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那些事


李立三“死”过3次

被开过4次追悼会的人

　　从《李立三之谜》书中的“谜”说开去

　　《李立三之谜》（李思慎、刘之昆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认为李立三一生充满着谜，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李立三之谜》一书中唯一的“谜”，是关于李立三死因的“谜”，而这个“谜”也只是作者主观设置的。笔者以为，不能用安眠药来源一个疑点推翻李立三服毒自杀的事实；作为知情人的作者，不能仅仅说明安眠药来源与己无关，而应提供更多相关资料以消除疑点。

　　李立三一生光明磊落，并非充满着“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立三被诬陷以“老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罪名，被造反派秘密拘押，连遭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损伤。一个68岁高龄、身体已极端衰弱的革命老人，再也无法忍受痛苦和尊严被摧残，于1967年6月22日服毒自杀。死后又在没有任何亲属在场和处理后事的情况下，尸体被马虎火化埋掉。他的死因，自然令亲属和后人发生一些疑问。但是，经过落实政策、平反昭雪过程中的调查和历史考证等多方面的材料分析，说明这件事并不是一个“不可破解之谜”。李立三生前的秘书李思慎，继2004年12月在工人出版社出版75万字的《李立三红色传奇》之后，又于2005年1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牵头，加上另一个人署名的40万字的《李立三之谜》。两本书尽管使用了“传奇”和“谜”的书名，但都是正面讲述李立三历史的，特别是李思慎以李立三生前秘书、知情人的身份，把他们所写的书标榜为信史，读者应以历史著作对待它们。

　　人们知道，李立三的一生光明磊落，公开坦诚。笔者长期搜集并研究李立三的历史资料，从未发现李立三有不曾公开的隐秘和由他自己歪曲的史料。他的革命历史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轰轰烈烈的。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工作，也全都刊载在当时的传媒上，或者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只是后来由于政治原因，才把他的革命活动史人为地加以涂抹和篡改，弄得模糊不清。除了“立三路线”作为反面人物有李立三的名字以外，中国革命史上就没有李立三这个人了。笔者经过多年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李立三传》。在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访问当时在世的革命历史人物和知情人的基础上，把李立三被人为篡改和涂抹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正如当年有读者说的那样，已经“恢复了李立三的本来面目”。所以，现在还有人试图耸人听闻地把李立三的历史说成是“谜”一样的历史，或者说李立三一生充满着“谜”，是毫无根据的，是不正确的。

　　近年来，李立三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写了不少回忆文章，特别是作为秘书的李思慎，在上述两书中已经写得很充分，有关内容远远超过50万字，已经不存在所谓什么“谜”了。事实确实如此，翻阅《李立三之谜》，人们会发现，作者并没有说出李立三的历史上几个能称得上“谜”的历史事实。唯一的并被作者称为“不解之谜”的，是李立三死因这一情节。而这个“谜”，也是该书作者主观设置的。这一点，从历史事实和社会影响上都有必要加以澄清。下面，谨就作者设置的这个“不解之谜”，依笔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试图作一破解。

李立三是因遭受迫害而自杀，并不存在“自杀叛党”问题

　　笔者在出版《李立三传》前，用了五年时间搜集历史资料，特别是长时间在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查阅李立三的历史资料，走访了当时在世的包括易礼容、何长工、谭天度、郑超鳞、李一纯等30余位历史知情人。还沿着李立三当年的革命历史足迹，走访了多个地方党史研究部门，查阅了地方档案和方志材料。特别有极大收获的是，在持有省委书记签字的介绍信的条件下，查阅了当时尚未销毁的“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李立三专案材料”。这里历史资料极其丰富，长达50卷，150万字以上，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迫害所谓“李立三里通外国集团”，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搜集李立三“罪行”中形成的，其中包括大量靠逼供信所得以及污蔑不实的材料。但是，也有不少身陷囹圄的党的高级干部如杨尚昆、蒋南翔、刘成栋等，不怕威胁，不避危险，实事求是地讲述了李立三的历史功绩和“立三路线”的实际情况，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词语和污称也不使用，读后令人感动。此外，材料中还有大量很难得的实地调查材料。笔者在把握了大量文献和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情况下，自认对李立三的历史包括他的死因，是有点发言权的。

