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迭香要大盆吗:论美国政治文化的渊源

 
孙立编译  ：论美国政治文化的渊源

一、历史阐释  二、知识环境  三、政治文化  四、政治反应

一、历史阐释
美国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在美国历史上比任何其它主题，在较长时间里被更多的人所研究。但是旧的历史问题并没有排除新的解决办法:研究者们确实需要新方法，因为历史阐释是微妙的技法，它们会因为细小的信息而产生根本的混乱并随着史家们观察视角的改变而发生变换。阐释方法自身就构成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篇章。

对美国革命的一代人而言，时代大事件主要特征是其英雄般的特质:终结性的历史图式就是“英雄”品质的诠释。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与刚刚过后，主要由胜利者写下来，作为夺胜利过程的一部分，比战争和政治更高的层次胜利的一部分，这种记述是高度人格化，高度道德化的历史。它假定事物起初处于良好，稳定的秩序直到恶人出于邪恶的缘故设法改变它们。若非这些邪恶干扰，古老制度将依旧持续下去。

一代人之后，对革命运动最流行的阐释几乎都与以前相颠倒。占主导地位的辉格党的解释，不是着重个人英雄主义与邪恶这种偶然性，而是强调结果的必然性，人类对抗命运努力的软弱性及历史进步的确定性。

接着这种见解同样陈旧了。二十世纪早期一些头脑冷静的学者，剥落神话，想象和虔敬的外壳，专心于建立以雄厚事实为基础的描述。这些恰当整理后的事实材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事实己经不是一个而是几个面貌了。对一群现代史家们来说，革命的关键背景是在一连串的社会斗争中被发现——斗争被描述成:一场无产者反对有产者和掌权阶级的斗争，或债务人反对债权人的斗争，或沿海贵族反对内地民主主义者的斗争。他们认为，这是影响十八世纪中期政治史的深刻的社会斗争，这种斗争造成与英国的矛盾冲突;最终仍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社会斗争塑造了新国家的政体。
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重要的阐释方法，它经常结合对社会斗争，经济斗争的剖折说明，但又根本上区别于它们。这种观点认为，在每一个殖民地都有一个多少经普遍投票选举产生的代议制议会，它对立法，成员资格及财产行使全权，并要求享有与王国最高立法机构同等立法权。当时的政治斗争反映了地方势力操纵地方政府的努力。当这一问题在六十年代以宪法措辞提出时，英国政府坚持使殖民地处于符合自己的贸易和金融利益的从属和依赖地位。这导致了美国革命和英帝国的破裂。因此，根据这种见解美国革命的政治背景和深层线索在于美国议会的崛起—从初步的开端到不轻易地屈从外部政治势力、训练有素的立法机构。

议会的崛起，象社会冲突的出现一样，无疑是十八世纪历史的重要事实，美国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对革命背景解释的一个必要部分，但却不是一个充分解释。因为，其一:它没有提供一个理解当时是什么力量驱动它前进及前进的目的地的基础。其二:制度机构的历史并不能很好说明革命者本人对十八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事件起因背景及个人动机的言论。其实，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尽管有时夸大其词，却是了解其思想和动机的关键，而且是了解其行为的关键。只有让我们放弃不信任并认真听取革命者自己所言正是发生革命的原因时，我们才会发现美国革命历史中新的方面，殖民地早期政治史中新的方面，还会发现十八世纪至今无连系、不相连的现象之间的祸合关系。进一步而言，美国领导人在独立前十年所做的宣传，在英国和美国已被其它人在论战中反复宣传了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观念，忧虑，反应方式和期望，在公共事务中，己由独立前革命领导人揭示，并事实上己注入十八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特定政治文化结构。有甚于此:它表明这些忧虑、观念己深深地植根于十八世纪各地英国人的意识中，并在殖民地的美国有一种特别的联系与力量。下文的论述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广义的政治轮廓基础之上:革命前的美国政治现象带有某些十八世纪英国政治观念。

二、知识环境
十八世纪政治的知识环境，构成政治文化的一个部分。当时美国历史的特征，最重要、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性的是它们存在于英国文化之中—还不是美国的，也不单单是欧洲的，而专处于英国文化之中。

