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查询个人账户:[评论]穆旦（查良铮）与金庸（查良镛）

作者：刘国重3  发表日期：2006-12-30 8:21:00         十多年前， 中国出现了大批“贵族学校”与“贵族商店”，着实令我吃惊不小，在我印象中，自1956年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大家变得一样富裕，也一样贫穷；同等高贵，又同等卑贱，何以短短三十年后就冒出偌多“贵族”？他们当初都藏在哪里呢？
　　
　　 等我搞明白这些所谓“贵族”不过是“买什么都比别人更贵的一群人”的简称后，方始释然。又啼笑皆非：这算哪门子的“贵族”？―――群暴发户而已，正应了贾宝玉那句话：“平白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在中国向来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经过有计划的对士族势力的打击，　自李唐以来，能称得起“贵族”的世家更属至为稀有。
　　
　　 绵延数百载的浙江海宁查氏应当可以算作这至为稀有中的一个―――她主要是以出产文人学者而非高官巨商为世人所知的，其家世也就尤其见得尊贵。　
　　
　　 海宁查氏的第一个巅峰期在清康雍两朝。查伊璜，查慎行．查嗣庭．查升于当时全国文坛学苑画界均属第一流人物。查氏门第鼎盛，一时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康熙为查氏宗祠所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联，　确为实录，　绝非谬奖。
　　
　　 其后二百年间，海宁查氏虽代不乏人，究竟未见特出一头地者。独于二十世纪再度开枝散叶，为中国文化贡献出两位大师级作家，分别代表了现代诗歌与小说的最高成就。　此为查氏家族第二高峰期。其他查济民．查良钊　查良金监　　等从事于政界商海者可以不论。仅凭查良铮与查良镛的先后出现，铮镛交响，已足以使海宁查氏的第二乐章更显辉煌。
　　
　　 窃认为对查氏兄弟文学成就的评价，不应低于稍早的周氏兄弟，较之历史上的曹氏，陆氏，苏氏，袁氏兄弟也未见多少逊色。所不同者，其他为同父兄弟，而查氏兄弟仅为同宗尔。
　　
　　 兄弟同源同根，具有相通的基因与禀赋，不过正如同一棵树上找不见两片两完全相同的叶子，伯仲二人也会有相当大的性格差异，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苏氏兄弟，子瞻飞扬，子由谨厚，兄弟感情却又极深，“但愿世世为兄弟，再结今生未了因。　”
　　
　　 周氏兄弟，“鲁迅太热而知堂太冷”（林语堂语）。终致决裂，“东有长庚，西有启明，永不相见。”
　　
　　 真正永世未见一面的是查良铮与查良镛这对表兄弟。二人笔名的由来就有同有异，他们的笔名用的都是拆字法。不同处在于查良铮是将“查”姓上下拆分，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查良镛则是将“镛”名左右拆开而得“金庸”。
　　
　　 二人天才相近，生平遭际，则大不相同，穆旦生于天津查氏分支。老弟兄六人，其父排六，因记忆力差，一直没有很好的工作，这一房就很受他房轻侮。金庸则生于浙江海宁老宅，祖父查文清进士出身，曾任丹阳县令，其父查枢卿为地主兼银行家，生活优裕。　抗日军兴，二人经历倒颇有相似之处，都在为求学辗转南徒，奔波各地，辛苦备尝，穆旦时在西南联大，金庸则在中学，后来也被联大录取，终因战争原因未能就学　。１９４８年穆旦赴美留学，５２年归国。也是在１９４８年金庸被调往香港《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１９５０年回到北京外交部谋职，因非党员遭拒，旋即返港。后脱离《大公》，　手创《明报》事业，　七十年代后成为大陆台湾两地最高领导人的坐上嘉宾，其时穆旦因为当年追随国民政府军抗日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扫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去世四年后才得平反。　穆旦后半生困顿偃蹇，子女也甚受牵连，“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我看着都觉着好笑／因为我原有许多好的衣衫／都已让他在岁月里烂掉。”此诗虽是自嘲，却又饱含辛酸。
　　
　　 才人不遇，千古如斯，今日尤甚。作为现代最为杰出的诗人，穆旦的诗名却长期湮没不彰，在南开20多年，也仅得一副教授’职衔。