　　《李立三之谜》一书，对于李立三的死因，作者使用了一个奇怪的写法。该书虽然引用了李立三遗书的原文，但却绕过了此类案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对死者遗留文字真实性的鉴定和分析。该书借用北京医院在《李立三死亡报告单》（以下简称《报告单》）上尸体检查两个数据错误和安眠药来源问题做文章，并把安眠药来源问题列为李立三死因的“最关键疑点”。作者这种做法，就等于设置了李立三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死因之谜，并把它留给读者，让人们去猜测。

　　李立三遗书是写给毛泽东的。他郑重而明白地说：“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辩护自己的罪行。”最后还特别说：“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李立三这里所谓的“自杀叛党”，仅仅是当时通行的说法和看法，以为“自杀就是叛党”。这也是李立三怀着被迫自杀的遗憾，对自杀的自责和愧疚。

　　李立三自杀前的遗书，应是断定李立三死因的最关键的证据。笔者在“李立三专案材料”中看到过公安部门所作的鉴定书。这个鉴定书对遗书中一系列文字作了放大鉴定，结论是：系“李立三亲笔”所写。我想，人们也有充分理由排除别人威迫李立三写这种遗书的可能性。此外，遗书中所说的在这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也是根据遗书所说，后来在他的床单下找到的。这进一步证明了遗书的真实性，也证明了李立三是在无法忍受折磨和侮辱的情况下自杀身死的。从法律上说，这是可以成立的。当然，还应排除其他疑点，才可以使这个结论更充分。首先是北京医院《报告单》的两个问题数据，确实是使李立三的家属或熟悉他的人产生疑问的因素，但《李立三之谜》把这两个因素都说得不确切：一个数据有误，一个情节欠实，不能构成判定李立三死因的重要因素。

　　不知道是李思慎没有看到北京医院的《报告单》原文，还是李立三家属向他讲错了，笔者看到的该《报告单》上关于李立三遗体的身高是1.66米，而不是他所说的1.63米；误差10厘米，而不是他所说的15厘米（李立三身高原为1.76米，而不是李思慎所讲的1.78米）。笔者提供的这些数据，是可以用档案来核实的。《报告单》在李立三遗体的重量记录上也有问题，只有56公斤。李立三生前被残酷揪斗多日，体重肯定会大大减轻，但无记录，难以比较，只能作为不太重要的疑点。《报告单》的遗体数据，有两项与李立三生前身体实际是有明显误差的。但是，据法医说，人死后遗体与生前身体出现数据差异是可能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尸检时因马虎发生测量错误。总之，这一点可以存疑，但不能构成推翻服毒自杀死因的要素，也不是“不可破解之谜”。

安眠药的来源确是一个疑点，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谜”

　　关于安眠药的来源问题，我们对比研究一下史料记录和李思慎的说法：

　　《报告单》和“李立三专案材料”上记录：胃容物——含有较高浓度的××妥（安眠药名，全名笔者没记准确）。

　　来源：1.有关于李莎在汽车上把安眠药授予李立三，并命令他自杀的揣测和诬蔑不实之词的记载；2.除了有李思慎关于“揭发李立三罪行”材料之外，还有他曾给李立三送过安眠药（但没有数量）的亲笔说明材料；3.“专案材料”中没有服务员胡玉珍的名字出现，也没有她送药的记载。

　　在《李立三之谜》一书中，李思慎的说法：他给李立三送药是严格按照医生规定给药的，并且反复记录了他和李立三有关的对话：“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意思是说不给他超规定量的安眠药——笔者注）。我笑着说：'立三同志，这是好意。’”当李立三再发脾气坚持索要超量安眠药时，李思慎还是“笑着和他说：'立三同志，请你原谅。这是我的职责，完全是好意，为了你好’”。他并且嘱咐服务员胡玉珍一定按规定量给李立三送药，绝对不许超量。