十八世纪的英国对其在思想、技能和想象力上的成就以及在贸易、战争中的极大成功引以自豪，更对其在经历了十七世纪的动乱之后，成功地建立起作为稳定、可靠的政治制度的主要目标—自由引以为豪。在它的文化中，蕴含着一种胜利感和自豪感。从1713年的战争结束直到半世纪后在美洲的危机，它在战争、贸易、治国才能的胜利，不仅是正式的国家公告、政治文章、小册子、演说的持久主题，而且是纯文学的持久主题。财富、高雅、安全的改善、统治方式的完善，倍受赞颂。英国的自由制度，可直接归因于其政治制度，一种优越于历史上已知的任何扼制权力使用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组织或由单纯的政体形式组成，即君主制或贵族制或民主制及相应的背面:暴君制或寡头制，它们最终导致独裁和专制;或由这些单纯的形式混合成一个单独的政制，使三种形式相互作用产生平衡力量，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健康，从而能够取得一些成功。十七世纪早期，英国政治制度的运作逐渐显示出制衡的特征。英国公共机构非常符合混合政体的类型:王位继承包含君主制因素;贵族院包含贵族制因素;平民院包含民主制的因素。英国人相信，正是这种平衡使英国免除了政府终年的诅咒，武断的权力。执法理所当然是国王的特权，但是国王扮演这个角色受到贵族和大众因素控制的法院的制约。立法方面，理论上国王作为三个平等组成之一参与制定立法。贵族院的贵族，他们的入选是出于其“虔诚、出身、智慧、勇敢或财产”，他们作为立法角色参与制定法律，作为最高上诉法院参与解释法律，但是它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其它阶层的限制而不能控制整个政府。至于平民，在平民院中以立法角色表达它不同的利益，同时作为司法的执行者之一可以抗衡行政极权，保卫自身权利。不过平民院也被防止凌驾于宪法之上;它受到其它两种力量的制约，他们分享着利益。

对英国政制的阐释在十七世纪后期广泛流行，在十八世纪早期被普遍接受，并因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布拉克斯东的《评论》，而更具广泛性。不过，这种对英国政府实际运作的描述并不恰当。当时英国每一种权力假定的权限范围，事实上被其它因素完全渗透了。贵族几乎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政制实在而存在;它扮演的不是有突出利益的团体角色，而是扮演众多有牵连关系的一群个体角色，其中一些缠结在并依赖于国王的关系仁，其中一些人成为“民主”的主要部分。平民也不是一个更分立、一致的利益阶层。它在行使立法和司法时带有贵族制、王权的性质;它以众多不同的方式与之结合，以至于不能用这些术语进行描述。王权，通过国家的主要大臣来行使，它在利益上丝毫无异于平民院和贵族院，在立法上与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并带有两院所具有的性质行使职能，从而实际上取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王权维持了这种控制，在那个世纪几乎没有中断过。

汉诺威时代英国的和谐与稳定的渊源不在于这些假定的社会——政制秩序的平衡，而在于两组(群)前提因素，一组(群)是内在的，一组(群)是外在的—两者都与殖民地美国将采用的政治形式有联系。

(Ⅰ)就内在的因素，首先和最基本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十七世纪两大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国王权威的范围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已被解决;它是在妥协中解决的，但妥协在整个王国被普遍接受。国王保留了巨大权力。政府的行政部门仍由他控制;政府大臣仍被认为是他的奴仆，要服从他的意志。但是在光荣革命后达成的协议里，国王已经起誓按国会的成文法进行统治，至少到1707年后，人们明白国王不会否决议会的法案;他同意每三年至少召集一次议会，每六年至少要求举行一次普选;没有议会的批准不得征税;和平时期不得保留常备军;没有议会的同意，不得从事意在谋取外国领土的战争。在宗教方面也同样如此，一项普遍接受的妥协已经达成。英国国教建立了;它享受着国家的特权和利益。所有没有明确拒绝它的人都被看作是其共同体的成员。但是传统上把社会完全等同于已成为国教的教会和强迫同化的努力遭到屏弃。不从国教，至少得到清教徒的宽容，尽管不太有利。绝大多数与国教分离的教派的教友被允许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开始他们是在私下里，后来就公开了。他们享有同国教会的成员几乎完全的平等权，在那个世纪的历程中在事实上也逐渐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平等。

政治事务和宗教事务重大问题的解决，由另外两个内在条件进一步强化。其一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府仅仅在社会中扮演并被期望扮演一个非常有限的角色。其实际工作仅局限于捍卫宪法(这意味着在国内事务上无所事事)和指导外交路线。其二，十八世纪的英国是贵族阶级的统治，但是它是一个成功的贵族统治，因为人们已感到，它是通过其统治的质量，而非恰当的技巧与约束力来证明其权威的正当性，这样就使古老的信念得到增强并依然卓有效力，这种信念即最高权应是唯一的，政治领导权应交给天生的领导人，在地位、财富和技能方面与优越的生活方式相连系的领导人。

