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历史老师读的书:1963年：“知无不言”的代价

1963年：“知无不言”的代价

            －－贺绿汀提出“大跃进”“四大罪状”之后

作者：徐庆全

1963年3月，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就自己在干部轮训班上的发言所引起的误解和传言，致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要求组织上进行调查。贺的信虽然反映的是个人问题，但也折射出那个年代已然苍老的往事的影子。现将这封信转录如下，并结合相关材料加以分析。

贺绿汀致陈丕显的信

陈丕显同志：
本来不打算写信给您，以免因个人事引起您的麻烦，但事情已经发展得异乎寻常，不得不写信来，请您设法把事情弄清楚。
最近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我在党校学习期间曾经说“三面红旗四大罪状，（中间记不清了）……最后说三面红旗可以进棺材”等等，并说这些话已经传得很远了。
我记得您在一次报告中曾经提到，“……有人说三面红旗四大罪状，……我们不追究了，算是一些一时的浑话”，我当时想这些话可能和我在学习时某些话有关，也不必因此为自己辩解。但后来中央文化部有人来，又对我说：“你是不是反对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四大罪状？”我当时很觉诧异，问题竟闹到如此地步，因此近来心地不那么愉快。但是我自己想，我是一个党员，我对自己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向党负责任。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决不计较任何毁誉。因之自己尚能处之坦然。但是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又对我说了如上的话，可见问题闹得很严重了。我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应该事先调查清楚，甚至可以找当事人对质；随便根据一些不切实际的汇报，一传十十传百，将来会感到人人自危，没有人敢说话，这对党也是不利的。
下面我想汇报当时学习小组的情况：
在学习开始时，小组长说【：】“小组会上大家可以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领导上决不记账，……小组长也不向领导上指名汇报……”等等。大家在讨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发言很多；我也谈了一些我的意见。
我当时认为人民公社在开始以及后来办大社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特别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小队或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以后，问题就解决了。人民公社花了代价才有今日，况且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引者】以后已经纳入正轨了，如果再取消它，不但不合算而且人民也不会同意的。
总路线“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中，多快好省提的全面，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力争上游是好的，但是再加上一条“大跃进”就会使“多快好省”失去平衡，因为“大跃进”的意义与“力争上游”有重复并加重了它的意义，使人们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促成一部分领导工作者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作风，下面无法完成任务时产生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等现象。
当时我把这些现象归纳为四点（具体内容大致如上，现已记不清了），当时大家开玩笑说我提出了“大跃进”的四大罪状，我当时没有提出异议。以上提出的具体内容当时化工学院党委书记田华同志（他是小组长）也表示同意，自从他向上级汇报回来以后，又不同意我的说法，后来他在向上级书面汇报时把我那四条写上了，我在上面稍加修改，并没有提什么四大罪状，而是提由“大跃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以上是关于这件事情的大致情况，我当时认为“大跃进”是长期被压迫的我国人民翻身后普遍的要求。只要生产力生产关系摆得正确【，】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大家会自动努力工作的。“力争上游”四字已能发挥促进作用，提得太多了就会产生强迫命令弄虚作假等副作用。
中央在总结各地党校学习时说【：】“各地讨论中有些同志把五风所产生的现象说成是三面红旗的原因，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以上不过是我个人在当时及以后对“大跃进”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当时我在提意见时也申明了两点：第一【，】关于过去一些缺点错误正在大力改进，或者已经改了，我们的意见不过是作为经验教训供领导上参考，决没有要求有关部门作任何检讨的意思。第二【，】按照党章中党员权力的第六条规定，党员虽然对方针政策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对党的决议绝对保证无条件地执行。
根据以上汇报内容，我自己应该检查的是对“大跃进”的看法不正确，而且态度不严肃。证明自己的党性及政治水平还很差，必须在以后思想行动中改正。
不过下面几点应该提请领导上注意：
1、党校在我们学习开始时，小组长曾一再郑重声明，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小组长除了向上级汇报小组意见内容外，决不指名道姓向上级汇报。但事实上不但把一些不正经的话作为代表发言人的意见向上级汇报（照道理应该以书面汇报为准则）【，】而且把对“大跃进”的四点意见夸大为“三面红旗四大罪状”，并且说：“三面红旗要进棺材”。
2、市委领导同意【志】如果认为汇报内容严重，最好先把内容核实，必要时找本人谈话，甚至可以要本人检查。虽然说明把这些话当作“浑话”，不加追究，但事实上造成被动局面，因为它与事实有出入。
3、这些话不翼而飞，大概中央领导同志可能都知道了，想必认为本人是坚决反对甚至仇恨三面红旗的，因而得出对一个党员全面否定的概念。
假如造成这样的局面的话，我感到很遗憾。对我个人来讲，作为一个党员，应该经得起考验。但是，上面这些情况在某些方面对党也是不利的。
第一、党校学习小组的党小组长违反自己的诺言，不但指名道姓而且加大罪名向上级汇报，其结果将会造成党员对党组织不信任，党员之间互相戒备，离心离德，造成鼓励党员说话口是心非，使党内生活不正常。
第二，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来看，这不是“如实反映情况”，并且不经过调查研究就是这样到处传开来，给党员的政治生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这是对党员政治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也许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因而就更加值得忧虑了。
我想我有责任把以上的情况向您汇报，我没有别的任何要求，只希望把事实弄清楚。并根据弄清楚以后的实况向有关方面说明事实真相。顺致
敬礼！
贺绿汀1963、【年】3月

