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会检阅特殊服装:克格勃全史 3

  克格勃全史 3     第十二章　冷战，斯大林时代



（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中，美国开始被称为“主要对手”。40年过去了，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充当间谍头目时，这种说法仍在流行。战前英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战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削弱了，1945年以后便退到了第二位。





在二战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事之中，因而俄国情报工作遇到的阻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苏联人断言：从那时起英、美就已热衷于搞冷战）。战争一结束，莫斯科总部就遇到了新问题。说来也怪，英、美情报机构的成员大批复员了。1945年9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整顿美国战略情报局，这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失去了大批渗透到“主要对手”内部机密岗位上的谍报人员。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苏联的情报工作只得从零开始，而且打人中央情报局要比打人战略情报局难得多。英国战后也整顿了情报部和特别行动机构，“整”走了彼得一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克拉格曼，他们都曾是这两个机构的高级官员。斯莫利特再次化名为斯莫尔克，回到日内瓦干起他记者的老本行。而克拉格曼复员后恢复了他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又成为一名编写党史的官民。英国大批情报人员复员，使苏联失去了在军情五处的唯—一名间谍和在情报处的两名间谍。经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批准，安东尼·布兰特也离开了军情五处。他战时的两位上司，安纳托里·戈尔斯基和鲍里斯·克罗托夫（从1944年夏天起）曾在报告中不断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紧张，疲惫不堪。战争结束前夕莫斯科断定，让布兰特在情报五处继续留任要冒很大的风险。国外处处长菲京，1945年秋在布兰特的个人档案中写道：“该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承担了异常艰巨的工作，以致蝉精竭虑，应该让他休养5—10年。”





1945年10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以名画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艺术界，之后又成为库尔托德学院的院长（自1947年）。在这种紧张的双重生活中他却表现非凡。布兰特曾对自己的同事罗伯逊上校说过：“向俄国人提供军情五处人员姓名使我感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让利奥·朗接手布兰特的秘密使命。战争期间布兰特是他的上司。但朗从隶属国防部的军情十四处调到了英国监督委员会，去了德国，成为主管侦察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兰特推荐他到五处去任职，但选拔委员会看中了比他略胜一筹的另一个候选人。此后朗便摆脱了这类使命，并表示不愿同莫斯科总部建立固定联系。总部对朗拒绝合作的解释是：一方面，布兰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是朗家庭生活的变故。朗娶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妻子，这次婚姻后来失败了。现在他再次结婚并且被家庭所累。在总部断断续续交给布兰特完成的一些任务中，包括2－3次德国之行，目的就是从朗那里取回情报。





像大多数在战争中招幕的情报人员一样，克恩克罗斯也退役了。同菲尔比不同，从1943年他离开布列奇利园；到百老汇大街的情报机构参谋总部工作之后，就没能同从事机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联系。情报机构政治侦察的头目戴维·弗特曼（曾经在二战最后一年领导过克恩克罗斯）认为，克恩克罗斯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但是克思克罗斯并没有像布兰特那样在苏联侦察工作中退居二线。战后他又回到了财政部并继续每月向上司鲍利斯·克罗托夫提供情报，“五杰”中的另外两名，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则曾在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白厅一一英国政府中担任要职。1946年，伯吉斯成为盖克托·马克纳尔的助手，此人当时是战后工党贝戈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麦克林也恢复了自己作为驻美大使馆一名诚实的年轻外交官的清白名声。虽然如此，苏联向英美情报机关的渗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大整顿，总部在华盛顿实际上已没有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而特别行动机构被撤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克恩克罗斯离开情报处，使总部在伦敦也只剩下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金·菲尔比。他也许是“五杰”中最棒的一员，或许也是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天才的一名间谍。金·菲尔比是在情报处工作的情报人员中，唯一一名在战后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的间谍。





除了在英、美情报机构中失去了主要情报人员外，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经历了两起在北美发生的间谍叛逃事件，及一次发生在土耳其的叛逃企图。1945年10月，伊丽莎白·边特丽开始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行动的情报。她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仔细研究了切姆伯斯提供的有关战前苏联间谍活动的证据。尽管对边特丽和切姆伯斯指控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都没有收集到足以把他们送上法庭的确凿证据，但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已变得毫无意义。1949年，菲尔比来到了华盛顿，这使得莫斯科总部开始安下心来，因为在此之前，莫斯科一直担心联邦调查局会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对边特丽小组提起宠大的诉讼。被边特丽和切姆伯斯出卖的4名主要情报人员中只有涉及埃尔德热·希斯的案子被受理。他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于1947年初成为卡纳基基金会主席，1950年，他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被判处5年监禁。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离开了美国财政部，1945年成为国际基金会主席。他向国会主管监督反美活动的委员会提供佐证之后不久，于1948年夏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曾任多诺万将军私人助手的敦坎·恰普林·利和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手的洛奇林·卡里则先后移居海外。





同伊丽莎白·边特丽一样，1945年9月伊戈尔·古琴科在渥太华的叛逃同样是对苏联情报工作的严重打击。9月5日晚，他曾去过《握太华日报》编辑部和司法部，被告之次日凌晨行动。但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出面帮忙，古琴科带着妻子孩子在邻居家度过了整个晚上。直到半夜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破门闯人他的公寓，警方才赶来救援。1935年上任的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格对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首都的间谍活动，比富兰克林总统还要掉以轻心。事发之初他简直不相信会如此。即便最后被说服，他仍为苏联在战争期间针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深感惊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边口述文稿边想着离这里仅隔几幢房子的苏联大使——那就是阴谋的策源地。大战期间加拿大竭尽所能帮助俄国人，巩固加俄友谊，而俄国人竟一直把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令人震惊的是，这与身居政府、工业部门要职的人之间竟有如此多的联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苏军情报总局间谍网外，古琴科还提供了苏联密码系统的资料、有关埃尔德热·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怀特间谍活动的补充情报、以及有关阿兰·南·梅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1946年把阿兰送上了法庭。他还对一个化名为埃利的英国情报人员表示怀疑，但这人一直没被发现。直到1981年，戈尔季耶夫斯基被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埃利的个人档案时才弄清，这人便是列奥·朗。





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行动遭受重大损失，其程度不亚于伊丽莎白。边特丽的叛变在美国带来的损失。1945年8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土耳其活动的二号头目，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康斯坦丁·沃尔科夫提出要面见英国副领事佩奇。佩奇没有答复他。9月4日沃尔科夫登门拜访，要求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难。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了，并得到5万英镑（相当于1990年的100万英镑），作为回报，他供认了在总部国外局英国部工作时曾搜集重要的个人档案、文件及其他情报。他断言，二战期间苏联主要间谍中，有两名在英国外交部，还有7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而且，其中一名在伦敦英国反间谍部门担任头目。沃尔科夫坚决要求不要通过无线电、而通过外交信使向伦敦报告他的变节行为，因为早在两年半以前，伦敦同英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无线电密码就被破译了。





9月19日，菲尔比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外交邮件中得知沃尔科夫的所作所为，并为此感到十分惊恐，因为邮件中提到了“反间谍组织中的某个领导”，也许真的言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刻不容缓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指的就是同鲍利斯·克罗托夫的会面。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沃尔科夫的叛逃很可能获得成功，否则的话，古琴科就不会在两星期前在渥太华叛逃得手。显然，沃尔科夫再走运一点就会挖出菲尔比，给这位“五杰”之一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正在休假，而临时代办先生鄙视间谍活动。没有把此事通知情报处的地方头目西里尔·梅奇里，而此人一定会懂得沃尔科夫的重要性并会帮他达到西方。





与菲尔比会面后不久，9月19日，克罗托夫向总部汇报了沃尔科夫的企图。一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由菲尔比亲自处理。由于路上耽搁，菲尔比到9月26日才抵达伊斯坦布尔。按照后来西方的说法（这是菲尔比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故弄玄虚使西方产生的误解），“几星期后沃尔科夫被带出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尔比到达两天前，就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那两名特务人员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





在回忆录里菲尔比还回忆道：在返回伦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静自若地打着报告，试图列举沃尔科夫叛逃企图失败的各种原因，诸如嗜酒，麻痹大意，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对他的住宅窃听以及决定临时变更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预先警告过俄国人会反叛——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能写人报告里。”古琴科叛逃后没过多久，沃尔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搅得菲尔比心神不定。因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贬低沃尔科夫的作用。当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到总部后，莫斯科也真的开始不安起来。





菲尔比对沃尔科夫叛逃企图所做的解释是，沃尔科夫是个“叛徒”，而他的“叛徒”企图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时发现。菲尔比急于低毁沃尔科夫提供的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打人内部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菲尔比还不厌其烦地试图说明沃尔科夫许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说明了苏联近两年来在破译英国密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对沃尔科夫不能提供详尽情报表示惊奇。菲尔比贬低沃尔科夫价值的愚蠢想法同后来他在莫斯科写回忆录时采用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菲尔比到情报处之后第一次受到彻底失败的威胁，他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实那时他根本没有被怀疑，沃尔科夫事件也没有威胁到他。直到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专案文件被公诸于世后，他那些对沃尔科夫价值的贬毁之辞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证据。





战后莫斯科总部在西方开展活动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战争最后一年密码的安全性失去保证。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长达1500页的密码本。尽管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原件还给了俄国人，但副本还被多诺万留下了。密码本本身对西方的破译人员并无太大意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个字母均用这个本子中的一个五位数字表示，而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加密员还要在每组数字中加入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的五位数字。“粉红色笔记本”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副本。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每组数字只用一次的话，那么破译该密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战争最后一年从美、英发回的秘密情报数量庞大，因此情报机构有时也重复使用“粉红色笔记本”。据说这名违反规定的密码员后来被枪决了。 战争快结束时， 又发生了两起违反密码制度的事件，结果使得1944年联邦调查局截获并破译了几份由纽约发给莫斯科的情报。伊戈尔·古琴科叛逃后，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情报总局运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码专家梅雷迪恩·加德纳在破译苏联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加德纳曾在美军的安全事务部工作，该部一年以后改组为武装力量安全事务部，即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纳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密码专家。据说他在战争期间3个月内便掌握了日语，开始和日文电码密码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兰波见过他一面后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少言寡语的高个儿青年人，样子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联邦调查局从破译情报中得知的内容。”在其后几年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几千份密码文件被破译，这些文件代号为“维诺纳”。有关“维诺纳”的秘密及加德纳的破译方法，是1948年美军安全事务部加密员威廉·威斯巴恩德出卖给苏联人的，此人于1946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策反。后来他被美国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却没有进行审判。因为美军安全事务部和它的英国同行政府联络总部都认为“维诺纳”是绝密，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冒极大的风险。





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维诺纳”对它的间谍网来说，是一颗具有巨大潜在破坏力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清楚哪些情报被破译，炸弹何时何地将被引爆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尔比在1949年成为英情报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员后，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梅雷迪恩·加德纳后来沮丧地回忆说，菲尔比总站在他背后，吧喀吧喀地吸着烟斗，神情兴奋地监视着苏联情报的破译过程。直到1951年6月离开以前，菲尔比利用自己接触“维诺纳”的机会，及时地预先提醒总部，哪个情报人员正面临危险。





即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维诺纳” 也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1943年在堪培拉设立第一个苏联公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引起苏联的兴趣。但后来，在谢苗·马卡罗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很快渗透到澳大利亚外交部。该外交部成为苏联获取英澳两国机密文件（包括总参谋部的机密文件）的重要来源。其间有两名马卡罗夫的重要情报人员就是因“维诺纳”被发现的。





1948年初，军情五处的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澳大利亚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的事件。当时由珀西·西里多任组长，成员包括未来的组长罗杰·霍利斯。为了保住情报来源，他们在堪培拉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从在苏联情报部门卧底的英国间谍那儿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根据“维诺纳”查明了他的代号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在“维诺纳”的帮助下调查人员确定了希尔发往俄国的电报编号，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罪。这次的截获成功也导致了另一名代号为“布尔”的间谍的暴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外交官，吉姆败露之后他由外交部去了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冷战期间，苏联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驻外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他领导的间谍组织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





西方情报人员复员，苏联间谍叛逃及“维诺纳”的成功破译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了巨大损失，并在两个相关领域里，使莫斯科总部陷入极大的恐慌。





首先是向“主要对手”高层渗透间谍。冷战时期的那代人不再相信所谓“苏维埃万岁”，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这一口号曾鼓舞过成千上万才华横溢的美国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战争后期苏联曾成功地向华盛顿下层甚至中层权力机构进行渗透，这目前已为世人所知。那时著名的间谍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埃尔德热·希斯，财政部的德斯特，怀特，情报部门的敦坎·恰普林·利以及白宫的洛奇林·卡里。但后来这些岗位上便后继乏人了。而且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像加利·霍普金斯那个层次的、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却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极大益处的“间谍委员”。





1947年7月中央情报局成立在即， 美开始广泛实行更为行之有效的审查措施，这使得大批间谍打入战略情报局的那种情形一去不返了。从威廉·威斯巴德起，给美情报部门造成重大损失的，已不是那些渗透间谍而是无线电截获及密码破译。招募间谍又由于首批苏联派往华盛顿的间谍头自工作不力而问题重重。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即便是在患精神病之前就对工作一窍不通（总部认为这是梅毒后遗症），所以1948年他被召回。他的继任者是格奥尔夺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此人在1947年苏巴（巴西）关系破裂前是里约热内卢的间谍头目，后来被愤怒的人群用臭鸡蛋和烂番茄赶出了巴西。1949年他同多尔宾一样因为工作不力被召回。





莫斯科总部的另一块心病则与核武器研究有关。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使苏联感到对手已在军事上占了优势，于是挖掘原子秘密便成为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召见主管武器装备的人民委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科学家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他当时领导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斯大林对他们说：“同志们，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原子武器！你们知道轰炸广岛震动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苏联一天没有核武器，来自西方的巨大危险就随时有可能危胁苏联。”





在这次谈话以前原子武器研究方案全权由莫洛托夫监督实施。但谈话前几个月库尔恰托夫给贝利亚写了张便条，批评莫洛托夫办事拖拉并请求帮助。便条是手写的——库尔恰托夫不敢把这么机密的东西交给打字员。但他的目的达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斯大林把监督方案实施的权力交给了贝利亚。





领导班子的更换很快产生了效果。库尔恰托夫的助手伊戈尔·戈洛温教授回忆说：“贝利亚的领导才能在那时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过人，不开长会，处理问题很果断。”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只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犯。戈洛温解释说；当时科学家们很少考虑到他们正在使用奴隶劳动。他说：“那时我们脑子里只想着尽可能在美国轰炸我们之前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面临新的原子战争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们的同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确有一些科学家对贝利亚的领导方法持更多的批评态度。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后来获诺贝尔奖），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离开研究工作。他说：“没错，指挥棒是在贝利亚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总该由科学家拉，因为小提琴将给整个乐队定出基调。贝利亚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为指挥不仅是挥挥指挥棒，还要懂音乐。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所欠缺的”卡皮察写道，贝利亚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国原子弹的构造。卡应察坚持，苏联科学家应该研究一种自己的、更为经济便捷的制弹方法，当然这些建议毫无结果。”





卡皮察抱怨贝利亚总是热衷于抄袭美国人的方案。1945年俄国人手中已有大量有关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但贝利亚还在得陇望蜀，并由于战后这方面资料供应的减少而闷闷不乐。同年9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阿兰·南·梅伊败露，导致西方对所有原子弹研究中心的工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安措施。2月戴维·格林格拉斯被复员，这使总部损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国西南部城市，核研究中心一一译者注）两名间谍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克劳斯·福克斯1946年6月调离洛斯阿拉莫斯，去了英国哈白埃尔的一个新建原子能基地。尽管在1949年以前他一直作为苏联间谍在活动，但作用已不及当年。1946年通过了关于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麦克马洪法案，该法案禁止再向英国提供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新情报。英国工党政府失去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资料后，决定1947年制造自己的原子弹，但英国人在这方面要比俄国多花两年时间。





尽管颁布了麦克马洪法案，唐纳德·麦克林却仍享有接触原子能研究资料的权力，因为禁令并不涉及核原料及已经公开的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作为英国大使馆的正式代表，他负责将原子能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作，获准单独出入美原子能委员会。从1947年夏到离开华盛顿之前，他一共12次去过原子能委员会，有几次是夜间。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损失报告显示， 他可以接触有关铀矿需用量的估计数据， 和对1948——1952年需用量的预估，尽管后来证实，后一组数据是不准确的。





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重要情报不断减少，满足不了贝利亚的胃口，于是他让库尔恰托夫通过国家安全部的信使给丹麦物理学家奈尔斯·博尔去信，请他透露一些在美国了解到的，更新更详尽的原子能方面的信息。博尔答复说，美国人不许他接近贝利亚感兴趣的那部分资料。





直到苏联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前，斯大林和贝利亚始终担心，由于间谍们搞不到美国人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情报，将导致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夭折。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库尔恰托夫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带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镀镍钚球，直径大约10厘米。“我们怎么知道，这是钚而不是一块抛过光的钢铁？”斯大林问，“它为什么这么亮？这层镜子样的壳起什么作用？”库尔恰托夫回答：“核材料上镀镍是为了安全。钚是巨毒物质，镀上一层镍就没危险了。为了让您相信这不是块钢，您可以让人摸摸它，它是热的，如果是钢该是冰凉的。”斯大林亲自动手摸了摸：“真是热的，它总是热的吗？”“一直是热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它内部始终存在着阿尔法裂变，正是这种裂变能使地球升温。但如果剧烈的链式裂变反应开始，那就会发生大威力爆炸。”





斯大林半信半疑，但至少他已允许试验第一枚原子弹。贝利亚则直到试验前最后一分钟，还担心苏联学者和情报人员尚未掌握原子弹的某些内部秘密、尽管他们已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9月25日爆炸发生前10分钟，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上，贝利亚还对库尔恰托夫说；“不可能成功！”但当爆炸发生时，他却抱住库尔恰托夫狂吻。这真是核爆炸吗？贝利亚打电话给一个在美国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时的苏联目击者，询问这次产生的磨菇云和那次是否相似。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给斯大林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告诉贝利亚斯大林已经休息了。贝利亚就站在那里直等着斯大林来接电话。“约瑟夫，一切正常爆炸了，和美国人的一模一样！”他报告着。”“我知道了。”斯大林答了一句便放下了话筒。贝利亚立刻由于有人抢了他的头功而暴跳如雷，他转向周围的人，吼道：“在这儿你们还给我捣鬼！叛徒！我要把你们都揍扁！”





几乎在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同时，梅雷迪·加德纳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福克斯的内容。他曾在哈鲁埃尔做过一个科研人员的副手，1950年1月福克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52年4月被判14年监禁。他用几句话描述了自己为俄国人所做的工作，这些话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在西方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心态：“我利用马克思的哲学把意识分为两部分，在其中一部分意识中我让自己结交朋友、建立自己的圈子……同朋友在一起时我感到无拘无束非常幸福，我并不担心暴露身份，因为我知道，一旦危险临近，意识的另一部分就会自动阻止我行动……那时我觉得自己
变成了‘自由的人’，因为我学会了如何运用另一部分。意识使自己不受周围人事的影响。现在回首往事，我认为把这种状态称为精神分裂症，是再正确不过的了。”





福克斯被捕时，另一个原子间谍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也在哈鲁埃尔工作。安全部门查明，蓬捷科尔沃确有几名亲属是共产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与了间谍活动。1950年美国开始对原子间谍进行大逮捕，莫斯科总部决定冒一次险，把蓬捷科尔沃连同家小一起接回苏联，当时选择了一条经过周密勘察的路线——通过芬兰入境。蓬捷科尔沃在苏联物理学界可算是功成名就，他曾获得过两枚列宁奖章以及大量名目繁多的奖励。他始终否认曾参加过原子间谍活动。





“维诺纳”使福克斯败露，也构成了对两名在美国的原子间谍的威胁——朱里乌斯和埃特尔·罗森堡，后来两人先后被捕。1950年破译了一份1944年的情报，里面讲一名间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助手。后又有证据表明这个间谍就是埃特尔·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此人1950年认罪，供出了朱里乌斯和罗森堡。在审讯过程中格林格拉斯谈到，罗森堡曾向他炫耀，自己领导着一个苏联间谍网，不仅提供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其他科技情报，包括有关卫星研究的原始材料。





同英国那两个原子间谍南·梅伊和福克斯不同，罗森堡夫妻解绝对能言善辩，有时甚至能令人信服地辩解说自己与间谍活动无关。1951年4月，他俩被判死刑，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一例死刑案。1953年6月19日，在长达两年的毫无结果的上诉之后。他俩先后在纽约辛格监狱的电椅上被处死。埃特尔在最后一封给自己律师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爱您的埃特尔。”面对死亡夫妻俩视死如归。他们的夫妻之情和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爱，使对他们判处死刑者显得恐怖而卑鄙，也使世界舆论都深信审判有误。每次接通电流，从行刑室里传出的肉体烧焦及排泄物的恶臭使得在场的40名记者、狱吏和其他目击者恶心欲吐。甚至在放电功率达到2000瓦时埃特尔还表现出活着的迹象，只好又两次接通电源。





罗森堡夫妻宣传着他们理想主义的信仰，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确切说是他们神话般想像出的那个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至今仍鼓舞着它在西方的天真的信徒，尽管斯大林那一套有些可怕。埃特尔和朱里乌斯都是心地真诚而勇敢的苏联情报人员，他们认为为自己事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在他们被处死之后，克格勃还采取“积极行动”使人们相信，他俩成了反共势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但是克格勃的任何“积极行动”。都不及迫害异端的头目约瑟夫·马卡尔金议员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问题。1950年2月9日，他宣称自己掌握了205名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而他对“红色瘟疫”进行的大征讨使全世界开始怀疑，苏联情报机关是否真的在向他的“主要对手”发动进攻。





对罗森堡夫妻罪行的怀疑还表现在，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大西洋两岸的法庭上均绝口不提“维诺纳”。直到1980年真相才被披露出来。但即便此时英美两国还是拒绝公开承认有过“维诺纳”。





冷战初期及由“维诺纳”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正值苏联情报机构内部一片混乱之时。混乱的起因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争权夺利。此外，1947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间碟头目，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和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分别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报告，这些报告斯大林本人和政治局都仔细研究过。





正如1947年2月提交国会审议的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分析不同渠道得来的情报资料。尽管这一目的并未实现，莫洛托夫还是令人信服地证明：军方和政府两个侦察机构的合并，使美国人对苏联情报系统拥有了巨大优势。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安全部的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二为一。在斯大林眼里，莫洛托夫的建议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削弱了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安全机构中的影响，因为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正是贝利亚的心腹阿巴库莫夫。1947年秋，国家安全部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并为一个对外情报组织，即情报委员会。





尽管情报委员会名义上直属部长会议，但任命莫洛托夫作它的首任主席，却使外交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境外情报工作领导权。莫洛托夫极力巩固对外交部的控制，任命驻几个大国的大使为合法的间谍总头目， 赋予他们领导军（前情报总局） 政（前国家安全部）侦察的权力。后来叛逃的间谍伊利亚·吉尔科罗夫非常气恼，提意见说：“改组导致严重的混乱，间谍头目们是职业情报人员，而那些大使们对侦察工作及其方法只具备一些模糊而肤浅的认识，因此为了避免向这些人汇报自己的工作，情报人员不得不绞尽脑汁。”更有甚者，有些外交官直接插手情报工作，首当其冲的是亚历山大·帕纽什金（1947——1951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曾积极参与对“主要对手”的秘密战争）。格里戈里·多尔宾（1946—1948）因精神失常而被调离，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吉·索科洛夫（1948－1949）因不能胜任工作也遭同样命运。在这一段混乱之后的一年中，帕纽什金得心应手地亲自领导了情报工作。新上任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弗拉德金（1950～1954）则一直回避同帕纽什金发生冲突，也不愿同总部搞翻。后来帕纽什金曾主持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工作。





1947年至1949年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出任情报委员常务副主席，战争刚结束此人便接替菲京当上了国外局局长。和菲京一样，费多托夫在总部享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声誉。吉尔科罗夫描述他与众不同的是从不轻视他人的意见。若有人同他的意见相左，他也不发号施令而是设法说服对方。另外一名克格勃叛逃者尤里·诺克科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费多托夫的灵活性多多少少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尤里回忆说费多托夫每次做出决断之前，手头总是拿着好几个月的材料。为了整齐划一，情报委员会极力使情报机构按情报机构的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部五局的驻外部（主管加密和破译工作）同情报总局中的相应机构合并为一个情报委员会第七局，由过去国家安全部五局的头目阿列克谢·谢科尔金上校挂帅。然而从情报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显得不够稳定，几乎所有的局都由原国外局的人主持工作。可想而知，总参谋部不免开始抱怨，军事侦察成了打下手的工作。1948年夏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加宁经过与莫洛托夫旷日持久的争执，终于把领导军事情报工作的头目全部退回国外局。阿巴库莫夫在贝利亚帮助下开始了旨在恢复自己对情报委员会残局控制的长期斗争。1948年底，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顾问处都撤回到国家安全部。俄罗斯移民局和苏联海外侨民协会的官员们情形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情报委员会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间谍行动及情报破译工作、直到1951年它被解散而重新启用国家安全部。





1949年，莫洛托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丢了官，接替他外交部长及情报委员会主席职位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此人曾是一名严厉的检察员。1943年，他是莫洛托夫约第一任副手。维辛斯基自己也承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让手下人始终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说：“他把助手叫去谈话总是以怨气冲天的责难开始，或者干脆是当面污辱。甚至同大使、公使们讲话也用这种口吻，他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更像贝利亚。”





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狂热地崇拜贝利亚。葛罗米柯认为，这一点即使是在他同贝利亚通电话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听是贝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一下子便跳了起来。谈话本身亦值得注意。整个过程他都躬着背，像是奴才见了主子一样。”维辛斯基在任期间，贝利亚的影响急剧扩大。样子深沉有时不够果断的费多托夫，丢掉了情报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仅保住了副主席的职位。他原来的位子被更强硬更果断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占据，此人二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1946－1949年任安全部部长。好像萨夫琴科对外交部长汇报工作与对贝利亚是有区别的。维辛斯基很少插手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位子上后来又来了两名稍年长一些的外交部领导，先是维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然后是瓦列里安·位林。所有迹象表明，他们都只是些尸位素餐的官僚而已，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尽管战后苏联的一部分谍报网被破坏，在莫斯科总部也发生了组织混乱，但在冷战初期的情报大战中苏联基本上还占有绝对优势。当时苏联保住了在西方的间谍力量，而西方在莫斯科却是一无所有。为了建立战后首批谍报网，英国情报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先后把希望寄予通过反斯大林制度的游击队打入苏联内部。他们企图穿过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土耳其的国境线进入苏联，但都破产了。20年代的“托拉斯” 假情报战曾使西方情报组织落入精心设置的陷井中，这次苏联又如法炮制。1953年，尤里·诺先科到国家安全部从事假情报战的第二总局工作，他首先去了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总部，那里除了挂有捷尔任斯基的画像，还陈列大量有关“托拉斯”行动的历史实物（好像献给“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圣餐一样），摆放着一些无线电及其他设备（打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乌克兰及其他的邻国的情报人员曾用过这些东西）。





加利·卡尔战后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负责北欧工作。早在战前他就领导过赫尔辛基的基地，大战期间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过。他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情报机构进行渗透的最理想对象，因为在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才刚刚恢复了由于1941年德国人入侵而一度中断的恐怖统治。对德战争结束前不久，加利把无线电设备转给另外两名情报人员，他们被移民局派到拉脱维亚，与当地游击队员建立联系。当然，加利事先与移民局达成协议，情报机构将得到所获情报的一部分。1945年10月15日夜，一艘载着另外4名拉脱维亚情报人员的舰艇驶向库尔良季亚海岸。他们登岸的第二天，将一部分装备搬上了岸，但被边防巡艇发现。几星期之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便抓到了这些情报人员。二战期间，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英国人都利用捕获的德国人传递假情报。亚尼斯·卢卡舍维奇，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拉脱维亚反间谍二处的工作人员，他曾建议使用抓获的移民间谍做这种假情报游戏，但是在卢卡舍维奇的建议被采纳以前，这些情报人员早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处理了，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做间谍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是他们在沉默良久之后再重操旧业必会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怀疑。于是卢卡舍维奇获准起用的是另一名游击队发报员一一奥古斯塔斯·贝格马尼斯，此人以重获自由为条件答应合作。1946年，他用英国情报机构的发报机和密码本开始工作，谎称自己是拉脱维亚游击队员，那几名情报人员在被捕前把发报机和密码交给了他。贝格马尼斯要取得情报机构的信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他的工作已成为一场大规模情报战的开始，它将扰乱英国情报机构在波罗的海的全部行动。





