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口中夺食：失德官员灾荒年间大发赈荒救济财

2011年05月16日 10:1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完颜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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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即嘉庆皇帝）坐在紫禁城里书案前，“御制”了一首《悯忠诗三十韵》，全诗300字，夹注951字，内容是褒彰一个以知县任用的官员李毓昌。中国历史上，一位皇帝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作这样的长歌细注，并且还刊勒石碑，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件事因一场水灾而起，又暴露了古代州县衙门在办理荒政时的不少黑幕，因此作者先将此事作为“提起”，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再叙。

严格地讲，“荒政”也是州县衙门所司户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田要人去种，役从户上来，国家所以能够维持，说到底，离不开种田干活的人户。所以州县衙门既要向所辖人户征赋收税，科配徭役，又得保住人户不流失不灭绝，这任务就叫户口保养，所谓“养鸡取蛋”吧。保养户口的措施，有抚幼、恤贫、养老等多种形式，本书第二章中所谓“生、老、病、死”之类全是，这儿就简省笔墨了。户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向来是考核州县官员的一项重要内容，还涉及到老爷们的收入、衙门里的编制，所以这保养人户的措施中又得加上一条：招抚逃流人口。

比如南宋高宗初年，曾有臣工给皇帝上疏建议，“兵火之后，全在官吏招集流移，乞将州县最亲民官初到任日，据见（现）存户口二税批上印纸，候任满日，再据户口二税批签。罢任，若任内招诱户口、二税增加者，书为课最，别有迁擢。若任内不能招诱户口二税，或复有减少者，书为课殿，亦置典宪。”（《宋会要辑稿·食货》）意思就是州县官员上任前，要记录一下当地的户数口数和户口两税的征收数，等他任满时，再做一次记录。如果有增加，就考为上等，升官，倘是相反，就考为末等，还要议处。以一个州县正堂一任三年计，三年内有人出生，也有人死亡，设法较大幅度地增加户、口数目，就是所谓“招集流移”了。“流移”又是哪来的？就是逃亡户口，因此还得限制逃亡，比如北宋时就对州县官员有个诏令，“县有逃户破五十者，（县）令、佐（官）降下考；若百户，殿三选；二百户，停所居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有了这几条杠杠，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升官，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罢职。比如高赋做唐州知州，招募两河流民垦田，及其去任日，增户11380家，增田31300余顷，“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宋史·高赋传》），立为天下县官学习的榜样。反过来，蔡州知州高如晦在任内，流失主户2509家，损失国赋53000余贯，“诏下御史狱案其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这种措施，从本意上来讲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州县衙门倘认真执行，对于稳定社会、增殖人口和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老和尚的真经到了歪嘴小和尚那里，常常会走调。历史上，州县衙门在户口保养上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强制老百姓拆户，或者将客户升作主户；又比如拼命搜刮，赋税增加了，再捏报户口增加；再就是邻州邻县互相“挖墙角”。反正官场上做老爷者，官僚主义坯子居多，只要纸面上形式上有成绩反映出来，大半就是行得通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户口逃亡现象呢？原因可多了，徭役受不了要逃，赋税拖欠多了要逃，战火烧过来了也要逃。但是，最通常的原因，莫过于灾荒了，旱灾水灾、雹灾蝗灾，弄得粮食减产乃至颗粒无收，要想活命，就只有出逃一条路。倘若这也不是生途，那就只有造反了。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如兵祸、匪患或农民暴动等，十有八九和灾荒互成因果关系。天下之治起于州县，天下之乱也起于州县，总结出了这条教训，历代政府便都将举办荒政规定为州县衙门的重要职守，或径言是保养户口的主体内容之一。

“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史·食货志》），赈恤的措施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是蠲免，也叫豁免，就是免去受灾地区老百姓的钱粮和差役，有时则仅是减去一部分。由于在许多州县衙门的催征实践中实行“揽户”方式，所以豁免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充当揽户的那部分豪强和大地主，衙门则照实惠数目分成吃红。清代时流行有一首《豁粮歌》，大体能概括历来蠲免的风貌——

