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战卡无限子弹时间:王魁章先生文章和作品欣赏

           王魁章先生，山东长清人，今年60岁，现为山东画院院长、研究馆员、山东省政协委员 

           王老是我的长辈，是智者、慧者，每每在一起沟通总有不少的收获，有疑惑问他，悉心指导，为师为长.......

                                                    千山悟彻　万水归流
                                                   2004年王魁章先生为母校长清一中百年校庆而作

         到今年l0月18日，我的母校长清一中，将走过100个年头的风雨历程。随着百年校庆日的临近，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中那高高的门垛，威严的石狮，宽敞的校园；浮现出大礼堂内的集会，白石楼上的课堂；浮现出老师们带领我们度过的那些艰难中充满快乐，紧张中教学相长的日日夜夜。
　　长清一中，对于有志于学的农村孩子来说，简直是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在乡下上初中时，见一中学生胸前戴着那枚长清一中的白底红字的校徽，简直羡慕极了。每逢进城，总要找个理由到一中去，站在操场边上那几棵茂密的柏树下，望着匆匆走过的老师和学生们，望着一排排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那座隐在树林后边别致帅气的白石楼，总是痴痴迷迷地看不够。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考入长清一中的高中班，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刚进校时，我们就在那座白石楼里上课。在我看来，白石楼是那时一中所有建筑的代表，是一中的神韵、神秘和神圣所在。它那高高的台阶和石雕的扶手，巍然矗立的白石墙上一排排窗台和檐下那些精巧的装饰，室内雪白的墙壁，铮亮的窗子，踩上去咚咚作响的木制地板，都使我感到新奇和兴奋。还有那座大礼堂，我们不知在那里开了多少次会，听校长、老师讲了多少次话，还听老红军陈善作过回忆长征的报告，登台演出过我们自编的小节目。后来知道，那里叫旧考棚，清朝末年的遗物，是专供学子们考试的地方。大礼堂边，白石楼前，那一株株粗壮高大的白杨，挺拔的树干上的一处处斑痕，就像家长们的一双双眼睛，一天到晚瞪得圆溜溜儿的，盯着我们；微风吹来，满院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又像是老师们对我们进步的欢欣和耳提面命的嘱告。
　　水鸣庄清澈的泉水，绕着学校的南墙、东墙日夜流淌，那不倦的流水声，伴随着我们的读书声、歌唱声、口号声，永远回响在每一位同学的耳际。
　　在石麟山上，在文庙前边，在东北关石牌坊、三眼井旁边，在高耸的舍利塔下面，听老师讲那过去的故事，讲长清历朝历代先贤仁人发奋读书，力争上进的故事；纵横交错的县城街道，大隅首、小隅首、文化馆、邮电局、戏院子、新华书店，都构成了我们青年时期一幅幅梦幻般的、令人神往的图景。在戏院里，老师还带领我们参加过全县的文艺会演，那笛声、琴声、歌声，绕梁盈耳，传出院外，飘落在县城的每条大街小巷。
　　然而，最使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老师。
　　你看，那位教我们语文课的幽默风趣、积学深厚的刘沛萌老师，那位在物理课上讲课生动形象、语音洪亮的韩密山老师，说话总是抑扬顿挫、掷地有声的边庆元老师，那位在数学课上挥洒自如、举重若轻的冯广东老师，那位写得一手好板书、说话永远亲切清晰的李庆平老师，那位讲话办事干练痛快、走路带风的魏鲁杰老师，像老夫子一样、在深度近视眼镜后边，总是瞪圆一双认真的大眼睛的张希荣老师，还有那位语音平和缓慢、又和蔼可亲的校医张敬亭先生……
　　所有这些可亲可爱的老师，组成了长清一中品格高尚、学识渊博、活力无限的教师队伍，组成了在长清大地上撒播知识与希望的生力军。他们是一中的精英，是长清的精英；是一中学生的骄傲，是全县人民的骄傲，更是那个时代长清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的，校庆之际，也是师颂之时。
