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的意思:子云,我们是一家人

　　沈宁 1932年生于上海，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政经系研究生毕业，1954至1960年就读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及文学语文系苏联文学专业，1960年回国在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负责《外国文学情况汇报》及《世界文学》封面及外国美术作品介绍。1985年在文联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作品出版工作。1991年离休。

　　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子云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总觉得和过去一样，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可以常常通通电话，聊聊天似的。几次去上海都有一种冲动，想再去淮海中路她的家。她住三楼，我们差不多爬到二楼，她就会在楼口笑盈盈地说：“来了呵！快上来吧！”然后我们（我经常带着女儿双双一起去）就像到了我们自己家一样,轻松地坐在她那张既当餐桌又当写字台的方桌旁，她就马上会用小茶壶给我们泡上当年的新绿茶，瞬间茶的清香弥漫在我们之间，真觉得更加亲切。我们总会坐下后相互对视一番，看看隔了这么久大家有什么变化。这种感觉只有在家人之间才会有的，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从家人到友人，从国家大事到家庭琐事，从美食到时尚，无拘无束，十分放松，很开心。

　　我认识子云比较早，1949年父亲夏衍在上海工作，她是分配来的青年学生，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做父亲的秘书，大家都叫她小李。她长得清秀文静，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接待的人（大多是上海文艺界的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又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所以许多朋友对父亲说，你的秘书很漂亮。可以去拍电影，子云听了只是笑笑。后来子云告诉我，父亲对她说：“你喜欢写东西，就向这个方面发展，秘书不是一个行当，要学些专业。”子云当时年轻，她爱好文学，喜欢写作，父亲就从这方面引导她，她也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回上海，就会去找她，因为年龄相仿，她对上海又比较熟悉，父亲总让她陪我去办事或购物，我们相处得很好，这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后来，我在北京，她在上海，来往也不多，只要她跟随父亲来北京开会，总会见面。1955年5月份，好像是开一次党代会，代表们都住在北京饭店，当然也见到了子云，很高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父亲说请大家一起去东单新开路一家小饭馆康乐餐馆吃饭。这家饭店店面很小，只有两三张桌子。但饭菜做得非常精美，所以当时许多文艺界名人都在那儿吃饭。正要出门，住在隔壁房间的潘汉年也走出来，父亲便约了他一起去吃饭，同时还有来拜访父亲的吴祖光夫妇和刚从上海调到中宣部的两个小字辈，一大帮人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北京饭店。我当时只顾着和小李说话没有注意其他人，事后有人记得当天潘汉年比较沉默。但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吃完了饭，又一起回到了北京饭店，我因为住校太远，北京饭店又不让留宿，只好由小李陪我住到附近棲凤楼吴祖光家，我和小李住在他们家的小客厅里，是打的地铺。第二天一大早，可能是六点左右，挂在墙上的电话便响了，子云先去接，她先是“噢”了一声很惊讶，然后就平静下来，转过头来对还躺在地铺上的我说：“你爸爸来电话，说小开（潘汉年）晚上又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连桌子上放的眼镜都没有戴”，接着父亲又打电话告诉小李：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说。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多么惊心动魄的事啊！幸亏我们当时不知道，幸亏子云当时也不知道，还和往常一样地回到北京饭店。后来父亲受到重点审查，子云也受株连，当然，最后是没有什么事了。这是我和她一起度过的最难忘的一件事。

　　以后，我父亲在北京工作，我出国留学，她在上海工作，已经由秘书工作转为文学写作，主要是写文学评论，且小有名气。大家都忙，我们的来往就不算太多。

　　十年动乱，就不必说了，互不来往，但大家心里都惦着，我常常在想,像她那样弱小的女子能经得起这场风暴吗？唉，总算雨过天晴，“文革”结束了！但我们还是不敢来往，父亲当时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矛盾处理”，子云大概也刚从“牛棚”放出来。1976年，唐山地震，我带着赵欣、沈芸、赵双三个孩子到上海去避地震，住的地方离子云的家不远，我就大胆地去了她家。相互见面真高兴极了：大家都还活着！我和她在她家有一棵小树的阳台上聊了很长的时间。我告诉她父亲1975年7月从秦城监狱回家后的情况，父亲虽然一条腿被踢断，很消瘦，但精神状态很好，虽然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大的折磨，但老人家几乎不大谈起他在“文革”中受的冤，受的难。仍关心国家大事，对国家充满信心，他曾多次对朋友们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子云听了，略略放了心，当时我看到的子云，也让我放心，没有想到她从外表到精神状态都很好，完全不像受过沉重打击的样子。她说，她也像我父亲一样，要乐观地活着，好好工作。真的，她从1977年起完全从事文艺方面的工作；做文艺杂志的主编，写了许多文学评论的文章，以作家身份出国访问等等，每项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她写的文学评论与众不同，她不是居高临上，指手画脚，而是用“心”去感受，去体会作者的意图，以平等的态度与作者们交流，正是这样，她交了大量的朋友，可以说从老一代、中年的以及很年轻的作家都喜欢和她交往，喜欢和她聊天交朋友。她有一段时期常出国访问，许多美籍华裔女作家，如聂华苓、於梨华、王渝等都是她的好朋友，更有意思的是她还颇有讲演天才。1987年她在美国哈佛大学和知名作家刘心武一起做“1977-1987年中国文学的发展”的报告，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演讲甚至于压倒了刘心武的演讲，她刚讲完，经久不息的掌声，连刘心武也没有料到。另外，她在台湾参加“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上的发言《女性话语的消失和复归》也极其精彩，引起了台湾一些作家的争论，但子云都一一答复得非常得体。