1946年底，在拉脱维亚还有一次重大失误。被派到苏联的英国间谍里哈德斯·赞德的发报机发生故障。10月，斯德哥尔摩基地建议他同贝格马尼斯接头。赞德向同他一起登陆的埃里克斯·汤姆森斯报告：“会面很顺利，真高兴，贝格马尼斯还没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控制。”卢卡舍维奇的上司们此时仍害怕如果不逮捕赞德和汤姆森斯，有朝一日英国的间谍网会飞出自己的手心，因此他们未给组织大规模假情报战以足够的支持。1947年3月，贝格马尼斯在卢卡舍维奇口授下通知伦敦：“情况很遭糕，赞德和汤姆森斯被捕。我已隐蔽，但担心赞德招供。一切活动均已停止，待安全时联系。”





几个月之后，卢卡舍维奇又招募了一名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一一维德伏特斯·斯韦茨，以便打入反苏游击队。1948年10月斯韦茨逃到瑞典的哥德兰岛，他说自己是一名拉脱维亚游击队员，是一个流亡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情报处和瑞典人为在波罗的海三国搞情报工作成立的。1949年5月，他同5名真正的英国间谍在立陶宛拉脱维亚交界处登岸，他们很快就被出卖给国家安全部，其中3名被就地枪决。斯韦茨继续深入拉脱维亚抵抗力量内部，向国家安全部报告抵抗力量和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半年后又有两名情报机构的间谍潜入拉脱维亚，他们是维托尔德·别尔基斯和安德烈·加尔金斯。他们登岸时并未被发现，于是马上打亮手电筒与贝格马尼斯进行联系。贝格马尼斯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国家安全部预先提供的“安全地方”。别尔基斯和加尔金斯说，今后将有大量情报人员到达，同游击队领导人建立联系，他们是第一批。此后每半年便有一批情报人员乘由德国船长指挥的德国旧船来到这里。这些船时速达45海里，以英国监管委员会执行渔业资源保护任务为名进行活动。卢卡舍维奇认为建立假地下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他的上司没有像两年前那样拒绝他。1949年冬，代号为“马克西斯”的冒名游击队成立，在卢卡舍维奇监督下，由国家安全部的阿尔贝特·本杜利斯率领在库尔捷姆的森林里进行训练。5月，别尔基斯和加尔舍斯返回了自己的大本营。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又策反了另外一名情报处的间谍约纳斯·杰克斯尼斯，而卢卡舍维奇发展的间谍亚安·埃尔格里斯则前往伦敦讨论未来工作计划。1950年，又有一支代号为“罗贝尔茨”的假游击队与英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由于假情报战，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的行动也失利了，尽管他们与英国人不同，他们是通过飞机运送间谍。





“马克西斯”和“罗贝尔茨”两个行动小组创造的有利条件，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二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双十字”策反间谍系统蒙蔽德国人。结果在盟军登陆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当局却把自己的部队调开了。与此相反，莫斯科总部只允许卢卡舍维奇和他的同事们给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报纸上的陈词滥调。总部害怕英国情报机构得寸进尺，要求加码，引起怀疑，因此甚至禁止卢卡舍维奇提供假情报。这种做法自然导致了伦敦方面的失望。“马克西斯”和“罗贝尔次”两个小组便仿效“托拉斯”以“我们是斗士，不是间谍”作为答复。





1954年，英国情报机构科学部要求两支游击队提供一条河的水样，他们怀疑在该河沿岸有一座原子能电站。水样的放射性指标高得惊人，几乎和反应堆里含量相近。起初英国情报机构的人考虑如国家安全部组织假情报战，他们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吗？ 经过冷静的思考，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得出结论，事实正是如此。克格勃（国家安全会）的调查表明：失误并非仅此一处。例如，在取水样的路上应经过一座军用机场，而该间谍在自己的报告中却只字未提。调查还证实，一批潜入克格勃游击队的间谍，去了伦敦，后来就向英国情报机构公开了行动的秘密。这一切使克格勃只获得了宣传上的胜利。移民间谍（1949一1954年在波罗的海登陆）并未给斯大林统治制度带来不安定因素。假情报战的结果没有被斯大林利用，而克格勃在组织这次行动中却花费了比同样遭到失败的英国情报机构波罗的海计划更多的资金。





尽管如此，卢卡舍维奇还是因为组织这次行动，而获得克格勃的将军军衔并被调到莫斯科总部。在1988年为西方提供的经大量删节的个人简历中表明，卢卡舍维奇在70年代曾在驻英大使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确，1972－1980年间，他化名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布卡舍夫充当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在伦敦8年没有取得成绩，他又被派回立陶宛，在立陶宛教育部的掩护下只履行一个少校职责（领将军薪金）。1987年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庆时，他同业已年迈的金·菲尔比一起在电视上露面，并声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者游行是受了英国情报机构的煽动，尽管二人心中都明白这样一份声明的实际价值。





在波罗的海三国组织的假情报战始于1946年，1949年告终，它是苏联在其周边国家一系列类似活动中的第一例。而这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波兰的行动。1947年，国家安全部在波兰安全部门的帮助下消灭了继续以“自由与独立”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克拉纳瓦军队。1948年，在苏联顾问授意下波兰安全部门“伪造”了一支“自由与独立”部队，1949年，又派出一名使者通知他们过去在英国的赞助者，“自由与独立”部队仍在活动。从1950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面支持东欧反苏地下活动，一面为这个新的“自由与独立”组织空投武器、发报机和金币。“自由与独立”的行动同在波罗的海三国一样也未充分用作假情报战的目的。有人认为“自由与独立”曾为了报答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提供过反映游击队佯攻警察局和苏联坦克的照片，这是完全错误的。波兰安全部门负责这次行动的官员晚些时候证实。他们提供给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从华沙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照样可以搞到。美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先生们没从我们手里得到任何情报，哪怕是他们想知道的商品价格、一些城市的商品供应量。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头目弗伦克·维兹涅尔确信，“自由与独立”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他甚至得出结论：“自由与独立”缺少的只是反坦克武器以便把“红军从华沙赶出去”。





“自由与独立”对美国援助的要求逐渐加码，最后甚至要求美国派一名将军组织波兰的抵抗力量，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1952年12月国家安全部决定公开秘密。在长达两小时嘲讽性的波兰广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自由与独立”价值100万美元的援助落到了波兰当局手中。“自由与独立”的那些冒牌领袖们（实际不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人）“供认”，早在两年前他们就已看清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一个还坚定地说：“这是一些小人”。而那些间谍“从国外派来就是为了猎奇冒险，这一群厚颜无耻的反动爪牙从未想过我们祖国的命运，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已经明白不能与人民为敌而要为国家的利益工作，他们决定“不再招募年轻人为美国秘密工作，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抵制了美国人及其移民走狗对波兰从事破坏活动。”“战后波兰发生的每一起犯罪事件，几乎都能发现美国情报工作的蛛丝马迹，诸如美国参与了梵帝冈反波计划、插手神职人员中反动势力的活动、几十台美国控制电台从未间断的反动宣传、美国还启用刑事犯人。总之华尔街的垄断资本家从不放过任何破坏我们祖国的机会。”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还利用这次行动贬低了中央情报局，波兰安全部门在一片喧嚣声中消灭了反对派的残渣余孽，以此证明了同“人民政权”对抗是毫无意义的。





战后，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中心是乌克兰。1947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显然夸张地宣布自己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但到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开始自己的乌克兰行动之时，一些重要的抵抗力量已被歼灭。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对应的有西德的劳动人民联盟，这是一个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两个组织都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极大兴趣并向其派遣了自己的情报人员。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向乌克兰空降了首批间谍，试图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建立联系，但他们都被国家安全部逮捕，次年到达的两个间谍小组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国家安全部还向坐落在西德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劳动人民联盟的基地派遣了间谍。其中最成功的是1949年10月的一次行动，这次行动利用了一名逃往西方投奔情妇的苏军军官。国家安全部的人跟踪他到了西德，并以他留在苏联境内的家庭的安全威胁他，逼他合作。按照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他打入了劳动人民联盟，并很快成为该组织所属学校的教官。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将来派到乌克兰的间谍， 同时他还担任了美国军事侦察的顾问。1953年5月莫斯科广播了处死4名劳动人民联盟间谍的消息，于是他便被出卖了。国家安全部在乌克兰的行动与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一样，没有形成完全的“双十字”系统。总部仍不愿通过这条渠道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假情报。





国家安全部在苏联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这期间金·菲尔比起了别人无法比拟的作用。1947——1949年，作为英国情报机构在土耳其的头目，他能够提供越境情报人员的名单，查清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及家庭住址。1949－1951年，他在华盛顿负责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协同行动的工作，这一职务使他能够同时向上司提供有关美英两国情报活动的材料。他曾预先通知驻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人员，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将首次在那里登陆，还预先告知了1950年夏的越境渗透计划，以及1950年10月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伞兵登陆。菲尔比参加过许多次美英情报会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1年有加利·卡尔参加的那次。会议是为了协调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菲尔比回忆说“会议以完全失败宣告结束，卡尔和他中央情报局的同事们互相指责对方在会议期间扯谎，当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菲尔比经常引用这种说法，但它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卡尔退休以后曾问一名参加过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对菲尔比的声明有什么看法。两人一致认为会谈的气氛诚挚而友好。菲尔比在回忆录中有时禁不住流露出对那些被他出卖的间谍表示出幸灾乐祸的心理。例如，1951年离开华盛顿之前不久，菲尔比向上司提供了有关3个间谍小组的准确情报，这3个小组本来是英国情报机构马上要派往乌克兰去的。菲尔比对此事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评论道：“我不知道他们将发生什么事，但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出预言。”





苏联情报机构通过几次成功的行动把对手引人迷魂阵。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国外情报网在战后出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能从西方获取数量可观的情报。“五杰”中的四个（菲尔比、麦克林、伯吉斯、克恩克罗斯）一直积极地工作到1951——1957年。他们在伦敦的上司是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克罗托夫，此人精力才智过人，却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未得到适时的升迁。1943——1947年驻伦敦的间谍头子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心满意足地沾着克罗托夫的光，因为他徒有虚名的领导倒使他得到了总部的赏识。在新组建的情报委员会中库金当了第一总局的领导。他的画像同其他该局领导人一样挂在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誉室里。画像下面说明中写道：库金是40～50年代杰出的情报官员之一。在这个回顾历史的场所，您找不到库金的下任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的画像（化名科罗温）。他是1947—1952年和1956－1961年的间谍头目。此人是机关中权势小人的典型，他对待下属傲慢专横，认为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必须维护他在总部的美好名声。接替克罗托夫做“五杰’上司的是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政治侦察局的官员。他先后于1947—1953年，1955—1958年在伦敦工作。莫金（对“五杰”他的代号是彼得）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头目之一。80年代初期他当上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侦察系）主任，他认为罗金是一个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的庸人。





战后许多年中，伯吉斯、麦克林和菲尔比于不同时期都能够提供美、英两国的情报。伯吉斯和麦克林逃回苏联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1951年所做的损失报告中谈到：“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之前，所有关于美、英、加（加拿大）三国原子能研究计划，美、英两国战后欧洲政策的情报都到了俄国人手中……截止1951年5月15日，所有英国的电码、密码，（有可能包括美国的）都已被俄国人掌握，不能再用了。”





这里有明显的夸张成份，因为没有把加密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实际上考虑在内，这其中只有少部分经过麦克林或伯吉斯的手。但毫无疑问他们所搞到的价值极高的侦察情报的数量是极大的。1954年叛逃的克格勃成员彼得罗夫兄弟说，据1945——1948年在伦敦担任苏联情报加密员的菲利浦·瓦西里耶维奇·基斯利钦的证词，伯吉斯经常带来“满满几皮包外交部的卷宗，在大使馆拍照复制后再给他。”1947年前，鲍里斯·克罗托夫是伯吉斯的上司。他每次都是在城郊的某个地方从伯吉斯手里把包取回来，有时他是满脸灰尘回到使馆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基斯利钦用无线电传送到莫斯科，其余便通过外交信使。1949年，基斯利钦被任命到莫斯科总部一个新的部门，该部门是专门为处理麦克林和伯吉斯提供的情报而组建的，基斯利钦是那里唯—一名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命令基斯利钦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个人档案和文件。





但是与英苏还是盟国时相比，伯吉斯和麦克林感到冷战时期的双重生活日益艰难。当时乔治·克里一福斯特尔是刚刚组建的外交部安全部的头，1947年他第一次见到伯吉斯，他“因伯吉斯的沮丧面容感到震惊。他胡子拉茬，满嘴酒气，以致我想弄清楚，这到底是谁，干什么工作”。加龙维·里斯认为，伯吉斯可能染上了麻醉剂瘾。





“为了缓解精神紧张现在他一直服用镇静剂，但同时又服用兴奋剂，因为他不知道镇静剂的用量。他总是倒在手上多少便全部吞下去，像小孩子嚼冰糖，一直到把袋子吃空为主。”





人们总是向克里一福斯特尔抱怨伯吉斯行为不检点。弗雷德·沃尔涅尔曾和他一起在外交部国务大臣盖克托·马克纳尔手下的一个分部工作。有一次盖克托在索霍的一个夜间俱乐部里撞见伯吉斯满脸血污地躺在地板上并把他救了出来。马克纳尔总问“我们可怎么对付盖伊？”沃尔涅尔对这个问题早就厌烦了。





但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剑桥读书时的魁力。1947年底，马克纳尔把他推荐给外交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梅赫，他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伯吉斯。当时梅赫正负责组建一个专门对付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局。梅赫后来自己承认，他当时犯了一个大错，“我和他谈了谈，当然他显示自己有关于共产主义破坏活动的丰富知识，我便高兴地把他留下工作了。”伯吉斯来往于英国驻外使馆之间，在那里传递情报研究局发出的警告，并把它的计划报告给自己的新上司尤里·莫金（莫金是1947年底接替克罗托夫任此职务的）。伯吉斯的这些做法使情报研究局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各使馆纷纷报告伯吉斯有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行为，梅赫不得不把他调出情报研究局。此时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仍对伯吉斯表示信任，其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政治侦察负责人戴维·福特曼。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闹翻之后不久，福特曼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就建议列一张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查询单，据此英国大使就可以在贝尔格莱德得到所需情报。“好主意！一一福特曼高兴地叫道，通知盖伊。”伯吉斯同查询单的建议者一起制订其具体内容，并把它发往贝尔格莱德。铁托的答复使莫斯科总部很感兴趣，也许福特曼也很高兴吧。





1948年秋，伯吉斯被派到远东局，在那儿干到1950年他调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为止。在远东局工作期间，他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英国对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对1950年6月朝美战争爆发前的朝鲜的政策。虽然伯吉斯只是一名中校军官，他却始终可以参与研究分析来自联合侦察委员会、国防部和东京盟国最高指挥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情报。特别引起莫斯科注意的是1950年4月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援助”的分析报告。从该报告可以清楚地得知、西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才对该问题进行侦察的。伯吉斯就此写了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仍用他惯用的蓝色墨水，字体十分工整，令人惊讶。其实这时，他在外交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49年秋天伯吉斯去直布罗陀和摩洛哥的丹敦旅行。加龙维·里斯称他这两次旅行为“不体面的俄底修斯漂泊”。旅行中伯吉斯不按帐付款，当众寻找辨认军情五局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喝醉酒后在当地的酒吧间时大唱：“如今男孩更便宜，早已不像前几天……”伯吉斯感到奇怪的是，旅行归来后竟没有被解雇。





莫斯科总部得出的结论是：1949年秋天，伯吉斯已精神失常，这是由于他知道因“维诺纳”被破译可能暴露身份，从而引起精神高度紧张。1949年9月，在菲尔比作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被派往华盛顿前夕，他曾涉入过“维诺纳”的工作，为此，他自己向莫斯科发出过警告。但实际上直到1951年伯吉斯叛逃以前，“维诺纳”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能使他暴露身份的内容。1949年秋天，他每时每刻都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同他一样，麦克林在得知来自“维诺纳”的危险时也感到心情沉重。而且对他的威胁似乎更近一些。因为接触“维诺纳”之后菲尔比马上就明白了，在几封被破译的密电中被俄国人称为“荷马”的情报人员就是麦克林。





35岁的麦克林到开罗赴任后，办公室顾问兼主任的职务使他在外交界可以大有可为。但他经受不住一年前得知的可能败露的威胁。尽管他工作起来仍像从前那样轻车熟路，但同时他开始酗酒，包括在“不宜饮酒”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和酒友菲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积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发作的情景。1950年5月，两个朋友狂饮之后冲人在美国使馆工作的两名姑娘的房间，把卧室翻个底儿朝天，撕碎了姑娘的内衣，又砸了浴室。托因比回忆说：“唐纳德摘下一面大镜子向浴室抛去。令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浴缸没有被砸个粉碎，镜子也完好无损。”几天之后麦克林被召回伦敦，外交部批准他整个夏天都去休假并找心理医生治疗。医生缓解了他因过度疲劳引起的病情以及他那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秋天麦克林恢复正常并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司的负责人。尽管晚上还会到俱乐部去纵情狂饮，喝醉酒时还会称自己是“英国希斯”，但麦克林工作起来还像往常一样训练有素、极富效率。





麦克林和伯吉斯搞到的情报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对莫斯科变得极其重要。麦克林在美国司的副手罗伯特·塞西认为：麦克林提供的文件对于帮助中国人和北朝鲜制定在谈判中的战略战术是无价之宝。”麦克林和伯吉斯不仅提供机密文件，还在其中夹进了自己的反美情绪，这使苏联更加担心美国会把朝鲜冲突变成战争。1950年底，麦克林在外交部里甚至还把美国政策称为是“缺乏远见的、不灵活的和危险的。”而且在自己外交生涯中他头一回对斯大林愚蠢的有关侵略性的分析表示好感，斯大林认为侵略性是美国垄断资本所固有的。其实真正原因多半在于美国经济同军工生产联系非常密切，而大规模的战争有助于避免战后的萧条。尽管斯大林的荒唐言论没有在白厅引起多大反响，1950年美国政策的走向还是引起了英国的不安。12月，杜鲁门总统就是否在朝鲜冲突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作了含糊其辞的答复。“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想到它的运用。”艾德礼首相听到这个声明，立刻动身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商讨使用原子弹及其他同战争有关的问题。麦克林为莫金提供了为首相出访准备的咨询材料及向内阁提交的有关访问成果的报告。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疑神疑鬼没有使他轻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1950年底，他已经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信无疑了。





朝鲜战争的原因不在于苏联的领土野心，而在于北朝鲜。但是由于西方不了解苏联的真正意图，英美情报机关又不能像情报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那样搜集有用情报，导致西方做出错误判断，认为战争是苏联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一部分。1950年的那个冬天，恐怖情绪进一步扩散，仿佛入侵朝鲜也仅仅是苏联进攻德国的一个前奏。1951年2 月，英国国防部警告内阁：“战争可能在1951或1952年爆发。”尽管西方对苏联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毫无必要，但却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担心被斯大林解释为西方试图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1951年3 月，麦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简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辞向莫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写道：“美国人在远东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深渊。 ”4月，杜鲁门总统召回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曾强烈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上去。也正是此时他被解职。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麦克林的前途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第一总局认为，麦克林的暴露是“维诺纳”被破译而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因为使麦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渗透史中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五杰”遭到了惨败。1949年10月，菲尔比以英国情报机构代表的身份前往华盛顿。菲尔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侦察行动，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马”的人就是麦克林。他在回忆录中故意这样写道，为了“挖出”麦克林需要半年时间，以免英国上流社会因为发现自己圈子里有个叛徒而休克过去。被破译的“维诺纳”开始提到“荷马”时很含糊，根据这些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知道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据加罗尔德·麦克米兰证实，最初被怀疑的人数超过七千，几乎包括了所有能够秘密横越大西洋的人、菲尔比一到华盛顿就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继续向我们调查有关使馆的清洁工和服务人员的状况”。





用菲尔比自己的话来说，“维诺纳”被截获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明显，对麦克林的直接威胁是没有的。他的上司说，根据莫斯科的决定麦克林仍继续工作，等对方网口收紧时再制定营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网口一直未收。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到35人，到1951年4月只剩下10人。菲尔比假装寻找“荷马”，并把调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战前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证词上，此人在1949年的审问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这名被“怀疑”的间谍出身名门，曾就读于伊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麦克林念的是剑桥大学）。菲尔比写道：大使馆的安全官员鲍勃·麦肯瑟认为间谍就是波尔·戈尔一布特，即外交部未来常务助理，他曾在伊顿和牛津上学。戈尔一布特那时主修古典人文科学，“荷马”这个代号对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月中旬“维诺纳”又有一部分内容被破译后，对戈尔一布特的怀疑马上就解除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部分被破译的内容中提到，1944年“荷马”曾在一周之中两次去纽约同自己的上司会面，顺便也去看望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当时只有麦克林一人这样做过。





筹划让麦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英方决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维诺纳”的内容，这就必须寻找有关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同上司讨论过现实处境之后，菲尔比决定通过伯吉斯提醒麦克林。1950年8月，伯吉斯到华盛顿出任大使馆二秘。很显然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8个月之后的事实表明机会被错过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几乎全部都没有提前准备）引起了弗吉尼亚州警方、国务院及英国大使馆的愤慨，4月他被召回。在“库茵·梅利”号客轮离开纽约前，伯吉斯和菲尔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国餐厅里共进午餐。铜管乐队的伴奏声排除了窃听的可能，他们讨论了麦克林出逃的细节。按照与菲尔比预先商定的计划，5月7日一回到英国伯吉斯应该通知尤里·莫金，“五杰”在英国期间他是总头目，也正是莫金负责执行出逃计划。后来他当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侦察系主任时，对他如何组织这次出逃仍津津乐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从未谈及那个自高自大的伦敦间谍头目尼古拉·罗金也参与过此事。





4月中旬麦克林已见不到机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受到了监视。接着电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根据手下人的书面证据决定审讯麦克林的，但审讯日期并未确定。伯吉斯的家在肯特郡和萨里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失算，军情五处和警察局的特务组织都没能对它进行监视而让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军情五处拘捕了他，当时所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为官方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这就意味着除非麦克林自己承认罪行。这种情况在福克斯身上曾经发生过。如果麦克林的精神像后来菲尔比那样能经受住考验，他可以否认有罪，但在当时无论是莫金还是莫斯科总部都不能冒这个险。





麦克林通过伯吉斯得到菲尔比的警告。菲尔比通知自己的上司：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杰弗里·帕特尔松已接到命令，在5月23日前向伦敦报告有关“荷马”事件侦察进展情况。菲尔比判断对麦克林的审讯将在5 月28日开始。莫金马上决定执行出逃计划。24日到法国去的船票已经买好。25日晚（星期五）伯吉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麦克林那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式样的房子。当时麦克林夫人刚刚为他生日摆好餐桌，夫妇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麦克林刚满38周岁。伯吉斯称自己是外交部的罗德泽·斯泰因，他坚持让麦克林马上跟他走。麦克林匆匆上楼同儿子们告别后，惊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释了几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车。他们匆匆忙忙赶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赶上半夜起航开往法国圣马洛湾的“法兰西”号轮船。在法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凭着这些文件两人先到了日内瓦，然后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后，每当尤里·莫金在安德罗波夫学院讲到“王杰”时，总会回忆起1951年5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危险处境。而他对布兰特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1945年，克罗托夫在布兰特身上发现了同伯吉斯一样精神极度紧张的迹象。在之后的6年中，布兰特只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从事科研并在一个皇室成员的家庭的保护下休养，在此期间他完全恢复了精力。尽管在伯吉斯逃回莫斯科后他又曾表现出新的紧张情绪，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冷静的职业本能。后来莫金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说，领导像布兰特这样的间谍是“莫大的荣幸”。伯吉斯和麦克林逃走时，布兰特却赢得了过去他在军情五处时的同事们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后。军情五处因怕此事声张出去而对是否马上搜查他的住宅犹豫不决，布兰特答应向伯吉斯的同性恋伙伴杰克·希尤特要房门钥匙。但在把钥匙交给军情五处的人之前，布兰特在房间单独呆过几小时，销毁了伯吉斯和他同性恋伙伴的信件及其他一些杂物中有损他名誉的材料。布兰特这样做并未得到莫金的暗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菲尔比最后那封带有“天气变热了”的警告信。





“五杰”中的第五名成员约翰·克思克罗斯没有参与出逃的准备工作。从二战爆发时起他就在国防管理局（物资保障局和干部局）和财政部工作，而且没有同其他四人建立联系。他每个月提供的资料数量之多，一直使克罗托夫和莫金感到震惊。他曾向克罗托夫报告了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意图，因为他有办法接近有关军备预算的材料，包括原子弹研制的预算开支。1947年，克恩克罗斯忙于通过“放射性元素法”，两年后他又积极参与解决建立“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并领导一个负责组织工作的下属委员会。但他乖僻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升迁。直到1950年37岁时他才获得一个官衔。1951年由于布兰特工作中的一次失误结束了他作为苏联间谍的生涯。搜查伯吉斯的住宅时，布兰特忽略了几张未署名的纸，这是二战前及二战初期白厅机密会谈记录。记录中提到的约翰·科尔维尔爵士后来辨认出，该记录出自克恩克罗斯之手。军情五处开始监视他，尾随他到了同上司接头的地点，但莫金并没有出现。在军情五处的审讯中，克恩克罗斯承认他曾为俄国人提供过机密纪要，但否认自己是间谍。他被财政部解职，在北美干了几年后，又转到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最后在1964年例行调查之前、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他作为一名积极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工作早在1951年布兰特漏掉他的会谈记录时就
结束了。





1979年，布兰特的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他承认，曾有人向他施加压力，建议他同伯吉斯和麦克林一起逃回莫斯科（此人就是莫金，尽管布兰特没有指名道姓），但他拒绝了，他不愿离开库尔塔特今人愉快的学术圈回到斯大林统治的俄国，接受那灰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过了13年，他终于向军情五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即使在那时，指控他的材料仍不足以把他送上法庭。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他被免于处罚。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当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之后，菲尔比马上就遭到了同事们的鄙视，虽然并非所有伦敦、华盛顿的同事都相信他的间谍行为。对他的蔑视主要是由于他同伯吉斯的关系引起的。伯吉斯在华盛顿期间，曾请求和菲尔比及其妻子住在一起。尽管当时菲尔比怀疑此举是否理智，但还是迈出了这错误的一步。他认为在多年相识之后拒绝伯吉斯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同时他也希望伯吉斯同他住在一起可以少卷人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中去。即便是伯吉斯1951年5月因为那些荒唐事被调回英国时，他也没想到，伯吉斯会同麦克林一道去莫斯科。菲尔比是从杰弗里·帕特尔松那儿知道出逃的事的，此人是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





“看样子他很害怕。他小声说：‘金，鸟儿走了。’我做出惊骇的表情：‘哪只鸟儿？不会是麦克林吧，果然是他？’他回答：‘是他，不单是他……盖伊·伯吉斯也跟他跑了。’这回我可真是给吓住了。”





当天，菲尔比便把为莫斯科复制文件用的照相设备埋到了树林里。总部为他制定了出逃计划，但傍晚他决定暂时不着急走，他留了下来，同时放弃了一切活动。





在华盛顿，菲尔比并未完全销踪匿迹。中央情报局局长沃特·贝德尔·史密斯通知英国情报机构，菲尔比不能再继续履行协调官员的职务。尽管菲尔比被召回英国，但不管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他还拥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未来的反间谍头目詹姆斯·杰苏斯·恩格顿。此人自认为早已看透菲尔比，即使是在菲尔比离开一年后，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来伦敦工作的同事詹姆斯·马卡尔格说：“我仍然觉得，菲尔比将成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更有甚者，在明了菲尔比确实已叛变后，他还深感震惊。菲尔比和“五杰”的其他间谍给英美情报工作带来的最长远的损失是他们迫使恩格顿、彼得·赖特和其他一些大西洋两岸的情报人员在嵌满镜子的房间里团团转，徒劳地搜寻苏联更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证据。





菲尔比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离职了，他得到4000英镑的津贴，其中2000英镑马上被他花掉了，余下的2000英镑也在3 年间花光了。菲尔比算计得很对，不把钱“一”次花光，因为今后3年他“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1951年12月他被传唤到军情五处的总部接受法庭调查。这个法庭实际上是非正式的，而菲尔比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并不准确。一名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曾回忆说：“离开法庭时，每个人对菲尔比有罪都确信不疑。”很多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同事也认为他有罪，尽管后来在莫斯科他试图摆出另一种姿态。但法庭调查做出的结论是：由于搞不到材料，法庭调查无法展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群朋友继续支持菲尔比，在这些人面前，菲尔比是一名麦卡锡主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此后，直到1963年出逃。菲尔比除了在贝鲁特有一些明显言过其实的功绩外，他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作用大大减弱。“王杰”的黄金时期也随着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的败露和菲尔比被情报处解职而宣告结束。自从30年代“五杰”开始同苏联合作，莫斯科总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是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中招募来的。而冷战时期的新一代间谍则并非如此。战后古琴科、伊丽莎白·边特丽、切姆伯斯和其他间谍关于莫斯科利用西方共产党人充当间谍的供词公布于众后，引起了一系列丑闻。这迫使总部除特别情况外，绝对禁止使用西方共产党员担负情报工作。





