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风流txt全本下载:丛林之王：成为史上穿越亚马逊第一人的英国军官历险记

回想起来，不能说我没有收到警告。我曾让一位印第安酋长通过无线电联系下一个村落，接着我听到了响亮、清楚的威胁声：“如果那个外国佬敢进来，他将被杀掉。”

我的秘鲁向导曹（Cho）想出了一个办法：不穿过这个有敌意的的村落，我们须将橡皮筏充气，将皮筏划过一个很长的布满小圆石的岛屿。因此，我能不用担心受到攻击而继续我徒步穿越整个亚马逊河的使命。

那就是我们当时所做的。接着在岛屿的另一端，也就是我们停靠橡皮筏的地方，曹平静地说：“爱德，看，你后面。”

转身时我看到五艘独木舟满载着土著印第安人，他们的脸上有大红颜料绘出的线条，他们正朝我们飞快驶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站着，挽弓、搭箭对着我们。我注意到所有的女人也都拿着砍刀。

我感到汗从太阳穴一直往下滴。我的心跳加快，我觉得时间慢了下来。

当这些独木舟靠岸时，这个阿西宁卡（Asheninka）印第安人部落的人跳出小舟、朝我们跑过来。随着他们越来越近，我看见男人们的脸都因而愤怒而紧绷着，而女人们看上去则没有那么疯狂。

没有武器的曹和我像这个岛屿末端上的动物一样被他们捕获。我记得当时不合时宜的想法，“这些想干掉我们的人多么考虑不周。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正在争取时间吗？”

我在2005年有了穿越4345英里（约合6992.6公里）长的亚马逊河这一想法，当时我正在帮助安排一次阿根廷阿塔哥尼亚（Argentine Patagonia）的科学研究考察。

当时天很冷，我发现自己对于丛林有些想入非非——想必那里的太阳会更暖、树木会更高大、人会更野蛮。

因为一时的兴致，我就用谷歌搜索“亚马逊徒步”（Amazon walk），然而我发现人类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徒步亚马逊河全长。从那时起，徒步亚马逊这一念头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并不是我实际上看到过亚马逊，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我知道它是一条穿流南美的大河。但我在那之前干了三年探险领队、当过四年英国军官：徒步那儿能有多难呢？

三年过去了，我终于准备就绪——有了赞助、签证，买了背包，甚至还有一名同伴。我结识了35岁的卢克·科里尔（Luke Collyer），他比我大四岁。当时我们都曾做过短暂的自然保护探险，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有不顾危险地“做一些令人惊异的事”的欲望。

在我们出发前的准备阶段，我们不断参加聚会，完全忘了体能训练。当我们于2008年3月1日坐上去秘鲁的飞机时，我们两人都大腹便便、眼睛充血、下巴上有很多赘肉。

事先我要准备什么？我认为我没有头绪。当然，我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我会很快遭遇致命的毒蛇，吃那些频临灭绝的物种，碰上一个接一个有敌意的部落，接连数日费力通过满是食人鱼的齐腰深的水域。

当我们从秘鲁海岸出发以找寻亚马逊河的源头（一处悬于岩壁的15米高的瀑布）时，我们渴望它只有100米。不仅如此，当地人还笑我们的背包太大。

这是我们怎么想起来将一摞英语小说和鸟类指南以及双筒望远镜、一把砍刀、一只指南针、备用的衣服、小背包、渔具和多余的刀具送给一名不知所措的秘鲁村民的原因。

不久我们徒步穿过世界上第二深的科尔卡河峡谷（Colca Canyon）（译者注：科尔卡峡谷（Colca Canyon）曾一度以3191米的深度被称为全球最深的峡谷，可惜人们后来又在秘鲁境内发现了科塔华西峡谷（Cotahuasi Canyon），它比科尔卡峡谷还深163米）。你不知道那有多偏远，我们实际上穿过古印加人的木乃伊群——他们身上还有毛发、皮肤，被暴露于滑坡边。