　　李思慎的说法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他没有指出说这些话的时间和地点。事实上，他在此书出版前一个月出版的《李立三红色传奇》一书上明确说过，早在1967年1月30日，在别人的压力下，他为与李立三划清界限，写大字报声明辞去李立三的秘书职务。声明中说，就连文件也不再替李立三取送，甚至以前送去的文件也勒令李立三亲自送回。这清楚说明，李思慎前述与李立三的对话，只可能是李立三自杀半年前的事了。这对于说明李立三自杀的安眠药来源与他无关，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如果要说明这个问题，李思慎应该说清楚：1.李立三被非法关押后，他到底会见过李立三没有？2.这期间他到底给李立三送过药没有？3.“专案材料”中李思慎关于他在李立三自杀前给李立三送过药的说明，是怎么回事？4.李思慎在《李立三之谜》中所写的与李立三的对话是在什么时间？5.他是否在公布辞去李立三秘书职务的声明半年之后，还暗中与李立三有联系，并且关注李立三的睡眠等生活问题？

　　李思慎还说，中共中央华北局曾经几次追查这个问题。他作为李立三问题当事人之一，肯定对追查是知情的，那为什么不公布一些能够破解安眠药之谜的重要材料呢？当然，笔者绝不是说，安眠药肯定是李思慎送给李立三的。问题是：在那极端混乱的年代，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例如，他是否亲自或通过别人给李立三送过安眠药？再如，李立三在被扣押之后，吸烟是什么人供给的呢？须知李立三吸烟量是很大的，据说他服毒昏迷后手中还拿着点燃的香烟。这说明，李立三被造反派看押并不像正规监狱那样严格，他除了不能与家属联系之外，还是有其他联系渠道的。供给他香烟和供给安眠药的渠道，可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知情人不拿出各种可能性材料，就宣布安眠药来源问题与己无关，并说这是李立三死因的“关键”，从而使人们对李立三死因陷入云雾之中？

　　李思慎就是在李立三死亡《报告单》问题数据和安眠药来源这两个疑点（其实主要是安眠药来源一个疑点）的基础上，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说：“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不解之谜。”请问，凭这个疑点能够否定李立三自杀遗书的真实性吗？能够完全否定北京医院关于李立三死亡的《报告单》及法医和公安部门的工作结论吗？有充分的材料和理由能够把李立三服毒自杀改定为“悬案”吗？

把李立三自杀说成“悬案”缺乏根据

　　总之，笔者认为《李立三之谜》的作者既不能否定李立三服毒自杀的基本证据，也确立不了李立三死因是“悬案”的论断。安眠药来源问题的确是个疑点，笔者认为对待这个疑点必须把握以下两点：第一，世界上任何案子都不可能没有疑点，只有能够排除或者不能排除的疑点。有疑点不一定就不能断案，有确切的基本事实，是定案的主要依据。第二，李思慎作为知情人，在《李立三之谜》一书中关于安眠药来源疑点的说明，除了证明“与己无关”以外，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有关来源的线索。除了用这个疑点否定李立三自杀，推论自杀为“悬案”以外，更没有指出“他杀”的任何可能和线索，只是设置了关于李立三死因的一个谜团，让人们去猜想。

　　如果李立三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或谋杀），那就不妨推想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人或什么组织出于什么目的去杀害李立三呢？从李立三的历史、现实、社会地位和处境来分析，人们难以想象出必须置李立三于死地的人物或组织力量。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揪斗李立三的目的，是想从他的口中挖出他们想象中的“苏修特务组织”。当然，如果落实“里通外国”是要置李立三于死地，那也得等到坐实“罪行”以后，决不会刚开始扣押就处死李立三，使他们失去最重要的查证对象。唯一合乎逻辑的是，造反派在李立三死后，可任由他们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他们说，李立三的“苏修特务上级”李莎，在汽车上下令李立三自杀灭口，并把安眠药给了李立三。可是，这个故事早就不攻自破了。直属中央文革的“李立三里通外国”专案，搞了10多年之久，在全国抓了60多人关进监狱，动用了所有调查力量，进行了极大规模的追查，结果并没有获得任何证据证明包括李立三在内的“苏修特务组织”的存在。李立三“里通外国”之事，纯系子虚乌有。《李立三之谜》也提供了李莎与李立三最后会面的全过程材料，证明李莎给李立三安眠药之事是不存在的和不可能的。