朝廷诏下如甘露，豁免闾阎旧租赋。

岂知未颁恩诏前，州县奏销未得延。

良善之民早完税，顽梗之民竟无畏。

年年抗粮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纳。

年年抗粮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

旧粮愈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将奈何。

这首歌的注解，就是每年春季或夏季第一次开征时，揽户已在形式上把一年的钱粮都解完了，俟秋后因灾减产而朝廷下诏蠲免时，广大农民与揽户或官仓之间的债务关系则依旧不变，而州县衙门且又因豁免令而卸去了奏销责任，全部的实惠便落入了这两家的腰包。

第二条措施是赈贷，就是发救济粮或者先借贷一部分粮食让老百姓度饥荒，以后再还欠。在实践中，州县衙门大多采取借贷方式，从大道理讲，有借有还的要求，必然使民众在领用粮食时尽量把数额压低到能够活命就行；从小道理上讲，国家颁布的赈贷政策往往是原则性的，这里面会留下许多空子可以钻营。比如说明代宪宗时期，内阁学士商辂陈言荒政之弊，就说到过一种常见现象：州县衙门在发放贷粮时，照例先要乡官里甲统计人数，他们往往把那些无力偿还的人隐瞒不报，这样就不能体现朝廷的恩典。商辂提出的对策是，“严督府州县正官，收放之际，务在亲行提调”，要让所有人都领到贷粮，又都按十分之一计息，以后收回时，便以利息这一部分来抵销那些无力偿还者所贷。换句话讲，贷放与收回持平了，衙门的救荒便算有头有尾了。但实际上总有好多人没领到贷粮，在抄家式的催欠中，也没有那么多需要用利息去抵销的亏空，那么这一部分成为持平后之盈余的粮食，就落入了经办者的私囊。再把这门道儿往后面推延，等朝廷再追发一道蠲免恩典时，衙门已陆续收回了许多，那就更是大发利市了。

由国家规定，完全以救济粮形式发放的也有，但究竟怎样发放，各州县衙门的动作也不一样。海瑞搞以工代赈是颇有名气的，就是领取救济粮的人，都参加水利建设，干活吃饭，这一来国家也算不白白给了粮食，而水利建设对种田人有长远利益。这种人就叫“能员”，既对国家负责，也对百姓负责。还有那位“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徐九思，在句容县当芝麻官时，也办过荒政，他把一部分救济粮按市价抛售，因为正逢粮荒，所得价格足抵全部救济粮总数的平价总额，就这么一回“官倒”，国库在形式上算是一点儿也没吃亏；余下更多的粮食呢，全算是“盈余”了，徐老爷按人头发放给灾民，教大家煮稀粥喝，都能活命，这也算是既不负国家、又不负百姓的“能员”。其实古代的所谓“清官”，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反过来更流行一些的现象，就是本节开篇“提起”的李毓昌冤死之事了——

且说嘉庆十三年（1808）秋天，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即是清仁宗在那首《悯忠诗三十韵》里勾画的图像。乾（隆）嘉（庆）之际，社会动乱的情况已趋严重，这景象尚不赶快设法补救，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朝廷下诏，立即放赈，县仓里有粮食储备的就发粮食，无粮储存或不敷发放的，发给赈银，再设法去邻省购买调入。仍用清仁宗的御制诗来概括，这政策一到了地方上，便是“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施赈忍吞赈，义忘祸亦忘”。各州县衙门大发赈荒救济财的机会到了。以山阳县为例，当年其领得赈银90000余两，其中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25000两。正当他关起门来数钱的时候，两江总督铁保依常例，派出一批官员赴各地灾区检查救灾赈济工作，赴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即发江苏以知县任用的山东即墨人李毓昌。