我们在危险的山崖爬上爬下，险些还被突如其来的岩崩要了性命，我们的心境开始崩溃。卢克的步伐很慢，我因此很泄气；而他觉得我没有帮助他。在他陪伴了我75天以后，我认识到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最后分手时我告诉他他在远行方面是一坨屎。他发怒了，接下来的争吵让彼此都很受伤。这情形就像一对恩爱夫妇的感情严重破裂一样。

因此这次探险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卢克自己，他决定离开。尽管我有点儿害怕，但我的反应是真的高兴，至少我可以按我自己的方式行事。

到如今，我已进到臭名昭著的秘鲁红区（Red Zone of Peru）——一个毒贩和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据当地人说，此前从没有人能徒步穿过那里。我和名叫欧兹（Oz）的秘鲁向导好不容易通过古柯地（coca fields），那里种的全是可卡因。

一名男子告诉我，如果我们偶然发现一座在开工的毒品加工厂，我们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被干掉。他说，“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一位店主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信息：“你们不能赤足穿过这片区域”，他坚称，“他们会杀了你们。”

这时，一开始就和我在一起的欧兹觉得非常害怕，他决定回家。因此我在靠近波多奥克帕（Puerto Ocopa）的一个阿沙宁卡（Ashaninka）印第安社区找了一位16岁的向导伊莱亚斯（Elias），他能说土著语。

此后我问伊莱亚斯有关他家里的情况。他告诉我他母亲已于六天前被害，一颗钉子穿过她的喉咙。我不敢问他为什么。

2008年7月30日，我们到达纳蒂维达德（Natividad）的歹徒镇。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布什在阿富汗塔利班的据点里闲逛，并希望不被人发现。

集市上的人都愣住了，接着4个不面善的带枪男子径直朝我们走来。在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后我被枪对着押送到一间旅馆。

“我们就是王法”，他们告诉我，免得我弄不清状况。

主干道上，一个瘦而高、长着山羊胡男子从我旁边溜过。他在溜走之前威胁地说，“当心点，外国佬！”这种感觉好像我置身于让人发笑的意大利产美国西部片一样。

在解释了我们背包里每件物品的功用后，我们得以继续前行。

在接下来的几个村落里，他们用摩挲托（masato）招待我们，那是女人们咀嚼丝兰（yucca）后将其吐在碗里而制成的一种发酵饮料。不喝这种饮料会被认为是很无礼的，因此我们喝了好几升这种液体。

但是许多印第安人四处走动时都带着弓箭，这使我很紧张。他们不像他们狩猎、采集食物的祖先，他们似乎终日闲坐喝酒。聚会后我被告知三分之一的女人会受到其喝醉酒的伴侣的严重殴打。

许多印第安人对我深表怀疑。在一个偏远的社区帕帕玛吉阿里（Pamakiari），当地人朝我们扔水桶，一个妇女将红色植物染料涂抹在我脸上。

在另一个社区，他们朝我倒了三桶稀的混凝土。接着，一个女孩愤怒地叫喊着将一些混凝土混合物塞进我的嘴里。

在第三个村落一个较友好的印第安人告诫我，接下来的一个定居点的人准备了“一堆骨刺”，因为他们认为我去他们地下偷油。在遭到粗暴拒绝和痛骂后我开始觉得情绪低落。

幸运的是，那时我遇到了一个30岁的林业工作者加代尔·桑切兹·里维拉（Gadiel Sanchez Rivera）——他被称为曹（Cho）。他同意做我的向导。在穿过红区后我开始放松下来。

我们现在正离开干燥的森林并进入更甚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雨林。前进的速度很慢。一些河堤乱作一团、被泡在水里，另一些则是长着无边的草，这些缠着我们的脚。

8月24日，我们惊心动魄地遭遇了独木舟上凶残的印第安人。我试图保持冷静，给他们看我空着的双手，不顾一切地试着看他们凶恶的面孔。

他们打手势和尖叫都很野蛮，他们强迫我们回到河上，将我们押送至他们村落中心的一座社区茅棚。由于他们威胁地在我们旁边走动，他们的首领愤怒地大叫大嚷，说我们以未经许可的方式通过此地来侮辱他们。

