反响，孙瑜随后亲自带了《武训传》的新拷贝前往北京。北京公映之前，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先生爱护文艺，能否于日理万机的余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的要求。
收到孙瑜来信的当晚，周恩来同朱德委员长、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及中央机关百余位领导人在中南海观看了《武训传》。结果是反映良好，掌声不断。周恩来仅针对一个艺术处理提出建议：武训在庙会上卖打讨钱时，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似乎太长了。孙瑜第二天就把这个镜头剪短了。朱德则大加赞赏，说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稍后，《武训传》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并被《大众电影》评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据《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的社论统计，电影放映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报刊上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近五十余篇。
风云突变，毛泽东发表“五二0社论”
中南海那场集体观影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他是在几天之后才单独调了影片去看的。令绝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恰恰对这部影片存在着很大的意见。195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共七段，原为胡乔木所起草，但除了第一段和一个长名单之外，其余五段都是毛泽东所写。社论中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 ，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 ，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竞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以及3本关于武训的书及其48位作者。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以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评论称：“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集体检讨：武训“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
毛泽东的社论发表之后，周恩来首先在党中央为《武训传》的公映作了检讨。具体的检讨内容不得而知，但1952年周恩来在上海曾公开讲过：“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电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由此似乎不难推测其检讨的具体内容。其他如朱德、夏衍等人也作了检讨。
党外检讨最积极的当数郭沫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仅仅十天之后，6月1日，郭沫若写出《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郭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江青炮制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炉后，郭沫若根据《调查记》主旨，再度修正了自己对武训的“认识”：“武训倒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结晶。他以一人之身而兼备了大流氓、大骗子、大地主、大债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谓集封建反动落后势力之大成了。”郭沫若说，在读了这篇《调查记》之后，“假使不是存心反动”，“谁不会瞠然自失而深刻检讨呢?”
比郭沫若更激进的批判者也是有的。上海《大公报》1951年6月8日刊蔡尚思的文章说：“武训实集奴性、畜性之大成，不但违反了农民的性格，而且违反了人性；不但不像农民，而且不像人类。把武训看做农民就侮辱了农民，把武训看做人类就侮辱了人类。而且他连畜生都不如。”对于蔡的话，连中宣传部都认为是“迎合潮流，信口开河。”(《〈武训传〉讨论中的一些偏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通讯》，1951年5期，1951年6月) 。
教育界自然更是战战兢兢。红色教育家徐特立说：“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关于武训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斗争”；“（武训的）苦行是反革命的苦行”；“不要只看到死武训只有一个，而同情苦行的活武训数量是太大了”。
国统区教育家马叙伦检讨自己说：“武训这个人我过去也曾经很着力地表扬过。……第二个原因……我就曾经进过武训式的义塾。这种学校，这种教育，完全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绝对没有关系。……（出来的学生）只替反动统治阶级效劳。……我过去对武训的同情和表扬，实在是错误的。尤其是在解放战争胜利，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我已经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还在领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却还来盲目地表扬武训，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些曾经公开写文章赞扬过武训的人，自然更需要深刻地检讨。但异数同样存在，即便是在江青主持、毛泽东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也还有敢为武训辩护的人——《调查记》发表后，平原省《平原日报》编辑部收到了堂邑县委宣传部干部郝瑞琛的《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这篇文章公然顶着大批判风暴为武训辩护，作者列举了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因为受了封建教育，更能深刻地知道封建阶级对人民统治压迫的阴谋毒素，反抗的意志更为坚决，更为彻底”的例子。他还以毛泽东(《平原日报》发表时编者改为xxx)为例——为什么接受过封建、资本主义教育，而能成为革命领袖呢？“因为他有各个阶级社会的充分文化和知识，深刻的了解了封建、资产阶级及其对工人农民如何残酷的统治与剥削，如何的进行欺骗和愚弄，工人农民如何备受了痛苦。如何的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必然的将来。”最后，郝瑞琛得出自己的结论：“既然有人(指毛泽东) 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武训，就不能完全拿马列主义衡量武训的轻重，那就不能否认武训、抹煞他的功绩，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平原省据此把郝瑞琛作为反面人物，在全省形成一个热热闹闹地批判武训的高潮。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武训传》？
《武训传》一路审查顺风顺水，为什么独独到了毛泽东那里，却成了“反动宣传”？身为当事人的夏衍曾在回忆中如此解释：
“《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被“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文革”开始、上海首当其冲的是电影界，就是郑君里和赵丹。这些具体情况在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江青时，黄晨(郑君里夫人)揭露得很详细。”
这个解释，说服力是不够的。因为据影片导演孙瑜说，毛泽东1951年2月底之前就看了《武训传》，距离五·二0社论的发表有近三个月的时间。从观看电影到发表意见，时间间隔如此之长，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批判《武训传》这一事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绝非心血来潮之举。
1998年第1期《党的文献》刊登了王善中的文章《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一文，对毛泽东为何要发起批判《武训传》，提供了一种迄今看来最可信的解释。文章说：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历史上的武训和当时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如果电影不把农民起义作为背景去表现武训, 只把其作为当时中国人民文化上的一个启蒙运动去表现, 影片的问题并不是很大。然而电影剧本对武训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即不仅仅是凭空造出了一个要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来作为武训的反衬, 而且把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同当时的农民战争也联系在一起了，……这样一来, 本来是还属正常的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 突出地成为了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了。
王善中总结说：“电影《武训传》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本来与农民战争关系不大的武训办学，人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这种人为联系，本来是以孙瑜为首的制作团队为寻求政治正确而刻意加进去的，但结果却成了《武训传》遭到毛泽东批判的直接诱因。据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记载，毛泽东专门调去影片看了之后，曾对江青和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正因为加入了农民战争的因素，影片在毛泽东那里被划分出了革命主义（农民起义）和“改良主义”（武训办学）两条路线，而孙瑜曾经说过：“（剧本）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一种舍已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的”——这种歌颂、同情改良主义的主旨，显然不能被自延安整风以来，一直强调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路线的绝对正确性的毛泽东所接受。是坚持革命主义道路，还是坚持改良主义道路，在毛泽东那里，是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所以，在刚刚建国的1951年，即使扩大到需要总理周恩来作检讨，毛泽东也决心坚定地把对《武训传》的彻底批判贯彻下去。
《武训传》批判对电影界，对知识分子，影响是很大的。据夏衍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大锅饭’、'铁饭碗’的毛病，这时候已经看得出来了。”这是看得见的影响，那些看不见的影响，譬如对历史进程的修正，则已难以量化。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又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刊登消息，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同日，新华社也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