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女生晚会合唱的歌:剪刀差与苏联农业集体化（转载）

剪刀差与农业集体化

   苏联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曾取得过巨大的成绩，也曾犯下许多致命的错误。如今，苏联解体已有十余年，苏共也不复存在了。一切均已尘埃落定，也是到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早期，没有能处理好农业的问题，无疑是苏共执政后期社会问题不断的根源之一。因此，分析苏联早期农业政策的利弊得失，有助于我们全面的了解苏联的历史，把握苏联历史的发展脉络，对于我们今天的应该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也颇有借鉴价值。

谈到苏联的农业问题，不得不回顾一下沙俄的农业问题。在沙俄时期，俄国的农村基本上处在农村公社的状态，农民对贵族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大部分农民都是农奴。1861年，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约2000万的农奴摆脱了农奴依附地位。但是，这一改革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它是在沙皇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此，这一次改革是不彻底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的利益为代价的，在改革中，地主不仅保留了的土地，还利用“割地权”掠夺了大量的农民份地。在改革中，被地主割去的土地占改革前农民份地的20％。与此同时，地主还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巨额的赎金。据统计，农民获得的全部份地约值6.5亿卢布，而农民交纳的赎金到1905年已高达20亿卢布，相当于地价的三倍，千家万户因此而负债累累，几近于破产。1 在20世纪初，又进行了旨在摧毁村社制度、扶植富农经济的土地改革。这场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并取得一份份地，份地允许买卖。在1906～1915年期间，有200余万户农民退出村社。其中大多数退社贫苦农民由于缺乏农具和资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价出卖给富农。实际上，这场改革有利于富农和地主，改革变成了有权有势的人对农民的掠夺。通过这两次改革，俄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农奴制的改革，使得俄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并在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至于斯托雷平改革则使俄国经济在1907年－1914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俄国成为“欧洲谷仓”、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国和第二大农业生产国。由于农业的拉动，这一时期，俄国资本投资总额从26亿多卢布增长到51亿卢布。1913年的钢铁产量、煤产量、国民收入等分别比1900年增长48％、121％、78.8％。2 可以说，这两次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俄国工业和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这些成就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而取得的。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俄国的现代化的模式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代价而取得的，俄国现代化的进程每向前一步，都伴随着农民利益的进一步的被剥夺或牺牲，而这一种发展的模式，事实上也为苏联共产党所继承，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第一个被考虑牺牲的便是农民的利益？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某种内在的继承性，因此，苏联共产党很可能是在继承了沙俄的这种发展模式而不自知。历史的惯性，常令人感慨。

俄国在1914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激化了国内的矛盾。1917年爆发了“二月革命”，不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上台执政。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便是农民问题，在其代表农民利益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进行了土地改革。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第二天便发布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土地私有权，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并交给农民使用。根据《土地法令》，1918年初又颁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规定立即无偿地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土地变成全民财产并交给耕地的劳动者使用。土地法令的颁布和土地改革的实行，使贫、中农获得了1.5亿俄亩的土地和价值三亿卢布的农具。3 但是，土地虽然分给了农民，但紧接而来的经济困难和国内战争，却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余粮收集制。1918年5月，开始颁布法令强征农民余粮，1919年1月11日又颁布了《关于在产粮省份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著名的粮食收集法令。规定未按规定期限交售粮食而又发现其储备者予以没收，严重窝藏粮食储备者予以严惩，没收其财产或逮捕法办。在余粮收集制的执行中，依靠暴力力量，大规模地组织工人征粮队下乡，强行征收农民粮食，甚至连必要的口粮和种子粮也被征集一空。名义上是付钱的，但当时纸币大幅度贬值，一会儿就变成了不值钱的“花纸头”了。因此，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对农民强制性的无偿的一种剥夺。4 余粮收集制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内战结束后不久就被粮食税制所取代，但它对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政策的制定，无论是方法的精神上，还是执行的办法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俄国农民反对余粮收集制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反对余粮收集制的农民暴动。1921年2月，爆发了客琅施塔得兵变，反对余粮收集制。在此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转变政策，于1921年实行粮食税制。粮食税制规定取消余粮收集制，在交纳粮食税后的粮食归农民支配。后来又准许进行自由贸易等。粮食税制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俄国的农业有了很大的恢复。但是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受到了争议。这种争议在列宁逝世后变得更加激烈。托洛茨基等“左派”吵吵嚷嚷，说不能牺牲工业和城市工人的利益来安抚农民，主张吞没农业小生产而前进。“左派”还夸大农村富农的危险，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5 他们的主张虽然没有被中央接受，但是当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被打倒之后，斯大林实际上是重新捡起了他们的理论，加以改头换面的运用。日后的苏联农村集体化的进程的激进程度甚至比反对派们所设想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看来，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俄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共产党的苏联都概莫能外。

