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可耻但有用下载:毕业选“北上广深”还是西部 看基层那些年轻人

　　编者的话

　　又是一年四月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需要在这个春天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要去哪里？我能做什么？

　　面对选择，年轻的心灵也许会困惑：城市生活相对舒适，但“高房价”、“高成本”也会带来“高压力”；基层的生活相对艰苦，但既能施展才华，又能磨炼意志，有着广阔的发展舞台。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在冷静分析“舍”与“得”后，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中，有村官、选调生、志愿者，也有科技特派员、自主创业者，等等。

　　是留在“北上广深”，还是前往西部乃至乡村？如果你进退两难，不妨听一听先行者的故事，或许能豁然开朗。

　　村官夏海亮：现在我能承受很多事情了

　　夏海亮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硕士，为了到黑龙江大庆市杏树岗镇宏伟村任党委书记，他递交了4次申请。今年1月，夏海亮正式成为宏伟村党委书记。现在，他最大的骄傲就是被村民们称为“农民的小财神爷”。

　　“跟老百姓打交道，要有耐心、讲方法。”谈起在村里的工作，夏海亮很感慨。

　　来宏伟村之前，夏海亮仔细研究过全国排名前二十的富裕村庄，认为要从乡村工业入手变革传统农村。村里牛粪多、秸秆多，夏海亮联系到双城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双孢菇的企业，跟农户签订保底价购销合同，并派人驻村提供技术服务，一下子让村里原本不值钱的牛粪、秸秆“金贵”起来。

　　发展的道路上总是充满了变数，为推动奶牛养殖由庭院散养向小区、牧场模式转型，夏海亮一户一户地走、逐个回答村民问题，同样的话一天要重复几十遍，嗓子哑是常事。可当村民们接受了，最初谈判合作的企业最后关头却变了卦。村民们也有人开始动摇，有人甚至酒后要求退股、退社……

　　夏海亮一方面稳定人心，另一方面尽全力寻求新的合作方。现在，一个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完全由老百姓自发投资、自主经营管理的规范化奶牛养殖园区成立了，鲜奶价格由最初的2.6元/公斤提升到3.4元/公斤，仅此一项，就让全村养牛户年净增收200余万元。

　　工作快两年了，夏海亮几乎没攒下多少积蓄，邀请专家、外出谈判、来来往往的费用他都顺手垫付了。从怀疑到肯定，在一次次的“交锋”中，村民开始接纳他。夏海亮说：“在基层，人就像海边的礁石，要在不断击打中让自己坚强起来。现在我觉得自己能承受很多事情了。”（记者 袁泉）

　创业者齐朕：人回来，家乡才有希望 

　　“80后”小伙儿齐朕，是山西大卫嘉德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5年前海外留学归来。 

　　“我选择来基层创业，首先是感觉家乡‘太落后了’，所以到处都是商机！”齐朕回忆起当初的选择，“还有一点很吸引我，在基层创业成本更低。” 

　　“当然，也同样有很多阻力。”谈起创业中的各种艰难，他用三个“少了”和“多了”概括：节假日少了、睡眠少了、与家人一起休闲的时间少了；阅历多了、成就感多了，责任感多了。 

　　创业初期，齐朕面对着诸多不理解。有的合作伙伴问，“你在山西做生意，是挖煤啊还是酿醋啊？”齐朕坚信，“靠资源吃饭的日子很快会结束的，家乡的发展必须转型，我为何不做一个先行者呢？” 

　　虽然齐朕的公司在山西已小有名气，但是“人才”两个字一直在困扰着他。“出去的人才不回来，外面的人才不进来，一方面是因为外界的发展环境确实比基层吸引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受固有观念的影响，在做‘凤尾’还是‘鸡头’的抉择上，太缺少勇气和信心。”这个月就要过28岁生日的齐朕，想对已经或打算去基层创业的同龄人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坚持住，还要做出一些成绩来，这样才会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回来，我们的家乡才会更有希望。”（记者 冀业）

　　选调生任仲泉：留下脚印，还要刨出真金

　　“我是农村孩子，回到这片土地，觉得心里踏实；从理性上讲，基层发展空间很大，也会成就别样精彩的人生。” 

