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友游吴越阅读答案:老外看中国的“山寨”文化

在八月里一个湿热的下午，简?奇普蔡斯（Jan Chipchase）——这位满世界乱跑的技术专家——正置身于“不夜城”的喧嚣与嘈杂中。这座五层楼高的电子市场矗立在上海市的繁华地段。奇普蔡斯环顾四周：小贩们在兜售着形形色色的手机、笔记本、播放器和平板电脑。

奇普蔡斯四十出头，以前曾是诺基亚的研发人员，在过去十年间一直致力于记录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应用之道。他在类似于这家电子市场的场所消磨过无数时光。与那些在过道间来来往往的买主们不同，他到这里来并非是要买什么新设备或是避暑——身着黑T恤和绿军裤的奇普蔡斯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满足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亲眼见识一下这传说中的“山寨机”世界。

“每次我出来，都想看看那些挑战我已有认知的东西，”奇普蔡斯说道。“我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它能让你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山寨”这个词的中文字面意思是“山中的城堡”或“山贼”。它原本用来指西方厂商们不屑于谈论的假冒伪劣制品。尽管“山寨”这个词可以用在任何假冒产品上，但最近它往往特指电子产品；而“山寨机”则特指最常见的一种假冒产品——智能手机。The Linley Group 的分析师认为，每年在中国国内和出口市场上卖出的“山寨机”至少有1.5亿部。“不夜城”的一个柜台上陈列着一排仿制的 iPhone，而旁边的柜台则堆满了看上去大同小异的 Android 手机。有的手机像个橄榄球，有的手机则像法拉利跑车，更多的手机则贴有像“Blockberry”或“Svumsung”这样容易使人混淆的标签。

尽管有些山寨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假的，另外一些山寨机则不那么好识别。奇普蔡斯在一个柜台前停下来，把玩着一个样品，感觉它的重量，并试着用了用。仿造的手机通常都会有些出乎意料的功能：正品所没有的摄像头，额外的插口或不寻常的连接口。奇普蔡斯发现，检查多余的 SIM 卡插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这些“山寨机”的目标客户往往都会有两个号码，以方便在不同的电信提供商之间切换来节省话费。

“双卡可能是最容易看出来的一个特性，”他指着一个多出来的插槽说道。当正规的移动厂商视双槽为禁区时，山寨厂商们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那些背负道德责任的厂商们由于现有的客户关系而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山寨厂商们则趁虚而入。”

你可能会认为山寨机不可靠，因为它们太便宜了。不过奇普蔡斯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新一代的仿造品——他称为“超级赝品”——通常很难与真品区分开来，而且性能也不错。

奇普蔡斯利索地打开了一部看上去很像真品的手机后盖，教给我一个区分赝品的小窍门：手机电池上贴的激光防伪标签通常可以用来确认这部产品是否是真货。两分钟后，他来到了另一个柜台前。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向前倾着身子，手里举着一大把激光防伪标签。

奇普蔡斯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他拿出随身携带用来记录所见所闻的佳能5D照相机。“这是干什么用的？”他问道，一边连拍了十几张照片。“你把它们贴在电池上，让它们看起来跟真的一样，”那个妇女耸耸肩答道。奇普蔡斯为这个发现而大笑不已。“我喜欢这个！”他高兴地喊道，并在前往下一个柜台前向那位妇女致谢。

奇普蔡斯在诺基亚的工作使他声名远播。诺基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在过去十年间，奇普蔡斯坚持不懈地记录和分析用户行为模式，以洞察未来的消费者需求。他的这项工作为他赢得了声誉。他的理念是，在研发新产品前应首先了解消费者们到底需要什么，公司只有通过了解人们如何生活才能预见到未来两年、五年甚至是十年间的消费需求。

诺基亚每年可以卖出5亿部手机。而那些增长最快的市场都处于新兴经济地区，因此奇普蔡斯的工作之一就是从那些边远地区定期发送报告。在上一次调查中，从肯尼亚到哈萨克斯坦，他实地考察了至少36个国家。“如果让我在去往某个新地方和回到某个旧地方之间选择的话，我通常会选择去往新地方。”奇普蔡斯每年都有4到6个月的时间在路上。“诀窍是在工作室里花上足够的时间来消化你所学到的东西。”

尽管如此，奇普蔡斯很难解释他的谋生之道是什么。他曾被冠以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和可用性研究员的头衔——哪种说法都不全面。诺基亚的前任首席执行官 Olli-Pekka Kallasvuo 打趣说奇普蔡斯是公司的印第安纳琼斯。这是个玩笑，不过他的形象的确很像那种出没在边远地区的无畏的探险者：高额头，薄嘴唇，自信满满的样子，就像一位战地记者。正是他对旅行的狂热，成就了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只会埋头于工作室或实验室。他回忆起他的团队曾在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铁路旁设立了一个移动办公室（他笑称那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网吧），另一次他则在土库曼斯坦的偏远角落，费力地穿过一群蜘蛛，坐在一座喷涌着燃烧气体的火山口边上。