正是那时，“五杰”的“黄金时代”日薄西山，而另一位30年代从剑桥招募的间谍却走向了荣誉的顶峰。阿里斯特·沃特森，过去曾有一个时期担任过阿波斯托洛夫的秘书； 在使布兰特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 后又成为伯吉斯“五人组”首批成员之一。在皇家学院读研究生的6 年期间，他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二战初期他以一名临时科技人员的身份进人海军部，从事雷达及及设计工作。战后他的工作显得愈加重要，1953年，他成为海军部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开始从事绝密的设计工作，该项目引起克格勃的极大兴趣——研究一种借助低频声波搜寻潜水艇的方法。有一段时间，沃特森同军情五处官员彼得·赖特的兄弟住在一幢房子里。早在他败露前赖特就厌恶他。“他是一个瘦高单薄的家伙，长着长长的山羊脸。走起路来也很怪，好像总是用脚尖走路。”但是，其他人认为沃特森是个风趣的人；尽管谈起话来有些怪。甚至年届七0的时候他还能用一连串笑话与朋友聊天：从四维几何题、对《失乐园》的想像到古埃及字谜。沃特森当时任海军部实验室潜艇设备部的负责人。赖特认为一他从事的是整个国防部最机密、责任最重大的工作”。克格勃的人也持同样的看法。40－50年代，他的上司同“五杰”一样，先后是戈尔斯基、克罗托夫和莫金。1953年一1955年莫金在莫斯科的时候，沃尔森同莫金的下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吵了一架（此人后来当上了彼尔姆国立高尔基大学副校长）。沃尔森对彼得·赖特说：“他过分资产阶级化……穿法兰绒裤子、蓝色西装，退他那只卷毛狗。”然后罗金同他一起工作，之后莫金第二次同他合作，再往后是尼古拉·普罗科费耶维奇·卡尔佩科夫，此人1958——1963年是苏联在伦敦间谍网中的科技专家。1967年，军情五处对沃特森进行了调查，并把他调到非保密的海洋研究所。





1980年编写的第一总局秘史罗列了大量战后的功绩，其中提到了来自英国的科技情报数量增加。除了侦察潜艇设备系统外，苏联驻伦敦间谍机构还试图提供核动力和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情报，包括导航系统。在50年代的科技侦察中最为积极的是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那时他是一名政治侦察官员。后来他主持专门从事科技侦察的丁局的工作。50年代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初，总部成功地实现了对英情报机构的渗透工作。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后，国家安全部着手招募另一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间谍一29岁的乔治·布莱克，他本姓贝哈尔。布莱克生于鹿特丹，父母给他起名“乔治”，是为了纪念国王格奥尔格五世。二战期间，布莱克在荷兰抵抗力量中作战，战争结束时成为一名海军情报军官。1947——1948年他在一所学院学习俄语，然后到英国情报机构工作。英国情报机构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名新工作人员的全部情况，至少不知道安里·丘里埃尔（这是一名激进的埃及共产党党员），曾对布莱克产生过巨大影响。布莱克年轻时常和他见面。1949年布莱克被派到南朝鲜，他以副领事的外交掩护身份在汉城工作。一年后，朝鲜战争刚刚开始他就被进军的北朝鲜军队拘留。





莫斯科总部得以招募布莱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当时中国“志愿军”已进驻朝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部曾建议向中国派遣大批的顾问并在莫斯科对中国情报人员进行培训。毛泽东接受了这两项建议。但中国始终注意不使自己的情报官员受到国家安全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同东欧人同出一辙。他们极力照搬苏联的经验，熟悉新技术，但拒绝按照苏联的规定学习，不使用苏联课本，认为这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像东欧国家一样，他们不允许苏联人参与他们的情报活动。但是中国向苏联透露了从朝鲜战场上得到的美国军事技术情报，把自己培养间谍的基地提供给国家安全部使用，以便对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国家安全部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抓到的中国、北朝鲜俘虏。这中间包括乔治·布莱克。





招募布莱克的工作大概是从1951年开始的。据第一个审问他的国家安全部官员格里戈里·库兹米奇说，布莱克一下子就流露出对西方政治的完全失望；对英美人侵朝鲜也有些不满，但他拒绝出卖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但1953年春，当他和其他一些战俘被释放时，他已完全被策反，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此后10年，他佝苏联提供有关英国情报机构行动及人员的情报，就像当初菲尔比那样满怀热情，只是不那么有效罢了。





冷战初期苏联情报部门有过几次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成功渗透，其中总部认为向法国和西德的渗透最有意义。打人法国统治集团是利用了战后法共的巨大影响力。法共曾连续10多年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1947年，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们也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叛逃的苏联情报人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娃和叶夫多基姬。彼得罗娃姐妹指出，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委员会认为在法国极易开展情报工作。1947——1949年，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巴黎的间谍头目是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亚美尼亚人，将近40岁，会讲法语、英语，爱开玩笑。叶夫多基妞·彼得罗娃回忆说，他是所有同事中最风趣的一个。“吸引人，有教养，一个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色的间谍。”凭着在巴黎卓有成效的工作，阿加扬茨1949年得到升迁，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第二总局局长，主管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事务。在巴黎，1950－1954年接替他做间谍头目的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罗欣，他在法国过得也很愉快。据彼得罗娃姐妹回忆，他脸上带着微笑、快活，是个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而乐的人。克罗欣第二次被派往巴黎是在1966～1972年，这也证明了他第一次在巴黎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阿加扬茨和克罗欣做巴黎间谍头目时，彼得罗娃姐妹在总部看到了大量（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正式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的间谍并没有暴露，至少没有他们被捕的消息。冷战期间，在法国被发现的苏联间谍中最重要的是乔治·帕克。他在法国工作了20年、1943年，帕克当时统年轻。才29岁，正满怀信心地学习意大利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亚历山大、古佐夫斯基将他招为苏联间谍（古佐夫斯基当时在戴高乐将军临时政府的无线电站负责政治情报工作）。战后法国“第四共和国”期间帕克随他的上司古佐夫·斯基也到了巴黎，曾担任过几个部的办公室秘书和顾问。像冷战中很多间谍一样，帕克与其说是凭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倒不如说是靠一种自我肯定的精神在工作。这种精神支配着“王杰”’以及更早的苏联间谍。帕克渴望在国际关系舞台之外的领域成为主角，既然这个愿望已不能公开实现，他就努力平衡苏联和美国的力量，他认为两国都过于强大。帕克讲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向他致谢。帕克工作最富效率的时期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他获准接触最重要的国防机密。





德国分裂和东德源源不断逃往西德的避难大军使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很容易被东方集团打入。莫斯科总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半官方的对外情报部门，1949年，它们作为联邦情报局（西德）正式加人联邦办公厅。渗透工作从1949年开始，在卡尔斯霍尔斯特招募了原党卫军大尉，后来成为无业游民的汉斯·克莱门斯。1951年，克莱门斯从对外情报部门得到一份工作后，又把自己当党卫军时的朋友海因茨·费尔费推荐到对外情报部门。后者也开始为国家安全部收买间谍，其本人也很快成为一名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1953年，他宣称自己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红军上校为首的情报网，使同事们感到震惊。这个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包括一些真实情报和总部加工过的假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到波恩西德首相康拉德·阿登纳那里。卡尔斯霍尔斯特继续帮助费尔费，向他提供东德的会议记要，并使他成为一名东德的间谍。费尔费活动最积极的时期与帕克相仿，1958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菲尔比。像菲尔比在1944年那样，他成为苏联反间谍部门的一个头目。但他工作的动机更像帕克， 他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职业间谍、 联邦情报局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而当时他正设法欺骗该组织）。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充满了对他的褒誉之声，似乎使人相信，他的功绩甚至超过了里哈德·佐尔格，这更助长了他的傲气。他曾说：“我希望俄国人把我当成一流的间谍。”





冷战期间苏联情报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既针对假想的敌人也针对真正的对手。30年代那种搜捕真正的，更多时候是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被寻找并消灭那些“所谓的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行动所代替，并把冷战推向了高潮。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同斯大林一样，他们认为，1949年铁托脱离莫斯科，是旨在瓦解苏联集团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7月，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国家安全部已经掌握的证据，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许多有关铁托同西方秘密组织有联系的假想臆造都是为了使他名誉扫地。有一些则是斯大林和莫斯科总部偏执狂的偏见。其实，这两方面是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





在东欧没被发现的、最大的、参与铁托帝国主义阴谋的西方间谍头目是诺埃尔·哈维兰德·菲尔德，他过去是一名古怪的美国外交官，人道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49年，莫斯科总部“挖”出了他，认为他是美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负责向各共产党内部派遣间谍，以便在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菲尔德是一名很浪漫的共产党员，他的幼稚本身就足以使总部那些善于发现阴谋的理论家产生怀疑。





实际上，1935年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他就首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为间谍。他提供情报但拒绝提供文件。1936年，他离开华盛顿到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秘书处工作。弗洛拉·刘易价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当时认为：“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即便继续作苏联间谍，也不应该出卖任何人。”菲尔德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在日内瓦的第一任上司伊格纳季一波列茨基（还有路德维希和赖斯）很快就叛逃了，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死。菲尔德的下一个联络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次年也出逃了。同赖斯一样，他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诟病斥为托洛茨基分子。1937年菲尔德携妻子来到莫斯科，试图重新同内务人民委员部恢复联系。他俩过去在华盛顿的上司保罗和黑德·麦辛格到他们的房间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打电话要出境护照，并说，如果不给的话他们就要靠菲尔德的帮助去找美国大使馆。很显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想再起用菲尔德了。





尽管发生了种种变故，菲尔德对斯大林的天真的信仰并未改变。他常对朋友们说：“斯大林知道该干什么。”二战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服务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开始在法国，然后在日内瓦。在那里他担任该服务委员会欧洲分部的主席。在瑞士他帮助了不少从德国和匈牙利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在此期间，他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的头目阿伦·达拉斯（1953——1961年中央情报局局长）恢复了联系，这一行动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怀疑。10年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菲尔德就同达拉斯相识了。在联合德国共产党人建立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工作中，他预先得到了达拉斯的支持，但战略情报局的头头们并没有批准这项建议。





1947年，菲尔德因为同共产党的接触和他的寻花问柳而丢掉了在服务委员会里的职务。但菲尔德的行为给总部带来的忧虑更大。他几次到东欧，希望找到一份自由记者的工作或做一名大学教师，这些使人怀疑他在为西方情报机构工作。在南斯拉夫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这种怀疑进一步加剧。二战期间，菲尔德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并促使达拉斯开始支持铁托的游击队。1944－1945年期间，他又帮助匈牙利工作。1948年驻日内瓦的情报委员会间谍机构搞到一封菲尔德战争末期写给达拉斯的信件副本。虽然信上只字未提搞情报的事，但总部那些揭露“阴谋”的专家们仍从中读出了他蓄谋从事间谍活动。





还必须找到那些菲尔德在东欧的同谋。1948年，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马加什·拉科西被召到莫斯科并告知，担任内务部长的、党内最知名的领导人拉斯洛·莱克已被怀疑。即使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莱克阴谋”的史料中，也不无遗憾地认为他确实“一表人才”“女人们认为他很有魁力，男人们也为他的个性所折服”。尽管莱克是个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是五名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唯一在战争期间没有在莫斯科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庇护的一个。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法国沦陷后他在那里的集中营中呆了3年。1941年他回到匈牙利，成为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10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在集中营关押了6个月之后，1945年5月回布达佩斯。 不幸的是莱克从战争时起就欠了菲尔德的情，菲尔德曾帮他从集中营跑出来返回匈牙利。总部的那班人马上把此事当作菲尔德阴谋向匈共搞间谍渗透的证据。这一点由于莱克和南斯拉夫的联系更被确信无疑。早在铁托同莫斯科关系破裂之前吉拉斯就提供证据说，莱克同他的同事——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科维奇建立过“异常密切的联系”。





1948年夏天，拉科西在莫斯科接到指示之后回到匈牙利，召集除莱克以外的党内头面人物，他当场宣布：有“证据”表明莱克正在协助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卡达尔（1956－1988年，匈共中央第一书记）也到会并被告知，由于莱克已被严重怀疑（尽管还未被最终证实），他已不能再担任内务部长职务，不能再继续领导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卡达尔被临时任命为内务部长，莱克成为外交部长。针对莱克和其他一些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阴谋家”的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秘密机构，由加博尔·彼得和他的两个贴身助手埃内·休奇上校和朱拉·德奇上校负责。当然主动权仍在国家安全部手中，东南欧事务的总顾问费奥多尔·别尔金派遣两名将军一一个利哈乔夫和马卡罗夫到布达佩斯，监督逮捕和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当时国家安全委员部顾问组的人数增加到40人。1949年5月在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要求下，菲尔德被派到布拉格一所大学执教。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因德尔日赫·韦肖雷。不太相信国家安全部臆造的有关菲尔德从事阴谋活动的说辞，并在开始时拒绝了匈牙利情报机构逮捕他的要求。于是别尔金开始干涉此事。后来韦肖雷承认，哥特瓦尔德总统曾对他讲：“如果别尔金将军……认为有必要，那就按他们的意见办吧。”5月11日菲尔德在布拉格被捕。第二天他被押解到布达佩斯接受国家安全委员部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联合审讯。5月17日彼得召集匈牙利情
报机构全体领导会议，宣布破获一起重大阴谋，阴谋的策划者是西方特务机构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约瑟普·铁托。此后两星期他们想稳住莱克。5月29日拉科西邀请莱克夫妇共进早餐。 第二天莱克就被捕了。6月11日，卡达尔作为主管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部长，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确有一些人不相信莱克有罪，但大多数是简直被吓瘫了。”用卡达尔的话说，这次会议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筹备的。





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和苏联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们一起审讯了莱克。东南欧事务总顾问别尔金始终监视着审讯过程。据被认为是莱克同谋的贝拉·萨斯回忆：“每到俄国人对匈牙利人讲话时，后者总是要卑躬屈膝满脸堆笑。这些（国家安全部的）长官们最平淡无奇的笑话也会引得他们哄堂大笑。”审讯中别尔金一支接一支地吸他那装在皮烟盒里的美国“古金”香烟。他一直很恼火。当萨斯没能证明莱克有罪时，他跳起来，疯狂地把手里的纸夹于甩了出去，从我眼前抓起烟盒，足有一分半钟用俄语大叫：“这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聚会，要挑衅这儿不是地方！”





虽然别尔金和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们经常下命令拷打受讯者，但打手总是匈牙利情报机构的人。其中一名主要行刑者弗拉基米尔·法尔卡什后来证实，他只不过是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而已。





匈牙利情报机构负责人加博尔·彼得抱怨说。殴打和审讯并未使莱克认罪。卡达尔后来对他说；“甚至霍尔蒂分子也不能让莱克屈服，拷打对他不起作用，于是他们不再使用武力了。”对莱克来说家庭所受的威胁对他更起作用。但似乎最终使他就范的还是斯大林主义那种对党的责任感。卡达尔到监狱看望他、求他为党再效一次力，承认有罪以便在法庭上可证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卡达尔说，全政治局的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但请他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他被判了死刑。卡达尔答应，他的家人将用新名字在苏联生活。卡达尔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谈话被录在磁带上了。拉科西为了报复卡达尔，在1956年卡达尔下台前不久，让中央委员会成员听了这盘录音。





对莱克和他那些臆造出来的“同谋”的公审于1949年9 月在布达佩斯人民法院举行，这次公审实际上是一次有关巨大阴谋的传说的佐证，这个传说涉及到铁托同西方情报机关颠覆活动相勾结的问题。作配角的还有共产党干部管理局局长季博尔·索尼，他是莱克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重要一环”；拉扎尔·布兰科夫，曾任南情报协调官员，他使莱克和铁托“建立了联系”；还有德埃尔德·帕尔菲中将，在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企图策动军事政变。原告在总结发言时指出：“这次审判具有国际意义……在被告席上坐的不仅是莱克和他的同谋，同他们一起
的还有他们的外国主子一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阴谋家……这里宣读过的证据充分表明，即使是在同希特勒作战期间，美国情报机关还在准备同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做斗争。在兰科维奇背后还有菲尔德和达拉斯……铁托和他的党羽在匈牙利策划的阴谋本应由莱克间谍集团实现，不能认为这一阴谋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计划无关。”





莱克和其他4 人被判绞刑。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证据都是为了导演一幕政治说教剧而炮制出来的。国家安全部的人确实指示过匈牙利情报机构，同被告一起排演法庭的审讯活动，似便一切听起来都更逼真。但是，大多数国家安全部的人对铁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阴谋深信不疑，并且利甩一切可能来揭露他们的“罪行”。曾目睹对莱克实施绞刑的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科罗托夫来自国家安全部，作为该案顾问也曾出庭，他后来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起在第一总局第一局工作，曾对后者谈起，从政治角度看，法庭审判是必不可少的。他一直记忆犹新的是行刑前莱克喊的一句话：“共产主义万岁！”





对所谓阴谋的参与者的调查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接替莱克担任内务部长的卡达尔也受到怀疑，1950年被革职，1951年被捕受审。虽然他死里逃生，在斯大林去世一年后得到平反，但他的下一任泽列特在得知自己也将受到“清洗”时，却亲手杀死了妻子。孩子和岳母，然后开枪自杀。1952年匈牙利安全机构副主席埃内·休奇访问莫斯科，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讲到“清洗”已经失去控制，严重威胁着共产党本身。在返回布达佩斯途中他即被捕，国家安全部调查小组和匈牙利安全机构对他进行了联合审讯并宣布他为间谍。





国家安全部揭露了一些破坏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是铁托和西方情报机关在“友好盟国”甚至西方共产党中组织的。对莱克审判夜后，在布拉格又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审判。还在审判莱克之前的布达佩斯会晤时，别尔金和拉科西就同时给卡列尔·施瓦布施加压力（此人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副部长兼安全机构负责人），要他尽快逮捕并审判犯人。一周后，哥特瓦尔德总统和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请求苏联国家安全部派几名有经验的顾问来主持审问。不久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接着便开始疯狂搜捕“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的行动（这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调查委员会的说法）。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指责捷克安全机构对待阶级敌人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于是，斯兰斯基便宣布成立一个独立于内务部的安全部门， “专门负责调查反党行为和政治奸细”。开始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1950年3月被撤下来的外交部长斯洛瓦金·弗拉基米尔·克列门季斯，最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春天又开始对其他的“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漫骂（他们中有未来党的领导人、国家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似乎马上就要举行公审、1950年夏天，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让位给新上任的以弗尔基特·博亚尔斯基为首的国家安全部顾问们。此时政击的对象已不再是铁托主义，而是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被视为西方破坏分子的主要武器。





对犹太人的迫害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所掩盖，也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1947年联合国研究了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计划，苏联投了赞成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会上发言时说：“这一决议满足了犹太民族的合理要求，几十万犹太人至今仍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莫斯科把建立犹太人民族国家，看成是苏联和波兰的进步犹太人在中东给英帝国主义的重重一击。而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击则被认为是反动封建统治者阻挠进步新国家建立的垂死反抗。苏联在外交上的支持，以及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以道义名义送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器，对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苏联率先承认以色列为合法国家。克里姆林宫指望犹太复国主义者会因为这种迅速支持和红军在打垮希特勒时所起的决定作用而感恩戴德。苏联领导层希望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反帝革命的领头人， 并帮助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站稳脚根。 波兰统一工人党则声明“自己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47年底，情报委员会远中东问题管理局的负责人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奥特拉先科上校召集会议宣布，斯大林亲自指示情报委员会保证苏以联盟的稳定。苏联借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为在一定程度上向以、美及其他西方国家派驻间谍提供了巨大可能。情报委员会间谍局局长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人们都称做‘萨沙”，身材魁伟，娶了一个犹太人做妻子）负责选拔和培训犹太移民，然后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送往以色列。他的主要助手弗拉基米尔·韦尔基波罗赫中校更是以“瓦罗佳大叔”而闻名，1948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以色列的首任主席。后来他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受到奖励，并因在以色列的谍报工作中有重要建树而被提升为将军。





1950年，犹太人的过分行为促使苏联对以色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这就是俄国犹太人在建立一个新国家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太大的热情。1948年10月4日是犹太新年，戈尔达。梅尔和在莫斯科的以色列其他外交代表去了莫斯科犹太教堂，当时围观的犹太人达3万之众。





战时为动员犹太力量投人反法西斯斗争而成立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接到指示，命令他们只能回答“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苏联犹太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社会主义国籍。”而现在，犹太人却在聚众闹独立。很自然，集会很快被驱散。据赫鲁晓夫讲，米霍埃尔斯被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挤到了卡车轮下，当场身亡。1948－1949年的那个冬天，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犹太国家剧院被关闭。犹太语作家几乎全部被捕。。甚至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任娜也被捕并于1949年被流放。据赫鲁晓夫说，在就是否将莫洛托夫的妻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斯大林为此大发雷霆。莫洛托夫虽保留了政治委员的名义，但不再担任外交部长职务。





约有一年左右，苏联虽在国内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非难，在国际舞台上仍给了以色列很大支持。但当苏联意识到，以色列不断巩固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克里姆林宫就转而支持阿拉伯人的反以力量。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就被公开看作是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一部分，是企图借居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之手摧毁社会主义阵营。对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深信不疑，暴露了斯大林内心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而且他一直未能把这种意识深埋心底。虽然在自己的书面、口头讲话中一直回避反犹太的言论，而在自己的献媚者面前，则讥笑犹太人的言语方式等等。据赫鲁晓夫回忆：一次国家安全部的代表和一些党的领导向斯大林汇报了飞机制造厂工人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对他说：“应该给工厂的先进工人发根大棒，好让他们下班后去收拾这些犹太佬！”新的反犹太主义的政策的实行，给莫斯科总部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奥特拉先科上校在会见情报委员会远东和中东局的官员时称，犹太复国主义同帝国主义是一致的，有些官员很不理解怎么能把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据克格勃的叛逃者伊利姬·吉尔克韦洛夫说，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显而易见，又有一个表示什么‘主义’的新词出现了，但它与马列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总之，它属于托洛茨基主义那一类。我们都知道事情不妙。”





国家安全部在境处对犹太复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高级顾问弗拉基米尔·博亚尔斯基1950年夏天经过捷共允许，开始放手调查“犹太复国阴谋”。他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控制着一个高水平的间谍网。”博亚尔斯基迫害犹太人活动的第一个重要牺牲品。是布尔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奥托·什林格，犹太人，1950年10月被捕。1950年冬，继续有大量党员被捕。1951年2月在搏亚尔斯基支持下。反犹人物安德烈·克佩尔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负责人，专门负责调查颠覆国家的敌人，并马上组建了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部门。克佩尔克常对自己的同事说，他见到长鹰钩鼻子的人就马上用铅笔记下或干脆关押起来。





博亚尔斯基坚持认为，对付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需要一个比什林格更强硬的人。1951年，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又成了博亚尔斯基的靶子，被指控为阴谋活动的主谋，而事实上此人是坚定的斯大林的信徒。据博古米尔·多贝克中校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领导人博亚尔斯基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再三强调“犹太复国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举出洛克菲勒、洛克希德和其他一些人， 并把这些名字同受犹太人迷惑的斯兰斯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1951年6月，多贝克和他的助手就犹太人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间谍、颠覆活动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把斯兰斯基和贝德日赫·格明德称为主谋，后者当时是捷共书记处主管国际事务的领导。这份报告经过博亚尔斯基和国家安全部顾问们的修改后被送交哥特瓦尔德总统和安全部部长拉季斯拉夫·科普尔日夫审阅。





但斯大林认为报告还不能有力地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公开审判中发挥作用。7月20日，斯大林在给哥特瓦尔德的信中指出，到此时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远远不足以给斯兰斯基和格明德定罪，并且命令调回博亚尔斯基。在4天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斯大林补充说，“要由一名更强硬更有经验的人”接替他，而且根据国家安全部的报告必须免去斯兰斯基党的总书记的职务。





斯大林亲自干预斯兰斯基的事，反映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危胁的杞人忧天情绪日益加剧，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也越来越不信任。1951年秋，阿巴库莫夫被投人铁窗。莫斯科市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亲自跑到军官俱乐部解释逮捕原因。他说明了两条理由：其一是贪污腐化。阿巴库莫夫为了个人享乐与许多私人妓院有牵连，他还指示从国外购买奢侈品，因此名声极坏。其二是因为他没能及时发现“列宁格勒阴谋”，该阴谋涉及到几个安德烈·日丹诺夫的部下。日丹诺夫当时已因犯有未被确认的“重大叛国罪”被处死（阿巴库莫夫最终于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被定罪处决。他的罪名之一就是给那些已经“承认”有罪的列宁格勒事件鹌参加者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斯大林撤掉阿巴库莫夫的主要目的大概是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影响。国家安全部的新部长是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他的发迹也是在情报委员会。他曾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阿巴库莫夫不同的是，他丝毫不依靠贝利亚，他甚至还“清洗”了贝利亚的家乡梅格列利亚。





在伊格纳季耶夫的具体领导和斯大林的指挥下国家安全部开始了苏联侦察史上所谓的反犹太时期。1951年10月初，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别夏斯诺夫来到布拉格，作为国家安全部首席顾问取代了失宠的博亚尔斯基。这回斯大林似乎对已掌握了公开审判犹太复国主义阴谋所必需的材料表示满意，10月11日，派政治局颇有影响的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携自己的私人信件会见哥特瓦尔德总统，信中要求立即逮捕斯兰斯基。当哥特瓦尔德犹豫不决时，米高扬便从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去了电话，然后通知哥特瓦尔德说总书记同志坚持自己的要求。哥特瓦尔德让步了。10月24日斯兰斯基被捕。





对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的审讯，是在别夏斯诺夫和他的两个助手叶西科夫和加尔金的监视下进行的。逼供所必需的严刑拷打则由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人执行。公开审理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其间国家安全部前后派出3 名顾问前往布拉格监督工作。他们是格罗莫夫，莫罗佐夫和切尔诺夫。对鲁道夫·斯兰斯基从事颠覆国家活动的诉讼于1952年10月20日开始。在宣布开庭的讲话结束后，检查官宣读了14名罪犯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党的高级官员。包括斯兰斯基在内的11人被证明有“犹太血统”，还有两人被证明为捷克人，l 人为斯拉夫人。最初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建议用“犹太族”或干脆用“犹太人”的说法，但遭到哥特瓦尔德总统和捷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的反对，所以最后同意用“犹太血统”这个较含糊的字眼。尽管如此，“犹太血统”的说法在斯大林式的公开审判中也属首次使用。30年代没有人在法庭上提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其他一些遭镇压者的犹太族身份。在布达佩斯对莱克的诉讼中，7名被告中的3人的犹太血统也只字未提。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犹太教育成了他“背信弃义”的原因。精心培训的证人在法庭上反复说：“这些叛徒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受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犹太教育。即使在加入捷共并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之后，他们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他们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集体领导、颠覆人民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代表建立了联系。”





14名被告中有11名，包括斯兰斯基，被判死刑，另外3人被判终身监禁。在捷共内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被粉碎之后，紧接着便在苏联及其盟国内展开了反犹运动。莫斯科总部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神经性恐惧甚至导致了对自己一些犹太血统的最成功的间谍的怀疑。他们中有斯穆尔卡（斯穆莱特），二次大战中他曾是英国情报部俄国分部的负责人，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他也遭到了怪诞的指控，把他说成“帝国主义间谍”。总部甚至制定了一个计划（但是没有实现），把他从奥地利（斯穆尔卡当时住在那里，患有早期大面积血管硬化）劫回到莫斯科，让他说明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招募当时的苏联驻英大使、犹太人伊万·迈斯基为英国情报工作效力。





1952年，对犹太人的清洗登峰造极，其中又以莫斯科总部为最甚。时至1953年春，国家安全部中的全部犹太人均被赶走（除了少数所谓的“隐性犹太人”，他们只有很少的犹太血统），并在这些人的护照的“民族”一栏打上了一个“犹太人”的标记。国家安全部对犹太复国主义进攻的高峰是所谓的“医生阴谋”。1952年底，克里姆林宫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利季姬·季莫修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指责自己的大多数犹太同事蓄谋缩短苏联领导人的生命，使用不正确的治疗方法。她本人因发现了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而被授予列宁勋章。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开始了反对“恶魔杀人犯”的攻势：“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披着光荣崇高的医生和学者的外衣作案。”报纸报道说，这些恶魔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通过“卖身求荣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活动。《真理报》指责安全机构没有及时发现阴谋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气急败坏地对伊格纳季耶夫大喊大叫，大发淫威，命令把这群医生用铁链锁起来，剁成肉酱、碾成粉末。”斯大林把审理这些医生的权利交给了伊格纳季耶夫手下一个最残酷的副手留明。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丝毫不足为奇，几乎所有医生都承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