　　我们八级高中班的同学，从1962年考入高中，到2004年长清一中的百年校庆，已经度过了整整42个年头。这42个年头，说它长，还真长，将近半个世纪。其间，有那么多周围的人和事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可是，师生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却没有改变。相反，它被年年岁岁春夏秋冬的砧锤，锻打得更加纯粹，更加牢固和更坚韧了。这42个年头，说它短，也真短，弹指一挥间。可是，老师又明明是为学生悬着一颗期盼、惦念的心，掐着指头熬过了15000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
　　回想那些日子，从文理到思想又到理想，从作文到做事又到做人，老师在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和全面发展的教育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也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老师们就像风雨中顽强燃烧的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学生。他们度过的是奉献自我的燃烛岁月；而学生们就像刚刚出土的嫩芽，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与呵护下，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度过的是天天向上、欣欣向荣的日子。
　　三春一晖，万木争荣；东风送暖，桃李天下。
　　千山悟彻皆灵岩，万水归流总长清。
　　彻悟今古的老师，总是力求教出彻悟使命的学生。
　　一百年来，千千万万从长清一中走出的学生，像一股股山泉，像一簇簇浪花，沿着人民召唤的川渠河道，淙淙汩汩，一路奔腾，流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学生的理想在流淌中升华，老师的期望在流淌中闪光。师生们用共同奋斗和创造奉献谱写的生命之歌，悠长而清丽，雄壮而嘹亮。它将永远回荡在泰山黄河的上上下下，永远回荡在故乡原野的山山水水……

                           我的老师——李嗣水

                                                               -----忆山东师范学院李嗣水老师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当我揣着入学通知书，步入山东师范学院的大门，见到并受到亲切教诲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李嗣水。
       他待人诚恳，做事认真，作风质朴，连说话也同他的为人一样，简捷明快而又实在，每每都是直抒心意，贴近人心。
       当时，我是在黄河的治河工地上，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年，我与上千民工一起，肩扛背驮，筑堤挖河，在泥水里摸爬滚打，整整干了一个夏天。
       当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省城，面对周围陌生而全新的环境，觉得很不协调，一进校门，看见许多高年级的男生素装净雅，文质彬彬，女生则是彩裙飘逸，而我则像个又黑又瘦的泥猴子，穿一件洗得发黄的汗衫，一件黑粗布裤子，感到很别扭，顿觉自惭形秽起来，想立即跑到街上，花掉临来时母亲给的２０元零用钱，买套新衣服穿上。正当我犹豫彷徨的时候，一位年纪稍长，穿着和我相似的人热情地接过我的行李。这就是我们的辅导员李嗣水老师。他是当年刚刚中文系毕业留校的。他也只穿了一件白色汗衫，一件米黄色的短裤，一双旧塑料凉鞋；头上留着短发，长得浓眉大眼，说话声音响亮、干脆，笑的时候露出一对令人羡慕的银白色的虎牙。他对我好像是早已认识的熟人，问我坐什么车来的，家里今年的收成如何，又向我介绍班里的其他同学。看着李老师那股亲热劲，我很快就融入到快乐和新奇的氛围里。
       在宿舍刚刚放下行李，不知谁说了句盥洗室的下水道堵了。只见李老师立即脱掉鞋子，双脚踏进污黑的水里，伸手就去掏下水道，并告诉我们使用厕所和盥洗室时的注意事项。还说，四年来，他们班就住在这栋宿舍，下水道堵了，同学们都是争着来掏。听他一说，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学也顾不得污水的脏臭了，连忙去掏，不一会就疏通了。李老师洗完手，又对我们说，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一个大家庭，有了困难，大家都应争着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山师的老传统，我们应该继承下来。然后，他又加重语气说：当了大学生，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不能丢，以后就是走出校门，当了国家干部，仍然要发扬这个好传统。看着李老师熟练的劳动身影，简朴的穿戴，想着他谆谆的教诲，我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暖意：有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热心朴素的老师做我们的辅导员，真是太幸运了！