我们再一次被命令倒空我们的背包并解释每一样物品，这似乎让他们平静了下来。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接着被告知，如果我我们雇佣他们的首领和他的兄弟作向导的话我们可以离开那里。

阿尔方索·东构（Alfonso Dongo）和安德里亚·东构（Andreas Dongo）能说基础的西班牙语，他们不是我能选为徒步伙伴的那种人，然而他们有他们的用处。

在我们毫无意外地通过了另一个有敌意的村落后，我问东构兄弟如果只有我和曹单独前往会发生什么。他们大笑，指手画脚地表示一支箭会射进我的后脑勺，而且我的脑袋会在最近的树旁爆开花。

但即使在他们的保护下，我仍不能进入一些有敌意的村落。叫喊声响了起来：“佩拉卡拉（Pela cara）！”其字面意思是剥脸皮者（face-peeler）。

最后一名妇女解释道，那个区域里曾有人体器官交易，被找到的尸体没了部分器官。她说，“罪犯是美国人——就像你一样的外国佬。”其他人明显相信外国人偷走他们的孩子。结果我几次被严重警告，如果我在天黑后被发现位于村落外某个地方，我被会杀掉。

我们在行程快结束的日子里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明智地管理着这种风险，但是我情绪上已变得精疲力尽，只是试图证明每一个新的社区对我来说是无害的。

我开始觉得压抑和沮丧。穿上我的湿衣服——我每晚都在河里洗衣服——成为一种精神障碍。我的行走越来越吃力，我难以找到令人愉悦的事情。许多个晚上，我在吊床上静静地哭泣，自伤自怜的泪水顺着脸往下淌。

9月11日，我还是精神不振。当时我们抵达一个名叫迪奥巴姆巴（Diobamba）的村落，我们受邀用餐。阿尔方索（Alfonso）已拾起一只乌龟以作为礼物，因此我们可能受到比以往更热烈的欢迎。

我们那个晚上所住的人家是由一位年约34岁、体格高大健壮的寡妇当家，她有着优雅的女性曲线，径直看着我。东构兄弟取笑我说她想让我做她的丈夫——我感觉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兴奋和温暖。听着她爽朗的笑声，我觉得内心颤抖了一下，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晚饭就是那只乌龟——此前我天真地以为它只是被送作宠物——和一盘大犰狳肉。我能觉得我的力量恢复了。

不过无妨，徒步到这个阶段我们用砍刀在丛林里砍出一条路来。我好几次砍到藏在树叶下的黄蜂的巢，我们只得逃跑以躲避它们。

我学会让自己在树上活动，树上的小蚂蚁爬上我的胳膊，让人疼痛不已。至于蚊子，一分钟我就被叮了十余次，有的是从我的裤管里飞进来的。即使当我小心爬进我的吊床时，我仍被叮了约30次。

我经常在落脚点难以安眠，因为我担心接下来的旅程。我开始服药以让自己入睡，我甚至还试用吗啡。

与东构兄弟告别后曹和我穿过了好几个居民点。在一些居民点，他们用小公鸡的睾丸和老母鸡汤招待我们。有一次，我们还吃猴子肉。

每次我们停下来，每个人都会盯着我们。即使我在吊床里用手电筒看书，我也经常会被约20个印第安人所包围，他们直瞪瞪地注视着我。他们都说：“你疯了吗？你会被另一部落的人射杀，或者美洲虎会吃掉你。”

一次，曹喊停止并指着灌木丛里的东西。一条矛头蛇（fer de lance）盘在那里，准备发起攻击。只要被它咬上一口，死前血就会从你的毛囊、眼睛、耳朵、鼻子和指甲处流出来。