　　总之，没有他杀或谋杀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把自杀说成“悬案”的论断。把李立三自杀说成“悬案”是没有根据的。

　　笔者认为，《李立三之谜》的作者如果想让读者相信他们的书是“信史”，那就不应该把李立三的历史全部冠之以“谜”。他们这样做，就把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李立三变成了某种神秘人物，不仅否定了作者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也否定了别人的历史研究成果。作者应该实事求是地把没完全搞清楚的安眠药来源问题当做疑点来研究，而不应该用来改变李立三的死因，用“悬案”来否定李立三服毒自杀的事实。特别是李思慎是知情人之一，不应该把这个疑点仅仅说明“与己无关”完事，而应该作更多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和看法，为弄清这个疑点作出贡献。




李立三送走林彪爱慕之人
 
林彪恨之入骨

毛泽东和李立三亲切交谈

李立三一家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与林彪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中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互相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天各一方。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不到一年时间中，却连续发生了几件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15日，中央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赴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各项工作。随即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率2万干部和10万部队开赴东北。

　　10月30日，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军队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天，中央电令：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肖劲光任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程子华任副政委，周保中任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同时决定组建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陈云任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枫任副书记，高岗任委员兼军区司令，张闻天任委员。

　　1946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

　　同年1月16日，身为七届中央委员的李立三在离开祖国15年之后，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当时中央通知他留在东北局工作。同年3月6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肖劲光等，占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还有四名政治局委员。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党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发生意见分歧：以林彪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在东北同全国一样，暂时还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剿匪和发动群众。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而以彭真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曾经被毛泽东形容为“冒失鬼”的李立三，明确表示支持彭真的意见。

　　会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苏联红军撤出长春后，于1946年4月18日进占长春，并开展了顽强的四平保卫战。这时，东北局内部在是否坚守长春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意见分歧。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我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明确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尤其是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更是直接在反对林彪，自然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祸根。

批评不留情，不怕被报复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1946年1月中旬，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留在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当时，林彪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6月15日以后，又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尊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作驯服工具。他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唯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道：“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李立三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一下子弄得林彪涨红了脸。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都为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了一把冷汗。

　　飞机藏人，终身受屈

　　李立三与林彪结怨，还与戏剧家孙维世有关。孙维世是周总理1939年从延安带到莫斯科去学习的一位烈士遗孤，后来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专业。1946年10月，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随同回到哈尔滨，从此就住在李立三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未结婚，同时被林彪与×××看中，为此争风吃醋。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偷偷地把孙维世用飞机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因为，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把她送走后，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把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总理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吗？”李立三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这个电报呀！”总理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我就是收到过你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呢？”

李立三见总理生气了，不好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出于吃醋，生怕林彪把孙维世弄到手后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字给周恩来发去上述内容的电报。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琐事去向总理进行解释。

　　其实，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他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1938年3月2日，林彪在山西被晋军哨兵误以为是日军开枪打伤，于1938年冬在他妻子—“陕北一枝花”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这群青年人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他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孙维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不知所措。林彪也没有逼她马上表态，说：“我真的很爱您，我等待您的答复……”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领着比他小13岁的孙维世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也不好再勉强：“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哪！”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我决心今后非你不娶。”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5年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林莉回到哈尔滨，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盛的晚宴。

　　当时，林彪是东北局说一不二、一手遮天的太上皇，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把孙维世追求到手时，又是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搅乱了他的如意算盘，把孙维世偷偷用飞机送到远离哈尔滨的延安去了。从此，林彪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一张手写通知罢了官