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问题。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从农业中抽取资金，这种做法很早就出现了。1922年秋，一些机构便利用农业好转的形势，任意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使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日趋脱节。这种情况在1923年秋天达到顶点，据统计，工业品价格指数与总商品指数的比例，1922年8月1日为0.85，1923年10月1日上升为1.24；同时期内，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与总商品指数的比例，却从1.03下降到0.45。这种价格脱节现象，造成了农民商品经济的萎缩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危机。这就迫使当局采取有效措施，减小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6 但这种错误并没有完全得到纠正。1924年，反对派之一、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表了《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不能依靠掠夺殖民地，只能把小生产当作“殖民地”。主张用超经济强制的行政手段来积累资金，如国家利用垄断地位通过工业品价格以及铁路运价等。还主张通过国家银行的垄断地位，向农民发放高利贷，发行货币等。他的这些观点遭到布哈林的反对，并展开辩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随着托洛茨基派的失败而失败，但他的这些理论却未遭到彻底地批判，在苏联仍大有市场。斯大林后来接过了这一套理论，以“贡税论”的形式出现，他说：“他们（指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7 这种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实质上是强制性地让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损害了农民地利益，也破坏了工农业的平衡发展，对苏联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农业集体化是继剪刀差后，对农民的又一种剥夺方式。1927年底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明确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是“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并指出这种过渡的基础是进一步开展对富农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说，这个过程应是“逐步的”，因为个体私有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整个农业的基础”。8 到了1928年初，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这是富农反抗的结果，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强迫富裕农民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否则没收粮食和生产工具并处以刑罚。这是违背新经济政策的精神的。从此，新经济政策被逐步取消。同年夏，在各主要产粮区都开始大规模的组建集体农庄，并且出现了某些实行了集体化的村、乡甚至区。斯大林以这些事例为典型，推广到全国，要求在全国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党中央又根据斯大林的要求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要求在几年内实现全盘集体化。9 在中央的快速实现集体化的要求下，地方上往往以行政手段的方式，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激起农民的激烈反抗。在此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于1930年3月2日发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对于过火行为予以批评。情况才有所缓和。但在同年秋，集体化运动又开展起来。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60％以上的农户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建立了20多万个集体农庄。这一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80％。因此，联共中央在1933年1月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0 集体农庄是用行政手段乃至暴力手段来方法，以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为代价实现的，在此过程中，还伴随着大量的富农的被消灭。在1930年、1931年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有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被消灭的农户总数约100－110万户。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户村”，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集中营。11 而加入了集体农庄的农民的景况又如何呢？根据苏联劳动组合（集体农庄）标准章程第十一条规定，集体农庄在分配其实物收入时，首先应履行向国家交售物品的义务。1933年，全国正式实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交售指标由国家统一规定。国家付给集体农庄的购粮款，还低于有些地区的生产成本。农民都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庄员”，不仅被剥夺干净，还丧失了一些基本的自由：每年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劳动日”，不然的话，轻则扣发口粮，重则追究法律责任。12 上世纪30年代，苏联实施身份证制度，农民没有身份证，因而不可能随意迁徙、流动。他们的选举权也受到了限制，是国家的二等公民。13 集体农庄将农民盘剥的一无所有，又限制了农民的自由，农民的地位在实质上已接近于国家农奴。如果将扩大化了的消灭富农运动一并考虑的话，集体化可谓是一场大灾难。斯大林在与英国首相邱吉尔的一次谈话中也承认，“集体化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邱吉尔的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1000万。14 这种制度，毫无效率可言，它使得苏联的农业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15在我看来，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为了便于用剪刀差从农业中抽取资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积累：二是为了确保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原材料。从结果看，它的确是达到了目的。实行集体化后，再也没有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但是，它付出了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代价。它保障了城市、工业和工人的需要，却坑苦了农村、农业和农民。它促使了苏联工业的飞速发展，却也埋下了产业结构失衡的隐忧。农业问题难以解决，也是苏联最终走向瓦解的重要原因。

苏联通过剪刀差和农业集体化，从农民身上抽取了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工业发展中去。结果导致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城市的繁荣发展和农村的停止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资源配置与发展的特征是：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把农村和农民仅仅作为外围与补给线；以农村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各种社会保障与福利，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同时又对工商业实行官僚管制的政策。结果是农村、农业、农民只能维持简单社会再生产，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性停滞不前。而为了维持农民的生存，又往往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但不允许他们自由买卖和迁徙，这种土地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福利制度，但同时也是对农民的桎梏。既不利于解放劳动力，又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在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严重的国家，是很难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安定的。苏联的解体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城乡二元对立十分明显。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大业能否继续进行下去的大事。在这方面，回顾一下苏联的农业政策问题，探讨它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解决好这一问题，应当是大有帮助的。

1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2002年6月新一版，第1－2页。

2 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3 同1，第43页，57页。

4 同上，第73－76页。

5 秦永立：《对苏联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的再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年第二期。

6 同1，第138页。

7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39页。

8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第193页

9 同上，第195页

10 同上，第197页

11 同1，第349页。

12 叶书宗：《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农民缴纳“贡税”的劳动营》，《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一期

13 郑异凡：《苏联的土地政策及其农民问题》，《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一期

14 温·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四卷下部，第三分册，第733－744页

15 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