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铍青铜板材:知识分子的边缘、流亡和业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5 06:04:28

知识分子的边缘、流亡和业余

(2010-06-26 15:42:56)

    知识分子的流亡人角色,应该是从地域上的流亡和心灵上的流亡两方面来说的。地域上的流亡,可以举二战时期迫于纳粹德国统治而流亡到他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汉娜·阿伦特等等。这些人的流亡,是由于祖国受到极权主义的统治,受迫害或不能容忍自由缺失,而流亡他乡。在当代中国,类似情况如定居美国的方励之、北岛,定居法国的高行健等。另一种是心灵意义上的流亡,比如萨义德,生在巴勒斯坦,长在美国,用英语写作,面向英语世界和中东发言,和新旧两个国家都若即若离,因此可以算作第二种流亡者。

 

    流亡者和边缘人是可以放在一起讨论的。因为今天我们谈流亡,主要是第二种意义,即萨义德所说的流亡的“隐喻的情境”。这种流亡代表着身居边缘,不愿适应,不被纳入,不被收编,对特权、主流体制和权力机制有着先天性的疏离。流亡和边缘是一种心态,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这种心态有着非常好的描述,即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流亡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永远无法抵达,永远不能和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在萨义德看来,这种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是思考的重要方式,还是一种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1]

 

为什么需要做一个谔谔之人,而不是做一个诺诺的圈内人,和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紧密结合?萨氏的答案总结为三点就是,流亡和边缘心态可以:

1.获得全面性的知识,形成独立的判断。

2.祛魅,质疑貌似合理的既定规则。

3.打破固步自封,获得心灵解放。

 

第一点即,流亡心态可以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比如,西方主流对中东政治的观感,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恐怖主义一语蔽之,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多歧性和其他面向,因此有可能影响大的决策性判断,造成悲剧。知识分子以双重和流亡的视角和超出各种利益体系的边缘人的地位来看,就可以将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宽广的景象,避免上述偏颇。

 

第二点即,对一切法则和规则以具体的历史的角度看待,视一切情境都是偶发的,具有前因后果,而不是自然的、神赋的、必然发生的或无可选择的命定结果。萨义德举了维科的例子,即对人类社会尊敬,而不是敬畏,考虑最具权势者时候,考虑其原始的可能的去处,不为尊贵的人物或宏伟机构吓得瞠目结舌、卑躬屈膝。以这种世俗的、怀疑的、祛魅的态度看待事物,就不会将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地位,平视一切而不是仰视一切,因为惧怕而不敢质疑貌似合理的既定规则。

 

第三,可以从寻常生活中解放出来,不会跟随别人的既定路线行进,拒绝故我和保守犬儒的心态,随着自己的兴趣和既定目标指引,在这过程中获得生气勃勃、无休无止的自我发现。这些心态不会迁就适应,不会唯唯诺诺,不会被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这种流亡和边缘的思维方式,即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离开中央权威,在边缘发现过去在传统和舒适范围内所无法发现的事物。[2]

知识分子的业余者角色。所谓的业余,并非是外行的同义语,而是和专业相对而言的。专业,就是所谓的专门化。二战以后,欧美各国往昔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或是流向郊区,或是沦为垮掉的一代,或是被扩张的大学体制收编。雅克比在研究美国知识分子的书中指出,知识分子无一例外从城市流向校园,从咖啡屋流向食堂。在当时活跃在公共文艺舞台上的,仍然是30年前的那些人,看不到新生力量出现。他宣布,真正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了。[3]

 

其实以上的几点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死亡,即使身在大学体制之内,仍可以向从前一样履行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以前的那种知识分子的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独立灵魂渐渐消失了,知识分子离公共越来越远,被各种各样的利益所吸引,或是成为技术性的官僚,或是俯首听命于细密森严的学院体制,成为朝九晚五的为稻粱谋的专业人士。萨义德认为,专业态度是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威胁。专业化的人不破坏团体,不敢逾越公认的范式,促销自己,使自己有市场性,不敢做有争议的、具有政治关怀的、“客观”中立的知识分子。[4]

 

专业化的弊端,萨义德有很长的篇幅讨论。第一,专门化诗人受限于狭隘的知识领域,成为某一领域的技术专家,超出专业范围即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专门化将知识以工具理性的态度看待,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专门化会使人变得温顺,戕害兴奋感和发现感,陷入堕怠,照别人的吩咐行事。专业化和权力以及霸权相联系,专家群体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和垄断人士,拒绝独立思考,按照自己圈子内的准则行事,从而对身处圈外却有同样见解的人进行排斥。有时候与权力挂钩,被权力雇佣,科学研究听命于权力和增进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专业人士有可能对极权主义钳制下的限制知识限制自由极端警惕,却不自觉陷入另一种钳制,即乐于一致顺从,乐于参与权力所建立的目标,迎合市场体制等等。

 

