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附近的联通营业厅:信件背后

　　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史可法写这封信的背景，就不难了解文中某些话语的动机。当时的情况是，掌握兵权的南明将军们内讧和各自为阵，持首尾两端，惟利是图，在扬州作为最高统帅的史可法根本无法节制名义上属于南明的部队，清之摄政王多尔衮亲自修书劝史可法投降，威胁南侵，口气相当强硬。
　　其时，史可法手头上没有一支庞大而又直接听命于自己的部队，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更谈不上反攻北方。面对多尔衮的咄咄逼人，史可法写了这封著名的“复多尔衮书”。
　　众所周知，南明立福王为正统，史可法曾经强烈反对，有过“七不可”的指责。而在“复多尔衮书”书，史可法写道：
“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
　　史可法把福王称赞成一代明君模样，固然有尊崇已经登上九五之尊的朱由菘之意，更多的是承认既定事实，面对多尔衮对南明士大夫不团结的指责，坚决驳斥，表示出弘光朝廷是上下一心。史可法顾全大局，比之南明依靠的军方之四镇将军和左良玉的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比之马士英之流借机打击东林党和复社，不可同日而语。

　　文中提到吴三桂的这段话被理解为不了解形势。
“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薙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史可法一方面要表示南明对满人并没有敌对意见，希望满人把矛头指向双方共同的敌人——李自成，减缓南明的压力。另一方面，吴三桂是南明可以争取力量，即使对其行径有所腹诽，也不能公开指责，彻底把吴三桂推向清方。这个回复，史可法很有可能是深思熟虑的。虽然最后事与愿违，那也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

　　史可法向多尔衮表明南明的决心，“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雠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

　　又向多尔衮示好，“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

　　首先，史可法委婉的警告多尔衮，南明不是软柿子这么容易欺负。接着，又表示出示好之意，很容易被理解为苟安之心，但从战略上讲，让敌人以为自己无进取之心，以麻痹敌人，让敌人轻视，总比使敌人警惕的好吧。
　　文中的最后，史可法写道“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明确拒绝了多尔衮的招降。

　　就这封回书而言，史可法的态度不够强硬，甚至有些软弱。可弱国无外交，硬梆梆的答复无济于事，反而加剧对峙情势，岂不是惹火烧身？

　　史可法既不是写私人日记，也不是搞文学作品，而是给敌人写公开信，必然要真真假假，必然要讲究策略，文中连哄带骗，说违心话，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

　　史可法没有对应的实力，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豪气。单单根据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字面上的文字来评价史可法的“苟安心态”是不合适的。

　　史可法还有一道 “请颁讨贼诏书”，这是给弘光朝廷的。其中提到：

　　“昔晋之东也，其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

　　这句话，可以说较清晰的反映出史可法的真实意图，当时弘光朝廷偏安江南，不思进取。史可法不便提及反攻北方。他针对弘光朝廷的腐败现状，又指出“必刻刻在复仇雪耻，振举朝之精神，萃万方之物力，尽并于送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

　　史可法认为，弘光朝廷需要关注练兵。可想而知，只要有了足够的实力，将来无论是攻击大顺军报仇，或者北方与满人争天下，就算是最没出息苟安江南，都有资本。

　　当是时，弘光朝廷文官争权夺利，武将私心自用，像史可法这样一心为国的人寥寥无几，他的苦心又有谁知呢。写“复多尔衮书”时候的史可法，大概已经悲哀的想到自己要与扬州共存亡了。

　　史可法，明史称其“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

　　史可法，后人评价其为理想而牺牲自己，固然值得钦佩，只是未免视扬州百姓如草芥。然而，这毕竟是今日社会之理念，在明代末期，史可法的做法却也未可厚非。人权是近代西方所提出来的，实践到今天才成为人类共识，至今仍不乏有国家政府挂羊头卖狗肉。我们也不宜对古人们过份奢求了。

　　脱离历史时代的批判，就像脱离历史时代的赞颂一样，都不利于我们看清历史的真相。中国向来有不重视人民性命的传统，人相食屡有发生尚可称盛世，这也不必大惊小怪。

　　翻开《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在结尾中写道：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读到此处，我突然想到，明末那个时代，在明帝国这方的臣子，无论忠贞还是叛变，无论有才还是没才，无论逃避还是勇敢承担责任，无论一心为国还是苟安，都免不了最终的失败，即使生前换来荣耀，也逃不脱后世的责难。更重要的是，都改变不了注定灭亡的明朝的命运。在明末这一幕惨烈的大悲剧中，吴三桂和史可法也只有成为悲剧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