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迦奥特曼第三季电影:名家信札趣谈——曾国藩

名家信札趣谈——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大臣。湖南湘乡人。道光间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试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咸丰三年（1853年）奉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受封一等侯爵。同治四年（1865年）受命督办直隶（今北京）、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曾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死后谥文正。有《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书札》。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给曾纪泽的信（之一）
    普天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风，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了夜游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心，结果却只能造就成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可是，在封建社会晚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个人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这是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信中称：“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又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从信中可见他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但却没有一点骄气和傲气。正如有人所讲：“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相隔有如天壤，但谁都不能不承认他教子确实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 ——给曾纪泽的信（之二）
    曾国藩对于子孙，无论是读书或是做人方面，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格外显著。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这是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曾国藩给其自曾纪泽信中所言，可知曾国藩教子有方。
    曾国藩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这一点在信中亦有体现，他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以后写安禀来年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说：“愚意所谓本言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不管怎样说，曾国藩却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毫无疑问应该受到批判，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给曾纪泽的信（之三）
    这是曾国藩于咸丰九年九月初七日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信。信中说：“尔外祖母九月十八日寿辰，兹寄去银三十两，家中配水礼送去。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其丰俭多少，大约之数，尔禀四叔及尔母酌量写来可也。此次寄丸药两瓶，一送叔祖，一寄尔母。服之相安否，尔下次禀知。”
    曾国藩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日记里说：“写家信一件，寄参茸丸二瓶，每瓶重把两，一寄叔父大人，一寄内子，将派戈什咔送去。施以萧营饬知尚未办齐改次日送去。”初七日记里说：“又专人送家信。”可知他初七日给给曾纪泽的这封信是与他日记的记载相吻合的。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乡封侯，可他对岳母、叔父的寿辰、身体如此关心，且亲备礼物，遣子送上，叮嘱儿子“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尔写信禀知”，这一方面表现他作为晚辈的人子之心，也身体力行，使得晚辈亦能像他那样知仁尽孝。

“趁此尽可引退”——给曾纪泽的信（之四）
    同治九年八月初八日写给给曾纪泽的信。信中说：“字谕纪泽儿：接尔初四、五、六、七日禀，具悉一切。余之谢恩摺于初七日拜发，恭辞两江新任，实不敢以病躯当此重寄。摺稿钞寄尔阅，昨已寄澄、沅两叔矣。如左目长有一隙之明，则还山亦有至乐；若全行盲废，则早晚总不能服官，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查曾国藩于同治九年八月初七日具摺辞两江总督新任，当时曾国藩“胃口尚好，惟两腿酸软未愈，上下皆需人扶掖”，他在信中称他“早晚总不能服官，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在到江南画蛇添足”？可看出曾国藩“不敢以病躯当重”的为官之道。

“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致四、九弟书
    致四、九弟书写于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即1867年11月18日，信的抬头“澄、沅两弟左右”。信中说：“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学为四事勖儿辈，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的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盖阅历一生而深知之，今亦望家中诸侄力行之。两地如以为然，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勖，是勉励的意思。在数十年的实践中，曾国藩深深体会到：学习应该有好的方法，因而在这封家信中，他谆谆告诫弟弟读书时要将“泛读”与“精读”结合起来，既求其精，也要求其博；温旧书与背诵并举，既“温书”又“背诵”；写字则必须有“恒心”；要善于作文，而作文则需要认真思考。并且说：“两弟如以为然，望常以此教诫子侄为要。”这些经验之谈，今天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