总结“大跃进”“四大罪状”的背景

从贺绿汀信中所述的内容来看，他所解释的是自己对“大跃进”及“三面红旗”的看法所引起的误解的问题，而这些惹了祸的言论，则是他在上海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小组会上的发言。

作为著名音乐家的贺绿汀，解放以后就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音乐界与政治、经济界关系并不密切，按照常理，贺绿汀即使对“大跃进”或“三面红旗”有意见和看法，只要不采取上书议政的方式，似乎也没有机会让上海市委书记甚至是“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来关注，来点名批判。但是，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下发后，1962年8月，贺绿汀得到了进上海市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在小组会上，他谈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看法。公平地讲，他的这些发言，与这一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相比，也算不上激烈，本不应受到责难。但是，由于此后形势的急剧变化，他的这些发言也就上达“天听”了，成为所谓的“浑话”了。

要讲清这其中的变化，还需要从当时的大背景谈起。

1960年初，当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无一例外地讴歌“六十年代第一春”的时候，整个国家实际上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58年中央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虽然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向前大踏步推进，但是，一味地强调“敢想、敢说、敢干”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风”、“浮夸风”等甚嚣尘上，结果打乱了国民经济的秩序，不但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而且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吃穿用也陷入困顿状态。

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翌年初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在形势的判断和调整的决心上，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针对这种思想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61年初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中取得“发言权”。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这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在全国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形势的主要原因。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还在犹豫徘徊的思想状况，他大声疾呼：“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提议，这年的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一文件，“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主要对象，则“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而轮训的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对此，文件有明确的规定：

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着的问题。应该使干部在这次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法【原文如此，疑为“纪”之误】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并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

中央这一文件下发后，从1961年冬开始，各地即按照文件的精神，开始了对各级干部的轮训工作。贺绿汀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级别上自然是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了，因而在1962年的8月，进入上海市委党校，参加了这一期的短期轮训班学习。

轮训班在1961年冬刚开始举办的时候，效果是不明显的。在1962年12月30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中，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

一九六一年冬天轮训开始时，参加轮训的干部当中有一些人有不敢讲话或不愿讲话的情绪，心情不很舒畅，有的还有怨气。这是同过去一个时期内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遭到破坏有关的。在发生过过火斗争的某些地区和单位内，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文件中所谓“过火斗争”，自然是指1957年的反右派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所留下的阴影。而处于这种阴影的笼罩下，“有一些人不敢讲话或不愿讲话”自然是正常的了。因为一旦实事求是的讲话，就必然要面对当时严重受挫的现实，解答建设路线和根本指导思想问题－－“三面红旗”到底对不对？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原因究竟何在？而事实上，对“三面红旗”这样的质疑情绪，在1961年5月传达以总结经验为重要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过程中，就已经在各地三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中流露出来了。但是，想必参加轮训班的人员都明白，中央让他们学习，主旨决不是要他们怀疑“三面红旗”。在这种情况下，学员们的心态和积极性自然可想而知了。