按“官官相护”这一中国官场上的老传统，所谓察视核验之类，都是走形式，要紧的是有钱大家拿，已吞进去的再吐出一些来就成。所以王伸汉并不着急，指派自己的长随包祥同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这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李祥告诉包祥，自家老爷到各乡巡视后，眼看灾民挣扎于濒死之际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再调集户册核对后，已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形，正打算拟呈文向省署举报呢。王伸汉让包二爷传话，愿意拿出10000两银子作为“分赃”。孰知李毓昌乍入仕途，决意做个“清官”，哪想到官场上竟有这种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表示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举报给两江总督。这下子，不但王伸汉、包祥一流要骂他是书呆子穷措大，就是跟他来查赈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几位“二爷”们，也要发牢骚了。还没正式进“公门”，就不替“自家人”做点打算，这还让当长随的有啥奔头？包祥看准了他们这一伙存此抱怨，便许以重利，要他们设法把李毓昌的查赈清册偷出来烧毁，因为李毓昌复命期限已快到了，一旦烧了，万难从头查起，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又好再做手脚。李祥等人答应了下来，不料李毓昌也存了个警惕心，一面警告这些家人少在外面揽事，一面把清册管得严严的。李祥等人多次找机会，都无法得手。

眼看李毓昌即将回省，王伸汉发急了，决定孤注一掷，杀人灭口，由包祥出面，找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三人商量，讲定由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再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利欲熏心，一口答应。找个机会，先投毒于茶水，待李毓昌服毒发作后，又合伙用绳子将其勒死，再将尸身悬挂梁上，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省里派来的查赈官员自缢在临时公馆里，按说也不是小事，但王伸汉揣上2000两银票去淮安知府王毂耳边一嘀咕，这事就大事化小了。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里，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无所谓地认可了自杀的结论，又会衔上报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也是一路上的料，点头画押，就算小事化无了。接下来，王伸汉发文通知山东即墨，着李毓昌亲属来领柩回籍，同时兑现前言，把李祥荐给长州通判，把马连升荐给宝应知县，顾祥发了笔昧心财，想回老家享福去，王伸汉再另送一笔盘缠，由他上路。

从常情判断，这件冤死案就这么定局了，偏偏“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又漏出了破绽。先是李毓昌的本族叔父李太清来山阳领回棺柩时，在死者遗物中发现了一篇文稿，内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这使他大起疑虑；但衙门里定的案，连省抚、总督都核准了，倘提不出有力证据来，哪得翻案，只好运柩回乡再说。灵柩到了即墨，全家痛哭，准备举哀埋棺，可李毓昌妻子在整理丈夫衣物时，发现一件他平时穿用的皮衣上，有斑斑血迹，忙告诉了李太清。李太清更加怀疑了，当场作主，开棺检验，一验就发现有中毒症状。于是立即写好呈文，急忙赶到北京，向都察院喊冤。一个新科进士即用知县被怀疑是害死，这可不算是一般冤案了，都察院依照规定向皇帝奏呈。清仁宗对州县衙门无法无天的事，向有所闻，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还发道圣旨给山东巡抚吉纶，让他马上把李毓昌的尸体运进省城详验。同时再谕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即将山阳知县王伸汉并有关人证征调北京审讯。

皇帝三申五令，各方不敢怠慢，急如星火般地动作了起来，山东、北京，可就不比两江地盘上能让他们一伙一手遮天了，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冤案的来龙去脉被弄得一清二楚，最后由清仁宗亲自决定了处理办法——

李毓昌“不肯捏报户口、侵冒赈银，居心实为清正”，应树为榜样，特令赏加知府衔，隆重安葬，并刻御制《悯忠诗三十韵》于石碑，树在他墓前。因为他没子嗣，皇上又亲自为他找个儿子过继，继子也赏了“举人”功名。

山阳知县王伸汉抄没家产，立处斩决，连儿子也发配伊犁；淮安知府王毂同恶相济，立处绞决；王伸汉的“二爷”包祥，“着即处斩”，让他再去阴间跟主人当长随；李毓昌用的那三位“好二爷”顾祥、李祥、马连升，全部凌迟处死，其中李祥的受刑地点就放在李毓昌坟前，处死后还要“摘心致祭，以泄愤恨”；江苏巡抚汪日章，“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皇帝骂他是聋子，着即革职；两江总督铁保呢，用清仁宗的批语来说，叫“昏聩糊涂已极！何堪忝列朝绅”？也是着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清仁宗悯忠长诗的这最后几句，意在让天下官吏警惕，可这种“赈弊”在历代官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一块诗碑一座坟，又岂能为它作个句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