萨义德认为,业余代表一种关切和喜爱,即对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事务发言。业余是一种怀疑精神,只有保持一种业余姿态,才会对貌似无可置疑的事物进行解构和怀疑,避免陷入权力所构造的话语之中,不成为权力的代言人,始终保持客观和警惕。业余代表着一种良心,这种良心,说明知识分子的声音是独立的,不受民族、国家、党派、阶级的利益影响,只关切全人类的福祉和命运。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甚至有权力对于最具技术性、权威性和专业化的行动提出道德的议题。

 

那么不仅会让人产生疑问,知识分子为何带有这样的权力?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发言,其客观和中立的保证何在?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意见不会成为误导性的意见?在萨义德这本书中,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似乎是已经被不言自明、无需证明的一个先天性概念。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最特殊的群体,就应该拥有上述优良品质。但是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认为,“只有当错误完全在另一方的身上的时候,只有当受害者完全是受害者,折磨者无法被开脱的时候,人们才能毫不丢脸地做一个知识分子”。他说,推动自由主义政治达一百年的启蒙运动思想已经过时了,如果还有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现实中已不再出现普遍的主体——受害者。总而言之,即已经不存在普遍的整体,无需谁承担起人类集体的责任。[5]尽管萨义德在开篇时即对利奥塔给予质疑,认为是其自身冷漠以及惰怠无能,逃避责任,但是回答上述问题仍然是不无必要的。

 

 

据萧功秦对美国社会的所观所感,认为在美国,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贬义词,不切实际的空想者会被人称为知识分子。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进步、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而是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伸张正义的人,一般来讲都是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向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或依据,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6] 然而,对那些还没有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如中国)以及广大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国家来讲,威权政府依然明目张胆欺压人民,严重的司法不公、社会不公还依然发生,广泛存在。世界并未像后现代主义学家宣布的那样已经进入后现代,所以类似于利奥塔式的质疑,需要恰当的应用语境。

 

知识分子为什么拥有权力?首先是知识分子拥有知识,是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的一群人,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拥有他人不具备的文化知识和信息来源,因此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和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承担起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的道德使命感。从历史来看,被称为“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的所作所为,即规定了这一群体的特殊关怀和社会职责。正如萨义德论知识分子,依然承袭着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很大程度是以知识分子和权力作为对立的两方来论说的。知识分子除了要批判社会不公,代表穷人、下层社会、失语者、无权无势的人以外,更要对始于权力的不合理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从萨义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来看,就足以证明社会仍旧需要知识分子,传统型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在民主国家,都没有完全完结。不过,尽管这些被归之为传统型的知识分子拥有天职感和志业感,但背后不存在一个超越的权力来源,知识分子较之大众,并不具有道德和责任上的优先,甚至远逊于普罗大众,因此他们的公共职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愿和自觉,是自己赋予的。

 

那么知识分子如何保持中立和客观呢?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借着比较已知、可得的事实和已知、可得的准则,得到对于一个情境的认识。这需要研究、记录、探索,以超越一般呈现资讯时所出现的零碎、片段、必然缺憾的方式。要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为什么发生。[7] 然而,如今随着社会的分化,知识也日益分化,各种知识之上是否存在一种形而上的整体知识已经遭到质疑。加入知识分子依然执著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万能钥匙,可以凭此讨论或批评一切现存之物,就显得格外虚弱和空洞。假如没有一定专业知识,很难与那些维护现存秩序的技术专家竞争。[8] 萨义德也认识到,个人的时间、注意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但自身的局限性不足以成为逃避的借口,知识分子在写作和说话时,目标并不是向每个人显示自己多么正确,而是尝试促进道德风气的改变,借此如是揭露侵略,放着或放弃对于民族或个人的不公惩罚。通俗理解即,知识分子未必需要绝对正确,意义在于促进风气的改变。知识分子不应该逃避,逃避即“转离明知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这才是最值得指责。

 

最难能可贵的是,萨义德认为,公共关怀和道德关怀不应该只是落实在口头上,而需要体现在行动之中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参与政治,但是这种参与说成是一种理性的介入更为恰当。正如英国作家保罗·约翰逊在1998年出版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2003)一书中,考察了12位世界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人生的另一面,引人思考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私德问题,萨义德对如托克维尔不假思索的宗教相对主义和双重人道标准表示否定和怀疑。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自由平等的观念应用到实际行动当中,对权势说真话以及身体力行,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不会成为行动上的犬儒,成为那种负面意义上的夸夸奇谈的知识分子。

 

 

 

进一步参考文献:保罗·鲍威编:《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判家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48——49页。

[2] 以上三点参见前引书,54——57页。

[3] 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8页。

[4]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65页。

[5] 利奥塔:《知识分子的坟墓》,载《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22页。

[6] 萧功秦:《为什么美国少有知识分子》,载《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7]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84页。

[8]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许纪霖教授在该书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一文中,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必须以特定的专业为自己反思的起点,提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由特殊走向普遍的理想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