留明查出的另一个阴谋家就是组织审理莱克一案的国家安全部将军别尔金。斯大林亲自给拉科西打电话，通知他别尔金对招募匈牙利安全部门领导人加博尔·彼得为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工作的罪行供认不讳。逮捕彼得后不久，匈牙利安全部门很快也在匈牙利发现一起臆造的医生阴谋，和苏联的那次如出一辙。





共产党情报局和共产党的刊物都把斯兰斯基的案件和“医生阴谋”说成是一条线索中的两个事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狗腿子为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进行谋杀活动的证据。





斯大林晚年似乎有意掀起一个残暴镇压的高潮。1952年第19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有36人组成的主席团代替了过去的10人政治局。赫鲁晓夫担心这只是“搞掉老政治局所有成员”计划的一个步骤。无法信任周围人也给斯大林本人带来烦恼。赫鲁晓夫有一次听到斯大林对自己嘟啦：“完了，我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信任了。”1952年12月，斯大林关押了领导秘书处25年的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次，丘吉尔的译员曾这样描述此人：“身高有5 英尺，宽肩、驼背，大脑袋上长着一个硕大的下巴，长长的鹰钩鼻子和一双猛禽的眼睛）。逮捕的借口是他把秘密文件的内容传了出去。不久斯大林又下令逮捕了他的私人保缥——国家安全部的将军尼古拉·弗拉西克，此人任职时间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样长。当斯大林的治疗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承认参与了未遂阴谋之后，只要有医生靠近，斯大林就感到恐惧。即便是打人其他国家政府内部的苏联间谍取得了成绩他都害怕。晚年他还害怕西方间谍机关会在莫斯科搞出更大的名堂。他怀疑伏罗希洛夫元帅是英国间谍，怀疑莫洛托夫正在为中央情报局效力。





有材料表明，1952年冬贝利亚开始明白斯大林要收拾他。一位苏联现代史学家写道：“这是由于在领袖晚年生病期间无法掩饰的仇恨所致。”1953年3月1日至2日，斯大林病情急剧恶化，贝利亚马上开始计划如何夺权。仍在斯大林巨大影响之下的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表现“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斯大林脸上刚刚表现出一些生气，似乎他正在恢复知觉，贝利亚便立即跪在地上，抓起斯大林的手吻了起来。但当斯大林再次晕过去闭上双眼后，贝利亚便赶紧站起身恶狠狠地啐一口唾沫。”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贝利亚简直乐不可支。“直说吧，斯大林的尸骨还未人殓，这家伙已经开始布置新居了，”——赫鲁晓夫埋怨说。仅在24小时之内贝利亚就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后扩建为自己一人领导下的新内务部。他撤换了伊格纳季耶夫，逮捕了留明。与此同时把阿库古莫夫从牢里释放出来，在新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关键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同另外两个有望继承斯大林宝座的人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商定，结束反犹调查。4月4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某些前内务部的离间者挑起民族纠纷，破坏由国际主义思想团结起来的苏联人民的内部统一。2月，被捕的全部医生都被宣布无罪，而那些追查者则被追究责任。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挤到卡车下丧命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死后得到平反并追认他为“著名的苏联演员”。几十万人从劳动改造营释放出来，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犹太妻子热姆丘任娜。





尽管斯大林晚年发动的反犹太人运动已经平息，但关于存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想法并没有销声匿迹。国家内务部和后来的克格勃都未重新起用那些50年代初曾受到惩罚的犹太官员，任用犹太血统的工作人员一直被禁止。在戈尔季耶夫斯基任职期间；犹太复国主义在苏联始终被当作．“破坏活动”的主要工具之一；1982年7月，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去伦敦的任命不久，克格勃驻外间谍机关便收到了一份“1982－1986年期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工作计划”。计划中仍可看出，所谓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对苏联集团组织的“破坏活动”依旧不断引起莫斯科的恐慌。驻伦敦的间谍机构每年制定政治侦察和反间谍方针时，都要考虑到反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并提交来年的行动计划。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白，克格勃驻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间谍机构，其反犹太人组织的活动比在英国具有更大的意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同事们，甚至包括一些最具文化素养、头脑健全的人都盲目地相信关于犹太人受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种种阴谋理论。反犹太人的偏执思想在斯大林晚年进一步滋长，国家安全部的行动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失误，并一直“蔓延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

    
第十三章　

斯大林之后的冷战时期







（1953——1963）




政治局委员们满面愁容地站在安放着斯大林遗体的灵枢旁，他们中的不少人此时就开始担心，贝利亚会利用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人的巨大权力谋取领袖的宝座。但他们心里都明白，每个人都有一顶大帽子在贝利亚手中捏着，所以大家都犹豫不决，不敢反对他。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一清二楚地知道贝利亚已给他们建立了一份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的个人档案。




贝利亚很快巩固了自己在内外安全事务中的权力。他任命内务部自己的老部下，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中将为国外局局长。此人对情报工作毫无经验。拿叛逃人员彼得·杰里亚宾的话说，“如果不向贝利亚征求意见，他就寸步难行”。在贝利亚执意要求下，里亚斯诺伊把大部分国外间谍召回总部开会。为此他俩曾受到指责，因为同时把所有间谍召到莫斯科无异于让他们在众人面前“亮相”。贝利亚还命令大规模改组东德内务部的间谍网。据当时在国外处德奥部工作的杰里亚宾估计，大约有800名在东德内务部的情报人员被召回。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了自发性起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首次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挑战。为了镇压此次起义，两个苏联坦克师被调往东德。起义中21名示威者死亡。在莫斯科总部（也可能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把未能将起义镇压在萌芽之中归咎于东德内务部改组引起的混乱。据杰里亚宾讲，德奥部的人认为贝利亚任命的卡尔斯霍斯特负责人法杰伊金将军明显不称职。




贝利亚一得知发生在东柏林的起义就飞往出事地点展开调查。但他身在柏林却一直关注着莫斯科自己的对手。当他得知主席团会议将不在预定时间召开时，马上打电话给主席团秘书处要求解释。尽管他被告知议事日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均不需要他亲自到会，他还是立即飞回了莫斯科。在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对东德形势做了恬不知耻却又十分精确的估计。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会议，他认为贝利亚“讲起话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笑口气”“民主德国？它是什么货色？它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完全靠苏联军队维持
着，尽管我们也称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于主席团其他成员来说这显得太过分了。“我抗议以这种态度对待友好国家。”莫洛托夫火了。其他发言者也都热烈响应莫洛托夫。“我们所有人都被这种狂妄的政治举动震惊了，”——葛罗米柯回忆道。




离遭报应的日子屈指可数，尽管贝利亚丝毫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把贝利亚搞下台的阴谋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在最初阶段支持他的有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元帅。他们保证武装力量支持他的行动。仅仅5、6两个月，赫鲁晓夫就把接替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格奥尔古·马林科夫拉到了自己一边。从自己的一个助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那里赫鲁晓夫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主席团特别会议定于6月26日召开。赫鲁晓夫兜里揣着手枪来到会场。据他自己不很谦虚的说法：“贝利亚落座后，懒洋洋靠在座位上，开口问道：‘哎，今天议程怎么安排的？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决定召开会议？’我的脚在桌下踩了马林科夫的脚一下，对他耳语道：‘开会，然后让我发言。’马林科夫脸色苍白，我看到他连嘴都张不开了。于是我便站起身来说道：‘今日的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的反党分裂行为。现建议撤消他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将其开除出党送交军事法庭。大家是否同意？”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先后发言批评贝利亚。在正式就赫鲁晓夫的提议进行表决之前，马林科夫按动了桌下的一个按钮。朱可夫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军官闯进会场，逮捕了贝利亚并把他押出了会议室。在贝利亚的提包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用红笔写了两个字“警报”他曾希望用此求援。由于担心内务部的军队营救自己的上司，朱可夫调了两个师进驻莫斯科，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必要时能够将内务部部队的行动平息下去。几天以后内务部的官员们才被告知：贝利亚被捕了。对不少人来说贝利亚垮台的预兆首先表现在他的挂像消失了。7月初，当时14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乌克兰度假，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他父亲是内务部教育局的一名上校），信上说：“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上司的画像被摘了下来。”几天以后第二封信到了：“头儿被捕了，进了班房。”




贝利亚被捕的消息是7月10日正式宣布的。赫鲁晓夫领导了政变，现在他成了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官方还称它为集体领导。9月他当上了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9月24日宣布，最高法院认定贝利亚和他的6名部下（他们中包括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过去的负责人，杰卡诺佐夫——国外局前领导）有罪，原因是他们参与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政权”的阴谋。贝利亚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屠杀，因为担心影响今后的统治，这些罪行未被提及。在有关他被判死刑的报道中含含糊糊地提到他“道德败坏”。在秘密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最高法院被告知，在贝利亚的一个警卫那里发现一张写有4名妇女姓名及电话的纸片。这是几百名被拖到贝利亚住处被他强奸的妇女中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还有年仅16岁的小姑娘。




贝利亚罪名中最大的一条要数他同英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而法庭上提供的他同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唯一证据来自他的个人档案，据说档案显示国内战争期间（1919年）他在巴库为民族主义木沙瓦特分子统治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而当时这一地区由英国人控制。贝利亚案件的一名证人后来承认，在那份个人档案中没有任何谈及交给贝利亚的任务及他如何完成任务的内容。但有关审理贝利亚的官方消息说，从1919年“一直到被捕，他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扩大了同外国间谍机关的秘密联系”。这样，贝利亚步30年代受绞刑的亚戈达和叶若失后尘，成为第三名被指控为替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并被绞死的克格勃领导。




6月26日贝利亚被捕后，他过去的副手、后来站到阴谋分子一边的谢尔盖·科鲁格洛夫接替他内务部部长职务。这时前国家安全部仍隶属内务部。贝利亚提拔上来的国外局局长里亚斯诺伊被撤职，不久后失踪（虽然有可能在劳改营的某个地方）。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重新出任外交部部长。也许由于他的建议，外交官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亦称潘友新）担任了国外局局长职务。莫洛托夫希望恢复情报委员会创建时他对对外侦察工作的特殊影响力。1947——1957年帕纽什金任驻华盛顿大使，这期间他还担任过驻北京的大使。帕纽什金不仅在情报委员会活动期间是合法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而且在1949年间谍头目格奥尔吉·索科洛夫被召回的一年间直接领导了情报工作。一个后来的叛逃者回忆说，1953年帕纽什金还是个很朴实的人，不自命不凡、追名逐利；他高个儿，略微有点瘦，背稍驼，像矿工和工人一样有一张褐色面庞。这是他在军官之家的礼堂里给国外局的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当时任某党组织秘书的彼得·杰里亚宾在军官之家门口迎接他，并把他引到主席台上，同科鲁格洛夫和他的副手伊万·谢罗夫及其他党组织的书记们坐在一起。科鲁格洛夫宣布了对帕纽什
金的任命。接着帕纽什金简述了在此之后他们从事的工作，并建议大家提问。与会者被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气氛惊呆了，大家都默不作声，会议就此结束。




尽管帕纽什金过去曾是一名外交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内务部在国外的行动全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事实上，帕纽什金亲自从总部指挥的首批行动中，就包括收买西德的乌克兰移民领导人即“莱茵”行动。在此之前的一代人在“托拉斯”行动中曾成功地收买两名白俄罗斯移民领导人——库捷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但后来两人都没能被引诱回到苏联。冷战初期，苏联在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类似的颇为成功的行动，但后来便开始清除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移民领导——西德劳动人民联盟的负责人。第一个被认准的牺牲品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对他的杀害如同其他国外暗杀活动一样，是经过主席团直接批准的。帕纽什金亲自监督内务部暗杀小组组长尼古拉·霍赫洛夫的准备工作。霍赫洛夫的手下包括米哈伊尔·鲁巴科——苏联桑勃式摔跷冠军，3次获苏联手枪射击冠军的戈德列夫斯基中校。暗杀用的武器是一支装在烟盒中的手枪，它带有电动扳机和消音器，子弹经过氰化钾处理。这种枪是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秘密武器实验室搞出来的。但霍赫洛夫却比斯大林时代的杀手们更谨慎些。他所熟悉的几份西德劳动人民联盟刊物几乎使他确信：该向奥科洛维奇下手了。1954年2月18日，霍赫洛夫来到法兰克福奥科洛维奇家中，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这使主人张慌失措。他对奥科洛维奇说：“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我来自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命令杀死你，任务交由我的小组完成。”然后他告诉吓坏了的奥科洛维奇，他决定不杀死他。霍赫洛夫没有杀害奥科洛维奇，却投奔了中央情报局。开始时他颇受怀疑。4月20日举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记者招待会，会上霍赫洛夫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还展示了用来杀人的武器。冷战开始以来，苏联情报机构还没有出现过严重变节事件，而霍赫洛夫的叛逃成为1954年初莫斯科总部将要面对的五大闹剧之一。l月，驻东京的情报人员尤里·拉斯特沃罗夫转向中央情报局；2月在日内瓦的彼得·杰里亚宾叛逃；4月，驻堪培拉的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哑·彼得罗维叛逃。




1954年3月，苏联国家安全系统经历了战后最后一次重大改组。国家安全部重新从内务部分出，由“部”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缩写读音为“克格勃”），但它隶属于部长会议，以便对这个机构进行政治监督。克格勃第一任主席是科鲁格洛夫原先的助手、49岁的将军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此人曾在高加索实行驱逐政策，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镇压反共产主义势力，以手段残酷著称。赫鲁晓夫任命了谢罗夫，关于这个人他后来回忆说：“科鲁格洛夫我不太熟，但对谢罗夫我很了解并且信任他……。如果说他身上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和所有肃反工作人员一样，简单说，他是斯大林政治的牺牲品。”




谢罗夫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丰富经验，在他当上克格勃领导5年之后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中帮了他的大忙，这次危机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对这次革命的镇压甚至给克格勃下一代领导人的名誉都留下了污点。1954年驻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是40岁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位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身材匀称，衣着考究。1955年另一名未来的主席、31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作为安德罗波夫个人秘书之一来到布达佩斯工作。1956年他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他履历表中一个极不合拍的音符。1984年以前，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官方履历中，丝毫不涉及他在布达佩斯的那段时期。 但是1988年已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承认，他1956年亲眼目睹了匈牙利“事件”（他委婉地称之为“事件”）。“但是回首往事，从另一个角度我看清了很多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克留奇科夫还认定自己是匈牙利文学的虔诚崇拜者，但遗憾的是总也找不到时间用来阅读。




5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大概还有克留奇科夫很快就看出拉科西搞新斯大林主义是匈牙利实行共产党统治的严重障碍。1956年2月，在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拉科西的政策愈加遭到低毁。4个月后西方报刊登载了这篇讲话稿。这个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由此产生的党性原则、党风民主及革命合法性的严重扭曲”。1956年7月7日，米高扬飞往布达佩斯劝说拉科西以健康原因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然后让他来了苏联。但接替他的并不是著名的进步人士伊姆昏纳吉，而是“老禁卫军”主席埃尔诺·格罗。拉科西的下台和关于波兰改革的报道激发了公众要求切实的政治变革的愿望。对此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是10月6日举行的隆重的拉斯洛·莱克遗骨迁葬仪式（莱克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10月，在匈牙利危机日愈尖锐的形势下，克格勃总顾问叶梅利亚诺夫将军被召回莫斯科。谢罗夫将军亲自飞往布达佩斯主持工作，这是克格勃主席首次亲自指挥在苏联境外的重大行动。10月23日，大学生游行队伍达到6万人，他们走上布达佩斯街头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恢复伊姆昏纳吉的职务，撤走苏联军队。晚上9点多一点，匈牙利安全机构的人就在广播大厦旁边朝几名参加和平示威的人开了枪。当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增援人员藏在救护车中赶到时，人们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武器。几小时之后，自由卫士们用从同情学生的警察、士兵，甚至是从武器库中得到
的枪支武装了起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铸钢工人把巨大的斯大林纪念像由基座上掀翻在地，革命就此开始。




在当晚举行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谢罗夫作为苏联新顾问被介绍给大家，但没有提他的姓名。谢罗夫字字控辩地向与会者宣布：“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布达佩斯街头集结一伙人打前阵。而贵国的武装力量仍在怀疑该不该动用武力。”布达佩斯市警察局局长尚多尔·科帕奇却站在自由战士一边，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度，回答说：“想必莫斯科来的顾问同志在我国还未来得及调查研究。应该告诉他，参加游行的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而是大学的学生，是工农的优秀子女，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力，他们想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并表示同波兰人民站在一起。”25年以后，科帕奇仍忘不了当时谢罗夫那冰冷的、咄咄逼人的目光。




4月23日当晚，格罗经苏联领导人同意任命纳吉为外交部部长，同时他向正在匈牙利同反革命威胁作斗争的苏联军队求援。翌日早晨，苏联红军误认为工人不支持学生，在匈牙利安全部门协助下采取了第一次扼杀革命的行动，持续了几天的巷战有力地表明，工人们到底站在谁一边。




10月25日，卡达尔取代格罗任党的第一书记。后来他同纳吉一同表示，有关撤出苏联军队的谈判只有在恢复秩序以后才能开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有几天时间克里姆林宫在“动用武力”和“撤出匈牙利”之间举棋不定。“不知有多少次我们的决定朝令夕改”。由于怀疑存在所谓的帝国主义阴谋，谢罗夫命令大约20名由克格勃伪造国籍、住在西方的情报人员到匈牙利汇报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一些挑衅活动，以便为军事介入作辨护。这种策略1968年在布拉格再次被运用。




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10月29日，众叛亲离的匈牙利安全部门被解散，该组织应对几百名游行者的死亡负责，对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被人群挤压致残负责。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意撤出苏联军队，并指责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行动。半天之后纳吉向全民发表广播讲话，声明他将组织多党政府：“为了国家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内阁决定改变一党制，将以1945年实行过的多党联合、民主合作为基础来治理国家。”10月30日以前，莫斯科对纳吉还寄以重望，但从这时起克里姆林宫内已开始准备推翻他的计划。




使纳吉对苏联领导层的意图琢磨不透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一名驻布达佩斯的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后来兴致勃勃地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把纳吉“吃透”了的人，而且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始终没有失去自制：“他是绝对冷静的人，即使是子弹在耳边呼啸，可我们都觉得呆在大使馆里就像呆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堡中是一样的。”11月1日凌晨纳吉得到消息，说进入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正在撤出，但另一部分红军部队却又越过匈牙利边境。安德罗波夫多次向纳吉保证，撤军正严格按计划进行，而其他调进匈牙利的部队只是为了确保撤出军队的安全。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成为中立国并请求联合国将匈牙利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第二天，11月2日，匈牙利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抗议，抗议其再次出兵匈牙利并把这一事实通知联合国。安德罗波夫一面继续努力使纳吉相信撤军并未终止，一面与卡达尔一起暗地策划推翻纳吉政府的阴谋。卡达尔的行为似乎是迫不得已的：他还没忘记1951一1954年他在监狱里受折磨的滋味。但安德罗波夫还危胁他。如果他拒绝合作，就请拉科西回来。




11月3日，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列特尔及其一行人被请到苏军司令部商讨红军撤走的最后细节问题。午夜大家举杯祝辞刚结束，以谢罗夫为首的克格勃人员撞了进来，手里晃着毛瑟枪。谢罗夫逮捕了匈牙利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并且命令把每个代表分别锁进不同的房间。第二天凌晨几次枪响后，马列特尔和他的同事们确信：其他所有人都已被枪决。11月4日天亮前不久红军开始发起冲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缓匈牙利人的反应速度，安德罗波夫直到最后关头仍使用着欺骗手段。当匈牙利军队总司令打电话给总理报告苏联部队进攻情况时，纳吉回答他说：“安德罗波夫大使现在就在我这里，他一直对我说这是一场误会，苏联政府没有下令入侵匈牙利。我和大使正打算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就在那个早晨，纳吉最后一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作战，政府仍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希望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当天，纳吉和他的几个部长躲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谢罗夫领导下逮捕了最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那些没来得及寻求政治避难或逃到国外的人。在这些人中他亲手逮捕了尚多尔·科帕奇。此时谢罗夫才第一次告诉科帕奇自己是克格勃主席。他提起10月23日他们的会见，然后许诺说：“我将把你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一棵树上。”11月21日，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亲苏政府答应，如果纳吉和他的部长们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的安全将得到保证。11月22日他们撤出使馆，但他们当即被从接他们的汽车中拖出，克格勃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押送到了罗马尼亚。




对纳吉和他的同谋的审讯由克格勃专门负责“反革命问题”的首席顾问鲍里斯·舒米林主持。11月26日卡达尔通过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我们已经作出保证，不就伊姆雷·纳吉以前犯下的罪行提出起诉， 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1957年2月匈牙利外交部重申，“无意将伊姆雷·纳吉送交法庭”。虽经克格勃和匈牙利安全部门一再努力，纳吉仍拒绝承认罗织给他的罪名。于是，莫斯科决定采取另外的办法。从南大使馆撤出时被捕的6个人中，l人死在审讯人员手里，四人在宣布绝食后被缢死。纳吉和另外3名政府官员活了下来。1958年2月他们被送交秘密法庭。法庭调查显然让克格勃的人非常失望，他们不习惯在这种政治案件的审理中被告拒不认罪。不久调查暂时终止。直到1958年6月法庭恢复审讯时，他们4人中有3人仍坚持说自己无罪。但所有4人都被判有罪，绞死后葬在无名墓地。另有5名被告被判刑期不等的监禁。




在苏联集团中，过去还没有一起政治诉讼引起过像舒米林和他的匈牙利安全部门的部下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炮制了针对“纳吉和他的叛徒集团”的诉讼。拉斯洛·莱克被平反昭雪和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使人们不再相信被编制得有根有据的阴谋理论，那些斯大林式的公开审理就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组织的。引人注目的是，过去20年间那些精心排练的“剧目”在法庭上表演得如醉如痴，而这次关于“伊姆雷·纳吉及其同谋的阴谋”的报告却显得软弱无力。报告认为，帝国主义已被确定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而纳吉则已被查明是“帝国主义的俯首贴耳的帮凶”。但报告未就阴谋的细节做出以往那种绘声绘色的描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被宣布为国外反革命的军政司令部，而通过红十字会来的邮件是帝国主义向匈牙利输送武器的主要方法。在匈牙利境内，英国使馆武官詹姆斯．，卡乌斯上校被认定直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西德议员胡贝尔图斯·冯·列维斯坦则是同西德帝国主义大资本家之间的联系人。对纳吉的诉讼材料以条理清晰的形式公布于世，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被克格勃看作是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的极不成功的一例，这也是苏联集团内最后一次被告被判死刑的案例。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干了3年，没给莫斯科总部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一个同事与他见面时感到非常惊奇，“他走路猫着腰，有气无力好像站不直”。帕纽什金宽敞的办公室内有两把大扶手椅。一把放在写字台前，另一把临窗放着。他“疲惫地瘫软在里面，尽管他身材高大，却总是缩成一团”。现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中看不到帕纽什金的画像。1956年他的充满活力的副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接替了他。此人创下了自己特殊的纪录，任局长长达15年之久。他也是继费金之后第一个真正有资格在纪念馆中悬挂其画像的人。第一总局的人对他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精力充沛。然而，萨哈罗夫斯基并没有对西方工作的经验。他30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战后在东欧，主要在罗马尼亚充当国家安全部顾问。




任命萨哈罗夫斯基作第一总局局长时，正赶上总部在国外策动的一次重大转折。不管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前后，克格勃一直认为在芬兰农业联盟中的政治活动家乌尔霍·卡列夫·吉科宁，是自己级别最高的间谍，他定期同苏联上司联系。吉科宁于1956年当选为芬兰总统，这一消息使莫斯科总部欣喜若狂。吉科宁任总统长达25年。1961年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叛逃到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证实，克格勃还招幕过一名高级间谍，代号为季莫。50年代末为了争夺对季莫的指挥权，间谍头目热尼霍夫和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两人差点打起架来。为此他们都被召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受了处分。最后决定季莫的主要联系人是克格勃的热尼霍夫，但热尼霍夫要同大使保持协调关系。




20年之后，关于由谁指挥古科宁而引起的纷争，再次发生在间谍头目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和大使弗拉基米尔·索博列夫之间，最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弗拉基米罗维奇安排同他经常接头的是一个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人。精心修剪过的髯须，英国西装、领带，英国皮鞋、大衣，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教养、为了照看祖上留下的田产很早就退役的禁卫军军官。7O年代中期，弗拉基米罗维奇领导第一总局下设的一个部，主要负责在苏联境内招募外国人作间谍等工作。他首次在赫尔辛基工作是1970-l971年，1977年又以间谍头目的身份到过那里。同吉科宁这样的间谍合作使他获得了克格勃将军军衔。




在安德烈·葛罗米柯（1957——1985年的苏联外交部长）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名西方国家活动家像吉科宁那样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吉科宁不仅在芬兰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著名人物），“他在众多领域中为苏芬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全世界对芬兰的称赞”。不管是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吉科宁总是极力表示自己是苏联忠实的朋友。有时他还同意把苏联间谍头目提供给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制定的提纲纳入自己的讲话稿。那时赫尔辛基间谍机构给第一总局呈送的战功简报中曾提到“在高层有积极行动”，而每次总部也都骄傲地向政治局报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尽管围绕“积极行动”叫嚷得沸沸扬扬，克格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在芬兰享受完全的行动自由。芬兰安全部门虽不及苏联情报“大军”人数那么多，但也查出了一系列克格勃和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间谍。吉科宁从未干预过这些事件。但不管怎么说，70年代以前克格勃在芬兰拥有的间谍和内线人数比第一总局三处主管的所有国家间谍的总数还多（包括英国、爱尔兰、大洋洲和除芬兰以外的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赫尔辛基还分布着苏联用于各种不同目的而建立的主要组织。比如，196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这儿（该组织曾因涉嫌“破坏活动”而
被赶出巴黎和维也纳）。




苏联对芬兰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吉科宁的统治。1962年，莫斯科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它向很有实力竞争总统职务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霍克施加压力，迫使他放弃竞选，使吉科宁顺利在改选中获胜。但总部并非总能弄懂，有时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吉科宁对苏关系的性质和他的长远战略。对吉科宁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芬兰的独立。二战及战后芬兰的经验使他确信，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芬兰是唯一（除了奥地利的苏维埃地区）未被纳人苏联集团的国家。1949年一1956年的芬兰总统尤霍·帕西基维非常明白，芬兰绝不能指望利用西方的某种援助来对付苏联的野心。除此以外，芬兰还要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苏联的压力妨碍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贷款。




吉科宁出身农民。长期在沙皇统治下生活的历史经验教会了芬兰农民如何同俄国人打交道，这可能并不愉快，但要善于同他们搞好关系。一句古老的芬兰民谚说得好：“俄国人，连俄国人都吃，更不用说有黄油拌着吃。”吉科尔属于那种芬兰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已同苏联人的私人关系是仕途中颇有远见的一条后路。他们称那些同自己有这种关系的苏联人为“家猫”（意为“养在家里的俄国人”）。尽管吉科宁一直试图消除俄国人可能有的怀疑（例如将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变成“家猫”），但他依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使芬兰的独立不至受到损害。如果他认为哪名官员或部长可能攻击他的独立主张，那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不声不响解除他的职务。第一总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报告，吉科宁是个完全被策反的间谍，但无论是第一总局还是它下属的任何下名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芬兰首相实际上是一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1956年，萨哈罗夫斯基开始主持第一总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欧的一批杰出的情报人员。诚然，他们中最卓越的一颗明星金·菲尔比那时几乎已坠落。1951年他被从华盛顿召回后的3年间，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认为在军情五处的监视下同他建立直接联系太危险。1954年莫金通过被菲尔比称为“最独特巧妙的一条渠道”同他恢复了联系。这个渠道就是安东尼·布兰特。一天晚上，在库尔塔特艺术学院上完课后，莫金走到布兰特身边，这大概是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递给他一张印着名画的名信片，并问他认为怎么样。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写的便条，上面约他第二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馆见面。在那里莫金请布兰特帮助他和菲尔比会面。30年之后，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课堂上，当莫金讲起布兰特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职业技能，他仍然对其赞叹不已。