       接下来，我们跟着李老师度过了入学之初的一段极其愉快而幸福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入学不到两个月，李老师被派到日照去搞社教。在入学后的这些日子里，因为我是被指定的班长，与他的接触多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多了，感情也越来越深了。听说他要走，心顿时被悬了起来。他看出了我的情绪，耐心地对我说：“我走后，你要尊重新来的老师，主动配合工作。”还说，“人生在世上，就要与各种人打交道，这里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处理好与人的关系。要善于把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和特殊环境作为考验自己的课堂和题目，能够从中学到知识，得到提高。”说完，他搬出一只木箱子，说是送给我的纪念物。打开一看，里边是几十双鞋子，有布的、胶的、塑料的；有方口的，圆口的。虽然都是被人穿过的旧鞋，但全部刷洗得干干净净。有的鞋底磨透了，又钉上厚厚的胶皮掌，有的塑料鞋带子断了，又粘得结结实实。我不解地望着老师，他说：“这是我们班同学留下的，完全可以再穿，我出发带走几双，余下的都给你，希望你不要嫌弃。”我心情激动地立即拿出一双圆口的布鞋穿在脚上，轻快地走了几步，觉得很合适，也很舒服。此后，我就是穿着李老师留给我的这一箱子鞋，走过了五个年头的大学生活之路。
       作为回报，我将大哥从部队寄来的一件军装上衣送给了他。他收下后笑着说，我这一夏天就只有一件上衣，穿两天晚上洗洗，白天接着再穿，去搞社教，还真没件换洗的衣服。他说得轻松、坦然，可我听了心里却不禁为之一颤，眼泪几乎就要流了出来。一个大学老师，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有谁相信？而这位没有换洗衣服的老师，却是整天乐呵呵的，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你根本看不出他生活上的窘困。其实，他也许根本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２０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李嗣水老师到烟台师院担任了领导工作。为了学校的发展和建设，他四处奔波，没黑没白地拼命工作。每次他来济南，总是匆匆见个面，办完公事就走，我留他吃饭，他不是说来不及了就是下次再说。
        １９９８年，我和李老师作为省政协八届委员，参加第一次会议，由于驻地不在一起，只在大会休息时见个面，说几句话。荣幸的是在大会闭幕的那天，有位记者为我们照了张合影，登在政协报上。万万想不到的是，不久，传来李老师患病的消息。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日，一个寒冷阴沉的日子。那天下午，当我随人们一起，满怀悲痛的心情，眼含热泪，在烟台殡仪馆向我亲爱的李嗣水老师告别的时候，见他正平静地仰卧在鲜花和松柏丛中。
        他的一生是在贫困和忙碌中渡过的，也是在奋斗和成功中渡过的。

                          长歌当哭唱大风             ——忆朱学达先生朱学达先生去世了！闪烁于齐鲁书坛的一颗明星，当空划过，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但是他的熠熠光辉，已经牢牢定格在人们的记忆里，并将永远伴随着他生前相知相熟的每个人。