　　众所周知，林彪早就提出，对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李立三对林彪这个提法，一直持怀疑态度。1965年5月，华北局在天津召开修改“工业七十条”会议，李立三公开在会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的提法有问题。”李立三还指出：“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再不能发展了。”

　　尽管当时有人向李立三提醒说，这是林副主席的提法，不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而李立三仍然坚持不改变自己的意见。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集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5月8日，一同志在发言中揭发彭真早在1946年东北梅河口会议上，就反对副统帅林彪时，同时点名批判“李立三同志在梅河口会议上，公开提出要改组统帅部”。这时，另一同志从中插话说：“梅河口会议，李立三打前锋，要改组统帅部。”说李立三在梅河口时就支持彭真反对林副统帅。李立三当时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对此情况不得而知。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于5月26日结束后，华北局一高级负责人就向一下属交代说：以后开华北局书记会议时，不要再通知李立三参加了。也不知道是由于他没有详说原因，没有引起下属的重视，还是由于下属工作的疏忽，忘记了给负责会务的工作人员传达，几天后（6月4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会议时，李立三照例来到会议室。那位华北局高级负责人看到李立三到会，脸色一变，马上宣布：“今天的会不开了。”与会人员只好分别离去。华北局高级负责人把下属狠狠批评了一顿。下属急速赶到秘书处向秘书科副科长李保中交代：立即给李立三写一个文字通知，停止他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因此，1966年6月4日，李立三就接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一张由李保中用钢笔写了一句话的通知：“立三同志：××同志传达，中央办公厅通知，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

　　这样，李立三这位在1921年加入共产党，连任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曾两任中共中央常委、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的老党员，在没有任何人说清缘由的情况下，就凭这个手写的一句话通知，便被罢了官。一位现任的八届中央委员从此就不能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更没有资格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而且，从这次会议之后，李立三就被列入华北局机关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特别是1967年5月25日，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接见华北局机关造反派时，公开点名李莎是“苏修特务”，李立三“里通外国”，宣布了李立三的“死刑”。在这个谈话不到一个月时间内，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就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北京三里河二机部基建局一位副局长的家里被迫害致死。

　　李立三之死，究竟与他同林彪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否有直接的联系，至今还是不解之谜。




李立三横死之谜

他为何被毛泽东批判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1967年6月22日），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是中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中国政治家，中国工人运动领袖。

　　李立三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武汉、上海和广州进行工会活动。其中1922年安源大罢工中任罢工总指挥。1925年五卅运动中李再次任罢工总指挥。从1927年起任中共中央常委，1930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他出任中央主要领导期间，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他在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路线错误，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刘少奇的牵涉受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服安眠药自杀。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平反。

　　夫人李莎 (俄语:Елизавета Павловна Кишкина)，俄罗斯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开国大典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发言。

　　李立三曾主张工会保护工人权利、工会独立，被毛泽东批判

　　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安源走出的革命者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仪式上，刘少奇、李立三分立毛泽东左右。此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少奇以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分管全总工作。但28年前的情景不再——共产党执政后，工会既要维护工人权益又要动员工人奉献，这双重使命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1951年10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总工作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随后，李的职务被解除，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代之。 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中央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上，李立三的劳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

　　被批判的不止是李立三。新政权建立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 ”。8月4日，邓的报告由刘少奇加了赞同性的“批语”下发，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主持写作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的一致性》，认为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李立三受批判后，刘少奇也于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

　　1951年揭批李立三工会路线错误的运动，对毛、刘、李三个老战友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毛泽东来说，发起这场斗争既是当时党内政治形势的反映，也与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共产党既成为执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随之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也高于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站在党的立场，毛高度警觉“工人至上”、工会独立的倾向，绝不允许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



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1排左起:周恩来、李立三、贺龙、陈毅。

　　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审讯李立三，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 李立三夫人 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然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6月21日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交代，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根本没有李立三向李莎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已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指李思慎）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指李思慎）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2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不让步。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三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63米（与实际的1．78米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