几年来的这第一次见面使莫金得以说服菲尔比不必担心。后来菲尔比回忆说，此举确实等于给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的妻子叶夫多基姬叛逃西方后，菲尔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这对夫妇说了一些有关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情况，其中包括说他们俩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尔比相信，彼得罗夫夫妇根本不知道他是苏联间谍。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受到联邦调查局情报的震动， 于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尔比，称其为“第三名”间谍，但菲尔比对此泰然处之。后来他不无理由地强调，利普顿的指控甚至对他有利。尽管政府不愿为他辨护，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展开法庭调查，迫使外交部长加罗尔德·麦克米兰放弃利普顿所提出的指控。于是，菲尔比在自己母亲的客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与会的记者表示：“我最后一次同我认识的共产党人谈话是在1934年。”




社会舆论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这更坚定了他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朋友们的立场，他们认为菲尔比是无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们为其找到了一份在贝鲁特《观察家》和《经济学家》两家杂志当编外记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后努力证实那些认为记者工作只是他在贝鲁特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掩护的传闻。同所有曾为情报处工作的官员一样，他被执意要求同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有益情报。但他所能接近的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仅限于他那些对他未起半点疑心的朋友的随口介绍。菲尔比在贝鲁特期间英国情报机构的头是他的死对头季克·怀特，原军情五局局长，此人自1951年起就始终怀疑菲尔比有罪。1961年12月，克格勃工作人员阿纳托利·戈里岑叛逃西方并提供了一些有关“五杰”的新情况后，菲尔比案件在伦敦又被旧事重提。1958年，尤里·莫金离开伦敦来到贝鲁特，警告菲尔比不要回英国，英方可能会逮捕他；此外，他也想与菲尔比讨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逃往莫斯科的可能途径。




菲尔比被指控的最主要的罪证是他战前的女友弗洛拉·所罗门1962年提供的。她说（当然已经晚了），菲尔比曾试图收买她。但英国情报机构感到如果菲尔比本人不认罪，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保证诉讼成功。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一旦企图引诱他到伦敦来，他会马上在外面隐蔽起来。因此决定派人到贝鲁特找他。在黎巴嫩的最后两年中菲尔比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而暴饮，时而处于沮丧压抑的状态。他做客时也常喝得烂醉，需抬上出租车送他回家，朋友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的第三任妻子埃列奥诺拉对朋友们说，他常常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嘴里喊着胡话。1963年回月，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老朋友——前黎巴嫩局局长尼科拉斯·埃利奥特在贝鲁特碰到他，看见他的头因狂欢时撞在暖气片上而缠满了绷带。后来埃利奥特回忆，他当时对菲尔比说：“这些年来你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该对我说实话了，即使用钳子我也要把你的嘴橇开。我曾经尊敬过你，天哪！可我现在却十分憎恶你。真希望你还有点良心，知道这是为什么。”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了一点个人的经历。是否接受埃利奥特的建议全部招认以换得自由，对此他犹豫了好几天，但他后来还是逃走了。回到莫斯科他却杜撰说，埃利奥特的使命并非要让他认罪，而是促成他叛逃，这是白厅狡猾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避免一场轩然大波。这种说法曾迷惑了不止一名西方记者。




从菲尔比调出华盛顿到他从贝鲁特出逃的这12年，对他以前作为苏联间谍的光荣历史来说，只能算是个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结束语。“五杰”的业绩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被查获和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之后，于1951年宣告结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一名间谍。1953年，从北朝鲜俘虏营回来的乔治·布莱克恢复了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一开始受控于莫金，1954年莫金离开伦敦后，由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布莱克合作。根据一切情况判断，1955年莫金又成为布莱克的上司。




被布莱克破坏掉的西方第一次重大行动就是“金子”行动、它是“银子”行动的继续。据预测“金子”行动比在日内瓦窃听苏联电话的“银子”行动规模更大。西方计划在东柏林城下挖掘一条长500米的隧道，用于窃听从苏军情报城通到卡尔斯霍斯特的地下通讯线。计划的细节1954年春曾在伦敦召开的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过讨论，会议由英国情报机构副头目乔治·扬格主持。以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负责人比尔·哈尔维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答应提供必要技术装备的主要部分，并同意负担大部分费用。英国人自告奋勇负责挖掘工作。会议结束时乔治·布莱克和出席会议的英国情报机构其他一些下级军官们一起留下来负责把文件锁进保险柜。隧道投人使用以后两个月，即1955年4月，布莱克在柏林接受了任命。在1956年4月“偶然”发现柏林隧道以前，克格勃截获的情报数量之巨，足足需要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一条截获的消息中曾提到在柏林的英国情报机构中有一个苏联间谍在活动。但直到1961年，英国才从一名叛逃人员的证词中确定这个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在柏林度过的4年中，布莱克出卖了很多英美间谍，其中包括东德国家安全机构的罗勃特·皮亚列克中将，此人1953年逃到西柏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1956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遛狗时被推进一辆小汽车后押送到东柏林国家安全机构总部被绞死。布莱克还出卖了彼得·波波夫中校，1953年此人成为苏联侦察机构中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大间谍。1959年布莱克回到伦敦几个月后，波波夫被克格勃逮捕。但对他的秘密审判直到1963年才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礼堂举行。所有法庭陈述，包括波波夫的声明都经过精心排练，整个程序没超过两个小时。波波夫被法庭判处枪决。




1956年，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第二次被任命为克格勃驻英间谍头目，回到伦敦。他再次以科罗温这个化名活动，并亲自指挥布莱克的工作。他俩预先在荷兰见面，据说布莱克可以借口到那里探亲。那时驻伦敦的间谍机构中足有60个情报人员，人浮于事。罗金此时是带着克格勃将军军衔回到伦敦的（当时这在第一总局还是罕见的），他变得比第一次伦敦之行趾高气扬得多。而关于他的不守时间在间谍中则流传着一些说法。苏联大使每天上班准时准点，早晨8点钟就已坐在办公室里。而罗金午饭前是不会露面的。克格勃的值班司机被他变成了私人司机，每天送他上班。在大使馆里他占了一间带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一群善于投机的“马屁精”常常围着他。同高级官员们谈话，他喜欢用一种老爷式的故作宽容的腔调。1958年他同尤里·莫金粗鲁地吵了一架，莫金是间谍副头目兼政治侦察系统领导，他以对“五杰”、乔治·布莱克和其他间谍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而出名。莫金被从伦敦召回，为此他对罗金一直怀恨在心。关于这一点，80年代初从他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讲课中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课上用罗金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胜任驻外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但事实上罗金很善于同间谍们合作。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他亲自操纵美国情报机构中的间谍约翰·瓦萨尔。此人是一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意志薄弱的小职员，但他的确能够接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瓦萨尔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惊奇，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他这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在1954年作为英国海军一名武官。被派到莫斯科时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1955年在一次由第二总局组织的同性恋晚会上他被拍了照，于是他被迫为克格勃工作。




“在预定时间有人让我看了一摞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那个晚会上的几个镜头。看了这些我非常不自在，的确是我，照的就是我。当时我正用各种姿势进行性活动……既有口淫也有肛交，以及同各色男人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1957年瓦萨尔回到英国前不久，他得到了一架微型相机，它小得可以装在一只烟盒中，还给他讲了使用方法。罗金飞回莫斯科用格里戈里的名字向瓦萨尔作自我介绍，并约定了在伦敦“芬奇里路”地铁站见面。他给瓦萨尔留下了“富有经验、个性鲜明”的印象。“我们的活动属于间谍活动着实使我震惊，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这一点。他开导我说，我提供的情报将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




回到伦敦后瓦萨尔先在海军部侦察处工作，然后在海军部的一个议会秘书手下工作，最后又到该部军事部任职。4年中在同罗金见面时，瓦萨尔提供了几千份英国和联合国海军政策及海军武器研制的绝密文件。尽管罗金对瓦萨尔很鄙视，但他还是竭力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按瓦萨尔幼稚的话来说：“他是苏联人；理解我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谈论旅行、绘画、音乐和人类的天性。”罗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1961年4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的最高刑期，但6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他开始念小学。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样做的。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局负责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20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好虚荣，因此让他相信这一点毫不费力。后来他还把I961年柏林危机和平解决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声称危机后是在他的帮助下才筑起了柏林墙：“公路被切断，航空线受到威胁。赫鲁晓夫在试探西方军队的战备水平。正在此时我和苏联使馆经常同我见面的一名参赞（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谈了一次话。他对我说，他们的政府将坚决。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我针锋相对地说，西方也有这样的决心。他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证明材料。当时我把有关西柏林的防御计划给了他。大约两星期后他告诉我说如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那么就是因为我提供的情报的缘故。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正是因为我，和平才维持了下来。”




帕克还一再表示他曾见到过赫鲁晓夫亲笔写的致谢信。他执著于自己的特殊作用，根本没想到，在他刚刚获准接近北约文件时，就有另外一个克格勃的间谍开始在北约总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尔顿。他是一个会说两种语言的加拿大侨民，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部就开始培养他。从1957至1961年黑勃尔顿每两周同苏联上司阿列克谢·费德罗维奇·特里辛见一次面，把大量从军事计划到经济预测的文件交给他。 为此克格勃的间谍头目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他就是1954-1959年在巴黎工作的罗戈夫）不得不组建一个特别小组从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这个小组在岑巴尔的下任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任期内仍在继续工作。




有几次黑勃尔顿和特里辛会面时，后者直接开来一辆黑色大篷车，里面是克格勃为就地翻拍文件而装备起来的一个工作室。




同帕克一样，黑勃尔顿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也有着长达20年的非凡经历，此后与其说他们是为信仰而奋斗。不如说他们的工作是以自我价值意识和冒险精神为基础的。特里辛竭力为黑勃尔顿的自负煽风点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他提供的北约文件是“足金”，它们价值连城，政治局委员都阅读过。后来黑勃尔顿被请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共进晚餐并讨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使他的自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入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1961年安纳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后不久，就证明说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他还证实，1959年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萨哈罗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1962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 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7人而已，后来也是在对这7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
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案件之后，6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30年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代号为热罗）于1938年离开航空部，开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1943年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皮埃尔·科是战前在航空部工作的最大的苏联间谍，后来由于“维诺纳”被破译而败露。他曾两度在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中出任贸易部部长。30年代此人政治观点激进，也许是非共产党人中法苏军事联盟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时报界曾指责他给苏联人提供法国空军系统和武器装备的情报。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克里维茨基曾说过，皮埃尔·科是苏联间谍。但当时他的告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包括美国在内。同其他很多法国左派人士一样，科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感到震惊。 但在指责该和约的同时， 他继续坚持法国和苏联联合的政策。1940年法国陷落后，科被戴高乐解职，之后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带着宣传联盟思想的意图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1942年，他曾再次被驻华盛顿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间谍头目瓦西里·祖别林（他就是扎鲁宾）收买。在后来的两年中科同祖别林及其他一些苏联上司保持联系。1943年底科来到阿尔及尔加人了“自由法国”的顾问委员会。年3月，受临时政府委派率领该团在苏联呆了3个月。他回国时兴高采烈，因为斯大林对人类个性价值的思想推崇倍至。按科的话说，这比红军的枪炮更有威力，它帮助苏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的出访报告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无可挽回地要丧失殆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它则必然蓬勃发展起来。”战后由于在保护苏联间谍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科赢得了国民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和苏联“在欧洲最赋天才的同路人”的美誉，并于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维诺纳”资料中关于拉巴特、科等人的情报以及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线索都已为时过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法国国上安全局受审时拉巴特承认了一切。鉴于公开科的案件会引起并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后果，也考虑到他年纪老迈，科未被判处极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它1949年建国伊始，就是西欧各国对付苏联集团间谍活动最薄弱的一环。这种间谍活动引起的一次重大事件时至今日仍不断引起纷争。1954年7月，联邦护法部门（西德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奥托·尤恩在西柏林失踪，但几天以后却在东柏林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 还发言指责西德纳粹主义正在复苏。1955年12月他又在西德露面并声明，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加恩·沃尔格穆给他打了一针，他正处于毒品麻醉之下。西德最高法院对此声明抱怀疑态度。根据其他资料表明尤恩嗜酒如命，沃尔格穆给他灌了大量威士忌，然后利用他对纳粹主义复活的恐惧劝他出逃。1956年12且他被判处4年监禁。




在西德情报机构中活动的克格勃间谍中，最有成效的是汉茨·费尔费。1958年，他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反间谍部主持工作，专门对付苏联。借助一个总部在莫斯科伪组织的假间谍网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费尔费为自己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联邦情报局的头头骄傲地带领贵宾参观费尔费的办公室，那里挂着巨大的彩色卡尔斯霍斯特地图，上面非常详尽地标注着克格勃总部，甚至能看清各类轿车的停放位置及男女盟洗室的区分标志。在卡尔斯霍斯特（电码代号为“图表”）行动中，共编缉了厚厚的5卷材料，其中包括各办公室的计划、个人鉴定和内部电话号码本。联邦情报局的总部设在离慕尼黑不远的普拉赫，那里不断收到索要有关卡尔斯霍斯特及其他情报机关材料的请求。后来费尔费自吹说，对此类情报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报局驻欧洲间谍机构的具体利益所在、由此使总部有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了解。费尔费成功地使联邦情报局及其朋友对卡尔斯霍斯特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指导费尔费写回忆录的第一总局A处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现第一总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处这样写道：“没过多久就显示出，克格勃作战计划多么富有远见。”同时，费尔费为卡尔斯霍斯特提供了几乎所有经过联邦情报局的重要文件复本。紧急情报通过无线电传给卡尔斯霍斯特，其余的则装人带夹层的箱子，拍在胶
片上装入儿童食品罐内，通过秘密邮政信箱或联邦情报局的邮差埃文·季别尔（此人也在为克格勃效力）投递给克格勃。据费尔费讲，在1961年8月以前的两年间，柏林墙筑了起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正在制定破坏东德经济政治发展的计划，积极策动心理战引诱欺骗工人力量，此时我不止一次冒险（已经记不清冒过多少次险），一次又一次地接头，一次又一次送交情报资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使苏联能够做出有的放矢的决定。我清楚地明白，那两年我给苏联的反间谍机构提供了他们赖以工作的线索、我的被捕证明了这一点。”




同帕克和黑勃尔顿一样，费尔费工作的动机与其说是思想意识，不如说是虚荣心。他和同事们经常受到克格勃将军们的鼓励和祝贺，有一次甚至是克格勃主席本人。50年代在德国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总结说：“如果写一份联邦情报局的损失报告，那大概得写几万页。不仅间谍和接头地点都败露了，而且这10年情报人员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必须重新审核。有些是敌方伪造出来的，有些做过一些改动，还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的消息。”




在第十五总局（东德情报机构）组织的大规模渗透到西德的行动中，克格勃获益匪浅。第十五总局成立于1952年，它归属东德国家安全部，1956年又改名为情报总局。从它成立之初麦库斯·尤加思（米沙）·沃尔夫就是头目，而且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各种渗透计划的策划者。沃尔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希特勒上台后被迫逃往莫斯科。1987年快退休以前，沃尔夫开始自称为苏联集团内各国情报界最具才能的一位领导，他任职时间比所有同行都长。沃尔夫最成功的一名情报人员是久特尔·纪尧姆。他父亲是东德一名牙医大夫，勃兰特被盖世太保追捕时他曾将其藏匿于家中并为他治伤。1955年受情报总局指使老纪尧姆找到当时任西柏林市市长的勃兰特，求他帮助自己在东德受排挤的儿子。一见面勃兰特就喜欢上了久特尔，并决定给他安排个好前程。1956年，纪尧姆和他的妻子——两人都是情报总局的间谍——获准到西德政治避难。几年后两人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谋到正式工作。1969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多党联盟执政，勃兰特出任总理，这对纪尧姆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而其他情报人员只有羡慕而已、纪尧姆成为威利·勃兰特的朋友和亲信，并任波恩办公室私人助理。他提供给情报总局（而情报总局又将它们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中，包括西德试图同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建立最
初联系时的“新东方政策”的详细内容。1974年纪尧姆作为东德间谍被揭露后，勃兰特被迫辞职，这已足以说明其震动之大。




纪尧姆仅是东德庞大的间谍队伍中在西德活动的一个，尽管是最著名的东德间谍。据1958年情报总局的叛逃者判断，西德那时至少已经活动着两三名间谍，躲在幕后伺机而出。麦库斯·沃尔夫最成功的战术之一就是“女秘书攻势”，他善于勾引中年单身妇女，而她们都是国家公务人员，能够接触到秘密情报。50年代中期沃尔夫攻势的牺牲者中有一位44岁的女秘书伊姆加尔·列梅，她在波恩外交部作秘书，负责同各国大使馆的联络工作，她把文件复本提供给了自己的“情人”、情报总局的间谍卡尔·赫麦尔斯。1958年被捕后报界称为“红色的卡扎诺娃”。此后20年间麦库斯·沃尔夫又派遣了不少更加成功的“红色卡扎诺娃”接替他。




冷战以前以及冷战期间，大部分有关西方的重要情报，克里姆林宫都是从电子侦察中得到的。1951年情报委员会第七总局（负责加密解密工作）重新并入舍韦廖夫中将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第五总局。1954年克格勃组建以后，加密、联络和解密的工作由第八总局负责，领导人仍是舍韦廖夫。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解密人员不像他们的英美同行那样拥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从1952年建立伊始，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数据库。尽管苏联的电子侦察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它有另外两个优势弥补了这一不足。首先，它控制着苏联数学家和程序设计师中最优秀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时至今日仍时常被召去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工作。无论是美国安全局还是英国政府联络总部都不可能招募到如此雄厚的力量。其次，苏联的电子侦察来无疑问大大受益于谍报侦察，实际上重大的破译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有赖于间谍收集到的电码、密码。冷战期间向大使馆进行渗透像往常一样给了苏联破译工作很大帮助。莫斯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主要对手”的使馆。虽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对待苏联人的监视方面已不那么幼稚，但对冷战高潮时期驻苏联使馆的安全保障的认识仍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乔治·凯南被任命为美驻苏大使抵达莫斯科，他发现自己的府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它的威力面前，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孤立无援”。这只无形的手属于外宾服务局。该局为各外国使馆公开招聘服务人员，它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外宾服务局的人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意外地出现。到莫斯科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凯南和妻子被一阵从紧靠卧室的走廊传来的隐约声响弄醒，凯南走出卧室，“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你是什么人？’我问，回答是：‘新来的看门的’。”




自从1940年大使馆里发现几百个窃听器之后，便开始对使馆进行定期检查，但再也没发现类似的“小甲虫”。凯南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安全部有了更完善的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是由于使馆的警戒加强了。1952年9月从华盛顿来了两名专家，他们开始仔细检查大使馆的建筑及大使官邻。专家请凯南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大声朗读一份旧的外交呈报，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隐匿的窃听装置工作起来。突然一名专家开始用十字锤猛力敲打带有美国国微的镶板后面的墙壁。在一无所获的时候，他一脚踩在镶板上。突然，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在碎片中找出了一个铅笔形的窃听器，它把凯南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传给了使馆大楼以外的监听者。第二天早晨凯南发现国家安全部的保安和苏联服务人员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阴郁，“充满了仇恨、敌视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不管怎么说，防止国家安全部窃听的保卫措施已远远超出了国务院历来的规定，以至凯南自己也不知道破坏窃听装置这决定性的一步走得对不对。甚至事隔20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旧有些怀疑：“一名大使能把自己卷入这样一场恶作剧吗？但假如我不这样做，或许我的政府会因为我的疏忽而怪罪于我？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做答。”




正是因为国务院反对，1953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获准在驻莫斯科大使馆派驻代表。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出师不利，第一任间谍头目爱德华。艾利斯·史密斯就被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女仆勾引去了。后来他向凯南的下任博列思承认一切，羞辱地回国了。当时任中央情报局一个分队作战科科长的彼尔·德西尔负责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他认为“史密斯的工作不但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除了史密斯外，至少还有12名使馆工作人员承认自己同国家安全部（克格勃）派来的“乖宝贝”有过风流韵事。他们还说这些“乖宝贝”为了招募他们做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间谍，竟把他们鬼混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相威胁。博列思后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在24小时内被遣送回国。”




1953年在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营建一座新的美国大使馆。施工过程中美国保安人员整日在工地上值班，以免在楼上两层安入窃听装置。但这种值班没有丝毫意义，因为晚上就撤岗了。博列恩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由于不经意（很明显是他自己的粗心大意）和出于“省钱”的考虑。1964年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尤里·公先科的证词帮助在大使馆找到了40多个窃听器。它们被藏在暧气片后面镶衬墙壁的竹筒里，这样金属探测器就无法发现。博列恩极力对这次使馆保安工作中的失误轻描淡写。苏联窃听了两层楼的房间，而这些地方博列思曾认为“是莫斯科最保险的地方”。它包括大使办公室，密码室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关。但他还一再说，这也并未说明“俄国人探听到了什么真正的秘密。”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与建造使馆时他撤掉夜岗的盲目乐观相联系的。当然，使馆人员比以前机警了，他们意识到苏联人电子间谍手段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可还不能说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是谨慎行事的了，在博列恩任大使期间，12名工作人员承认自己与形形色色的克格勃性伙伴做爱时被拍照，然后他们被先后遣送回国。但总体上说美国使馆的保安状况不比其他国家的代表机关差，而且要想破坏美国外交官的名誉，并不比破坏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容易。在莫里斯·德让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8年间
（1956—1964年），他和法国空军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宝贝”勾引。这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亲自指挥的一次周密行动。德让被一名装扮成勾引者吃醋丈夫的肃反工作人员毒打，而吉傅则被示以他们惯用的床上照片。但这次诡计没有成功，格里巴诺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吉博自杀了；在克格勃对大使进行真正的敲诈之前，那个被用来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并把这次行动的实情统统说了出来。




冷战高潮时，驻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机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其中包括西德使馆。尤里·诺先科回忆说，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将来写回忆录之用，大使先生每晚口授一份当日大事纪，其中还包括同波恩及北约各国大使的通信，他没想到他是对着克格勃的麦克风一切口授的两小时之后，“回忆录”中有价值的摘要草稿就原样呈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动不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同样有针对头号及二号对手采取行动的可能。在匈牙利情报部门协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驻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员都能成功地直接进入外国代表机构驻地。据诺先科回忆般照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传统，每次这样的“拜访”都需要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日本使馆的秘密造访，其结果是密码处的工作人员把使馆保险柜的号码和日本外交密码透露给了克格勃。在几个大国的密码中被苏联解码人员破译最多的是日本密码，而且从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员。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使馆工作的同行一样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克格勃接触到了瑞典使馆保险柜中的文件和密码。一个“乖宝贝”勾引住夜间值班员，又用大块大块的肉把狗引开。50年代初从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亚·吉尔科韦洛夫参加过其他成功的行动，曾潜人了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使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奖励给我们刻有名字的表并被授予名誉肃反人员的称号。”




将来有一天，当所有的秘密档案都已公开，再来仔细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间谍全力支持下破译出的截获的外交文件。将会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冷战时期及冷战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目前还不能准确确定，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其实在克格勃，除去主席和第一、 第八总局局长，未必有人能接触致全部电子侦察得来的外交情报。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
“一定成绩”，却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评。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传闻，使西方对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认为他是新斯大林镇压政策的象征。显然，需要一名新的领导人，以便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团讨论了谢列平就谢罗夫关于克格勃国内外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谢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民之敌”和限制他们的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秘密的行动。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积极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协助同西方进行战略性意识形态斗争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团对谢列平的批评意见表示赞同。考虑到谢罗夫以前的功绩，他没有被一撸到底，而是被调任到不太起眼的情报总局任局长去了。




谢列平同他的前任贝利亚和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一样自负，并不满足于当克格勃的头子。 当他还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时，一次有人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话可信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领导！”谢列平只把克格勃当作继续升迁的一个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终目标是爬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担任克格勃主席，但作为一个新的更有势力的机关头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控制着克格勃的活动、继谢列平之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此人在共青团工作时就是他的部下。




当上克格勃主席以后，谢列平马上改变了自己的领导作风。斯堪的那维亚一个国家负责监听克格勃无线电通话的情报官员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终喜欢用“要求”这个词。1958年底“要求”突然变成了“请”。很快他得知，谢列平取代了谢罗夫。那些到克格勃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在大学时代就受到过在共青团工作的谢列平的关照，他们开始排挤“老禁卫军”的人。特别惊人的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 的人事变动、该局战后同第一总局相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1953—1955年，尤里·诺先科在第二总局一处（美国）工作时，处里6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人拥有大学文凭，有几个人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很少有人懂英语。而1960年诺先科返回该处时，己有80％的人员受过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语。从共青团和大学输人新生力量旨在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谢列平反复说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完全杜绝，肃反工作者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 。 在被淡忘了2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对捷尔任斯基的个人崇拜。“铁腕费利克斯”又重新成为头脑冷静而又满腔热情的肃反工作者的典范，他们忘我地保卫着苏联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攻击。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实施的那些侦察活动后，谢列平就对第八总局电子侦察和破译人员所取得的成绩惊叹不已。这些成绩是靠打入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以及收买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国加密员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过去第一和第二总局在配合第八总局工作时协调得不够好，谢列平在第一总局的编制中组建了一个直属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的特别处，协调第一、二总局支持电子侦察活动，并帮助它们与第八总局沟通情况。新机构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对手”——美国。第八总局美国处的处长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指示，特别处要收集破译员最感兴趣的密码系统的情报。特别处最宏伟的作战计划，就是打入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美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大的和得到拨款最多的一个，它负责电子侦察，总部设在离华盛顿不远的福尔特一米德）。只要偶尔看看电视导读报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个中央情报局，但知道美国还有个电子侦察部门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晓此事的为数不多的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他们把国家安全局的缩写扩展成“请勿闲谈”局。




1960年，福尔特·米德已有3名苏联间谍。渗透工作的瞩目成绩有赖萨哈罗夫斯基特别处的周密计划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制度不严造成的。1959年12月国家安全局的两名破译员——30岁的米切尔和28岁的马丁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古巴。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透露给了克格勃，并拿到了一份克格勃感兴趣的电子侦察秘密的清单。国家安全局招募米切尔去工作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坦白说，在他19岁以前的6年中他曾把狗和鸡进行过“性交试验”。至于马丁是否忠心耿耿，认识他的人众说纷坛。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他是个不负责任和不可救药的自私鬼。在招募过程中这两人出众的数学才能掩盖了性格上的缺陷，对米切尔来说他的“性交实验”也被忽略过去。1959年初两人违反国家安全局规定，向国会议员温·海斯告发说，在几次无线电侦察行动中美国侵犯了苏联领空。海斯错误地认为，这是两个中央情报局暗地派来检验他是否能够保密的人，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政治上和在处理社会问题中不老练，马丁和米切尔相信了在苏联宣传品中日臻完美的神话般的苏联形象。在他们心中苏联是和平斗士，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他国领土上空非法飞行。苏联的社会制度看上去是那么进步，以至马丁和米切尔认为苏联给了他们在美国未曾得到的深深的自我满足感。




1960年6月25日， 每年3周的休假刚刚开始，米切尔和马丁就飞往墨西哥。第2天乘航班飞往哈瓦那，在那里转登苏联运输机，把克格勃所列清单上秘密问题的答复带到了莫斯科总部。休假结束8天后，国家安全局才开始寻找他俩。在米切尔家中，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人员发现故意放在明处的马里兰州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保险柜，他们发现一个密封的纸袋和一张便条，条上米切尔和马丁要求把袋里的东西公诸于众。袋里有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指责美国政府卑鄙龌龊，“像它经常指责苏联的那样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声明中对苏联社会极度粉饰歌颂，那里“妇女的聪明才智被想方设法调动起来，而且任用妇女要比美国多得多”，因此，苏联妇女“作为女友更有魁力”。1960年9月6日，在“莫斯科记者之家”马丁和米切尔举行了一次大概是美国情报史上最令人难堪的记者招待会。他们揭露的最大丑闻就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几个自己盟国的通讯稿。马丁指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一1961年9月埃及同叙利亚组成的国家——译者注）、乌拉圭，——我想这些对大家了解真相已经足够了”。虽然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的“U－2”飞机飞临苏联进行侦察，但他们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向克格勃提供美国飞行员格里·帕乌埃尔斯飞行失事的补充情况，此人所驾驶的飞机于1961年5月1日被击落。给苏联宣传战一个大获全胜的机会。




马丁和米切尔不知道，在耶尔特·米德还继续活动着一名更重要的苏联间谍，32岁的上士杰克·埃·丹莱普。二战期间丹莱普在朝鲜时因为“作战英勇、忠于职守”而荣获“红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但丹莱普生性好色，又是7个孩子的父亲，因此总缺钱花。1958年，他成为福尔特·米德的参谋长加里森·勃·科维杰伊少将的司机，他的工作包括向国家安全局各下属机关运送秘密文件。作为参谋长的私人司机，他是少数不经查验可以离开福尔特·米德的人之一。他至少要为6名安全局的官员服务，往家里拉打字机和办公家具。这就更加扩大了丹莱普同安全局总部的接触。