但是，情况很快有了好转，轮训班的学员们也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这要归功于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自然还是要把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意见带到会上来。这次大会尽管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三面红旗”，却是一次比较充分体现民主的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他修正了关于“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提法，认为缺点和错误至少是三个指头，“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对目前的经济困难，他甚至不隐讳地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号召全党“实事求是”，“倾箱倒箧”地找出“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与错误，从中总结深刻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也在会上承担了责任。

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很快传达到了各地，自然为人们所振奋。参加轮训学习班的各级干部们，也为大会的精神所激励，因而轮训班一改往日的沉闷，“许多干部的顾虑大大减少了，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揭露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绝大多数轮训班都做到了使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轮训班的贺绿汀，也对“大跃进”“畅所欲言”了一回。

提出“大跃进”“四大罪状”后的遭遇

贺绿汀在信中说，他在轮训班的学习小组会上发言“原话记不清了”，大概当时他急于给陈丕显写信而无暇去查对记录稿的缘故。但在一个月后，他在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写信时，却查到了记录稿，并引在了信中：

“大跃进”所起的作用：

1、有了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大跃进”就变成了多余的，因为前者包括了后者的内容【，】而且更全面。因为“大跃进”本身的意义是空洞的，到底跃到什么程度，如何跃法都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假如说由于多快好省力争上游而造成了“大跃进”的局面，是可以这样说的，在这里“大跃进”不过是个形容词。

2、如果把“大跃进”变成动词，单独列上一条，势必与“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发生矛盾，势必砍掉了好省单有多快。这样造成了三种后果：

A急躁冒进，不实事求是。
B浮夸作风，弄虚作假。
C违反客观规律，破坏生产。
D强迫命令，瞎指挥。

以上是从原始才【材】料上抄下来的，原来只有三条，后来又加上一条，变成四条。

    贺绿汀的这个发言，即使现在看来，也不乏真知灼见。促使他做这样的发言，除了前面提到的大背景外，还有他自己对“大跃进”运动的亲身感受。

    贺绿汀从20世纪20年代参加湖南农民暴动、广州暴动起，其革命经历一直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在“大跃进”的战鼓擂得震天响的时候，多年革命生涯所产生的对党的信任，他对“大跃进”运动也是由衷地拥护。作为音乐家，他所能为“大跃进”做贡献的惟一方式，就是用乐曲为之奏凯歌。那时，在他的带领下，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纷纷开赴农村，开展所谓“四边”（边劳动、边创作、边演出、边采风）、“六边”（边劳动、边创作、边演出、边采风、边学习、边辅导）活动。贺绿汀自己的情绪也处于亢奋状态，甚至连到北京出差时，也不放过感受“大跃进”而进行创作的机会。他在十三陵的劳动体验虽然是短暂的，却创作出了六个乐章的大合唱——《十三陵水库》。此后，贺绿汀的创作确实是跃进的速度的，平均每月一首，其中有一首乐曲的名称就叫《放卫星》。这样的创作速度，在音乐界自然是也放了“卫星”的。但是，这样的狂热并没有持续多久，贺绿汀与当年的一些有识之士一样，便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史中兴的《贺绿汀传》这样写道：

    同学们拆下了门窗，砸下大铁门把手去炼钢，他虽曾不以为然，却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不上形势，不曾“破除迷信”，现在目睹花了巨大代价炼出来的一堆堆谁也不要的废铁，他心痛极了。师生们跟着社员下地深翻三尺，他也曾嘀咕是否科学，但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怕苦怕累，“右倾保守”，现在看到密植的地里长出的瘪谷，他眼睛湿了。 如果眼前的现实仅仅让贺绿汀产生困惑的话，而在1960年回故乡邵阳采风所目睹的一切，则使他着实感觉到自己所创作的《放卫星》这样曲子的滑稽可笑。史中兴接着写道：