　　作为艺术家，作为共产党员，生前他是一位成功者，但是，当他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却是以普通一员的心态走的，而且就像他平日对家人说的那样，个人的事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所以专门选择了一个无风的晴夜，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了。他走的平静安详，从容坦然，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他又是带着满腹遗憾走的，他走在春节前省美术界即将下乡为群众写春联的时候，走在省美术界正准备为印度洋海啸灾区举行募捐笔会的时候。谁都知道，这些社会公益活动，是他特别热心参加、着力倡导的。我们可以告慰朱先生：你生前的行动，你留下的作品，将永远激励着书画界的同仁积极投身各种展览创作和社会公益活动，你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请放心地走吧。
　　朱学达先生1933年出生在平度县一个偏僻的农村。艰苦的环境，使他过早地懂得了爱和恨;家乡丰厚的文化传统，又使他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使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有文化、求进步的好青年。在艺术上，他先是跟着在乡下教书的父亲学习书法，只一年的功夫，就书艺大进，使他的父亲觉得自己已经教不了这个忠直聪慧的儿子，又先后在平度、青岛为朱先生延师施教，遂使他从青年时期，就遍读历代先人存世墨宝，奠定了扎实的楷书功底。23岁那年，他被选拔到县文化馆工作，学习并掌握了绘画技艺。接着，就被调入潍坊大众报社，担任美术编辑。不久，他又作为优秀书画人材，进入省艺术馆，从此，在更为广阔的艺术领域，走上了专业书画创作的道路，并且练就了一手饱含颜体风骨的楷书，成为齐鲁大地一位名重德高的书法家。
　　我与朱先生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认识的。当时，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同此凉热。有一年整整一个冬天，他把自己关在一间阴冷的小屋内，除了吃饭睡觉，哪里也不去。后来知道，他是在帮助一位胜利油田的工人作者反反复复修改一张画稿，这就是后来那件反映我国石油翻身的代表作、名扬海内外的国画《喜听原油滚滚流》。当时，这件经朱先生修改后的作品，几乎被所有的宣传媒体予以转载，很多画报都作为封面发表。发表时，虽然那位作者一再要求同时署上朱先生的名字，但是朱先生却坚辞不受，他说，帮助业余作者修改作品，是我的工作本分，这个名我不能署。这件事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又一心想着早日成名的青年触动很大，使我们对如何做人和如何对待名利的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对他产生了敬慕之情。
　　1988年，济南市将解放阁修缮一新之后，拟将解放济南牺牲的人民解放军烈士的名字榜刻于石，镶嵌于阁。为此，首先要请书法家写出烈士的名字。主管部门在向朱先生征询意见的时候，顺便提到了润笔费用的问题，谁知朱先生一听就异常惊讶地反问：烈士们为了我们的今天，连生命都献了出来，我还是一个党员，今天为他们写写名字，还讲什么钱呢？朱先生在园林部门的招待所里一写就是十几天，时值盛夏，先生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认认真真写完了碑文和3764位烈士的英名。当纪念碑揭幕的时候，人们一来到这里，就深深感受到，这巍然肃穆的碑铭，那端庄严正的字迹，就是烈士们忠魂英风的真实写照。
　　朱先生是山东的著名书画家，更是一位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的心始终向往着基层。还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他就在书画界提出到农村去的建议。在朱先生的倡导下，从80年代开始，我省书画界就开始了每年春节前夕下乡为农民写送春联的活动。我们曾冒着大雪，踏着冰碴，迎着寒风，去聊城、德州、东营、滨州、淄博和济南的农村，为当地农民作画、写春联。无论天气多冷，路途多远，朱先生几乎每次都到，一到就写，写的最多，最受群众欢迎。有几次他竟把村里供销社的红纸都写完了，摆得满院都是红彤彤的春联。每当这时，也是朱先生最高兴的时候。