据推测，大约在1960年春或夏初，丹莱普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了国家安全局的文件。后来进行的调查表明，从那时起他是在情报总局的人监督下工作，而不受克格勃的监督。丹莱普的工作事关重大，因此他的上司除了同他打交道外什么也不做。丹莱普能够搞到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维修指南、数学模型和美国最机密的加密机的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工作计划。他还能接触到中央情报局对苏军数量和编制及东欧特别是东德导弹潜力的评估。




1960年夏天，丹莱普突然成了富翁。尽管他每周只能领取100美元，他却供养着情妇，养活一大家子人，还买了一辆“美洲虎”轿车，两辆“卡迪拉克”和一艘30英尺长的设备精良的赛艇。后来在俱乐部优秀选手比赛中他出了意外，国家安全局不得不为他派出急救车。即使此时，虽然他未对自己的暴富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并未引起多大怀疑。1963年初春，双重生活开始让丹莱普难以承受。3月接受测谎仪测试时，他坦白自己有“小偷小摸和不道德行为”。5月，他被调到福尔特·米德的昼夜值班室工作。7月22日，他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己汽车的排气口上，另一端从汽车左侧的窗缝中伸到车内，然后发动马达，中毒身亡。3天后，他像4个月后的肯尼迪总统一样，按军人的全套礼仪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果不是他的遗孀一个月后发现一个暗室，里面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绝密文件，那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怀疑他的忠诚。经调查。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就重要性而言，丹莱普出卖的情报超过马丁和米切尔出卖情报的总和。




人们得到丹莱普自杀的死讯那天，另外一名原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维克多·诺里斯·加米尔顿，在《消息报》头版向世界披露了一些福尔特·米德的秘密。此人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同马丁和米切尔一样心理有些偏执。不过他还是以某种方式通过了检查。1957年，在国家安全局“生产处”的中东部工作，同搜集到的阿拉伯语情报材料打交道。1959年2月，国家安全局的心理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病”，但由于缺少阿拉伯语专家他被留了下来。7月，在医生确诊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症边缘”后才让他回了家。一年后他却出现在莫斯科，公开揭露国家安全局“生产处”对中东国家的情报侦察并表示，“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当局利用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这个便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希腊等国给自己驻联合国代表的密码指示，在到达真正收报人手里之前就已落到了美国国务院手中”。




在丹莱普暗地里将福尔特一米德的文件转送给苏联情报总局的上司的那个时期，克格勃在破译美国密码方面至少取得了一项重大成绩，其中克格勃间谍罗勃特·李·约翰逊起了很大作用。此人看上去不像一个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他是一名经常抱怨命运不济的美军中士，有时生活还要靠妓女供养。1953年在西柏林供职期间，他逃到东部并要求为自己和未婚妻——妓女赫迪提供政治避难。但是克格勃劝他返回了西德，在那边他可以得到双份工资。很快约翰逊又收买了一名中士——他的朋友、同性恋者詹姆斯·阿伦·明特凯恩巴乌。此人受命寻找其他能为克格勃工作的同性恋者。尽管约翰逊在这方面有功劳，但他是一名很难驾驭的间谍，很多年间他只能搞到些二流情报，1956年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被军队除名后同赫迪一起去了拉斯维加斯，他希望在赌场上发大财并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在两个幻想均告破灭以后，他开始酗酒，强迫赫迪重操旧业。1956年底，赫迪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再卖淫时，约翰逊便无以度日。




1957年五月，明特凯恩巴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他们住的带顶篷的卡车里，随身带着克格勃500美元的礼物，游说他重新开始工作。克格勃想让约翰逊到美国空军工作，以便搞到导弹布署的情报。但果不出所料，空军没有录用他。可陆军却接收了他，因为那里没人知道他同妓女们的关系、他的嗜酒如命、当然更不知道他的间谍行为。之后他到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导弹基地作警卫。两年期间，约翰逊先后向明特凯恩巴乌提供了照片、计划、文件等。有一次他甚至提供了克格勃要求的从燃料箱中吸出的导弹燃料实物。然后由明特凯恩巴乌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克格勃上司阿纳托利·阿法纳索维奇·叶利谢耶夫。一般他们都在华盛顿“布尔列斯克（意为“脱衣舞”）剧院附近见面。据明特凯恩巴乌说，叶利谢耶夫对这些地方总是有些比较感兴趣。1959年约翰逊被从得克萨斯调到美国驻法国军事基地。不久就有一位新接线人同他在巴黎接头。此人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乌尔茹莫夫，约翰逊只知道他是“维克托”，他把藏在烟盒里的500美元给了约翰逊。“这是圣诞节礼物！”乌尔茹莫夫开玩笑说。赫迪当时患了精神分裂症，因此同约翰逊一起工作很不容易。但乌尔茹莫夫的耐心、恭维和钞票起了作用。1961年底约翰逊成为一个机场的机要联络中心的警卫。这个中心负责传送在华盛顿、北约、美军驻欧洲指挥部和美国第六海军舰队之间定期交换的秘密文件、密码系统和设备。




第二年约翰逊为了迎合“维克托”的不厌其烦的劝说，一步步接近了上有三道锁的秘密文件库。他先是搞到了第一道锁的钥匙纸模，没过多久他偶然在废纸篓里又找到了一张写着二道锁密码的纸片，最后利用从克格勃得到的便携式X射线仪发现了第三道锁的密码。1961年2月15日夜间，约翰逊首次潜入文件库，装了满满一书包密码文件和其它秘密文件，并把这些统统转交给了资利克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伊万诺夫。这个人是派来协助乌尔茹剪夫工作的，这些材料又由他转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克格勃间谍头目。使馆内早有一批技术人员等候着，他们把文字材料和书包里的东西进行了快速拍照。不到一小时文件包就送回到约翰逊那里。离下岗还有很长时间，约翰逊就把一切都恢复原状。据诺领科讲，在机场的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的，第一批秘密文件库中的文件很快就送到了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手里。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曾开玩笑说，如果美苏把双方的情报机关联合起来会省很多钱。尽管如此，他对苏联情报系统提供给他的帝国主义秘密一直保持着很大兴趣。1962年约翰逊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准备给家人们分礼物时，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祝辞，同时他还被告知授予了苏军少校军衔。他得到2000美元的奖励，并允许他利用这笔钱在蒙特卡罗度假。1963年4月底以前，约翰逊一共提供了17包文件，其中包括对美国密码系统的详细记述，美国在欧洲的核部署以及北约和美国的防御计划。但是约翰逊开始大意起来，克格勃怕事情败露决定暂时停止行动。而当克格勃准备恢复这一行动时，约翰逊已去了别的部门工作。1964年诺先科逃到西方透露的情况终于使约翰逊被捕入狱。




谢列平除了开展获取密码材料的行动并协调这方面工作以外，也没有忘记“积极行动”，以便对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公众施加影响。1959年1月，他在第一总局设立了一个新的假情报部，即D处（后来的A处）。最初有50多名工作人员，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将军任处长一直到1968年他去世。他是个其貌不扬的高个子亚美尼亚人，但颇具魁力。叛逃人员叶夫多基姬·彼得罗娃对他很有好感，认为他在所有同事中是个有魁力的温文尔雅之士，他精通英语、法语和波斯语。1941—1943年他在德黑兰工作，1946—1949年以阿瓦洛夫的假名在巴黎工作，此后任情报委员会西欧处处长，最后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阿加扬茨被任命为D处第一任领导，是因为他伪造回忆录有功。他先后伪造了弗拉索夫将军的《我选择了绞刑架》、伊万·克雷洛夫的《戎马一生》和登在某月刊上的铁托同斯大林的通信（信中铁托似乎承认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大部分这类作品的作者是前苏联外交官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两次大战之间他定居巴黎，后来开始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别谢多夫斯基制造的赝品中有两本是以斯大林侄子的名义写的（而斯大林根本没侄子），书的写作技巧之高，甚至把像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都给迷惑了（1955年他曾为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写的新闻评论写了序言）。同这些作品相比，戈尔季耶夫斯基70－80年代接触到的A处制造的赝品及假报道就显得粗糙多了。




1959年阿加扬茨上任后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西德，克格勃希望它成为新纳粹的堡垒。在对西德采取一项“积极行动”之前，阿加扬茨先做了一次试验，他把自己的一组部下派到距莫斯科50公里的乡下，在夜幕的掩护下到处涂画德国纳粹党徽、张贴反犹太标语、掀翻墓碑雕像。克格勃驻该村的情报员报告说，事件使很多村民感到恐慌， 它鼓动了一小撮当地反犹分子采取了针对犹太人的类似行动。1959－1960年阿加扬茨在西德使用这一计谋获得巨大成功。一些东德间谍被派到西方，他们受命捣毁犹太人纪念碑、教堂和小店铺，在墙上张贴反犹标语。克格勃策动的这些活动自然而然得到当地流氓和新纳粹分子的响应。从1959年圣诞节直到1960年2月中旬，西德当局登记在案的反犹太行动共有833起。后来苏联的行动突然停止，但也早已破坏了西德在国际公众心中的形象。西德政治家和宗教活动家不得不饮下这杯屈辱的苦酒。《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波恩无力彻底清除纳粹遗毒》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外国报界对西德的普遍反映。




1959年5月，谢列平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肃反委员会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情报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克格勃需优先考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2000名克格勃工作人员。政治局派出的代表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夫·基里琴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国防部科外交部的代表。谢列平提出了一个总体计划，为了达到苏联政治的长远目标、消除来自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和日本的威胁，需要动员所有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D局奉命以自己的“积极行动”计划配合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国家机关。




尽管谢列平有“积极行动”这样设计周密的计划，但他并没有拒绝更彻底的境外行动。谢罗夫领导时期，第一总局十三处负责暗杀活动，但它卷人了几起公开的丑闻。在法兰克福暗杀全国劳动联盟（西德）领导人格奥尔吉·奥科洛维奇的行动失败后，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尼古拉·霍赫洛夫于1954年逃到西方。1955年十三处雇用了德国一名职业杀手沃尔夫冈·维利德普列特，企图除掉全国劳动联盟会长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但维利德普列特重蹈霍赫洛夫的覆辙，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向西德警方把事情全盘托出。1957年9 月，十三局尝试用铝（一种放射性物质）毒死霍赫洛夫的行动再一次遭到失败（它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希望在尸体解剖时轮残留物不会被发现）。几次失败之后接着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暗杀西德的两名乌克兰移民领导人——1957年除掉了全国劳动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列夫·列别特，1959年10月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这些经过谢列平和赫鲁晓夫批准的行动使他们两人确信，暗杀个别著名人物仍然是克格勃境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这两次行动的执行者是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暗杀列别特时他只有25岁。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克格勃小组和斯塔申斯基做了行动准备。暗杀用枪是克格勃武器试验室研制的一种毒气枪，射出的是氰化钾，气体侵人人体时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十三局的预料是正确的，病理解剖学家没有起任何疑心，很快在诊断书上写下，死因是心力衰竭。斯塔申斯基先用狗试验了手枪的性能，他把狗牵到离卡尔斯霍尔斯特不远的林子里，把它拴到一棵树上然后开了枪，几秒钟的痉挛之后狗就一命呜呼了。实验表明，这种枪非常保险，于是他就开始了正式行动：他伺机等候在黑暗的入口处枪杀了列别特和班德拉。1959年斯塔申斯基被召到莫斯科总部．在隆重的气氛中谢列平授与他红旗勋章并宣读了嘉奖令；“嘉奖他出色地完成了政府特别重要的任务”。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将送他去继续深造德语并学习英语，3—5年后他将前往西方，完成一些新的一任务。“工作不轻，但很光荣。”当时谢列平这样对他说。




但是斯塔申斯基同霍赫洛夫和维利德普列特一样，后来对谋杀都感到了一种厌恶。在这方面1960年同他结婚并带有反共情绪的东德姑娘茵加·波尔起了不小的作用。1961年8月，逃住西德的道路被柏林墙堵住的前一天，斯塔申斯基夫妇逃到了西德。他供认了谋杀列别特和班德拉的罪行，1962年在卡尔斯鲁瓦接受审判，并以参与谋杀罪被处以8年监禁。法官宣布主犯应是那个将政治谋杀视为合法的苏联政府。克格勃中马上就有人因此而掉了脑袋。比斯塔审斯基晚4 个月逃往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说。”至少有17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被撤职或降职。但更重要的是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迫使政治局和克格勃的领导重新审视暗杀活动及其冒险性。斯塔申斯基一案被国际社会广泛宣传，因此政治局决定放弃克格勃在苏联集团境外组织的作为推行苏联政治一般手段的暗杀行动，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这一手段（如1979年12月在阿富汗刺杀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冷战后期，包括在冷战之初，克格勃对外活动的方向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要对手”的。60年代初克格勃首次有机会在美国“眼皮底下”的拉丁美洲建立行动基地。这事发生在1959年1月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统治，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之后。在此之前，克里姆林宫始终对拉美革命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一直认为，由于美国的巨大影响，在那里共产主义巨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卡斯特罗受过古巴大地主阶级的良好教育，他从古巴人民党（正统派）及其创立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奇巴斯的理想中获得了政治灵感。1958年夏天以前，古巴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强调，推翻巴蒂斯塔统治只能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古巴工人起义。




第一总局二处（拉丁美洲处）先于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看出了卡斯特罗的潜力。最早发现其天赋的是克格勃年轻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奥诺夫，此人会西班牙语，50年代在克格勃驻墨西哥间谍总局工作。卡斯特罗因组织进攻军营被关了两年，1955年出狱后在墨西哥流亡一年。在那儿卡斯特罗找到苏联大使馆，要求向同巴蒂斯塔作战的游击队提供武器。提供武器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但列奥诺夫为他领导游击战争超人般的领袖素质而惊叹，于是开始同他见面并给以热情的精神支持。列奥诺夫认为卡斯特罗的政治主张既不成熟也不明确，但却注意到了他在控制自己亲手开创的“7·26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断，以及情愿给自己未来的统治蒙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的胆识。列奥诺夫还发现，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和他的得力助手切·格瓦拉都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1956年12月卡斯特罗回到古巴，但列奥诺夫对他组织游击战前景的评价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反应。卡斯特罗当政后，列奥诺夫的先见之明和他同古巴领导人固有的联系使他官运亨通，并在1983年当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负责克格勃在整个南北美洲的行动。




甚至在1959年1月卡斯特罗上台后，莫斯科仍然怀疑他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古巴人民社会党也只是把同苏联联盟看成是一个战术步骤，就像当初支持巴蒂斯塔统治一样。卡斯特罗在党的老领导层中实行大清洗，使其瓦解，然后又利用这个党迅速控制全国局势。后来卡斯特罗又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以示支持，他认为这些可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古巴的玻利瓦尔。1959年7月，卡斯特罗的情报头目拉米洛·瓦尔特少校前住墨西哥同苏联大使及克格勃的间谍局举行秘密会谈。此后克格勃向古巴派出了上百名苏联人，旨在重建古巴的安全情报系统。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后代，国内战争后他们逃离西班牙在苏联定居下来。西班牙老共和党人之一思利克·李斯特·法尔汉组织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志愿组织），协助同反革命怠工作斗争。另外一个共和运动的老将，阿尔贝托·巴哈尔建立了一个教育中心网，培养游击队员。但克里姆林宫并不急于公开支持卡斯特罗的非正式统治，而是让捷克人先作些表示。当年秋天以劳尔·卡斯特罗（不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混为一谈）为首的古巴代表团到达布拉格，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尽管劳尔习惯于和衣而睡并对金发妓女尤为热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狂热信仰给主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路易斯玛斯·马丁说，古巴人民社会党企图通过劳尔对菲德尔施加影响。我个人认为，菲德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使他受到党的欢迎。劳尔在布拉格接到了赫鲁晓夫要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




1959年10月，劳尔在莫斯科期间，有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哈瓦那，该代表团以原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间谍头目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希托夫（他就是阿别克谢耶夫）为团长，试图为建立伺古巴的外交关系打基础。希托夫赠给菲德尔一瓶伏特加、几罐鱼子酱和一本莫斯科风景摄影画册。然后他告诉卡斯特罗，苏联人民对他个人以及古巴革命非常钦佩。卡斯特罗打开酒瓶，又叫人取来些饼干。“伏特加太棒了！多好的鱼子酱！”他赞赏地惊叹，“看来同苏联建立贸易联系是值得的。”希托夫回答说：“这太妙了，菲德尔。那么您对建立外交关系这件大事怎么看？”最终，于1960年5月，苏联同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完全承认了卡斯特罗的统治。希托夫以文化顾问和塔斯社代表身份留在哈瓦那，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在最初的动摇之后，赫鲁晓夫热情地公开支持古巴的统治（但此时还不是卡斯特罗当政）。7月9日在一次火药味很浓的讲话中他表示：“为了支持古巴的斗争，我们会做出一切努力……现在美国已不像过去那样强大了。”第二天切·格瓦拉夸口说，古巴受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的保护”。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则开始在讲话中鼓吹，古巴革命“只是拉丁美洲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步”。尽管卡斯特罗的思想基础仍然值得怀疑，但他在夺取和巩固政权斗争中的功绩使得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改变了在拉美的战略——改变传统的只对有正确理论的
共产党的支持，转而采取同民族解放运动“有所贪图地结婚”的政策，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得到群众更广泛的支持。1961年4月，在美国支持下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吉隆滩登陆失败，莫斯科更改变了对美国实力的看法，因为美国在自己的后院都显得非常薄弱。




尽管卡斯特罗对苏联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敌意日益增长，但同克格勃间谍头目安德烈·希托夫却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1962年3月，卡斯特罗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散原古巴共产党（他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一直在打该党的主意）。不久，卡斯特罗同他的关系彻底破裂，并请求任命当时还使用“阿列克谢”这个假名的希托夫为新大使。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希托夫走马上任。6个月之后，苏联在古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导致了二次大战以后最大的一次国际危机。1962年初，美国在英国和土耳其布署了“民兵”新型洲际导弹作为对那里已有的中程导弹的补充，这样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在距美国仅90英里的古巴布署苏联导弹，就可以在核威慑上占上风。与其说这是赫鲁晓夫在分析情报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低估美国和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决心的一种自负。在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说，西方“民主”到了足以发动战争的程度。“吉隆滩”行动中肯尼迪的优柔寡断使赫鲁晓夫深信，这位年轻的总统“眼高手低”，“我有把握说，肯尼迪是个软弱的人，面对挑战缺乏应战的决心”。如果能悄悄把核弹头布署在古巴，就可以迫使美国面对不得不讲和的现实。1962年夏，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动工兴建导弹发射基地，从这些基地发射的核弹头有效射程均在3000公里以上，几分钟内便可到达美国东海岸的各主要城市。




在冷战期间的所有危机中，苏联的侦察工作都比西方有效得多。而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美国首次在情报方面同苏联打了个平手，甚至略胜一筹。部分原因在于这次危机的“震中”距美国边境仅90英里。另外，西方在搜集情报技术方面的两项巨大成就也打破了苏联的情报优势，其中之一是空中侦察方面。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苏联实行“领空开放”政策’以使双方能互相从空中观察到双方的军事调动。苏联拒绝这一建议后，美国开始单方飞行高度可达21000 米的“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1962年击落一架“U—2”飞机及在莫斯科举行的对飞行员盖利·鲍埃尔斯的公审，只是暂时压制了美国的气焰。几个月之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侦察卫星。卫星照片的清晰度要低于“U—2”拍的照片。1963年，克里姆林宫默许了卫星侦察，双方开始广泛使用侦察卫星，包括采用电子侦察和拍摄各种目标。




50年代中期，西方对苏联境内的间谍侦察工作也有很大改一进，尽管它不像空间领域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61年春，英国情报机构收买了冷战期间苏联在西方的最大的间谍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尼科夫斯基。他是情报总局的官员，在国家科技委员会工作。




别尼科夫斯基的朋友中，有情报总局局长伊尤·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火箭兵和炮兵总局局长、炮兵主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别尼科夫斯基搞到的情报（一年半时间用“米诺克斯”相机共拍下了5500幅照片）有很高价值。其中有关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资料，包括战斗性能、弹着点精度、点火实验时出现的故障。别尼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表明，苏联导弹及航天武器作用日益明显，这使得北约严肃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对策。别尼科夫斯基同时为英国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在最紧张的时刻有20名美国分析家和10名英国分析家研究他的成果。及时有效地收集情报对西方必不可少，这使之能够在古巴布署导弹之前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加勒比海危机。1962年10月14日，“U－2”飞临古巴上空，拍摄下了首批弹道导弹发射场的照片。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们借助于搜集来的、有关建造发射场各个阶段详细资料的秘密文件确定了照片上建筑物的用途。这些文件是别尼科夫斯基依靠同空军主帅瓦连佐夫的私人关系潜入导弹空军总局转拍下来的。10月16日这些文件已经放在美国总统的桌子上了。鉴于这些信息，肯尼迪组建了一个解决危机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执委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此组织在未来13天中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截止到10月19日，“U－2”
飞机向执委会证明共有10个建设中的弹道导弹发射场。10月22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实行封锁以保证对向古巴提供任何进攻性武器实施检查。在几乎整个一周的时间里世界都在核灾难的阴云笼罩之下。




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机构无论在加勒比海危机发生时，还是在调解加勒比海危机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除了收集情报以外，间谍机构还担负着其他两项任务：同白宫保持非官方联络渠道和传播有关苏联在古巴布署导弹的假情报。这两项任务的主要执行者是格奥尔吉·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他是克格勃的人，在华盛顿以记者身份活动。据他说，在危机开始前一年多时间里，他充当了约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热线”及“秘密联系渠道”。1961年5月，一名美国记者把他引荐给总统的兄弟及最亲近的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这之后他们每周在某个地方见两次面。博利沙科夫的“正派”给罗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根本没想到，博利沙科夫是克格勃的人，罗伯特说：“他是赫鲁晓夫的代表……每当他（或赫鲁晓夫）有什么事要转告总统或总统有话要转告赫鲁晓夫，我们就去找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我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同他会面。”博利沙科夫使罗伯特相信，他用不着那些多余的外交途径便可直接得知，赫鲁晓夫在想什么并且“毫不隐讳地直言相告”。他说，“双方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提供的秘密渠道，“应该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坦白直率了”。




但是加勒比海危机之前，克格勃建立“热线”的基本作用是希望苏联在古巴中程导弹成为既成事实之前保守这个秘密。1962年10月6日，博利沙科夫同罗伯特见面，把赫鲁晓夫的例行信件转交给他。往常罗伯特出来迎接他是不穿西装的，衬衣领口敞开着，领带也是松开的。但此次气氛异常：“和以往的会面不同，主人在家中穿起了深色官服，平日不听话的头发也被梳理得齐齐整整。他面无表情……态度冷淡而谨慎。一切都预示出正式会见的性质”。接着博利沙科夫叙述了信的内容：“赫鲁晓夫总书记为美国在古巴周边制造的局势感到担忧。我们重申：苏联提供给古巴的仅限于防御性武器，以保卫古巴革命的利益……”罗伯特请博利沙科夫慢慢地重复一下信的内容，他笔录后交给秘书去打出来。他说：“很好，我会把赫鲁晓夫的信转给总统，在必要时他会通过我给你们答复。”第二天博利沙科夫被总统的密友、记者查理斯·巴特种待请去共进午餐。巴特利特通知他，肯尼迪总统希望得到赫鲁晓夫“更为详尽的书面信件，而非他兄弟传的口信”。博利沙科夫于是逐字逐句地把对罗伯特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巴特利特全部都笔录了下来并转给了总统。9天后约翰·肯尼迪看到了“U－2”飞机拍摄下来的古巴正在兴建中的导弹发射场。总统顾问特奥多尔·索伦森后来回忆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习惯于依靠博利沙科夫这条渠道，通过他经常收到赫鲁晓夫的信，因此他感到自己受骗了，实际上他确实受骗了。”




10月24日，巴特利特把博利沙科夫请到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给他看了2O张“U－2”飞机摄下的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照片右上角还保留着“仅供总统参阅”的字样。“呶，你怎么解释这个呢？格奥尔吉？”巴特利特问，“我敢打赌，古巴有你们的导弹，这你一清二楚。”




据博利沙科夫说，他当时回答：“我从未见过这种照片。我不懂，这上面是什么。没准是棒球场？”第二天照片被公开刊登出来。巴特利特又打来电话，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喂，格奥尔吉，你们在古巴有没有导弹？”“没有。”博利沙科夫回答。“OK。鲍勃让我转告你，你们在古巴有导弹。这是赫鲁晓夫说的，总统刚刚收到莫斯科的电报。”对博利沙科夫来说这消息就像“晴天一声霹雳”。




博利沙科夫名声扫地以后，莫斯科为建立同白宫的“秘密联系渠道”重新挑选了候选人。接替博利沙科夫的是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头目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40年代末他在伦敦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侦察任务，因此在总部自我感觉颇为不错。1960－1964年他化名福明在华盛顿任间谍头目。10月26日14点30分，他打电话给正在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卡利，费克利索夫知道，此人是白宫的常客。从声音判断，费克利索夫很激动。他要求斯卡利10分钟后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街“西洋风味”餐馆见面。刚一落座，他就表达了想请斯卡利传递一条重要消息的愿望。“如果苏联撤回导弹，美国是否同意公开许诺不进驻古巴？您能不能利用在国务院的关系弄清楚这一点？”19点35分他俩又在“希尔顿”大饭店的自助餐厅见面。斯卡利说，他同国务卿金·拉斯克联系过，他对费克利索夫的建议很感兴趣。在这以前已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详尽的、充满感情的信，信里也有类似这样的建议。尽管任何正式交易都没达成，但在“西洋风味”餐厅中由费克利索夫首先说出的建议成了调解危机的基础。10月28日赫鲁晓夫表示，将拆除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同时美国保证不出兵古巴并从土耳其撤出服役期已满的“朱庇特”导弹。




古巴危机解决之后，赫鲁晓夫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火冒三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关系。莫斯科平息危机甚至没跟他商量一下，这使他十分恼火。安抚卡斯特罗的任务交给了克格勃驻哈瓦那的前任间谍头目、现在的苏联驻古巴大使亚历山大·希托夫，因为他成功地同这位古巴领导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后来希托夫在莫斯科总部吹嘘说，在古巴危机时他成了菲德尔的私人顾问，对卡斯特罗来说苏联大使馆是他的第二个家，有时他甚至同希托夫一家在使馆厨房中做饭。




正值危机处于白热化之时，奥列格·别尼科夫斯基被捕，他提供的情报无论对加勒比海危机的爆发或是平息都起了关键作用。第二总局是在1962年监视英国大使馆时，无意之中发现了别尼科夫斯基的行踪。”




1959年以前克格勃一直认为，西方侦察机关不会冒险同自己的间谍在苏联境内直接联络，只会在国外同他们见面，而在苏联国土上，仅限于“邮政信箱”这一渠道。然而1959年10月，6年前在维也纳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情报总局中校军官彼得·波波夫被捕，他就在莫斯科直接向他的上司转交情报。他是通过一个“切点”完成这一切的：人流中两个人好像完全无意地撞一下。波波夫的案件过去之后，1960年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尔罗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决定监视美、英两国使馆。这些规模巨大的行动每年进行两次，每次为期两周，而且监视面涉及外交官家属，居住在莫斯科的记者、商人，还有使馆工作人员。监视活动基本上都由七局的行动小组完成，但却是由第二总局指挥的。在1962年初，有一个行动小组开始监视别尼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接线人的妻子詹妮特·奇卓尔姆。当时她从大使馆出来，想从别尼科夫斯基那里取定期提供的一批微型胶卷。在阿尔巴特区，七局的一个监视者发现了奇卓尔姆和一个陌生俄罗斯男子“切点”式接头。两名监视人员一直“护送”奇卓尔姆太太到大使馆，但因为他们接到命令不暴露自己，所以没有拦住她让其交出刚到手的纸包。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跟踪别尼科夫斯基，但20分钟后且标就消失了。从这时起第二总局就知道了莫斯科有一个英国情
报机构的间谍，并且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情报网，但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别尼科夫斯基的证据。




不久，别尼科夫斯基的过分自信使他处于败露的边缘。按照规定，情报总局和克格勃的所有官员如果去外国使馆，都应该预先取得第二总局的同意。但别尼科夫斯基有一次去英国大使馆，并未执行这一规定。第二总局的人很恼火，于是情报总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别尼科夫斯基的酒友）便亲自写道歉信请求不要计较这次误会。格里巴诺夫将军表面对谢罗夫的道歉表示满意，但亲自命令在别尼科夫斯基的家和工作单位进行监视。借助安放在别尼科夫斯基邻居家窗台上花盆里的长镜头，可以清楚地拍摄到，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调至某一频道，收听广播并作某些记录的。




