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南福未删减:共和国辞典38期：“造纸术”

“蔡伦发明造纸术”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2011年5月播出的人文历史纪录片《纸的故事》，延续传统提法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发明，它的发明者是东汉的蔡伦。”
然而，当下正在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课本《中国历史》，则使用了“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说法。书中写道，“甘肃天水的一座汉墓里，出土了一张纸。这张纸又薄又软，纸面平整光滑，上面有墨绘的山、川、路等。据考证，这是西汉早期用麻做的纸，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东汉时候，宦官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经验，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旧鱼网做原料造纸，改进了造纸术。”
那么，蔡伦到底是纸的发明人，还是改进者？“中国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向前推了300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80年代有人撰文称——蔡伦造纸说是“历史定论”，关系到祖国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挑战此说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是否爱国、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问题——这是怎样一段历史？
【历史】考古发现证明造纸术不是蔡伦发明的

《后汉书》记载：纸是东汉人蔡伦发明的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纸是蔡伦（？-公元121年）发明的，主要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后汉书·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据此，人们多把蔡伦向汉和帝献纸的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105年，作为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年份。
范晔写《后汉书》的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东汉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由大学士刘珍、班固等人执笔编写的国史。其中蔡伦传这一篇，又是后来崔寔、曹寿和延笃等三人奉东汉汉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补写的。这时距离蔡伦去世才30年。作者跟蔡伦是同时代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东观汉记》记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东观汉记·蔡伦传》是清朝乾隆年间姚之骃编定的《四库全书》中的辑本。这个辑本又是从《永乐大典》中转引来的。有趣的是，这个辑本并列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蔡）伦典上方造意用树皮……造纸；另一个是蔡伦典尚方作纸。“典”是主管的意思。“上方”和“尚方”相同，指宫廷御用的作坊。“造意”是发明创造的意思。意思是说，蔡伦主管皇家作坊工作期间，生产制作了纸张。这两个说法，一个说他造意，一个没说。…[详细]
1935年：考古发现罗布淖尔纸，证明西汉已经有纸
1933年夏天，考古学家黄文弼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率西北科学考察团至新疆考察。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里，首次发掘出一片西汉纸。
黄文弼在发掘报告中对这张纸做出如下描述：“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质甚粗糙，不均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纸时所作，故不精细也。”
“麻是植物纤维。”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刘仁庆介绍，“判断是不是纸，主要看是不是植物纤维。植物纤维就是纸，动物纤维则是丝质品。”“麻质，说明是纸。” 这位长期从事造纸教学和研究的造纸界学者作出如是判断。