（Ⅱ）在公共事务方面，另一组条件发挥了作用，并产生同样的一般结果。当时英国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已经达成和解—一方面，王权在行政部门中行使，另一方面，平民院独立于王权而存在，在法律上是凭借“三年法案”，在现实上是由于国王出于财政需要而每年召集一次。卜争被作为他们相互关系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这不同于十六世纪国王处于优势地位，也不同于十九世纪平民院获得绝对优势而国王在政治上转变成多数领导的代言人的角色的情况，十八世纪是他们关系不稳定的时期;根本不存在两个权威的自动整合。两者间的和谐，或至少说工作关系通过一系列的惯列取得，这些惯例在宪法上并没有清楚记载，而通过使用影响力来达到。政府采取初步措施，私下非正式的方式使平民院至少能顺从他们的最低愿望。这能够成功部分由于独立郡议员支持行政机机构的自然倾向，更主要由于政府对市镇代表选票的细心操纵，主要是议员选举程序的操纵。

在君主制向议会制过渡时期，在组织选举、控制由选举产生的两院时使用“影响力”，是政府表面上稳定的关键。一定的技术性前提对这种和解是必要的。如一定要有充足的资助;选举权一定要受到限制，因为选举人口越多，政府控制选举的难度越大;代表性不一定制度性地要与人口增长和人口变动相联系;最后，代表性一定要是实质上的两非实际上的:即代表们无须对他们的选民承担义务，但必须对来自政府的压力保持敏感。所有这些情形都存在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在十九世纪政治制度转换为现代形式的过程中，所有这些情况都在英国消失了。面它们在此北美殖民地则并非如此。

三、政治文化
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公共生活的稳定在英国保留下来。这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受到整个欧洲的羡慕。然而充满悖论并对我们讨论最富意义的是，产生稳定的行政机构成了凶猛的反对派意识形态猛烈攻击的对象。在历史上很少有象罗伯特·沃波尔政府稳定、温和的制度，如此遭到反对派恶毒、持续的围攻，如此受到各有用意的、广泛散布的怀疑的烦扰，如此受忧虑的抑制。沃波尔病态般地集中注意研究反对派的出版物，到处花钱全部买下批评性的期刊，创立赞扬性的期刊，贿赂反对派作家，并雇佣另一些人为政府服务。他无止境地倾注精力与反对派打交道，时时对某些新的联合推翻政府的可能性保持警觉。然而他并非神经过敏。如果他被谋反的恐惧困挠，那么谋反的威胁就存在着。“右冀”——詹姆士党人——各种谋反和政变事实上始终贯穿在英国当时的历史之中。

但是对谋反的恐惧还有比这些更微妙、更深层的其它原因。对谋反的担忧，不光产生于极端左冀势力的活动，他们企图颠覆革命成果，从而推翻国家的整个政治结构，而且还产生于通常由议会议员领导的相当程度的政治反对组织的活动，这些议员接受革命成果，但是坚持反对那些已经控制政府的人利用政府。沃波尔执政时期的反对派，是各种心怀不满的少数群体，它来自政治领域的每个角落——来自极左派，即十七世纪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也来自极右派，即与持中庸观的辉格党人难以区分的前詹姆士党人和前托利党人，这个群体在议员中几乎难以达到足够的表决力量。然而不满成份的聚合被认为是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代表行政机构及其支持者的“宫廷利益”，因而有力地促成了乔治时代英国政治文化的谋反意识。

反对派这样做——尽管它数量无足轻重又不稳定，并且组织软弱无力——首先是因为十八世纪早期要想继续反对除党派活动之外的任何经合法授权的权威是困难的，这些党派活动不论起初多么慈祥可亲，都自然地被认为会堕落或意在最终推翻现存政府的反叛集团。党派，对十八世纪早期的几乎每一位政治作家而言，是不容置疑的罪恶。政党—在沃波尔时代的定义与麦迪逊于半个多世纪后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下的定义一样，是通过公共手段满足个人情欲的不良产物，“派系对于党派”就是最高级对于原级，党派是政治的罪恶，而派系则是党派之罪大恶极。”

并非所有结成反对派的政党，必然乐于倾轧，至少从理论上这么讲。一些党派，是以公共事务为动机谋求不是个别人的，而是公共的利益，它们偶尔被认为，至少到十八世纪中叶，对一个自由国家是必要的，站在向国王请愿的臣民的正义与真理一边时，有合法的基础。一个合法反对派在论战中一直有机可乘，他们认为尽管国王不为错，但是他的官员当然会犯有错误，并在事实上背弃了他，因此组成反对派是对国家至忠至诚。但是这就暗含着国王无识无能，而国王无论如何只提供了区别狭隘的宗派主义与高尚的反对派的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从没出现，事实上在现存的政治、知识背景下不可能被设计出来。贯穿这一时期是对派系的谴责及对政党的仇视，这不仅受到试图谴责权力角逐者的每届政府的赞同，而且也受到维护动机纯洁性的反对派组织的赞同。反对派，从其实质上—即从其政治体制结构上来说——制造了对谋反的恐惧，滋养了行政机关的信念:它四处受敌，不断受到政变的威胁。