　　朱先生政治上的高度觉悟，书法上的精湛技艺和他宽厚仁和的长者之风，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他曾先后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顾问，省画院的艺术顾问，是一级美术师,省里的拔尖人才，国务院津贴享受者，名气很大，荣誉很多，但他穿戴朴素，饮食简单，没有一点架子，经常对书法界的后学者给予热情支持和提携。他不知为多少人的展览和书画集题赠贺词，也不知无偿送给人们多少书法作品，帮助他们将梦想变为现实，渡过一道道难关。可是他自己呢？却一直未搞个人书画展览，未出书画专集。为此，许多人都不理解并经常劝他，可他总是说，我的字还要再写，再提高，办展出书之事还是等等再说。去年夏天，他病发住院后，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领导去医院看望他时，还提及此事，几位好友也劝他列个出书的目录，他倒是答应了，为此几位同志还专门去章丘将他写的“龙泉颂”拓下来，以备出书。可他答应的出书目录却一直未能列出。到了他的弥留之际，见到他时，除了安慰，就是默默无语地互相握着手，出书的事，谁也说不出口，当时，哪怕是一丁点让他费心动脑的事，大家也不忍心提了。
　　朱先生是去年3月中旬住院的，当时大夫诊断的是胃癌，开刀后将胃全部切除，进入冬季后，病情越发重起来。今年元旦上午，我去看他，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我两只冰凉的手握着他那只热乎乎的手，向他俯身说道：今天是新年，2005年的元旦，我们大家都给你拜年，祝你新年好！他的嘴角动了一动，绽出一丝笑意，慢慢地说：新年好，新年好，新年真好，也问大家都好！也许在一般情况下，对一般的人来说，新年好，新年真好的内容是明摆着的，可对于一个病情严重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将不久于人世，而偏偏他又对生活、对人生有着深刻的理解、充满了无限的爱意、无限希望并且具有崇高使命感的人来说，真不知其中包含了多少层意思！朱先生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你不用难过，我多年受党的教育，对待疾病，我有思想准备，我要说的是，咱们美术界今年终于在全国大展中拿了金奖，真叫人高兴啊，可是要保住这个成绩，创造更好的成绩，不强调深入实际、深入生活不行啊……说到这里，他艰难地咳嗽起来。我连忙用手去扶他的背，对他说：您放心，这个深入生活、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会紧紧地抓住它。歇了好一会，他缓过气来，又断断续续地说：是啊，是啊，在往年这个时候又该计划下乡的事了，今年应该选择……选择更偏僻一些的农村去，去写、送春联。我是不能去了，只有拜托大家了。
　　他病到这种地步，还关注着美术界的发展，关注着乡下的农民，这是多么好的老人啊，为什么老天偏偏让他走的这么早呢？这时大夫进来为他针灸，掀开被子，见他的两腿肿得圆鼓鼓的，大夫在他的腿上下针时，问他疼不疼，朱先生一字一顿的说，我不怕疼，尽管扎！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滚落下来。告别时他微微抬起手，睁大眼睛看着我，我怕眼泪再流出来，赶忙扭头走开。在回家的路上，他微微抬起的那只手，一直在我眼前缓缓地晃动。就是这只手，握着如椽的毛笔，不知写出多少入木透纸、钢打铁铸般的书作。
　　建国50周年时，他以极高的兴致用二十多张四尺红色宣纸，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展出时，许多观众都为这篇洋洋大观的作品而倾倒，纷纷在这一作品前照相留影。香港、澳门回归时，他特地与几位同志一起新编了对联，然后用他那端庄俊秀的字体写在红色宣纸上，挂在展室的前厅，红红火火，显示出人们对香港、澳门回归的喜悦心情。
　　山东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展览时，展出了朱先生写的几件作品，许多观众看到之后，久久驻足，入神地观赏。有的把作品拍摄下来，有的干脆坐在地板上，掏出纸笔，一横一竖地临摹起来。谁说他没有办展，没有出书？请看在齐鲁大地的城市乡村，由他写出的那些端庄大气的佳作和匾牌，名胜景区由他题写的诗词，公共场所和千万个家庭张挂的他的作品，不就是他的书法大展吗？不就是他的书画专集吗？他的书展，他的专集，办在天地之间，印在人们的心里。
　　在人们向他的遗体告别时，许多人在他的灵柩前深深地鞠躬，失声痛哭，泣不成声。省里领导、各界朋友为他送的花圈摆满了灵堂，省市书协、美协、画院、美术馆，还有他的老友、同事刘宝纯、孙墨龙、于太昌和崔辉等十几位先生也都含悲为他撰写了挽联。
　    朱学达先生，在告别之际，请再驻足听一听你的老友孙墨龙先生代表我们大家为你撰写的挽联：知圆行方，俯仰无愧天地;笔精墨妙，挥洒书坛有声！
　　这是对你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你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 作者：王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