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眼怎样保护视力:没有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也是不存在的[文化中国]

　　地点：广州鸣泉居酒店

　　嘉宾：陈晓明、程光炜、李敬泽、南帆、张新颖、王尧、舒婷、余光中

　　主持人：谢有顺

　　主题：失语与发声：公共空间里的文学写作

　　作家要找到自己的历史起点

　　谢有顺：为什么会探讨公共空间里的文学写作？其实文学经过这么多年的本体化之后，有些人认为文学在公共空间里失去了某种影响力，尽管我们自己不这么认为，但是文学以外的很多人认为文学已经很边缘化了，文学到底有没有一种可能介入公共世界，是不是应该对我们认为更大的现实问题发言？

　　陈晓明：文学的公共问题的讨论非常迫切，甚至有一种紧急性，文学的这种状态，我们大家都感到有点无能为力，非常焦灼。当代社会急剧的变化，给文学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文学的延续性是特别强的，因此想与时代急剧变化连接有很大的难度。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有很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其中底层写作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关注底层和追求文学的现实性并不矛盾，文学也一直都在关注现实。在这方面，东西、须一瓜等作家都运用了很有力量感的表达方式，用修辞性转变的方式写作，我称其为“审美的破声书”。但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力度还是不够的，因为在寻求文学性突破时，我们依然面临着难题。

　　现在，有很多年轻知识分子以理论的方式转入对社会现实，我赞成这种做法。我觉得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公共空间，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要用政治性的话语，而要用现实性的话语，这也是当下写作者能够做到对当今文学有贡献的方式的一种。

　　程光炜：为什么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失去权威？我认为八十年代面对的是心灵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所以文史哲在这方面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而九十年代面对的是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这时候社会科学学科以价值中立介入公共话题，创造着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这时候文学反应比较慢，影响比较弱，因为解释系统发生了变化。小说家写作的技术是越来越好，但是，我并不认为作品是越来越好的。一个有抱负的作家，要写出自己的历史。好的作家不只在叙述上，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历史起点。讲故事固然重要，但是作家不光要讲故事，讲好故事，更要有解说故事的能力，也就是对现实问题的哲思化。

　　文学不是自闭症患者

　　李敬泽：没有私人空间的公共空间，是不存在的公共空间。从90年代开始，文学在提出问题上不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但是文学是不是要以那样的方式提出那样的问题，才叫文学的成功，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认为文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在生活的偶然破裂处抓住真实。我也相信公共空间里的文学写作依然有介入社会的巨大可能性，就小说而言，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

　　谢有顺：我们并不是都活在私人空间，缺乏公共空间，实际上私人空间还在争取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文学的“两难”。文学的方式和经济学、政治学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想象的方式，这是文学非常独特的差异性。文学介入公共空间的探讨中，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在倡导公共写作，实际上公共写作恰恰是我们非常反对的，大家相同的思维、相同的话语方式写相同的主题，我们实际上已经见多了，我认为我们今天重要的是找到一种个人的方式，找到面对公共话语发现和解释的能力。

　　张新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刻意强调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对立，在今天来讲，如果能够打通私与公对立的关系，建立一种息息相通的、不是对立的联系，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我们没有必要把文学当成一个自闭症患者。我想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也可以从把握不了现实开始。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现实都有把握不了的无力感的情况，如果我们从困惑开始，从无知和零开始，如果文学能把这个探索的过程呈现出来，我觉得也是很精彩的。

　　南帆：现在我们对文学的焦虑是因为我们好像被排除在外，关于整个社会的重要问题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发言，没文学说话的份。这确实是重要的转化。

　　现今有比较多发言的几个学科，包括经济、社会、法律等，这几个学科的出现实际上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当经济学家公布这个国家GDP增长10%的时候，他讲的是整个社会，他不研究张三增长3%、李四增长25%、王五负增长这些具体的个体的问题。法律学家研究一条法律出来全社会都要执行，不是我执行，你不用执行，这意味着他们的话是面对着全社会说的。但是我们每一部小说写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文学也只是在近代以来才关注个人的，在史诗时代并不是这样。近代有一批学科关注社会，必然也要有一个学科———至少也要有一个，及其关注个人，两者之间相互的协调，我认为才是公共空间完整的结构。

　　本报记者 钟刚 实习生 陈乃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