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死的爱综恐:“了不起的杨宪益” (2010年1月号) - 书城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了不起的杨宪益” (2010年1月号)

默认分类 2010-01-28 09:56:47 阅读3761 评论1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李 辉/文

                                                                           一

此刻，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杨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八宝山举行。我没有去现场，而是开始了这篇怀念文章的写作。

我知道，杨先生一定不习惯告别仪式，更会为身后的哀荣而吃惊。这些年，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与十年前去世的妻子戴乃迭一样，悄悄地走，连骨灰也不保留。经历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怒大哀之后，他真的把许多事情看得很淡，活得洒脱。这一时刻，对于我，除了尊重他的意愿，还有更好的悼念吗？

杨先生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是在今年的“十一”期间，家人说这段时间病人少，病房方便，为他选择了煤炭总医院。过去他住院，都是几个人一间的大屋，这一次，他终于有了自己单独的病房。房间不大，但有单独的卫生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床正好可以让日夜照顾他的小年师傅使用。未曾想，这里，成了老人九十五年生涯的最后一站。

 九月下旬，我将去南京，行前特地去小金丝胡同家中探望他，以便将他的近况转告他的南京妹妹杨苡老师。外表看，他与前不久没有太大差别，脸色红润，神态慈祥。一开口说话，却让我有些吃惊。声音低而嘶哑，几乎没有清晰的字句。不过，交谈几句后，开始恢复正常，与以前一样可以连贯地与人交谈，声音也不再细弱无力。他指指脖子，说，喉咙里长了东西。我一看，脖子上可以看到一个鼓起的包，是瘤子在挤压声带。

他还是习惯地拿起一枝烟。如以往一样，我为他点燃烟——虽然清楚这是严重违反医嘱。

我们闲谈。我告诉他，杨苡老师说冬天她还要来北京住几个月，等着为你祝寿。他说，他们家里人都长寿。“我母亲活到了九十六，我今年也快九十五了。够了。”很骄傲的样子，说完，淡淡一笑，又吸上一口烟。

我心里咯噔一下。九十五岁当然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寿，但眼前这位极其可爱的老头，随意说出这句话，还是让我联想到一些现实中的预兆，不免有些伤感。一个老人，如果心里有个未实现的愿望，它时常会支撑他活下去。前年，杨先生曾大病过一次，大家担心他能否过关。当时，他惦记着与两个妹妹的约定，等杨苡腿部骨折伤好，从南京来北京过冬，三人一起庆祝他的九十四岁生日。他一直念叨着这件事，他真的挺了过来，高高兴兴地等到了三兄妹的欢聚。

这一次，在快到九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又住进了医院。手术当天下午，去看他，他还能正常交谈，但气力与声音已不如半个月前。几天后，他忽然需要鼻饲，再去看他，与我的交谈，就只能用闪亮的目光和温暖柔软的手了。

与杨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的前三天。杨苡老师上午来电话说，哥哥呼吸忽然困难，医生与家人商量，如果严重，是否可以切开气管抢救。杨先生和家属的意见比较一致，届时放弃这一抢救手段。我想，对于杨先生，这也是不错的选择，不再让老人受折磨的痛苦，让他平静地远行。下午，我赶去医院，走进病房，却惊喜地看到他居然又挺过来了。气力虽衰，但神志清楚，眼睛还能睁开，看见我走近，他晃晃右手，伸过来。手依然温暖，柔软。

无法交谈了。告诉他，我第二天要到外地去，回来后再来看他。临走告别，他用手指指沙发。沙发上放着一包书，这是他的一本合集《去日苦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赶着印出来，清醒中他看到了自己题签的新书。我取起一本，放进书包。看他虚弱、渐趋衰竭的样子，对他的康复我真的不抱太多乐观。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在外地接到杨苡老师电话，说：哥哥可能快不行了，低压只到了三十至五十之间。她很镇静——这些日子她一直表现得很镇静。她说，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结局的精神准备。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电话又响了。她说：“我哥哥走了，早上六点多钟走的。”

翻译家、学者、诗人杨宪益先生，永远走了。他不再为去日之多而苦了。

                                                        二

结识杨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中期，记得还是作家张辛欣带我第一次走进他家。

杨先生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大院里。当时，他是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的主编，负责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出版，这是当年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于是，他和戴乃迭成了不少作家的朋友，一时间，众星拱月，热闹非凡，杨家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成了中国作家与外国客人交往的场合。喝不完的酒，抽不完的烟，聊不完的天……在经历过“文革”牢狱之灾，承受了爱子自焚的痛苦之后，历史转折时期的全新环境，“往来无白丁”的热闹非凡，尚能让这对夫妇，以酒浇愁，以酒忘忧，全身心投入到另一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