罗布淖尔纸的发现轰动一时，为“蔡伦前有纸说”首次提供了实物证据。但不幸的是，西北考察团文物在武汉举办文物展时，遭遇日本飞机轰炸，所有展品全部被毁，其中也包括这张麻纸。
虽然有明确记载，但罗布淖尔纸毕竟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是个孤证。因此，很多人对蔡伦前有纸说还是半信半疑，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所长夏鼐。夏鼐曾在1955年针对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表态，“西汉有纸证据不足，尚不能做出否定（蔡伦发明纸）的结论。”…[详细]
1957年：考古发现灞桥纸，再次证明西汉时代就已经有纸
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灞桥，发现了一个至少不迟于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的古墓，从墓中清理出一叠纸，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争议的灞桥纸。
1958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对灞桥纸的发现做了报道，说，“我国发明纸的年代还要上推好多年”，并说，“据现在我们的历史知识来判断，蔡伦对造纸事业曾经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他曾经改进了造纸的原料，推动了造纸的事业，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纸的人。”
1974年到1975年间，造纸专家刘仁庆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细胞研究室的协助下，对灞桥纸进行了复杂的分析化验。在显微镜下，比较观察了灞桥纸纤维与大麻、苎麻、黄麻、苘麻、洋麻、亚麻6种麻，发现灞桥纸纤维与大麻纤维的特征很近似，即细胞壁较厚，胞腔稍宽，纤维末端细长，顶部为钝形。在铜氨溶液中，它们都会产生念珠状膨胀，胞腔也随之膨胀为明显的波纹形。这说明，灞桥纸使用的是单一原料——大麻纤维。也就是说，灞桥纸确实是纸。…[详细]
1986年：出土放马滩纸，年代比蔡伦造纸早三百年
灞桥纸发现以来，甘肃、陕西又相继出土了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等西汉古纸。但是西汉纸接二连三出土，不仅没有使蔡伦以前是否有纸的争论逐渐平息，反而伴随着每次考古新发现，都引发出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
直到1986年的一天，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个汉墓里，出土了中学课本中提到的那张“又薄又软”的纸。造纸界、考古界、史学界一下子安静下来，纷纷把目光集中于这次新发现。
放马滩纸的发现，证明早在西汉初期，纸已经开始用于书写了。放马滩的考古发掘总报告《天水放马滩秦简》，在整理考证了23年之后，由中华书局于2009年8月出版。报告称，这张纸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纸实物。它的发现不仅证明西汉初期就有纸出现，而且已用于绘图或书写，把纸的历史提前至西汉初期。”…[详细]
90年代初：甘肃敦煌一次性出土297张西汉纸
自1990年冬开始抢救性发掘，三年时间里，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共出土古纸550张，其中西汉纸297张，7张西汉纸上有字，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
至此，“蔡伦以前有纸说似乎没有什么疑点了，”负责发掘的何双全说，“悬泉置297张西汉纸的发现，为研究造纸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证。”
2010年7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根据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指出，“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已创造出了麻质植物纤维纸。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在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中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从而引起了造纸起源问题的大讨论。”这本中国考古界最权威的著作，对这些西汉纸做出了具体的描述，称，“这些古纸不但都早于蔡伦纸，而且有些纸上还有墨迹字体，说明已用于文书的书写。”编著者最后得出结论：“‘西汉有纸’毫无疑问”“比东汉蔡伦造纸早两三百年。”…[详细]
【政治】蔡伦造纸说是“历史定论”，关系到祖国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