1962年7月，莫斯科来了一名英国商人格伦维尔·威恩，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通信员。别尼科夫斯基再次违反保密规定，在“乌克兰”饭店威恩的房间里同他会面，这足以使第二总局对他产生一定的怀疑。更可疑的是，进到房间里以后，别尼科夫斯基打开了收音机和浴室中的水龙头来掩盖交谈声。但格里巴诺夫的技术专家们还是分辨出一些谈话的片断，这是别尼科夫斯基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一个证据。此后，第二总局让住在别尼科夫斯基楼上的一家去黑海度假，在他们房间的地板上钻了一个小洞，安上一个大头针针头大小的镜头，通过它可以看到别尼科夫斯基使用“米诺克斯”牌相机、密码和一次性密码本的情况。为了对他的公寓进行彻底搜查，第二总局制定了一个能使他离家几天的计划。毒药专家把别尼科夫斯基的椅子用毒药处理了，别尼科夫斯基暴病了几天。已经接到指示的情报总局的医生们，通知他要住院治疗几天。在这几天中，第二总局的人从他家里翻出了从事间谍活动的必备用品。但为了能通过他挖出一个大的间谍组织，并没有马上逮捕他，而是让他“逍遥法外”。




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量情报都是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赖于克格勃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成功的渗透工作。据说，危机过后赫鲁晓夫甚至“向情报总局表示谢意，因为在华盛顿截获的电话交谈有助于了解美国官方内部发生的事情和进行讨论，从根本上讲有助于最终解决危机”。但是考虑到事态发展之快和执行委员会的保密机制，电子侦察实际上对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定，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情报。虽然总部一再要求，但驻华盛顿的克格勃间谍头目费克利索夫似乎未能搞到大量可信的情报。费克利索夫当时的情报来源同别尼科夫斯基有很多相似之处。此人是代号“萨沙”的美国军事情报人员，1959年在德国服役时，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沙利亚平收买。萨沙是一名领薪金的间谍（他的女友一直靠他的钱糊口，所以在德国他负债累累）。据尤里·诺先科说，他提供整箱整箱的文件来换取克格勃的钱。1962年萨沙调到华盛顿，但他无权接近执委会的文件，所以只能提供些二流情报。




萨沙成功地度过了加勒比海危机，而别尼科夫斯基却没他那么走运。正当危机高潮的时候，安在他房间天花板里的镜头发现，他正在研究假护照。格里巴诺夫怕他的叛逃打算得逞，便命令马上逮捕他。10月2日，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便得知他的事已败露。当天在莫斯科的一根电线杆上出现了一个暗号，这表示别尼科夫斯基在“邮箱”里留有资料。到“邮箱”取资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被克格勃抓获，但他声明自己有外交豁免权。对此人的监禁引起了一场颇为可笑的第二总局各处间的误会。此前从没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去过“邮箱”那儿，克格勃误认为别尼科夫斯基只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当时，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同中央情报局联合行动的当事人），因此此案由二处（英国。加拿大和大洋洲处）负责，他们不愿意让负责美国事务的一处插手这件事。当不知所措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说出自己是何许人也时，二处不得不同竞争对手一处一起调查这个案子。




在旷日持久的审讯中，别尼科夫斯基遭到严刑拷打，在1963年5月的公审会上他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别尼科夫斯基暴露后，他的酒友、克格勃前任主席谢罗夫将军也失宠了。别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谢罗夫的情报总局局长职务也被撤了。在一次毫无节制的狂饮之后，他在阿尔巴特大街旁的一所院子里开枪自杀。有关他死去的唯一报道是他过去的一些同志匿名发表的一条简短消息。





 第十四章　勃列日涅夫时代，

东方，第三世界和西方




（1964－1972／73）




1964年，很多主席团成员疏远了赫鲁晓夫，加勒比海危机一直被认为是苏联的耻辱。1963年农业歉收，赫鲁晓夫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及黄金储备向西方购买谷物。实际上这是苏联历史上谷物进口首次大于出口，所以从那时起监视世界谷物市场行情，就成了克格勃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引起对赫鲁晓夫政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频繁地改组党和国家机构，这无论如何不可能取悦他的同事和成千上万的公职人员大军。




谢列平和他的宠臣谢米恰斯内是最积极的阴谋策划者，他们支持主席团中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谢米恰斯内还组织了窃听赫鲁晓夫私人电话的活动。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后来抱怨说：“在这以前我习惯于克格勃和其他机关在盟国范围内活动……可突然这个组织调转了枪口。它不再保护我们，而是跟踪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在克格勃的帮助下，阴谋策划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使对手措手不及的效果。1964年秋赫鲁晓夫到黑海度假，临行前同事们还是笑脸相送。10月13日他被叫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代替往常护送队伍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谢米恰斯内和克格勃的警卫局长。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讲，谢米恰斯内明显有些神情紧张。他向赫鲁晓夫俯下身去，然后压低嗓门告诉他：“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宫等您。”“马上走！”赫鲁晓夫答道。




谢米恰斯内后来一再说，赫鲁晓夫的某位同事建议逮捕他，但主席团否决了这一提议，不过仍决定在必要时向他提及斯大林搞镇压时，他在乌克兰所起的作用问题。另一名阴谋策划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向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讲明：“如果赫鲁晓夫不听话，我们就给他看由他签署的1935－1937年的逮捕文件。”但是赫鲁晓夫很快默认了无可挽回的结局。因为他的悄然隐退实现了十月革命以来最平静的政变，他得到了列宁山上的一套住宅，一处别墅和每月500卢布的退休金。苏联报刊解释赫鲁晓夫隐退是因为“年纪老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此后他成了平民百姓。新闻界对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70年，《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去世的简短讣告。在讣告中只称他为一名“领取养老金者”。




因为参与废黜赫鲁晓夫有功，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职务上均得到提升。谢列平成为主席团成员。越过通常的候补委员一级，而谢米恰斯内则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但最大的赢家，还是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尽管很多主席团成员都认为对他的任命是临时的，但他却成了除斯大林以外把持政权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那些年，被称为“停滞时期”。但在60年代中期，党的机关中保守的多数派则认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改变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盲目实验和频繁的机构改组的稳定时期的开始。1956年－1961年，赫鲁晓夫撤换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委书记和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勃列日涅夫奉行“干部队伍稳定”原则，这实质上保证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安稳的生活。但在70午代初，60年代的稳定时期变成了“长老制”时期。从1966年主席团恢复旧称政治局开始，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由56岁提高到68岁。即便是那些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的人，仍可以指望被任命到体面的职位上去，同时保留他们的别墅、汽车和其他特权。




尽管赫鲁晓夫下台后给斯大林翻案只是部分的，但反斯大林化运动戛然而止。在谢列平的积极支持下，谢米恰斯内开始向苏联知识分子进攻，他们两人都认为知识分子是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一部分。1958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日瓦格医生》一书。谢米恰斯内评论他说：“就是猪也不会在食槽边拉屎。”从此以后谢米恰斯内在知识分子中就已臭名远扬了。1965年9月谢米恰斯内下令逮捕了两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他们曾在1960年参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后来也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敢于在西方发表自己的“爆炸性”作品。1966年2月的公审会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反苏宣传”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劳役。据说，谢米恰斯内甚至扬言要逮捕1000名知识分子借以杀鸡儆猴。也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忧虑有些夸张，但却精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铁腕舒利克’谢列平正在策划一场企图退回到斯大林时代的政变”。他后来这样写道。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日子屈指可数。谢列平由于担任负责“监督机构”的中央书记之职已经忘乎所以。再加上他的门客谢米恰斯内主管克格勃，这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而且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忧心忡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谢米恰斯内倒台的首要原因却是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6年底她获准出境参加她第三任丈夫，一名印度共产党员的葬礼。斯韦特兰娜一去不复返，苏联领导层认为谢米恰斯内对此负有责任。除此以外谢米恰斯内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不但没有帮助把斯韦特兰娜弄回国，反而命令实施一个荒唐的劫持计划，导致被派到纽约监视阿利卢耶娃的克格勃间谍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桑科暴露了。1967年3月首次提议撤销谢米恰斯内的职务时，谢列平保住了自己的朋友。但在5月这个问题重新拿到政治局审议，当时谢列平正住在医院里，接受急性阑尾炎手术。勃列日涅夫这次预先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被请去同政治局委员见面的索科洛夫宣布了“解除谢米恰斯内职务” 的决定（这种说法当时很平常）他后来回忆说：“根本没有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对政治局其他成员说没必要讨论，没有这种必要。”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高级官员实行“安慰”的政策，谢米恰斯内被安插到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子上，负责体育运动。6月谢列平从医院回来，得知自己也被降职，从负责监督机关（包括克格勃的中央书记一职）成为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来到自己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发现自己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在隔壁房间有一个“专用按摩室”，这是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对它的文明说法。谢列平感到极为不平的是，格里申在工作时间通奸，却得到升迁，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于是他就开始散布有关他的前任的各种传闻。“如果有过失的人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心耿耿，那么后者在这种问题上就会非常宽容。”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解职使新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彼夫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宠臣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和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未来的克格勃主席）被任命为副主席。任命安德罗波夫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克格勃同党中央密切关系”。1957年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回来后，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关系方面的事务。他是第一位领导克格勃的党内高级官员。从贝利亚开始，他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克格勃主席。开始他是候补委员，1973年起成为正式成员。人们认为，对安德罗波夫的任命“标志着从斯大林去世起一直持续的一场演变的完成——使党和克格勃关系变得如此紧密，它们完全像一个肌体的两个器官那样行动”。但是，尽管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任务，党牢牢地控制了克格勃，安德罗波夫仍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接受“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安德罗波夫命中注定比他的所有前任的任期都长，并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成功：1982年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




对刚刚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赫鲁晓夫的女婿安德烈·阿朱别伊虽然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的表现很赞赏，但他同时指出，那些年的事件给他对东欧问题的看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布达佩斯那些年的经历，以及“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激发革命的作用，使安德罗波夫确信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戈尔季耶夫斯基听说，刚刚回到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就在第一总局讲：“只有灵活机动才能使我们不会重蹈1956年的覆辙。”当时赫鲁晓夫也持这种态度，他吩咐要多关注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他禁止克格勃在东欧搞间谍活动，他命令克格勃同当地安全侦察机关联手工作，而不要对他们指手画脚。




60年代中期，对苏联集团各国更加温和的政策似乎开始有了结果。1956年革命后，当政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在莫斯科很有人缘，他不断使莫斯科相信，他的统治稳定，而经济改革也不是破坏性的。他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提拔上来的年轻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之后，莫斯科总部对东欧进程的担忧主要集中于罗马尼亚。1944一1954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乔治乌·德治，在30年代曾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受过培训。1949-l953年，布加勒斯特的克格勃总顾问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曾对他在铲除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大加赞赏。但当上第一总局局长后，萨哈罗夫斯基对乔治乌·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不满。与很多同东欧有联系的苏联公职人员一样，他也对1958年赫鲁晓夫决定从罗马尼亚撤军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严重的失误。




奇怪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不安要小得多。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萨科夫后来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1956年第一总局不少分析家认为，几年后布拉格会效法布达佩斯。但预言没被证实，以苏联集团的标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非常繁荣的国家，于是总部确信以前是杞人忧天了。1968年1月，代替日渐年迈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捷共第一书记安东尼·诺沃提尼上台执政的是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开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对他反映良好，在克格勃，杜布切克被称为“我们的萨沙”。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后，第一总局十处（东欧事务处）开始认为，“我们的萨沙”受到捷克”资产阶级人士的操纵。克里姆林宫和总部发现他是“布拉格之春”的推动力量之一，都感到事态将发生变化。8月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会谈。与会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要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同诺沃提尼斗，我信任你，保护你。我说，我们的萨沙是位好同志，而你却使我们如此难堪！”说到这里，勃列日涅夫声音颤抖、哽咽，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同1956年的纳吉不同，杜布切克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或者放弃社会主义。 但正像莫斯科预料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是布拉格为之奋斗的“仁慈的社会主义”，早晚会给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布拉格之春”在莫斯科总部的第一个大的后遗症，就是克格勃开始取消对人民民主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禁令。克格勃驻布拉格的总顾问科托夫将军从具有不满情绪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头目约瑟夫·霍乌斯基处拿到了该部门一些人的私人照片，持进步立场的内务部部长约瑟夫·帕维尔也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克格勃还收买了他的副手威廉·沙尔戈维奇。“布拉格之春”期间沙尔戈维奇住在霍乌斯基的豪华别墅里，得以经常同克格勃的人见面，而不致引起内务部杜布切克支持者的注意。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扬·博克尔也被克格勃收买，他帮助克格勃的人窃听内务部的电话，窃听器甚至安到了主要改革者家中。靠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后来在华约军队入侵捷克、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及其他忠于杜布切克统治的人时派上了用场。




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克格勃在搜罗情报方面卓有成效，但对这些情报作应有的分析总是跟不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总部把反对派完全看成是阴谋和暴动的具体实施者。在东欧发生过的或是臆想中的阴谋背后，总部都能想像出有一只来自西方、特别是西方情报部门的手在操纵。总部认为，西方情报部门又重新起用了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克格勃间谍接到命令，要经常报告所有犹太出身的同事的情况。尽管克格勃清醒地意识到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有关西方阴谋的证据都是臆造出来的，但它却始终认为阴谋确实存在。




总部对那些无法纳入“阴谋理论”的资料再次抛弃不用，“布拉格之春”期间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来自华盛顿。在美国的对外侦察系统中，34岁的负责人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被认为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他获准接触“绝对可靠的文件”。这些材料证实，不论中央情报局还是美国各部都没有参与过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说，“布拉格之春”使华盛顿感到措手不及。卡卢金到美国后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青云直上，6年后他成为第一总局最年轻的将军。但1968年对他提供的情报就不理不睬了。回到莫斯科后他才知道总部曾命令“不要把卡卢金的情报给任何人看，把它们销毁”。为此卡卢金十分不快。克格勃一方面封锁卡卢金得到的情报，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散布谣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为北约侵略或国内政变的牺牲品”。




尽管安德罗波夫才华出众，但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他也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68年10月， 即苏联出兵后两个月，他在对克格勃的共青团员讲话时说：“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西方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成就，“敌人直接、间接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反苏联的和其他的敌对组织，为纳粹主义煽风点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鲜明的例证。那里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般的支持下，果断地制止了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企图。”




西方情报机关一直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进程，这是事实，但安德罗波夫却把这说成是他们参与“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证据。7月19日《真理报》登载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意识形态攻势”计划的摘要，似乎这个计划是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是“解放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奏。其中着重强调了拟议中的“打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关、军事侦察及反间谍机构”的计划。虽然计划本身是第一总局A处（“积极行动”处）一手炮制的，但总部对“布拉格之春”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影响及其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系的担心并不是装出来的。6月份，内务部长帕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内部实行了清洗，把霍乌斯基换成杜布切克的支持者。一个月之后帕维尔又公开声明，6名克格勃联络官员被暂时调到其他的部里工作。如果当初“布拉格之春”继续的话，毫无疑问，这些人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与此同时，负责调查50年代政治诉讼程序的主要专家卡列尔·卡普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克格勃的“顾问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行动，完全独立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之外。据传，委员会负责人皮列尔曾警告党的领导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包含一些“使人不快的内容，若将它们公诸于世会严重动摇党和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威望”。虽然报告的公开被推迟了，一般认为，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基本上同意委员会关于解散政治警察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奥尔德日克·切尔尼克后
来一再指出，莫斯科为党在国家安全机关和武装力量中缩小影响而担心，苏联顾问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简直就等于火上浇油，使莫斯科更加深了这种担心。




虽然安德罗波夫没有进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局五人集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斯特），但克格勃蛊惑人心的评估仍起了不小的作用。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呼吁要谨慎从事，而谢列斯特大概是第一个主张武装干涉的。至于勃列日涅夫，他随大流。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大规模的帝国主义阴谋会迅速发展，正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和党的领导。这些警告至少在五人集团最终做出决定时起了作用，它使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应该采取出兵干涉而不是其他稍温和的强制措施。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终于为入侵行为表示道歉，但葛罗米柯在这一年临终前仍强调，“毫无疑问，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的）的敌人得到了外来的支持，就象回损率在匈牙利发生的那样”。他把一些毫不可信的预谋政变的准备工作的细节也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大概是从1968年那些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中搜罗了这些材料：“在某个时候，主要是夜间，门牌被换掉，有时街牌也被换掉。这说明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敌人们预先有了精心准备”




克格勃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捷共的实力；它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拿下杜布切克。同有关西方支持策划阴谋的情报相比，这些观点似乎对出兵的决定起了更大的作用。克格勃也制造了很多证据，证明存在所谓帝国主义阴谋，后来这些都被用来为侵略辩护。30多名克格勃间谍以西方旅游者为掩护身份到处张贴教唆性标语口号，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曾告诉他，克格勃参与了“自己建造、然后栽赃查获”放有武器的密室的阴谋行动。




《真理报》曾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武器列入苏台德复仇主义者准备武装起义的证据。东德党报《新德意志报》更不着边际，登出了美军及坦克开入捷克斯洛伐克的照片。照片是从一部美国战争影片中剪下的（虽然东德报刊不承认此事），该影片是在波希米亚拍摄的，捷克士兵身着美军1945年式样的军装参加了拍摄，带有美军识别标志的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花外汇搞来的。1968年正在布拉格的第一总局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利·鲁萨科夫说，他和克格勃的顾问们都极力反对总部指示的离间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行动被查明，那么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经历了这些离间活动，克格勃正是把任务交给他和其他间谍来完成的。




苏联军队定于1968年8月20-21日夜在华约各国军队支持下进驻捷尔斯洛伐克。苏联认为9月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捷共民主化，因此出兵必须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恰恰在出兵前夕总部得知，瓦西里·比利亚克的女儿在英国学习。比利亚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中保守的少数派的代表之一。总部马上命令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设法找到这个姑娘并说服她回国。人侵开始时，比利亚克的女儿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了。




仅一天一夜，入侵的主要军事目的就已达到了。8月20日（星期二）晚11时，苏联空军第24集团军的部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场，掩护了几百架运送部队和坦克的“安”型运输机的行动。同时，苏军和华沙条约的部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北、东、南边境，切断了同西德的边境。8月21日（星期三）拂晓，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已经不再组织抵抗而保持中立，所有交通要道都处于苏军控制之下。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的大多数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逮捕他们的是博古米尔·莫尔纳尔上校指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的人。他们从苏捷边境被押送出国，关押在喀尔巴吁山里克格勃的牢房中。克格勃间谍约瑟夫·霍乌斯克很快就恢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中的职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克格勃的行动不如苏联军队直接，克格勃的武装小分队只是配合正规军揭露反革命分子，并迫使他们保持中立。苏军战士曾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兄弟国家的援助。但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上坦克告诉他们，谁也没叫他们来，并劝说他们回家去。而后几天以来地下电台不断指责侵略行径。8月22日举行了1小时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群众和平示威。




克格勃和驻布拉格的苏联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辛科犯了后一个大错误，他们过高估计了捷共党内及工人阶级中对武装干涉的支持程度。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来都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另一方面是因为比利亚克和其他一些保守人士要求苏联插手（这些人明白，如果没有苏联的干涉，他们的政治生涯就会到此结束了）。苏共政治局在作出出兵的决定时非常希望捷共主席团中大多数成员会呼吁提供“友好帮助”同反革命作斗争，那么这个措施就马上获得了合法性；接下来就可以按预想的那样成立新的革命工农政府，清除这个国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但这一期望实际上是落空了，而组成工农政府的企图也破灭了。




因为没有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达尔” ，苏共政治局被迫立即改变方针。8月22日晚政治局得出结论，除了同执政党进行谈判以外别无选择。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结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们被准许返回布拉格，条件是他们必须顺着克里姆林宫的意愿使局势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签署条约，条约准许苏联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西德军国主义集团日益嚣张的复仇野心的保障”。1969年4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从此“布拉格之春”被长达20年的“苏维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格之春”，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忧虑。在红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史无前例的游行，抗议苏联军队进驻捷克。当然，游行队伍很快被克格勃驱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后来写道，这两天对他有“重大意义”：“这两天中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一心想着一件事——要写下一句简短的话，引用赫尔岑的一句名言：我耻辱，我是苏联人。”




在苏军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1968年夏，苏联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切同情已经使克格勃和共产党不得安宁。《苏联文化报》用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7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们分别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发表的《2000字书》上签了字，这是“布拉格之春”过程中最激进的宣言之一。7月，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强调了对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要性。




据阿列克谢·阿采别伊说，“安德罗波夫从未惊慌失措过，而且从未制造过恐慌。但是他认为对意识形态基石的动摇不能熟视无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过很多作家、演员和导演”。克格勃为外国杂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罗波夫的形象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藏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乐团的录音带”，“闲暇时间看英国小说”，“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但像实际上安德罗波夫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压制不同政见时更注意方法罢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组建了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的各种表现并与之作斗争。这个局的一些部门主要负责监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教徒和犹太人。这些人虽然不再会在公审会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那样，对他们取而代之的是心理诊所。那里有对第五局俯首贴耳的心理学家。例如伦茨，他是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诊断的结果总是“精神分裂症”或“改革狂”。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药物。心理学的这种用场不仅仅因为它行之有效，而且使那些由苏联一党专政所产生的坚定信念作基础的人们相信，党的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利益。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认为，那些不承认这一利益的人都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疯子。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他们将像索尼仁尼琴那样闻名于西方的著名人士定为精神病患者进行指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迫离开祖国。




在20年的时间里，“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震动一直对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东欧政策产生着影响。限制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权首次在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理论”中被公开确定下来。在这个文件中强调指出，各国人民均有权“沿着各自的道路奔向社会主义”，但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有损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有损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该理论中明确强调，一旦在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类似的“损害”，那么“对反社会主义力量进行果断的反击”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切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为了挽回自己在莫斯科已经有所动摇的信誉，在苏军进驻捷克以后便在克格勃联络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清洗。150万党员遭到审讯，比“布拉格之春”期间还要严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开除出党或“自愿”退党。在大学中、大众传媒工作者及其他自由职业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那些同“布拉格之春”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如作协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都被关闭或是改组成其他政治上更保险的机构。尽管如此，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月，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法搞到的情报为数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国的基本情形，这个国家正逐渐陷入混乱的深渊。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工人，有时羞于将自己谈论地主和全国形势问题的大字报公诸于众任人评说。因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常常把纸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边盯着白纸，有人围上来后，他们就语无伦次讲起地方大事来。但大多数大字报都涉及了全国性重大问题。1967年底开始出现攻击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年他被投进监狱，之后先后有22000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刘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劳动突击手的会议上祝贺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来此人被挂牌游街示众。百般凌辱，直到发疯。




还出现了鼓动人们活活烧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的原则，红卫兵把刘少奇的一个儿子扔到了火车轮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2号人物，被迫下乡劳动，但他活了下来。在物理系念书的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被从北京大学二楼窗口扔了下来，造成他的下肢瘫痪。




莫斯科总部最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恰克将军1976-1981年在北京是间谍头目。他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文革”期间克格勃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情报比外交部要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总部收到了大量有关混乱和武斗的情报，这些来自克格勃情报机构和无法接近党内高级官员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使总部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总局预言说，毛泽东的学说会发展成“侵略性的亚洲独裁统治”，并企图收回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划归沙俄的大片领士。




1969年3月8日，发生在中亚和珍宝岛的边境磨擦证明克格勃的预言是正确的，预示着中苏间更大的冲突。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而且这个国家有足以摧毁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过，核战争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将从地球上消失。1969年9月，中国在新疆搞了两次核材验，莫斯科通过卫星得知中国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卫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同克格勃有联系的记者维克托·路易（他便是维塔利·叶夫根尼·路易），在一些为西方报刊写的文章中暗示，苏联正在研究是否在中国拥有核导弹威胁苏联以前，对它进行核打击以示警告。与此同时克格勃的间谍机关也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散布这类传闻。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即便是克格勃负责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当时也不敢肯定，这是恐吓中国人的“积极行动”的一部分，还是要警告西方，苏联总参谋部正在郑重其事地研究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说，这些措施的确是第一总局A处的一次“积极行动”。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摆脱“文革”的混乱，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中国恢复了为解决边境冲突的会谈。但这种压力最终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苏联实施该打击似乎成为中国同美国开始秘密会谈的原因之一。谈判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宣告结束。




70年代初，总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就像过去美国一样。最后决定，克格勃对中国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对手”。而“主要对手”仍是美国。由于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为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之得到了补偿。苏联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东。战后英法势力的瓦解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而美国由于对以色列具有某些义务又无法插足。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掌权使苏联有可能充当阿拉伯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了。纳赛尔36岁便成为埃及土著居民的代表人物，享有这一地位的人从公元前525年波斯人推翻末代法老以后就掌握着这个国家。纳赛尔写道：“小时候，每次有飞机飞过头顶，我就喊：‘万能的主啊’，降祸给英国人吧。”没有一个现代阿拉伯领导人能同纳赛尔的高涨的民族感和阿拉伯民众对他的好感相媲美。




60年代，纳赛尔注定要成为自己雄言善辩和自己设计的英雄形象的牺牲品。但是在他成为埃及领袖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塑造英雄所需的材料。1954年他上台不久就在一次集会上发生了暗杀事件，他活了下来，但站在他身旁的人中有两人丧命，其余的为了逃命从主席台跳了下去。纳赛尔却原地未动，喊道：“让他们打死纳赛尔吧。他只是万众之一，不管他是死是活革命都将继续！”1955年他宣布同苏联签订合同，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大批武器，这使西方为之震惊。这个协议严格保密，甚至埃及驻莫斯科大使都毫无所知，只是两国领导人的大笔一挥，便结束了西方对中东武器输出的垄断局面。




1956年7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曾一度租让给设在巴黎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并被阿拉伯人视为西方对他们进行剥削的鲜明例证。当年11月，英国和法国勾结以色列用武力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的企图破产后，纳赛尔成为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的英雄（只有正统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不承认他）。1958年，纳赛尔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周 的旅行访问，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苏联全体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在一年一度的红场五一游行中他是列宁陵墓观礼台上的贵宾。回国后，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讲话说，苏联是个“友好的国家，毫不谋求自己的私利”，它对阿拉伯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纳赛尔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严重的磨擦出现在纳赛尔开始迫害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人、并指责伊拉克的共产党之后。克格勃确切地知道，在纳赛尔公开批评1959年苏联奉行的政策之后，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了来自美国的援助。但无论如何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和总部都确信，中东已经形成某种力量平衡，这对同“主要对手”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同意这种观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三国都持反美态度。1962年本·贝拉在阿尔及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并吸收了几名共产党员进人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饱受耻辱之后，赫鲁晓夫决心在对中东施加影响的斗争中一定要占美国的上风。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便是苏联采取与第三世界反帝的（尽管在思想上并未完全一致）民族主义分子结盟、代替原来只依靠共产党的新政策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思想上是倾向共产党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学家们创造出诸如“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这样的术语来表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向往的正是这种过渡时期。1961年纳赛尔决定将大部分埃及工业国有化，这成了他奉行“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可靠证据。60年代苏联在亚非领导人中对纳赛尔寄予的希望最大。1953——1971年期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43％给了埃及。1965年埃及共产党宣布解散，党员们申请加入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克格勃对苏联同纳赛尔结盟热情支持的表现之一，是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他左右的亲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萨米·谢拉夫。此人大腹便便，两撇小胡子向下耷拉，和他的代号“阿萨德”（狮子）很不相称。1959年他被任命为总统直属情报局局长，实际上成了埃及侦察部门的领导人和纳赛尔的贴身顾问之一。谢拉夫的接线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后来成了克格勃在开罗的间谍头目。从1970-1974年的5年间，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成绩使他在总部平步青云，终于当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谢拉夫负责检验埃及高级官员是否可靠，他可以听到任何他个人和克格勃组织感兴趣的电话内容。除此以外他还在其他方面为克格勃效力，如派埃及情报人员到莫斯科学习，为包括招募间谍提供机会等。纳赛尔对他的一些部长的亲苏态度非常清楚，尤其是对阿里·萨布里。此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总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和副总统。但好像他把谢拉夫看得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会竭尽所能在不损害埃及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苏联最大的援助。基尔皮琴科一再地刺激谢拉夫的虚荣心，他经常对后者说，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认为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纳赛尔死后一年，谢拉夫终于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并极尽感激友好之辞：“我非常感谢勃列日涅夫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会见我，毫无疑问，这是您特殊加惠于我。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将不断发展下去，今后的岁月以及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将成为埃苏两国、两党、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谊最可信的证明。我深信，在埃苏友好关系史上萨米，谢拉夫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纳赛尔的儿子。”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纳赛尔不乏公开的溢美之辞，但60年代中期，他作为阿拉伯世界不可战胜的英雄的威名被过分拔高后，也导起了总部内外对他的嘲笑。1964年纳赛尔和他的总参谋长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一苏联最高奖是首次授予外国人，后来这成为主席团会议上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的罪状之一。这次授奖还引起了一系列在总部广为流传的笑话。尽管有关纳赛尔的顺口溜众所周知，但60年代总部还是相信，甚至是过分地相信苏联在中东的形响在扩大。“力量平衡”似乎形成得很缓慢，但确实是在朝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君主政体受到来自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压力。克里姆林宫、总部和高层军事官员普遍认为，依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埃及武装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了。可想而知，在叙利亚和约旦的支持下，埃及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对这种现点。1967年4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访问埃及后报告说，埃及和叙利亚需要苏联更广泛的援助，以便更有效地同从色列对抗。但没人重视他的报告。1967年春，当埃及同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时，谢拉夫提供给纳赛尔的情报，仍然在附和总部“力量平衡”的乐观评价。




