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在哪里的意义:驳茅于轼对毛泽东之“去神论”

驳茅于轼对毛泽东之“去神论”　　

自称研究经济的经济学，有没有反过来研究一下经济学本身怎么经济？作为脑力劳动的经济学家，其本身如何靠经济学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十年前，我做记者的时候曾经就这一系列问题采访过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而他们的答复则是异口同声不约而同—— “经济学家基本都不懂得如何靠自己的研究和学问实现自己的利益”。　　

但经济学家的未知领域，并没有阻碍我的研究触角，我把经济学家当成了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者来看待，进而发现，他们的研究在创造知识产权的同时，也为他们赢得了个人品牌，即名声，而名则可以转化为利。　　

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也是有品牌的，所谓名气大的，诸如吴敬琏、厉以宁这样的，就是大牌经济学家；而那些名气小的，也就继续不断向着自己渴望的名声和地位而孜孜以求，以至于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和专家教授们，为了拼文章赢得话语权而不慎堕入剽窃抄袭的泥潭，反而弄得自己声名狼藉。　　

有名就能有利，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大牌经济学家除了出书之外，还到处演讲作报告以赚取外快，也有的四处找门子找关系，去给企业、政府和机构做咨询顾问，还有的去给上司公司做独立董事，以至于我们看到，很多金融机构都相继收揽一些经济学家给自己的门面上贴金，称之为首席经济学家。　　

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些经济学家们将那些经济学知识储存在自己的脑袋里，并通过名声把自己卖了出去，赚来了赞助费、课题费、各种津贴和咨询顾问费。　　

他们以为，自己这是用经济学知识实现了经济学家的价值。然而，这真的是他们的经济学知识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实现了真正的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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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抑或是其他领域的各个专家教授，都不过是遵循社会分工而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者罢了，他们和农民的不同只是在于社会分工——他们从事精神生产和脑力劳动；而农民则是从事农业生产和体力劳动。　　

而他们在自己的某个领域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取得一定的学术名声和地位，如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兄弟和老少爷们成为种菜大户、西瓜大王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脑力劳动的个体户，在本质上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我们这个从农业时代走来的社会，由于长期存在轻视体力劳动而尊重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由于存在大量不懂各种专业知识的门外汉，这使得这些专家们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地位，从而使得他们产生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且，公众的无知以及媒体的“拜名主义”也在强化着他们的权威，并形成他们在媒体的话语权。　　

于是一群标榜自己或知名或著名的专家教授们在大众面前粉墨登场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也不能否定他们在传播知识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我们否定的是，他们滥用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的话语权，他们的大嘴时常越过专业边界，而对着非专业的陌生领域跑马圈地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不懂得婚姻和爱情为何物的法学家运用自己的错误认知影响立法，搞出什么针对小三的“侵犯配偶权”的可笑法律，他们哪里知道，这种法律是在将配偶等同于私人财产了，这是私有观念在人类婚姻爱情关系中的篡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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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专家教授们所出卖的不是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是用其专业知识包装衬托起来的名声和地位，所以，名声越大就能卖个好价钱，在品牌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学家也成了明码标价的明星一样，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了。而这不正是品牌营销理论从物质商品向着人本身的转移和跨越吗？　　

可惜的是，这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群专家教授们并不真正懂得品牌理论，他们不懂得“名”的内核是“义”，不义就没好名，没好名就没利益。他们只是感觉到了名可生利的内在逻辑，于是纷纷滑入了沽名钓誉的窠臼之内，并在名利之间奔波劳顿起来，而就是忽视了“义”。　　

其实，经济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各个知名专家们，更多的只是在以名取利，他们的价值不是出自其脑袋中的“含智量”，而是来自话语权这种嘴巴的发音量，这种对大众的影响力。　　

而这些所谓知名著名的专家教授以及那些所谓的名人名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有形象力的媒体罢了，之所以有人愿意出钱为他们买单，是因为他们可以用来做广告、可以作为利益代言人、可以达到经济的或政治的各种目的。　　

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以及那些沽名钓誉的所谓专家教授们，不是在出卖自己的脑袋，而是在出卖自己的嘴巴；不是在出卖自己的学问，而是在出卖自己的名声。　　

当然，我本人不反对这种出卖才能的商业模式，不反对知识分子谋利，但我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反对追名逐利沽名钓誉而不顾道义，如果你们认为我应该尊重多元，那我也会奉劝你们尊重社会批评，因为没有批评的所谓多元不过是一群阿谀奉承之徒众口一词的一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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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应该是一位大牌经济学家了，所谓大牌，也不过是名气大罢了。　　

