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中都驻着一个土匪

   民国匪患，屡剿不灭，兵匪一家，形成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怪圈。“铆焊和紧箍这个怪圈的主要链环是‘官匪勾结’、‘兵匪一家’。”

那些屡剿不灭的匪事：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为匪

　　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例如，四川有个土匪当了俘虏，他对审讯者说，如果他们愿意剖开他的肚子，他当土匪的原因就在胃里。好奇的执行官在处决俘虏之后，真的那样做了；胃里除了草，别的什么也没有。就像土匪们常常供认不讳的：“是死亡使他们逼上梁山，成为土匪的。”

　　任何缺乏维持生活必需的物资供应的地区，都可能产生土匪活动。在那些资源匮乏，消费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地方，土匪活动也成为社会现实中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一马平川的广阔平原，洪水时常易于泛滥，结果引起饥荒，它是那种土匪活动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典型区域。华北平原，特别是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淮北地区，被一位地理学家这样描绘：“在一片巨大的冲积平原上，黄河像一条巨大的狗尾前后扫荡。”低洼的淮北地区土地肥沃，过去人口稠密，但是生态系统很不稳定，常常遭受洪水和旱灾的侵袭。它向土匪和官方的军队提供平坦的过道，使这个地区成为土匪活动、叛乱和其他军队行动的必争之地。平原环境使马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秋天，骑着马的匪帮可以迅速地行动，经过夏天的阵雨，地面已逐渐变得坚实，一旦洪水退去，河床也很容易涉水而过。在这些地方，称呼土匪活动所使用的词语往往反映出马的作用。比如，从明朝中期到１９世纪晚期，那些骑马驰骋于大路上的强盗被称为“响马”，他们自由地来往于首府直隶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在满洲没有道路的平原上，那些不法之徒都被不加区别地称作“马贼”。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时期，由于灾荒战乱，当土匪是迫于生计的农民可以想到的主要生存方式，当时农民为匪甚至到了“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为匪”的地步，可见农民和土匪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只要有可能他们还是愿意回归土地，重新做人。

土匪的信仰：血酬

　　中国自１９世纪起，兵匪不分，两者不同的是，兵公然掠夺，匪暗地抢窃。民国以后，不仅东北马贼跋扈，连大都市的巴士内都需要两位配枪的随车士兵来保护乘客安全。

　　１９２６年刘镇华纠集１０万河南流民土匪窜入关中围困西安长达８个月，致使西安城内饿死５万余人，甚至人相食。日本人侵占华北后，土匪特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没有武器对抗土匪。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华北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据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１％。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这是农民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称，到了１９５０年代中期，才平定了盘据河南省的土匪。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一书中开篇即写道：“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吴思说：“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血赃”变成“血酬”，有使暴力合理化的意味。但对黑社会的信徒来说，却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李鬼劫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富翁，风险很小，“血酬”的价值却很高；而如果李鬼劫的是李逵，“流血拼命”的风险很高，即使抢劫成功，恐怕李逵也没有多少钱财。这么说来，其付出与酬报远不能跟抢劫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富翁相比。结果却是李鬼不仅没得到血酬，反而被李逵杀了，其血酬何在？可见，劫匪有时付出很小，“血酬”极丰；有时付出很大，“血酬”极少；有时付出很大，“血酬”也多；有时付出很小，血酬也少；有时连命都送掉了，血酬为零。

　　梁启超说：“人世间最可耻的，莫过于服从强权（逻辑），数千年来国人恰恰有这样的恶性，这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政治之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一恶性不除，直到地老天荒，恐怕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好政治。只要这服从强权（逻辑）的恶性不除，中国将在暴君政治、暴民政治之间回圈不已。”

　　安兰德在《致新知识分子》指出，在人类的文明进程里，有一支蔑视商业活动和物质财产的同盟军，里面有两种人，暴徒和信徒。暴徒靠抢掠和剥削为生，践踏他人财产权，信徒则巧舌如簧，为各种强制行为粉饰，以“公共”的名义将其合理化。在古代，他们是酋长的匪帮和巫师。

“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有个说法是“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暴君”。但做“暴君”首先得戴上可供执政的王冠。所以，在尚处于在野之时，更准确的说法是——每个人的心中都驻着一个土匪。
　　李慎之说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则是关二爷。简单说，大传统是“忠”，小传统是“义”。这点不难理解，时至今日，大家知道“忠”是皇家用来驭民的割头术与销魂散，而“义”则是撑起民间草莽政权的精神伟哥与万能胶。

　　除了上述两分法，还有个鲜为人知的三分法。英国著名学者赫尔伯特·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曾经这样写道：“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受此启发，闻一多写过题为《关于儒、道、匪》的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指出韦尔斯眼中的“土匪”，实则是一群流落江湖，“堕落了的墨家”。

　　个体方面，比如说像阿Ｑ这样的散兵游勇、孤胆英雄，首先儒家教会了他做个积极的奴才，见到县太爷腿关节便会像水银一样泻到地上；道家则教会阿Ｑ在面对今朝不济时忍不住超脱地去想祖上也阔过；至于匪气，如你所知，阿Ｑ也曾“同去、同去”，客串革命。

　　至于群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梁山里的好汉们。《水浒传》里的梁山性格，在宋江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有完美体现。梁山好汉学墨家兴“天罚”，要替天行道，然而，只要是当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就少不了要做些“替天行房”、强奸民意的事情。如你所知，梁山好汉并非都是逼上梁山，有不少便是由宋江及其喽啰卖耗子药设计骗上去的。一旦后路已绝，前途茫茫，便只好落个草，一起做兄弟了。如此光景，颇有些罗伯斯庇尔时代“你不想自由，强迫你自由”的意味。至于后来宋江为得招安而茶饭不思，则是要求众兄弟“你不想当奴才，强迫你当奴才”了。

　　事实上，这个潜伏于人心中的“土匪”折射了全人类的命运。即使是《乱世佳人》里楚楚可人的郝思嘉小姐，也曾跪在故乡的大树下发毒誓，让上帝见证她有朝一日可能变成“土匪”——即使杀人，也绝不让自己的家人挨饿。

　　一个功能正常、心怀理想的国家，理应无条件地激发人心中的善与美，同时也不得不对人性中的恶意设防。这也是为什么既允许游行示威随时发生，又将其圈定在几条固定的街道上之原因所在。其目的就在于——你有权维持你心中的光和热，可以将此骄傲示人，但请不要让它烧出来，毁了邻家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