50年代：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挑战蔡伦发明纸的“历史定论”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各界对蔡伦是造纸术发明人的说法，并无异议。罗布淖尔纸虽然早于蔡伦造纸，但被当做孤证而未获重视。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是“蔡伦发明纸”这一历史定论的首个挑战者。
袁翰青认为：像造纸这样一门多原料、多工序、多品种的技术，由一人发明，似乎不大符合实情。尤其是蔡伦作为一个太监，知识面有局限性。如果按《后汉书》上的说法把他作为纸的发明人来讲解，是相当困难的。1954年第12期的《科学通报》刊登了袁翰青撰写的《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文章首次提出，“蔡伦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
次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德钧在1955年第10期《科学通报》上撰文，反驳袁文观点。张德钧认为，无论是文献考察和实物探究，都没有提供出蔡伦以前已有植物纤维纸的证据，因此袁文的“蔡伦之前已有植物纤维纸”之说不能成立。
争论由此开始。…[详细]
1979：行政力量介入，造纸局垄断“全国纸史研究管辖权”
1979年，关于“造纸术”发明者的争论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是年，主管造纸局的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率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东京造纸博物馆时，发现展览说明中说，蔡伦以前的西汉已经有了纸，非常生气，随即向日方提出抗议，他说这与中国的历史定论不同，要求撤销此说明。结果被日方以学术理由拒绝。
代表团回国后，正好赶上国内媒体报道陕西扶风发现蔡伦之前的西汉麻纸。从这时起，轻工业部正式介入蔡伦是否是纸的发明人的论战：
一、认定主管造纸行业的造纸局对全国纸史研究拥有管辖权，与此相关的作品自1979年起应报造纸局审批，“取得正式批文后才能发表”。
二、认定轻工业部造纸局是“全国唯一权威、合法的”检测出土古纸的技术中心，其它所有单位和个人的检测，如与造纸局有不同的判断，“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
1979年10月，潘吉星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发掘的罗布淖尔纸，以及化学史家袁翰青提出的“西汉有纸说”的观点。此书的出版的立刻激起轻工业部的巨大反弹。轻工业部分别向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和文物出版社提出抗议：质问为什么没有经过轻工业部造纸局审批，便轻率地出版这样的著作。
当时接听轻工业部抗议电话的科学史所黄炜和文物出版社该书责任编辑胡家聪，事后都向潘吉星谈到这件事，他们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轻工业部要干涉文物系统出版的一本科学史著作。…[详细]
1987年：官方宣布“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欲强行结束争论
1987年9月11日，中国造纸学会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据《纸和造纸》杂志刊登的大会通讯记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政协副主席周培源和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王毅之作了重要发言”。
会上，周培源说，“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公元105年，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为推动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上，而且在国际文化界中早有定论”，“决不可轻率地贬低蔡伦和修改历史”。
次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纸史争议的“官方定论”，并将此前考古发现的西汉灞桥纸定性为“废麻絮”、“冒名三十年”，说灞桥纸“程学华等人将纤维状物喷上水，熨烫平展，用玻璃夹紧，搞成单片”伪造出来的。这一系列的报道，与1987年6月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调查组“完成”的《关于“灞桥纸”的调查报告》完全一致。
但收藏灞桥纸的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伦表示：一、对轻工业部纸史委员会新公布的“作伪”的决定，我馆不予承认。我们从未听到过关于“作伪”的反应，也无“作伪”的依据，我们从未怀疑过我馆的研究成果。二、在无充分依据的情况下，我馆不改变对灞桥纸的断代和收藏等级，仍断为西汉，仍按一级品收藏。在陈列中也按西汉纸陈列不变。…[详细]
蔡伦造纸说是“历史定论”，关系到祖国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
1987年召开的纪念蔡伦发明造纸术1882周年大会，公布了《关于灞桥纸的调查报告》。报告明确写到了“灞桥纸”在国内外造成的混乱和影响，这些“坏影响”包括：全国中小学使用的《中国历史》教材、大学历史教材、许多工具书以及其它书刊里都出现了“灞桥西汉纸”的字样；蔡伦由造纸发明家被贬成造纸改良者，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变成了“三大发明”，不提造纸术了；国内外有些博物馆里的蔡伦像被拿掉了。
大会根据《调查报告》指出，蔡伦发明造纸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由所谓‘灞桥纸’引起的种种混乱，应证实予以澄清”。
在坚持蔡伦发明造纸的人眼中，这是关系到国家尊严的大问题。纸史委员会委员安嘉麟曾在《纸史研究》1987年第7期上用“宗实”的笔名，撰写了题为《拨乱反正与行政干预》的文章。文章指出，蔡伦造纸说是“历史定论”，关系到祖国尊严和荣誉，神圣不可侵犯。挑战此说已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是否爱国、维护国家尊严的政治问题。
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中山茂则说：“自从西汉有纸说在中国发表以来，有人对此说加以缺乏根据的反驳，无非要维护蔡伦是纸的发明者。这是对蔡伦带有宗教感情的信徒的所作所为。”“由于感情问题作祟，反对纸的西汉起源说，只好说‘灞桥纸不能以纸定论’。”…[详细]
结语：2005年10月，蔡伦故乡湖南省岳麓出版社出版了《纸祖千秋》。这本近55万字的文集收录了100多篇文章，清一色地由坚持蔡伦发明造纸术观点的人撰写。书的封底写着：谨以此书献给蔡伦发明造纸1900周年——在中国，学术问题永远不会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所以，无论考古出土多少西汉纸，恐怕都无法“说服”那些“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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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子造纸的古画。

90年代初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西汉纸。

1990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现场。

1986年甘肃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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