　　2009年9月，任仲泉从清华大学力学系硕士毕业后，作为重庆市委组织部的选调生来到璧山县。曾有机会调到重庆工作，但任仲泉放弃了，“两年还是有些短，对基层了解仍然不够。” 

　　刚走出校园时，任仲泉感觉自己跟基层干部有很大差距。他到一个村参加“党员结对帮扶”活动时，惊讶地发现村长在手机里存下了全村所有人的电话，而且对每家每户的情况了如指掌，“小到哪位老人患什么病，大到农民收入构成，他就是一个‘活账本’，我很佩服。” 

　　“在这片天地里，不仅要留下脚印，还要刨出真金来。可仅凭我一双手、两只眼，能挖出多大坑、辨出多少金？”任仲泉说：“群众路线不是空话。”每个工作日，他坚持到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店吃早餐，“卫生环境可能有点差，但那里经常聚集很多出租车司机聊天，能让我了解大量信息。”周末和节假日，他还会到农村、工厂、企业去转转，“我想更多地了解基层原生态的、鲜活的东西，这些对当下和将来的工作都有好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先后写出《在重庆看农村民生问题的南北方差异》等10余篇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 

　　到重庆工作后，任仲泉只回过一次黑龙江老家。班里同学有的去了大城市的企业和研究所，有的出国深造。相比起来，任仲泉的收入并不高，但他并未感到太大压力，“父母和我都觉得，年轻人不该太看重收入、地位这些事情。”（记者 刘志强）

　　科技特派员万立军：让地里种上最优良品种 

　　“我家就是农村的，祖祖辈辈种地，大学时学的是农林苗木，看着乡亲们还在靠天吃饭，真是有点坐不住。”2002年，大学毕业刚半年的万立军，赶上了宁夏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他毅然辞去了县供销社的工作。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宁夏在全自治区选派农业技术人员，带着技术、资金、项目下到农村，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方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 

　　短短两年，他创办的农资连锁超市一度发展了236个加盟门市，“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但万立军心里始终放不下还在“土里刨食”的乡亲们，“让大家靠科技致富，光卖化肥、农药是不行的。加大农民技术培训力度，让百姓地里种上最优良的品种，这是我们的职责。” 

　　他带头进入育种育苗领域，“刚开始也很艰难，老百姓不接受，我们就把优良种苗送给她们试种，还跟他们签订协议，如果种了我们的种苗不增收，我们赔偿。” 

　　“这些年政府对我们的扶持力度非常大”，他介绍说，合作社的业务已经发展到农资连锁、大米精加工、苗圃林业等多个领域。 

　　“2008年1月份雪灾的时候，煤从山里拉不出来，温棚里的种苗眼看都要冻死，合作社的农户自发来帮助我们，把家里的被子和煤炭、柴火都送来，和我们一起给大棚升温。最后只有我们大棚的苗活了下来。”雪灾过后，万立军把全部种苗免费送给了合作社农户。（记者 刘峰）

　　环保志愿者邹滔：个人的得失不重要 

　　23岁的邹滔，依旧一副学生模样，清秀、稚嫩。从小长在四川仁寿农村，邹滔对山水情有独钟。2010年7月，大学毕业后，邹滔作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志愿者，走进四川康定县贡嘎山乡贡嘎山村。 

　　邹滔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有四项：安装红外线自动感应相机，监测和搜集相关珍稀野生动物的资料；帮助村民清理贡嘎山游客留下的垃圾；和村民一起巡护反盗猎；帮助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贡嘎山当志愿者，有舍有得”。邹滔说，远离大都市，舍掉的东西不少，但是把自己融入山水自然的保护活动中，得到的价值感是无可比拟的。 

　　贡嘎山村距县城245公里，1200平方公里的面积，只有10户人家、65口人。走在空荡荡的大山里，往往整天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要打手机，得翻过一座海拔4500米的雪山，走27公里山路……有同学和朋友劝他早点回到城里工作，邹滔说，“这些地方迫切需要外界的支持，如果我能在这方面做出点实实在在的贡献，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与这个比起来，个人的得失不重要。”（记者 刘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