由于觉得橡胶底帆布鞋很脆弱，我换上在途中一个居民点所买的惠灵顿长筒靴。

到11月底，雨季来临。在洪水四溢的森林里，藤条和树根形成了一个多节的木头网，其上有各种咬人的昆虫。

一次我走到一根树枝下，打开了一个蚂蚁窝，这导致成千上万的蚂蚁爬满我的全身。我只好光着膀子，一只一只地将它们捉掉。

更糟的是我们意识到我们会不断遭遇水蟒、凯门鳄和食人鱼。

我们花了十天时间才走了25公里。有时我们在犀利的藤蔓和有尖刺的棕榈叶中穿行，水深至我们的脖子。一些植物上的刺非常恐怖，它们能刺穿长统雨靴或刺进护膝。

尽管如此，我们最后来到了森林的一块干燥区域，我在那里雇了一个当地人作为额外的向导。有一天，他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拖着一头怀孕的貘（tapir）的腿。貘是濒危动物名录里排名很靠前的一种动物。

我很愤怒。虽然它已经死了，然而我实在不想吃它。因此我们花了整个晚上来熏烤、用盐腌它的肉以补充我们的贫乏的补给。

我每天都问自己这次探险是否可行。当我们能进入到巴西时，最糟糕的地形还没有出现。

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远离任何居民点，经常要从这条河最近的水域划船行驶5天。我们知道我们得克服各种潜在的紧急情况。

我们抓住食人鱼，将它们架在火上烘烤。我们偶尔找到一些巴西果，或砍倒棕榈树以获取其柔软的白芯。即便如此，我还算计着接下来八天的情形，我们每天得有450卡路里才能存活。

晚上我在吊床里梦见吉普林先生的法式花色点心（Mr Kipling French Fancies）和易饱的大薄煎饼。第八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只剩半斤盐，而且周围没有人烟的痕迹。我们的血糖降得很低以致于我们不断在泥泞中跌倒。

次日，曹无意中撞到一只乌龟。我将其切碎，那真是一件可怕的差事。我们在火上制作咸肉。我开始像当地人一样在森林里寻找猎物：不是那些很难俘获的、快要绝种的但可以充当食物的动物。

在发现一个一户印第安人所住的木窝棚后，我们能买到一些补给。那时我们还在最糟糕的环境里行进着：低矮、纷乱的雨林遮住了阳光，泥浆没至我们的大腿。

10月的一天，曹开始抱怨头疼、光线黑暗和视野模糊。我也很是心烦：如果他病倒不能继续走，他会死在这里的。他也知道这一点。

令我们倍感欣慰的是，他次日有所恢复能继续行走。

到2009年12月，我已经走了21个月，不想再在亚马逊继续颠簸。我所想的是看看我的朋友，看几场比赛，逛逛夜店。

为了振奋精神，我唱《奉献》（Dedication）。那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一档儿童节目《破纪录者》（Record Breakers）的主题歌，演唱者是罗逸·卡斯特（Roy Castle）。

随着我们越来越靠近河流入海口，我们偶然发现了这几个月里我们曾见到的路。对于在树上攀爬的猴子来说，走在铺着沥青碎石的平坦路面上觉得很是古怪。

有几天我们走了40或45公里。但在我们前头还有大片丛林，那里漫山遍野都是荆棘。这使我腓疼、肺伤。

我们经常到达山顶时才发现前方唯一的路是下到下面像裂缝一样的山谷里。

相比之下，我们在穿越亚马逊的一条大支流后也穿过了骚·塞巴斯蒂奥（S?o Sebastiao）——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着教堂尖塔的乡镇。那里有近30人看我们划着船，放掉皮筏的气，将其捆在背包上。

现实是我现在很瘦，我得提着我的短裤。我们俩都披着条纹麻布，曹的靴子被用绳子栓在一起，我的头上有一只小马蝇。

对于最后的85公里，我们决定星夜兼程。到凌晨3点，我在大踏步前进中睡着了。

8月8日当我们接近海滩时我突然闻到了空气中的盐味。我们扔下背包，冲进大西洋里。这对于曹来说是第一次，他此前从没看过大海。

旅行结束了！全程900多万步、被蚊子和蚂蚁各叮咬200,000多次、860多天（曹陪我走了733天）行走8000多公里、被黄蜂蜇伤近600次、被蝎子蜇伤十二次和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觉得一生中从未如此开心。

本文摘自爱德·斯塔福德（Ed Stafford）的《徒步亚马逊》（Walking The Amazon）。该书将于今年6月由维珍图书公司（Virgin Book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