他承认自己是个“体验爱好者”，但他坚持说，自己的工作算不上是公费旅游。“和去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不一样，”他说，“驱动我的是那些有趣的研究，这些研究也能呈现出来价值。”在一小队同事的陪伴下，奇普蔡斯往往一头扎进某个社区一两个礼拜，执着地通过跟踪、采访、摄影，将本地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之后再把影像上传到博客中。团队成员的构成也会根据他的研究内容有所变化。有时，他的随同只有一名联络人；在规模更大、行程更紧凑的情况下，奇普蔡斯没准会用到几个设计研究员，同时还会有两个当地人来解释风土，协助翻译。前方的工作团队将考察结果反馈给上一层的设计队伍，为后者提供灵感。反馈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从当地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到给官员行贿的礼品，无所不包。

今年早些时候，就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后，奇普蔡斯决定离开诺基亚，在上海担任了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青蛙设计”（Frog Design）创新公司的职位。这次跳槽的反应不一。一些博客认为，这是手机巨头走向衰落的证明：一些人指责诺基亚裁掉了颇具前瞻性的研究部门。另一些人认为这是青蛙设计的巨变。60年代末，青蛙设计作为一家工业设计公司成立于西德，该公司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设计顾问机构。首席创意官马克·罗尔斯顿（Mark Rolston）欢迎奇普蔡斯，认为他是“在用户研究领域那种拥有罕见的才能，知道如何在我们这个世界得到真相的人之一。”

奇普蔡斯本可以选择公司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间工作室，但他说，自己想去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曾经，如果你对创造推动工业革命的产品感兴趣的话，自然要去曼彻斯特。如今，如果你想去世界上某个创造服务的地方的话，很可能要去硅谷。那么，下一个是哪儿？”他大手一挥，回答说：当然是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最大城市的街道上。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只不过回答要求的时间更短，答案的要求更准确，而且没有空间用来改进。”奇普蔡斯说，“这个国家的变化很大，从物权的经济自由到获取信息的技术都是如此。我觉得这些变化独一无二，而且呆在工作室里，你怎样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寻找问题的答案呢？（去中国）是个绝好的机会。”

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女性群体的自杀率为全世界最高——每10万人中就有14.8个，这一数字高出英国三倍。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2010年七月的一份报告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地表水源已经被污染。

一份来自国际能源组织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将会制造大约14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美国的两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投入了220亿英镑用来开发清洁能源，并且雄心勃勃的要在五年之内将核能设施扩大到现有规模的三倍。但是最终，国家的行动也只是一部分。奇普蔡斯认为中国可能已经有了解决方案，恰恰隐藏在像“不夜城”这样的地方：通过逆向工程技术来研究苹果和索尼的新设备，山寨企业家们在改进它们，既满足了消费者，也促进了创新。将这种模式理解为一种为获得更好设备的开源运动——可能会解决一些世界上最难的问题。

在中国的技术“温室”中，创意从蓝图进入市场的过程被加速到了最大。在这里，电子设备上市的时间不过是几个星期的事情。如果创新的速度能够影响到全国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绿色能源，那会是怎样一种场景？奇普蔡斯相信，中国仿造者快速、高效的跟进，已经为加速技术普及创造了环境：在整个上海，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设计师，亦或是工程师，都摩拳擦掌地想要成为基于创新的快速市场方面的世界级专家——这也暗示了，在制造仿冒智能手机之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复制并制造细微差异的方式的确也是一种创新形式，”奇普蔡斯说。“但如果这成为创新主要方式了呢？想象一下，你在美国或英国做足了混搭文化，再把它移植到一个渴望赚钱，满是硬件和软件环境中。亟需一个新词来形容：不是‘山寨’...这比山寨更甚”

伴随每一个出口到非洲、南美或其他地方的产品，这种文化也在扩大影响。来自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里，博士生的总量增加了五倍——其中每15个人就有一个在深圳这个中国的高新技术区工作。

“中国的设计有两层，”一名年轻的软件开发者说。由于工作的公司发迹于山寨生意，他要求将自己的姓名隐去。“第一层是抄袭西方市场，第二层是超越他们的成果。山寨产品具有创新性，因为它们瞄准的主要是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指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译注）……大品牌需要为主流人群和大众人群设计。”