　　子云是我的好友，也是我们全家的好友，真可以说是“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有一个时期上海的物资好像比北京还要匮乏，我们就想办法给她们家带些吃的。譬如绵白糖、豆制品等上海没有，但都是她们家喜欢的。我就大包小包地驮上自行车，摇摇晃晃地骑到北京站。因为我骑车技术不好，事后，子云夸我说真了不起。当时要带些东西可真困难，先要找到肯带东西的人，还要想法告诉她的家人，什么时候、什么车次、什么人带的。叫她的家人，大多是她的弟弟，到火车站去“接货”。这种“苦中取乐”的情况，大家还是觉得很高兴。子云到北京出差或开会，她就会带些南方的土特产或是我父亲爱吃的小零食来。总之，还是我前面说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子云自己身体不好，但她很关心别人，每次父亲到上海，她都张罗住哪儿，要安排见哪些人，请什么大夫来给他看看病等等。有一年我体检，结果许多指标都不正常，我打电话告诉了她，她很着急，马上说，快把你的体检复印件寄过来，她去找她熟悉的大夫去咨询咨询，不久她便打电话告诉我要注意些什么，吃什么东西能养身体等等。如我去上海时，她还会带我去给她看病的好中医，给我把把脉，抓点中药，还会偷偷地问一下那大夫，沈宁的身体好不好？没有什么问题吧？真奇怪，子云在上海认识那么多好的大夫，而偏偏会在上海著名的大医院误诊而死亡？

　　子云关心我们的健康，更关心我父亲的写作情况，她曾替我父亲编辑过三本选集，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不久前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夏衍全集》，子云也是编委之一，当时她身体也不好，经常发烧，仍千里迢迢到北京来开会。凭着她编过父亲几本选集的经验，为《全集》编辑出了不少好点子，帮了我们很多忙，使《全集》能顺利出版。她曾严肃地批评过我，不应该光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更应该帮助他把《懒寻旧梦录》的第二部写出来。的确，我没有做好，觉得还有时间，父亲会慢慢写下去的，但可惜没有“还有”了……这也是我终身的遗憾。

　　子云热爱生活，除热爱工作之外，她爱时尚，爱美食，爱一切美好的东西，看见好看的东西两眼会发光。有一时期，流行宽大的服饰，她觉得自己已经有些发胖，穿这种肥大衣服很合适，就说，我真希望这种时尚的服饰多流行几年，子云爱打扮，但很得体，衣服穿在她身上总是显得优雅大方。她不刻意追求时尚，但她的穿着又是时尚的，美的，因为她有气质的美，内在的美。

　　子云爱美食，喜欢尝试各种新颖的菜肴，不论上海菜、广东菜、四川菜，只要做得好，她都喜欢。她更爱吃西餐，她家不远的一家西餐厅，是她常去的地方。她经常会发现某个餐馆的什么菜做得好，要带我们去尝尝。我女儿双双称她是上海的“美食地图”，她们两人还常常交换美食“情报”。子云在闲暇的时候会去一些有情调的咖啡馆，和一些青年朋友聊聊天，交交朋友。子云会工作、会生活、也懂得享受，但她不是上海的金枝玉叶小姐般的享受，而是经历的一生坎坷，经受了许多不该她承受的苦难，挺过来了，坚强地活着，享受生活！改动一句现在的广告语就是“她值得拥有”！

　　子云丢三落四，常常丢东西，拿错东西，在国外还被人抢劫了一次，连机票都丢了，没有办法，她就是这样的人。还有一个毛病，可能和我一样：不认路，经常走错路，旁人对她说，你往西走，那她一定是往东走。果真如此，我发现我也是那样，没有方向感，是个路盲。子云，听着！你在那个世界也要好好认路，省得到那时，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找不着你，见不到！

　　好了，不写了，你多保重，我们还能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