　　
　　 金庸后半生则身名俱泰，风光无限。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荣誉院士，北大南开的名誉教授，浙大文学院院长，英国授给“英帝国官佐勋衔”，法国政府颁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
　　
　　 穆旦年收入不过千元人民币，　金庸家产则在１０亿港币以上，一次就从三联书店收到１５００万元的版税，令大儒李泽厚也惊羡不已。七十年代穆旦的一位美籍朋友回国访问，考虑到国际观瞻，有关方面大发善心分给穆旦一间十几平米的旧房。金庸六十年代购进港岛查甸山的一栋三层别墅，每层面积超过一千尺，后又购进太平山山顶道一号，占地面积约２０００多平米，１９９４年又在西子湖畔兴修“云松书舍”，占地面积３２００平米。二人生平际遇正有霄壤之别。穆旦年寿仅得５９　，金庸今年已是高寿82。以文人而成巨富，自然是令人神旺的大好佳事，而穆旦一生坎坷，思之却让人扼腕叹息，黯然神伤。
　　
　　 兄弟俩遭际如此不同，固然是因为二人的选择各异：穆旦选择了诗歌创作，曲高和寡；金庸则创作小说，并且是读者向来广众的武侠小说。穆旦以诗人学者的身份终其一生，金庸则于写作之外，兼及商业，创办《明报》，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二人生活的政治文化环境大异。金庸若非48年远走香江，据他自己推测-——下场照样会很惨，我们也就无福消受金庸武侠带给自己的那份精神愉悦了。
　　
　　 我与查氏有缘，二十年前我正在上上中学，几乎同时开始阅读穆旦译诗与金庸小说，一样的痴迷，一样的狂喜，一样的叹为观止。其时金庸小说大陆都有出版，购读较易。查良铮的翻译则出版还少，我又身处文化环境比经济环境更加封闭落后的一个海陬小城，买到或借到查译真的好难，几经周折借到《唐璜》，除了通读一过，我并手自抄录二百余页，托俺姐到上海捎书，仍是空手而返，穷极无聊之际，我突发奇想，写信给南开大学穆旦　夫人周与良女士，拜托老人家为我代购穆旦翻译，随信寄去二十元钱，周教授将钱退回，却给我邮来四本书：《拜伦诗选》《普希金叙事诗集》《穆旦诗集》及一本穆旦纪念文集。收到书时的意外与喜悦，至今记忆犹新。我因为热爱查译，拜读其书，想了解其人，对他自己的诗作并不热心，粗略翻了翻，觉得生硬，随手放置一边，读我的拜伦/普希金去了。大半年后，当我再度拿起《穆旦诗选》，潜心细读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汉字怎么可以这样组合？诗怎么可以这样写而又如此之佳？穆旦何以仅以译诗名世而已作却无籍籍之名？
　　
　　 其后十几年间，《穆旦诗集》常在我的手边案头，大部分诗句熟悉到可以记诵。从彼时起，我就认定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高成就者决不是马屁翁郭抹药，只能是查良铮先生。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将穆旦放在首位，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于同一文库的《小说集》中，王一川将金庸作为小说大家置于第四位，则我断不敢苟同，我认为：金庸实为曹雪芹之后二百年间中国小说家第一人。王一川的排序已经招致太多“大雅君子”的讥评，我的惹人臭骂正是可以预期的，但平心而论，金庸这种地位的取得，到底含有‘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成分，也不是世无英雄，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本来随着欧美风雨的袭来，中华文明与西洋文明的撞击与融合较之当年佛教之输入华土，具有更大冲击力，完全应当结出不逊于魏晋盛唐的文化果实。新文化运动短短三十年历程，也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不凡且深具潜力的才士。
　　
　　 但，启蒙中断！江青被逐步培养成为‘文化旗手’，百家争鸣的旗帜下，万马齐喑。沈从文。穆旦被迫搁笔，老舍投湖，曹禺才华被浪掷，汪曾祺写起了样板戏。。。。。，为山九仞，无不功亏一篑。
　　
　　 与金庸同龄或稍幼的一辈人内，具备和金庸相侔甚至更高禀赋/学养者，不会太多，但绝对是有的。均在中华文化的冰河期郁郁而终，湮没无闻。
　　
　　 金庸文学成就未见得高出大仲马许多，但他生在不见雨果/巴尔扎克的廿世纪中国，遂使此人独出一头地，这是金庸个人的侥幸，却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