反对派还在一种相反的，更重要的意义上制造恐怖。它指控政府自身充满倾轧，是国王的行政部门而非它的反对者图谋反对宪法并谋划推翻英国的自由制度。换句话说，对谋反的恐惧，还来自政府反对派。正是因为这种几乎等同于任何单个影响力的反对派压力，塑造了十八世纪美国人的政治意识:正是这种过去的和当前的不同政见，成为美国有识之士的普通信念。

反对派的声音—尖锐，固执，敏慧—以每月的大量公共出版物倾注而来。报纸，刊物，小册子，.甚至民谣，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造谣，辱骂，常掩盖在寓言和典故中，但意图是明显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史威夫特，狄福，波普，盖伊，费尔丁—在投稿，也有一群次要的投稿者，从只写些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自居高职，受托的业余作家、到那些能从任何有力、机智的角度写出任何主题的职业文兮。在这个反对派纷杂的宣传中，两类作品特别突出，它们道出在反对派领域处于对立端点的人们的观点——一些人在意识形态的终极起源上相对立但却在反对，仇视政府行政机关上相一致。

首先，十七世纪自由主义继承者们基本上主张个人的权利反对国家的权力，并与内战时的共和派理论家相连系，这些理论家从弥尔顿和哈林顿经尼维，西德尼和洛克递传而来。这些十八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包括象罗伯特·维斯康特，莫里斯沃斯这样身居高职的人物，但是他们大部分不太著名。这个混杂的“左翼”群体给人印象深的作家—在英国只维持了一个简短的时期，而在美国则贯穿了整个世纪——是老辉格党小册子作家约翰屈查德，他是极端自由主义者，还有托马斯·高登，一名苏格兰记者。他们合著《独立的辉格觉人》(1720)，及《加图通信集》。他们的政治思想的柜架是洛克式的——涉及不可让与的权利和政府契约论——但仅仅是柜架而己。主干，实质，主要关注的事物及内在的动机、情绪，则大不相同。对这些激进分子和小册子作者而言，政治世界是权力与自由之间的斗争，在斗争中，权力“几乎经常是侵略者”。人“永不安宁、自私自利”，“不受道义，而受情欲”左右，受不可抑制的支配欲驱使。权力受人的情欲使唤，已使地球一片凄惨;在自由之火熄灭的地方，正义、美德、诚实、贸易、财富—确实，每一件值得为此存在的东西:艺术和科学，思想、理解力和宗教，最后也会熄灭。自由，他们赞同，通过政治制度几个方面的“制约与平衡”而得到保护;如果这种平衡失控，尤其是当“地方官史的利益”侵犯了政治制度中其它因素的利益，人民的权利就可能受到压制，他们的官吏可能变成抢劫者和谋杀者。”这些事发生的危险性，是永久存在的。如果人们的警惕性由于疏忽，怠慢或腐败而彻底松懈，一直伺机行动的权力独裁者将马上动手。他们的文章给“1679年大肆宣传的辉格主义”倾入新的活力，其中认为社会的谋反不再是耶稣会士的政府攻击者，而是政府自身。在这一点，他们决不是孤立的。大臣篡权，社会、政治腐败一连串的危险是当时大量反对派文学关注的焦点。

如果《加图》是反对派“左翼”最富盛名、最具影响的凶事预言者，那么(工匠)则是反对派“右翼”最伟大的谴责者。(工匠)大部分由亨利·圣·约翰和波林布罗克子爵撰稿，他俩是詹姆士党人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工匠》对沃波尔疯狂、严历、无情的攻击，基本观点与《加图》的观点相类同—实际上，《工匠》引用屈查德和其它自由派人士的著述—这构成了英国政治史上持久、有效的宣传运动的一个先例。“它的主张，不管是犬儒主义的，还是偏激、带有政治计谋，暴露出这个时代主要的政治忧患，而这正是对腐败的忧虑。腐败，广义上是指道德与社会和邪恶，狭义上是指对选举和平民院的投票表决的故意操纵，以赢得内阁优势。(工匠)指责道，沃波尔的统治“非法地把国家整个权力占据在自己手中……他只把他手下任何责任大、有实权的重要职务，授给亲戚，唯命是从者，或十足听话的话。这些人受他随意指挥去干任何肮脏交易而不明了他的意图或行为的后果。”这个政权“使人民负担沉重的税额和债款”最后创立雇佣军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人民，事实上却为了美化自己的统治方式。”