过去，西方科技巨头和山寨公司们打交道的仅仅是律师。但是这种关系在发生变化。山寨产品的成功表明存在对于多 SIM 卡插槽手机的需求。诺基亚于是在夏天发布了两款双卡手机，C1和C2。这一举动符合奇普蔡斯的观察：制造商们各自借鉴并迅速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中，在改进产品的同时适应当地的用户偏好。山寨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商业创新新模式，而不是冒牌货这么简单。

奇普蔡斯生于一个英德混血家庭，在伦敦和布赖顿（Brighton）长大。尽管他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学业上，但能给他带来激情的，还是探索。“毛病从15岁时就开始了，那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打上背包去了埃及，”他解释说。在首选大学落选之后，奇普蔡斯搭便车穿越了美国，之后被伦敦城市理工学院（City of London Polytechnic）录取，拿到了发展经济学的学位。在这之后，他在用户界面设计这一较新学科方面拿到了硕士学位，随后在布利斯托尔（Bristol）以技术研究员的身份入职。就是在那里，身为学习及研究技术学院（Institute for Learning and Research Technology）的雇员，奇普蔡斯遇到了自己的日本妻子，森惠子（Keiko Mori）。

2000年，夫妻二人迁去东京。在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之后，奇普蔡斯在诺基亚的本地研究中心得到了用户体验经理的工作。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步步迁升，成为了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和资深战略师。他的团队发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一群人会共用一台电话——比方说商业伙伴、家庭成员、甚至整个村子。这项发现致使诺基亚引入了一项新功能，即一部手持设备带有若干电话簿。在今天，数亿手机都拥有了多重电话簿的功能。奇普蔡斯还观察到，许多人使用手机作为现金的代理付账。这使得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大量投资开发手机银行业务——IE Marke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手机转帐总额在2009年超过了270亿美元。

Younghee Jung，一位在诺基亚班加罗尔曾和奇普蔡斯紧密合作了很多年的研究员，形容他在工作方面“非常有决心和直觉、触觉敏感”。 “他还有一种能力：不用故弄玄虚就能一下子获得用户的共鸣，”她说。

诉说故事的能力意味着奇普蔡斯常常在会场之间奔波。他也常常出席世界银行和美国国务院等机构的私人会议。他的声音宁静，充满谨慎，经常使用一连串的设问，而不是妄下结论。当被问及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时，他绞尽脑汁，好找到合适的话语，同时也为了放低自己是专家的身份。

“我想每个人都在做我的工作，”他回应道。“不论是买二手车还是在酒吧交朋友，如果你要试着理解人们的动机，就是在阅读他们，阅读前因后果、局面形势??许多行为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人类行为和动机的改变是很缓慢的，但是呈现出的方式却不尽相同，”他说，“我认为，尽管不知道未来情况会怎样，我仍知道在未来是什么在影响人们的逻辑。”

他给出了两个例子。为什么阿富汗的路边加油站会把油桶垒成堆？这是因为这样更容易给汽车加油，同时也给自己作了广告。为什么在泰国假牙套能够成为年轻女孩间的一种流行的配饰？因为能够暗示他们的父母可以支付得起昂贵的牙科费用，进而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尽管整件事是假的。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向其他人推广的意图。一旦你理解了这种联系，奇普蔡斯说道，你就能够预测——或改变——未来的样子。

夜凉如水。 奇普蔡斯刚才给300名左右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做了演讲——他来到上海后的首次重要会议。他推回靠椅，到青蛙设计工作室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喝啤酒。再过一两天，他将飞往阿富汗进行另一次有关移动支付的行业研究。

他拒绝承认旅行是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在路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常态。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矛盾，他在考虑的，是中国的赝品文化会推进创新，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全球生态威胁，但也可能包含解决当前最棘手问题的方案。尽管中国可能是他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站，但绝不是最后一站。“在阿富汗仅仅两周，”他的眼睛闪着光，“但是这两周比其他任何人都过得要长。”
《华尔街日报》：在书中你提到了中国的“复制文化”，你指的是什么？

博斯克：在西方，人们认为复制是禁忌，是一件可怕的事，是缺乏想象力的标志。

Bianca Bosker在上海的泰晤士小镇里，身穿仿英国女王卫队制服的保安正在巡逻。为 吸引潜在的购房者，房产中介打出了“英伦梦想，泰晤士小镇生活”的广告语。
在中国，复制没有这些污名。你复制的东西可以代表着一种技术成就或是文化成就，复制者并不低人一等。

这并不是说原创没有价值，而是说你可以复制，复制也能够保留原创的特点和精华，虽然在西方我们可能不这样认为。同样，复制事实上可以显示出你对某种事情的很在行，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上讲。统治者可能会复制他征服的国家的景色，以显示自己的地位。