    这是他解放后第三次返乡。可此刻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太阳躲到铅灰色云层后面，树木被砍削一空的山岭。光秃着身子，冷清而又贫瘠。稀疏的村落，空旷的不见人影的田野，颠簸不平的山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弯来绕去。公路两旁偶尔出现的房屋顶上、门墙上，用白漆刷写的“大办食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依旧赫然在目。瑟缩的门墙跟前的乡亲们，一个个脸皮黄瘦，眼泡浮肿，时光好像倒退到几十年前，村民又在饥饿与死亡的阴影下挣扎。

    对“大跃进”有这样的深切体会，贺绿汀对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自然有更深层的思考。而在党校学习小组上的发言，自然是这种思考的真情流露。本来，在《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为了创造畅所欲言的空气，提出了“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认真贯彻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甚至提出：“学习讨论，以小组漫谈为主要形式，小组会不做记录，不进行重点批判。”而上海市委党校负责的同志在轮训班开学动员报告中，甚至这样告诉大家：这次学习就是要让大家放松一下，哪怕只是增加几斤体重，也应看作是学习的一大收获。但是，从贺绿汀信中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不但党校负责同志的许诺成了一句空话，就是中央文件也没有被认真地执行。

     要理解这样反复的原因，还是要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

    虽然七千人大会中，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造成的困难勇于承担责任，并同意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但是，他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什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但是，七千人大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对困难有清醒的认识，经过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毛泽东所定下的大前提。“因而，毛主席就要出来干预和纠正了”。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讲话。他说：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百分之几？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一连串的诘问，将极其严重的“方向路线”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逼迫人们思考其中的含义。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批评“三风”（即“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并系统地提出了整个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党内掀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这样，阶级斗争问题的再次提出，就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七千人大会以来的经济、政治调整，并被赋予了某种新的内涵。

    在重新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观念支配下，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的任何质疑与批评，都会被上纲上线。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话语，甚至连刘少奇也不得不做一些自我批评；而与此相适应的是，正在各地轮训的干部们，也不能对“大跃进”再说三道四了。而对于那些在七千人大会的鼓励下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的人，像贺绿汀，就免不了被秋后算账的命运了。

    贺绿汀的信中说，他的发言，当时的小组长是同意的，但是后来“自从他向上级汇报后，又不同意我的说法”。这期间变化的原因，显然是小组长得到了上级的精神。因而，汇报上去的贺绿汀的发言记录，就被视为“浑话”并且很快流传出去了。

    贺信中所说的“中央文化部”的来人，是当时艺教司的王志成，而那位“中央负责同志”则是当时的农垦部部长王震 。由于这两位北京来的人，尤其是王震这样身份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了贺绿汀的话，并为此专门与他谈话，贺自然认为“这些话已经传得很远了”，因而有了“近来心地不那么愉快”的感觉。

    在贺绿汀为此心神不安的时候，196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中组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

    许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有些人把三面红旗同五风混同起来，有些人把总路线执行中的缺点当作总路线本身的缺点，有少数人阶级立场模糊，他们在轮训班里发表了一些糊涂看法和错误意见。另外，还有个别人发表了某些反对社会主义和怀疑中央领导的言论。

    看到这个报告中的这段话，贺绿汀自然更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尽管他的发言中说到了“大跃进”的害处，但是处于当时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整个否定“大跃进”的认识。因此，对于外界所传说的他的话，他深恐被误解为是“坚决反对甚至仇恨三面红旗的”。为了解除这种误解，他只能要求组织上来进行调查，澄清事实。这是他给陈丕显写这封信的一个原因。

    此外，促使他写下这封信，还有希望向党组织表明心迹的欲望。作为一个多年的老党员，浸入骨髓的党性原则使他对此事有诸多的困惑：他想不通一个共产党员在组织面前毫无保留谈出自己的看法有什么错；他也想不通为什么中央的报告中那么多“不”的规定却可以随时作废。因为有这样的困惑，所以他想到了党的威信，故信中有“上面这些情况在某些方面对党也是不利的”之语。

    陈丕显对这封信如何处理的？限于材料，我们不知其详，但至少在这一年4月份以前，贺绿汀没有得到答复。因此，贺绿汀在4月份到北京出差时，于25日又给周扬写了一封与给陈丕显的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并附上了给陈丕显信的抄件，向他的顶头上司说明情况。信中并告诉周扬，他返回上海的时间和在北京的住处，希望周扬“如有指示请电话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