这些就是反对派的极端论调。在主要学术观点上，他们的观点与乔治时代英国普通表达的观点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上。主流派作家和反主流作家都以一系列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但一方强调英国混合型政治制度平衡的益处，另一方则指出在内阁侵入下保持这一点的困难性。正统派强调英国自由的历史及政治廉正的传统;反对派则指出了他们所认为的沃波尔政府预谋腐化选民的现实表现。那个时代普通的颂词夸赞英国历史性的仁慈氛围，一个在过去如此成功地滋生并维持自由的氛围;反对派作家却指出政府卑劣的可能后果和富裕虚有其表下兴起的荒淫生活方式。英国政治文化的主要情势仍是乐观、仍是自豪、自信。但是不屈不挠的反对派强烈地注入的忧患的潜流却深深地、激烈地流淌着。

四、政治反应
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文化就是这样构成:对尤其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某种程度的独特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成就的民族优越感的信心;对自由源于混合政体的社会—政制因素审慎平衡的信念;政治是一种实施“影响力”的复杂体系，王权及其行政部门正是借助于这种“影响力”控制着整个政治体。这种政治经验是一种非正式、非法律的控制，这被好骂、不屈的政府非难者斥责为腐败，他们自身则被视为反对经合法授权的准谋反者。

反对派诸多理论是在野党反对执政党的愤世嫉俗、纯粹的发发牢骚而已;往往是以普遍、现实的恐惧开场，令人晕眩、浮躁华丽的语言收场。然而，如果十八世纪早期政治的反对派文献经常运用夸张、华丽的词藻，即夸大其信仰、夸张其恐惧。那么无论怎样，信仰和恐惧在那里就不是对近期历史和英国公众生活的生存环境的神经过敏的反应，而是现实的反应。这种信仰、恐惧对我们的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这些观念、这些信仰、恐惧和领悟力，成为十八世纪早期初始形式的美国政治的主要因素:从假设和期待的意义上说是必要的，从提供思维的词汇及思维的语法—世界得以知觉的工具的意义上说是必要的。

自十八世纪最初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敬意在美国就是一件平常的事，这种政治制度正象它在英国一样被界定为混合政府。这并不用特别的解释，因为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交流在持续不断进行，英国政府给予美国人与英国人同样的关注。更显著的是，开拓新殖民地者迅速吸收反对派抗义文献并将其主张纳入公众生活的基本理解力。《加图通信集》中的个性问题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印，在美国的每一个殖民地、在每二个可能的场合里被提及、被引用。查得和高登的《独立辉格党人》同样具有影响力。波林布罗克的《工匠》也被反复汲取、解释、引用、抄袭。

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在殖民地提供了什么印刷物，而在于提供的印刷物对他们的读者意味着什么。此类事实不胜枚举、无容置疑。由这些极受欢迎的反对派作家对英国政治的洞察，对十八世纪美国人的政治理解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殖民者广泛认同: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贪婪的，他完全不应该被赋予权力，他无力控制他的情欲。权力和自由的矛盾，被确认为政治的核心内容，随之而来的信念即权力是攻击性的，而自由是被动性的，自由人的责职就是要保卫后者，限制前者。据信，对自由政府的威胁四处潜伏，但是其危险性没有比大臣滥施影响力借以扩大权力，而最终打破政制平衡更严重。腐败，尤其通过晋升、养老金及闲差来操纵、贿赂众议院，这在殖民地和英国同样是普通的不幸。随之而来，专制的危险加剧，威胁着英国这个最大自由基地。

殖民地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前景、反应模式，与公众事务行为相关的信息群——就是英国模式的、但却是带有特殊价值的英国模式。它不是流行于十八世纪英国的观念与信念的简单混合物;最值得强调的是，它也不是几个伟大的头脑，尤其是洛克的思想的简单蒸馏。它是思想、观念、态度和信仰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英国政治中的反对派因素，而具有独特的面貌，对政治影响力和腐败的攻击构成“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并成为带有道德责任感的人唯一政治纲领。它是反对派观察世界，由此介入政治的思想框架。这种情形，部分是由于反对派文献富有效力和吸引力的结果。但更主要地是由于这些思想在美国政治氛围中具有特殊的说服力的结果。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活，尽管在众多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这些方面赋予激进派自由教义及反“罗宾政体”(沃波尔统治)的舆论更高的意义、更深的联系—这使它们变得更明显，更重要，更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