《华尔街日报》：一名建筑师曾经说过，外国设计师不会设计出中国人想要的那种外国建筑。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外国建筑？

博斯克：被复制的不光是巴黎本身。而是中国对巴黎的一种特殊的视角。

在杭州有一个按四分之三比例建造的埃菲尔铁塔的复制品。有房顶和百叶窗颜色非常深的联排房屋。但是开发项目中还包含了非巴黎式的地标建筑。这里有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有位于法国另外一个城市的尼姆竞技场，有凡尔赛的花坛花园。这不是对法国的忠实复制。这是一种法国最伟大建筑的融合，让人联想起贵族生活方式的建筑的融合。他们没有复制蓬皮杜艺术中心(Pompidou)，和其他任何现代建筑，因为那不符合法国建筑的传统理念。

它不像是拉斯维加斯。这些复制品不是主题公园。这些是住宅，是社区。它们不是旅游景点，虽然它们也有可能成为旅游景点。
许多这类社区非常严格遵循西方的建筑规则，禁止任何破坏建筑西式风格的改动。只有一种情况能让他们放宽标准……那就是改善风水的需要。中国人理想的生活可能是住在一栋英国别墅里，但是这栋英国别墅风水一定要好。

《华尔街日报》：你见到过哪些与众不同的复制品？

博斯克：我去过深圳的一户人家，看到了他们仿照白宫建造的住宅。该住宅的名字也叫白宫。主人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他的家人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我和他一起参观了他的房子，我记得他在走出房子时转过身说，太美了，简直太美了。他一直都有一种自豪感。如果可能，他会为这栋房子写诗。

在杭州，我看到一对夫妇在这个法国教堂的楼上举行婚礼。主持婚礼的男子打扮成牧师的样子。他们有一个假的圣坛，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包着红色的中国旗。婚礼现场一直都有泡泡的效果。

我曾在不同时间回到过这些地方。有些仍然是无人居住的鬼城。

《华尔街日报》：你在这种表面的疯狂背后发现了一种营销策略。最近的一篇文章显示，一个仿制的埃菲尔铁塔和广告宣传“世界上最大的多纳圈”的美国城镇没什么区别。你觉得呢？

博斯克：西式风格是为了打造品牌，这绝对没错。其营销材料上也会突出这一点。他们在小册子上宣传了每一个可能与西方产生关系的地方：在这个英国小镇，你的邻居可能是一位金发女郎，另一个邻居则可能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

《华尔街日报》：这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很西化吗？

博斯克：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混合的。他们的住宅装饰风格主要是西式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风格的沙发、大的锦缎丝绸窗帘，以及西式的结婚照。

我在北京的维也纳花园(Vienna Gardens)见到了一名男子。他的住宅外有几尊希腊雕像。他骄傲地介绍着家中一切西方或是进口的东西。他的台灯是希腊的， 上的绘画是西班牙的。但是他的住宅中有一个房间被设计成传统的中国茶室的样子。

《华尔街日报》：一些开发项目是政府官员的决定，包括已经下台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出的“一城九镇”项目中的泰晤士小镇(Thames Town)。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实施这个项目吗？

博斯克：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活动。没有协商。顾问们被召集起来完成这个项目。这是他凭个人喜好发起的一个项目。

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类似项目还能够成为官员任期内的政绩。我认为曾有中国官员计划在郊区兴建更多工程。

Bianca Bosker在上海泰晤士小镇的一个模仿英国布里斯托尔大教堂的复制品前，一对中国夫妇正在拍摄婚纱照。许多新婚夫妇都在这个教堂前拍摄婚纱照。教堂前的一个道具台上一直摆放着假的婚礼蛋糕、香槟以及一篮法棍面包。复制西方最好的建筑，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从个人层面来说，这是地位的象征，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中国成就的佐证，

《华尔街日报》：复制到底代表着中国的实力还是缺陷，你有这方面的结论吗？

博斯克：无论你觉得这些项目是矫揉造作、恶俗、美丽还是神奇，你都不得不惊叹中国的复制能力。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在北京设计的一座Soho大楼被重庆复制一事曾引发争议。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件复制品将比原创更早完工。我们谈的不是钱包或鞋子，或是需要几行代码的网站。我们说的是两栋大楼。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复制的东西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会永远复制别人的东西就错了。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着力推进发明和创新。

《华尔街日报》：一些复制类的开发项目的用途已经变了，比如上海的英式“泰晤士小镇”和沈阳的“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这种趋势是否正在消失？

博斯克：西方主题的开发项目周围正在出现其他风格的建筑，尤其是传统的中国风社区。越来越多的传统的法式巨无霸豪宅旁边建起了中式的巨无霸豪宅。

James T. Ared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