但我们的知识分子有个难改的劣根性，那就是名气大就会口气大，以至于这些名人名流都在填饱肚子、鼓起口袋之后，开始觉得自己脑袋也鼓起来了，他们向四面八方张着大嘴，纷纷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为能事。　　

无知并不是丑事，丑的是认识不到自己的无知。一旦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始穿墙破壁，怀着想从专家升格为大家的名利之心而对着其他领域发表见解的时候，就轮到他们自己出丑了。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十三亿人心中，就有十三亿个毛泽东。但反过来，这一个哈姆雷特、这一个毛泽东，也可以检测折射那一个个的人心。　　

茅于轼眼中的毛泽东，只是打上了茅于轼个人的毛泽东罢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只是茅于轼个人的评价，他使得毛泽东变成了茅泽东，但反过来看，毛泽东也使得茅于轼露出了丑陋的腋毛——他暴露了一个缺乏辩证法思维的经济学家在历史、政治、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他领域的无知和浅薄。　　

茅于轼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就像一个农村的长舌妇对世界大事和历史人物的议论一样，他撇开了历史背景，撇开了社会环境等诸多客观因素，而单纯怀着一颗争权夺利的内心去审视毛泽东，结果硬是把毛泽东看成了一个争权夺利的暴君、一个独裁者。而这，恰恰暴露了茅于轼老先生自己的内心——即他只看到了“利”而看不到“义”，是因为自己的认知体系中缺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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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欲熏心者的眼中，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竞争史。　　

而一旦人们的头脑被这个“利”字所统治，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会成为他们头脑中天经地义的信条，进而丧失了对是非对错正邪曲直的判断力。　　

运用扭曲的世界观看待世界，就会发现一个扭曲的世界，并进而把这种扭曲当成正常，殊不知，这恰恰已经反过来扭曲了自己的内心。　　

于是，大国的强权和霸权成了正常现象；围绕利益的你争我夺变得稀松平常；联合国都没有实现国家之间的民主，而他们却要求一个国家率先实现民主；阶级斗争并没有彻底消灭，而他们自己看不到便率先从心中将其消灭了；金融危机还不知道发生的根源，而他们却在纷纷叫嚣着“后危机时代”；一群经济学家无能在理论上经世济民，却纷纷企图在政治上大显身手！　　

茅于轼的历史观，秉承的是英雄史观而非唯物史观；尽管他那种“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论调并不承认毛泽东是我中华的民族英雄；但英雄史观的核心思维是只注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习惯撇开历史背景评价历史人物，他们会将丰功伟绩赏赐给他们认为完美无缺的历史英雄，而同时，他们也喜欢把历史错误的枷锁和镣铐戴在历史人物的个人身上。　　

正如一些无知或无耻的历史学者撇开宋朝的历史、撇开宋朝那些饱受蹂躏的黎民百姓，而将秦桧平反为和平使者一样，一群丧失正义判断力的不屑子孙怀着利欲熏心的目的相继沦为历史的奴才，他们无能判断并直面现实中活生生的敌人，却纷纷对着死去的历史人物充当起评判的主子来。　　

无独有偶，与茅于轼的英雄史观交相辉映的是袁腾飞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历史老师将历史当成课堂与学生们一起玩弄的对象，这个所谓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将历史当成了玩意儿，却还以为自己是在推进历史的大众化，甚至为自己的所谓创意而洋洋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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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毛泽东，不是一个迷失在利益场中的经济学家力所能及的，更不是一个历史老师为了吸引眼球并最终博得了喝彩和掌声就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属于每个人，毛泽东又不专属于某个人，毛泽东属于整个中国，属于整个世界，属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属于马克思主义，属于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要怀着公心评价毛泽东，就不能站在任何利益群体的立场上，不能脱离那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浴血走来的时代，不能脱离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封锁、社会环境和经济困局；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建设上暂时失语的困境和局限！　　

要评价毛泽东，必须具备俯瞰历史雄视未来的眼界和境界；要评价毛泽东，必须纵览中华古今，通晓天地之变；要评价毛泽东，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必须懂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要评价毛泽东，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立场上；要评价毛泽东，必须看清近两百年以来的世界大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毛泽东，不是他自己，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从奴役、欺凌和压迫中艰难站立起来，并昂首叩开世界大门的民族英雄！它不仅属于上个世纪，不仅属于中共党史，更属于整个中国历史！属于整个国际共运史！　　

中华民族曾经因为闭关锁国而夜郎自大，又因为外敌入侵而自甘卑微，是他，引领整个民族走出了沉沦的泥潭！是他，为无数中华儿女注入了傲视群雄的精神和胆魄！是他，照亮整个中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漫漫征程！　　

《智本论》作者相晓冬2011年5月7日于南京

xin zi ling、茅于轼等特殊党员绝对是共产党的无穷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