1967年6月5日（星期一），开罗时间早晨8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并持续了6天。战争的结局实际在最初的3个小时内就已确定，以色列的突袭使340架埃及战斗机中的286架毁于一旦，在紧跟其后的西奈半岛战斗中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空中掩护。直至6月5日下午4时，纳赛尔的将军们都不敢告诉他，他的空军已全军覆没。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马上声明，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和英国飞机的支持。西奈半岛作战初期埃及拥有同以色列数量相等的坦克，在有生力量方面埃及人甚至占有优势。4天的战斗使埃及人损失了700辆坦克，死亡和被俘的士兵达到1740人。纳赛尔提出辞职，但几百万埃及人的大游行说服他留在了总统位子上，对他们来说纳赛尔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




埃及及其盟国叙利亚在军事上的失利，经过以色列的大肆渲染，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普遍认为阿拉伯人畏战。埃及战俘身穿短裤，以尚未损坏的苏联坦克为背景或以其他沮丧的姿态被拍照。克里姆林宫公开站出来支持阿拉伯人，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后来不得不后悔这一行动）。但在非公开场合。阿拉伯军队的不善作战也受到了尖刻的批评。大批苏联军械被以色列人缴获引起了苏联的愤怒。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理论仍然存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指出，莫斯科总部的很多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赞赏以色列人所取得的胜利并且承认，在英勇善战方面阿拉伯人永远不能同以色列人媲美。




埃及在6天战争中的失败迫使克里姆林宫做出唯一的选择：要么减少开支，要么重建阿拉伯武装力量。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苏军总参谋部部长马特维·扎哈罗夫元帅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一同前往埃及督阵，为整编和重新装备埃及军队提出建议。在埃及的苏联顾问逐渐超过了20000人。纳赛尔极想恢复昔日阿拉伯民族英雄的荣光，为了换取苏联的援助，他准备做出比6天战争以前更大的让步。而在埃及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建立军事基地已经成了莫斯科的政治目的之一。在埃及的一些港口——亚历山大港、塞得港、马特鲁港和塞卢姆港，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以及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亚丁港，苏联建立了一批物资技术保障基地。1970年，应纳赛尔的要求为巩固埃及的防空系统建立了一些苏联空军基地，装备有“萨姆一3”导弹的地对空火力系统和配有苏联机组人员的飞机。




鲍利斯·博恰罗夫是第一总局的阿拉伯学家，在开罗协助间谍们工作。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他已调到政治侦察部门工作；似便控制“埃及政府机关中一名非常重要的间谍，此人更喜欢讲阿拉伯语”。1966－1970年谢尔盖·米哈伊尔·戈卢别夫在开罗任间谍头目，在他领导下招募间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得到迅速提升。在总部经常可以听到有关“埃及苏维埃共和国”的玩笑，克格勃对埃及国家机构的渗透在此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苏联投到埃及的大量资金因为没有可靠的基础而并未使埃及强大起来，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埃及反而加深了苏、埃两国人民之间的分歧。苏联人和埃及人很少有结成夫妇的，这似乎可以是一个例证。要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受教育的5万阿拉伯人有近一半同美国公民结婚。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苏联顾问与阿拉伯女子结成百年之好。




1970年9月纳赛尔突然去世，苏联的强大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将近20年过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还一再讲道：“如果他（纳赛尔）再活上几年，这一地区的局势就会大不一样。”苏联总理阿烈克谢·柯西金曾对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说：“我们从未对纳赛尔隐瞒过什么，他对我们也没什么秘密。”柯西金一清二楚，前半句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后半句由于有谢拉夫等人还算确切。上任总统的第一天，萨达特就同谢拉夫在办公室里大吵一通。后来萨达特回忆说，“他给我带来一大包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这是某些被监视的人的电话记录。’‘对不起，我不想读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是谁给你的权利窃听这些人的电话？把这些纸收走。’我说着一下子把这包纸扔到了地上”。




但终于萨达特有时也兴趣十足地去看待这些“胡说八道”，他曾向谢拉夫承认过这一点。1971年5月11日，一名年轻的警官未经谢拉夫的批准将一盘录音磁带送到萨达特那里（萨达特肯定自己并不认识这名警官），录音带上有证据说明阿里·萨布里，即克格勃确定的纳赛尔接班人，和其他一些亲苏官员“策划阴谋，企图推翻萨达特和国家政体”。5月16日萨达特命令逮捕了谢拉夫、萨布里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亲苏集团的领导人。




这件事过去仅仅11天，萨达特就和波德戈尔内在开罗签署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后来萨达特承认，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领导人压惊”。他试图使苏联领导层相信，他不打算改变埃及的对外政策，此次只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机场同波德戈尔内告别时他请波德戈尔内向政治局传达：“请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实际上在此之前，莫斯科对萨达特的信任已经严重动摇了。萨布里集团被捕后，克格勃的几名间谍也都同自己的接线人失去了联系。




纳赛尔死后，总部对阿拉伯国家的最大希望就是在苏丹发生共产党政变。克格勃认为苏丹共产党是中东最忠诚最乖巧的党。1971年7月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苏丹军官企图发动政变，但被萨达特支持下的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被绞死的阴谋策划者中有共产党总书记阿布杜勒·马哈古卜和列宁和平奖金获得者艾哈迈德·阿里一谢赫。与此同时莫斯科总部也得知，驻中东的苏联外交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萨哈罗夫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约定的暗号警告下，他及时地隐蔽了起来。他出卖给美国人的秘密中包括证明谢拉夫是克格勃间谍的证据。1971年底，苏联党内和克格勃总部已经经常把萨达特说成是叛徒，因为当时已经得知萨达特的情报长官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和中央情报局有染。1972年，萨达特把苏联顾问从埃及赶了出去。在短短7天内共有21000名顾问飞离埃及。然而莫斯科暂时还不打算同萨达特翻脸，害怕这样做会失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中东阵地。勃列日涅夫得出结论，苏联除了对埃及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外别无选择，甚至萨达特公开转向美国也是如此。




还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莫斯科给印度共产党的指示就常被设在德里的刑事调查司的特务截获。 1947年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任内阁总理（1947－1964年），直到1964年的17年间穆利克一直负责特务工作，他说，截至50年代初，“从莫斯科来的指示一直强调利用印度共产党的力量推翻‘反动’的尼赫鲁政府”。1951年初穆利克把最后一份莫斯科给印共的指示交给了尼赫鲁。尼赫鲁“放声大笑说道，看样子莫斯科不晓得我们的侦察部门干得很出色”。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第三世界兴起不结盟运动，从中赫鲁晓夫发现了一名同西方斗争的潜在同盟者。同纳赛尔和铁托（赫鲁晓夫同他们已部分和解）一起，尼赫鲁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1955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作了一次凯旋式的访问，它标志着苏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为了在亚洲同苏联取得平衡，美国把赌注压在了巴基斯坦身上，这使印度彻底转向苏联。在60年代，苏、印两国携手反对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莫斯科非常赞赏印度在联合国中对它的支持，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大表决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苏联集团而不是西方。1956年英法联军入侵埃及时尼赫鲁表示，他“从未遇到过如此触目惊心、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但与此同时他却在联合国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由联合国监督在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时，投了反对票。尽管尼赫鲁了解斯大林主义，他仍认为，“苏联革命使人类社会有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它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是不可能被扑灭的”。




在有克格勃参与的出版物中，尼赫鲁被描绘成一个“政治天才”，他“从未在危险面前怯步”，他的“政策及人道主义和道德准则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因而具有了世界性”。“新闻”出版局是苏联“积极行动”的工具，并负责为克格勃在国外的众多间谍打掩护。1989年该组织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仍有尼赫鲁幼稚的观点，他认为在苏联，“少数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满解决”，这是苏联“民族政策”成绩的证据。




1964年尼赫鲁去世，赫鲁晓夫下台。几年后克里姆林宫在对待印、巴方面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希望以此促使巴基斯坦同华盛顿和北京分手。莫斯科的一名政治家曾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个点火就着的地区偏向印度。在这种偏袒印度的南亚政策的狂热支持者中，有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和它在德里的间谍头目拉多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下任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罗欣。克格勃对印度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党制民主国家里侦察工作有充分的可能，而且印度用英文出版的刊物数量众多。




60年代初，莫斯科总部的假情报高级专家伊万·阿加扬茨主持D处的工作。根据同该处的协议。波格丹诺夫帮助寻找能被广泛运用于“积极行动”的印度报纸，他最终还真找到了一家。这家报纸同许多别的报纸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利用。尤里·莫金就曾在1967年竞选前和竞选中把假资料鱼目混珠塞进印度报刊（莫金曾任“五杰”的上司）。为了抵毁反共的孟买竞选者帕秀尔。莫金散布了一封假信件。信中说，孟买的英国总领事弥尔顿曾写信告诉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我认为策略地停止同巴基斯坦的私情，哪怕仅在竞选期间节制我们的胃口，将使我们顺利达到目的。说实话，我们的援助已经不少了，该适可而止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孟买已经开始传说，他已经从我们这儿得到50万卢比用于竞选。”




莫金还公开了一封英国最高专员“约翰弗里曼爵士”的电报，电报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美国人为右翼政党及政治家的竞选基金划拨了大量资金。而真正的最高专员弗里曼先生此时骑士爵位还未得到。莫金设法为自己的假情报销赃灭迹，大概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在1967年4月突然离开印度，而他在那里只呆了9个月。




60年代末，叶罗欣任间谍头目时，他搞的一次有效的“积极行动”是散布以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的戈尔东·戈尔德斯坦名义执笔的假信件，里面提到在越南和泰国有美国的细菌武器。最初这封信发表在孟买的《自由新闻报》上，然后1968年3月7日的《时报》又提及此信。而莫斯科电台把此事用于对亚洲的节目广播，证明美国在越南制造流行病。印度的《闪电》周刊登载了一篇基于这一假消息的文章，题为《美国将认可细菌战和原子弹》。后来查明，在此之前一年戈尔德斯坦曾投寄过一些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请柬，他的签名和公文纸被人拍了下来。自从朝鲜战争时“细菌战”的行动将一些西方学者引入歧途以后，“美国的细菌武器”这一题目就不止一次被用于苏联的“积极行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印度的隐蔽组织中的主要人物是印共党员罗梅什·昌德拉，二战前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就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好感。1966年昌德拉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二战后代替明岑贝格“无罪者俱乐部”的苏联最大的隐蔽组织。开始时世界和平理事会设在巴黎，1951年由于有类似“第五纵队”的行为而被驱逐；1954年迁往维也纳，1957年又由于从事“有损奥地利国家利益”的活动而被取缔。其实此后世界和平理事会又以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在维也纳活动，直到1968年9 月在赫尔辛基建立了总部。昌德拉使世界和平理事会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打起了交道，从而使该组织更有力量。1971年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关于60年代的总结报告，他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不管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都可以感到北约的魔爪……帝国主义的力量，特别是北约的剥削对全世界几亿人的贫困和饥饿负有责任。”




世界和平理事会表示，该组织是靠它的会员组织交纳会费维持的。确实，在各国都有“保卫和平委员会”。但它如此充足的奖金实际上都来自苏联，70年代末苏联每年为它提供5000万美元，这是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忠实地遵循着由苏共中央国际部制定的方针。后来它在联合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独立运动。而实际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行动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昌德拉经常表示，来自苏联的对和平的威胁是不存在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固的和平以及与不同体制国家的和平共处。苏联的军事政策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完全是防御性的”。




其他一些组织的行动一般也都追随世界和平理事会。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公开行动和克格勃的“积极行动”都首先集中于越南战争。莫斯科总部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美国的参战正好可以大大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毯式轰炸和近50万美国兵的参战不仅使世界舆论开始谴责美国，同时也分化了美国人民。昌德拉和和平理事会想尽办法促成这两种转化，1967——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年会上，反对美国的意见趋向一致。1969年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有关“孤立和长期谴责美国政府官员”的决议；有关给“逃避兵役、从军队中开小差的境外美国人提供帮助并在其军队内部开展宣传工作” 的决议；“扩大对美国产品的抵制，如武器、汽油，并抵制为越南战争供应武器、提供服务的美国公司（加泛美航空公司）以及支持战争的非美国公司。”




第一总局“积极行动”分队在动员国际社会舆论反对越南战争方面功绩显著，为了肯定其成绩。把它由处级晋升为A机构。但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总部对“积极行动”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尽管克格勃在第三世界散布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谣言，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但没有一条苏联的假消息在影响世界舆论方面能够赶上美国记者通过电视屏幕向全世界播放的镜头，里面有被团体汽油烧焦的婴儿和各种战争惨象。引发约翰逊总统放弃1968年再次参加竞选的，并非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反越战行动，而是因为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中有人说，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性质和美国参战规模上欺骗了国会。




1962年来自中国的威胁终于使勃列日涅夫把同印度建立特殊关系作为南亚政策的基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7－1977年，1980－1984年任总理）已经准备签订苏印条约，但因为她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同认为条约会破坏印度“不结盟国家”名声的反对党抗衡。但在1971年大选以优势取胜后，英迪拉·甘地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印度外交部常任秘书卡乌尔证实，“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几次绝秘密谈之一。双方知道此事的都不超过6个人，其中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大众传播媒界对此一无所知”。在8月的签字仪式上荡罗米柯指出：“这一条约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苏联得到了不结盟运动领头国家的支持，两国马上发表联合公报，呼吁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印度此时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外交支持，以及为不久就要发生的“印巴”战争提供武器。




在9月为期4天的战争中，尽管有美、中两国的支持，巴基斯坦还是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东巴基斯坦取得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而巴基斯坦成了只有5500万人口的国家，已不可能对印度造成严重威胁。苏联外交官在联合国欢呼：“这是历史上首次美、中两国同时失败。”




莫斯科总部认为，印苏的关系之所以越走越近，克格勃劳苦功高。




60年代在德里任间谍头目的德米特里·叶罗欣于1970年回国，成为克格勃最年轻的少将。作为奖励，克格勃在德里的间谍机构升了一格。叶罗欣的继任者是雅科夫·普罗科菲耶夫·梅佳尼克，他还非副手。梅佳尼克领导着另外3个克格勃间谍局，它们分设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苏联领事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了解的情况，这3个机构都直接同莫斯科用密码联系，他们力图从莫斯科而不是德里得到日常工作指令。




1971年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印度成为苏联集团以外驻有克格勒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大约300名苏联驻印度的“外交和业务人员”之中，有150人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克格勃在印度行动规模之大是因为这个国家在苏联外交中占有优先地位，而且这里开展工作的条件十分有利。戈尔季耶夫斯基提出，克格勃有意在任何一个像印度一样无法限制克格勃间谍机关规模的国家扩大活动。




无论是英迪拉·甘地还是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都没有减少苏联外交人员和商务代表人员的数量，这样就给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打了一把无边的“保护伞”。




除此以外，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印度并不拒绝那些已被不友好的政府驱逐出境的苏联情报人员呆在印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印度的同事曾对他夸口说，在印度想受贿的记者和政客要多少有多少。西·尼哈·辛格曾先后作过《政治家报》和《印度快报》的编辑，他说，可以说印度的社会精英们正用苏联人的钱尽情享受。一些政治机构的代表认为，”苏联人的钱，特别是竞选时用于政党或个别活动家的开支的那些钱，把美国及其他反共赞助者的钱挤了出去”。




1974年英迪拉·甘地发表一系列讲话，指责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给印度造成了经常性的威胁。美国驻德里的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亨命令进行特别调查，结果查明两起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邦大选中向共产党的对手提供资金支持的事件。一件发生在喀拉拉邦，另一件在西孟加拉邦。莫伊尼亨后来回忆说：“两次的钱都转给了提出要钱的国大党，其中一次是给了甘地女士本人，她那时还是一名党内官员。因为我们后来不再给她钱了，很自然她对我们把钱给了谁很感兴趣。这种做法不能纵容。”




尽管从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活动规模来说，克格勃在印度远远超过其他外国情报机构，但它也不是唯一受到印度国家安全机关优待的机构。1985年德里由间谍行为引起一场丑闻，其中牵扯到法国人、波兰人、东德人和苏联人。法国人认为印度人用最严厉的措施针对他们，是为了把丑闻对苏联集团造成的不利后果降低到最小。




克格勃的任务并不是对印度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的政策一直对苏联非常有利。苏联是想利用印度作为行动基地，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开战。70年代以前德里已成为克格勃在海外“积极行动”的最大基地。间谍头目梅佳尼克和他的下任都有一名“专门负责积极行动的助手”，一般都是上校或中校军衔。随着科技间谍的发展，印度的作用变得更大，它为接近那些无法接触到的西方技术提供了渠道。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70年代中期，有一次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非常恼火，因为苏联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技侦人员以系统都搞不到西方某种设备的一个零件。他大骂：“如果这样我必须通过印度的渠道了，它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纳赛尔死后，在第三世界除了印度以外，古巴也是苏联的“家产”。1963年卡斯特罗首次访苏，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而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相互指责似乎被淡忘了。他的随行翻译是尼古拉·列昂诺夫。列昂诺夫是第一总局的一颗新星，当时35岁，比卡斯特罗小三岁。50年代中他在墨西哥的间谍机关工作，是第一个发现卡斯特罗领袖天才的克格勃官员。列昂诺夫中断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旅行，陪同卡斯特罗做了一次对卡斯特罗来说从未有过的凯旋式的访问，周游了苏联，从列宁格勒直到西伯利亚，在整整40天时间里，这位游击战争的超凡领导人身着保护色的作训服在工厂、俱乐部面对情绪高涨的人群讲话，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五一”游行。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获得了列宁勋章和“红星”奖章。国事访问结束后，列昂诺夫在总部吹牛说，他和卡斯特罗已经成了永远的朋友。卡斯特罗访问后。第一批古巴情报机构（古巴对外情报部门）的人员被派到苏联总部进修。在哈瓦那同卡斯特罗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亚历山大·希托夫，曾任克格勃驻外机构间谍头目，当时已成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肯定地说、卡斯特罗同加勒比海危机时一样，仍然把苏联大使馆当成自己的家。希托夫和切·格瓦拉一起负责选拔和培养拉美间谍。




尽管卡斯特罗和列昂诺夫、希托夫关系甚好，莫斯科却认为他是一个看不透的、难以对付的同盟者。卡斯特罗是从马埃斯特游山游击队基地直接进入哈瓦那，夺取了政权。他以此为骄傲，并声明；是他自己的武装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路，将使拉丁美洲的各共产党取得政权。1966年他宣扬一种反叛的思想，认为取得通向民族独立和对帝国主义胜利的钥匙，不能在莫斯科而应在哈瓦那寻找。同年召开的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巴代表团竟然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在帮助北越方面做得太少。当时卡斯特罗声称，由于他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了斗争，古巴正以比苏联还快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




6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的实际战果，如保健、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彻底肃清匪徒，很快被一些导致效益低下的经济政策的不着边际的空话所代替，被越来越多的限制不同政见的规定所代替（卡斯特罗也承认，1965年古巴有20000 名政治犯）。尽管政治犯问题，很少打扰克里姆林宫，但莫斯科一直快快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挥霍掉，他们的钱大部分都被用于非常荒唐的项目上。但是凭自己穿军装的大胡子大卫的形象以及被美帝国主义堵在戈利阿福姆岛上的经历，卡斯特罗比身着大西装的勃列日涅夫更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激进年轻人的敬仰、中央情报局在塑造卡斯特罗英雄形象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白宫最初的鼓励下，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系列不可思议而最后也并未实现的暗杀活动。1967年，切·格瓦拉在波利维亚同游击队一起作战，被捕后被绞死。他英勇的死更使卡斯特罗的名字家喻户晓了、卡斯特罗的形象也立即被印在背心上而享誉全球。




1968年，古巴举行了对由35人组成的“亲苏小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指责这些人对党的政策进行反动的地下宣传和犯有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罪行，他们被判长期监禁，这使苏古关系达到了危机的边缘。在古巴外交部任总顾问的克格勃工作人员鲁道夫·彼得罗维奇·什利亚普尼科夫好像参与了“小集团” 的阴谋， 于1967年被调回莫斯科。他曾断言：“使古巴成为新的匈牙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内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他认为，古巴现在的安全机关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毒素”污染，无力镇压暴动。总部把一部分责任推到希托夫身上，他使自己的朋友卡斯特罗失去了控制。莫斯科指责他“古巴化”了，他本人也于1968年因病被召回。代替他的是一名更加冷酷的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索尔达托夫，此前不久他是驻英国大使。同卡斯特罗另外一名来自克格勃的朋友列昂诺夫不同，希托夫没能挽救自己的仕途，而列昂诺夫后来成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0年希托夫退休，后又在马达加斯加做了6年大使。希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日，他自己认为这是吉兆，将帮他同“主要对手”斗争。后来果然如此，他的这个儿子成为第一总局拉美事务专家。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听说他是在80年代中期，他当时在拉巴斯任克格勃间谍头，他用的还是他父亲的代号“阿列克谢耶夫”。




当古巴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和在弟弟劳尔的预先警告之后，卡斯特罗的“犯上行为”停止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曾对“小集团”的领导人讲，只要巴库的石油供货迟到3个星期，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1968年初，苏联用缩减对古巴的石油出口来压卡斯特罗，当时就有一些古巴糖厂停了产。8月卡斯特罗准备妥协。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两天内，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和古巴的同情者在哈瓦那高举“俄国佬，滚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标语游行。8月23日晚，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和电视发表讲话，他警告说：“他们要讲的话将与很多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走向反革命的边，走向资本主义，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同‘美国情报界’、‘西德及所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乌合之众’有着密切联系”。卡斯特罗接下来进一步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有权利用某种方式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当其他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边时，卡斯特罗支持苏联的侵略行为恢复了莫斯科对他的信任。由于卡斯特罗的一片忠心，苏联以拯救古巴经济作为交换条件。1969年底古巴对苏联的债务高达40亿美元。




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苏古在情报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1970年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清除了克格勃认为有反苏情绪的人。在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努埃尔·平埃罗·洛萨多办公室隔壁，住进了一个以维克托·谢苗诺夫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组。由克格勃提供资金，对外情报机构迅速扩大了行动规模。1971年驻伦敦的古巴使馆外交官中10个人中有7个是该机构的人。同年9月大批苏联情报人员被驱逐出英国，于是古巴和其他苏联集团的外交官就承担起莫斯科总部情报网的补缺工作。然而在伦敦，克格勃同古巴对外情报机构的人并没有直接联系。谢苗诺夫坚持使他们的活动同时受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协调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平埃罗对克格勃日益插手对外情报机构的行动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满。1974年他调出对外情报机构“美洲”局，此局是为组织帮助拉美解放运动而建立的。




平埃罗在对外情报机构的职务由更听话、更亲苏的霍赛·门德斯·科明切斯接替。古巴革命在本国内迅速陈腐退化。秋天，大胡子卡斯特罗甚至反对留长发，他认为长发是道德沦丧的标志，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散漫怠工，紧接着他下令为那些违反禁令者强行剃头。此后社会道德被进一步形式化，小姑娘穿迷你裙，就被视为是“有伤风化”，要强行送到乡下的劳改营。此时，国外的革命正呈蓬勃发展之势。1970年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卡斯特罗也总算有了一个拉美同盟者。阿连德亲自决定允许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把智利作为向拉美革命运动供应武器和培养游击队员的基地。革命领袖们用该机构为他们提供的假护照、假文件纷纷投奔到圣地亚哥的古巴使馆。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多，古巴对外情报机构认为他们应该靠抢劫银行、扣押人质收取赎金的方法自己搞资金。




同卡斯特罗一样，阿连德的世界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的倒行逆施。1973年，阿连德在军事哗变中被推翻并丢掉了性命。而在此前的3年中中央情报局按照白宫的指示，为颠覆他的统治花了800万美元。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它好像预先知道此事，因此把政变的罪过加在中央情报局头上并不奇怪。阿连德并没给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智利经济出现危机，克格勃对它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也是这样。正当古巴人得到一批又一批贷款时，阿连德却无人理睬，给他的只是象征性援助和列宁和平奖金。1973年9月，军事政变中阿连德悲惨地死去（迄今为止不知道是谋杀还是自杀）后，在莫斯科对他的名声大加鼓噪与渲染，这位倒台政府的首脑被看作是为反帝斗争而牺牲的。这样，组织破坏活动。暗杀进步领导人的恶名更是非中央情报局莫属了。在总部的某些帮助下阿连德的英名在第三世界大概能保持到本世纪末。




7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开始谋求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1972年5月，他乘自己的“伊尔一62”专机飞离哈瓦那，开始了他为期两个月、对跨越两大洲的10余个国家的访问，这是他访问苏联8年后的首次出访。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四次会议上卡斯特罗非常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地表示支持苏联的政策，有些话甚至连任何一名苏联代表都说不出口。阿尔及利亚坚持同东、西方保持等距的原则，支持传统的不结盟政策，遵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一资一社）的理论。而卡斯特罗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结盟国家自然而然又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怎么能给苏联贴上帝国主义标签呢？难道它参加了跨国公司？难道它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工厂、矿山或石油资源？难道有哪个亚、非、拉的工人受到了苏联资本家的剥削？

……只有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最紧密的联合才能使我们战胜目前仍很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新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力，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和公正而斗争。”




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没有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而西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却没有逃脱这一厄运，他们在大会上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古巴不仅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且在70年代苏联情报和军事行动中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情报和军事机构的渗透总的说要比对西方国家成功。只有联邦德国是一个例外，两个德国的同时存在，特别是东德以马尔库斯·沃尔夫为首的情报总局，给克格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功条件。




西德海军少将格尔曼·吕特克是北约后勤部副部长，由于职务之便，他知道几千枚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他曾利用“米诺克斯”像机拍下了北约的绝密文件，照片被发现后于1968年10月8日自杀。他的朋友、联邦情报局副局长少将赫斯特·文特兰德也在当天自杀身亡。按官方的说法，文特兰德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的。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后来说，文特兰德为捷克安全部门效力。此后的几周中又有几个人自杀，其中包括约加恩·亨克，他是波恩国防部征兵局局长；还有经济部高级官员甘即申克。同时还有几名以前从东德跑过来从事科技间谍工作的知名学者和物理学家纷纷逃回东部。留下来的卡耳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加罗尔德·戈特弗里德被捕，从他那里发现了800页秘密文件。




与此同时，马尔库斯·沃尔夫想出来的“女秘书攻势”仍在变本加厉地实施。1967年波恩外交部秘书莱奥诺雷·休得尔扬被指控通过自己的丈夫汉茨向克格勃提供了3500份秘密文件。当她得知丈夫原来就是克格勃，只是为了收买她才同他结婚时，在牢房中自杀了。因替东德情报部门工作而被指控的女秘书中还有科学部的伊雷妮·舒尔茨（1970年）。克格勃向政治机关的渗透层次要高得多，不只一个德国社民党的官员同克格勃的人会过面。这些克格勃分子以外交工作为“幌子”说服他们尽自己所能缓和对东方的政策。情报总局在联邦德国最重要的间谍是亨特·吉尔奥姆，1970－1974年他是勃兰特总统的私人助手。吉尔奥姆能够控制马尔库斯·沃尔夫，通过他莫斯科总部对波恩东方政策的制定及波恩同美国的关系了如指掌，正是他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北约和西德安全机构的情报。




至于在“主要对手”美国及其主要盟友英国，克格勃没能招募到像柳特克、文特兰德和吉尔奥姆那样身处高位的间谍。在这些国家里克格勃只收买了一些能够接近重要文件的中、低层官员。70年代莫斯科总部在英国的情报活动既简单又富有实效。连续四任间谍头目——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里契夫（1962一1964年）、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4－1966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京（1966一1967年）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1967—1971年）——在任职期间使得间谍机关不断扩大。1960－1970年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在伦敦的人数从50人增加到120人，超过了设在美国（联合国未计算在内）或驻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间谍机构的人数。与此同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在英国的情报机关也迅速发展起来。如此众多的情报人员充斥英国，使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以致无力把所有人员都置于有效的监视之下。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1964年接到任命去伦敦时被告知，“英国情报机关目前人力物力奇缺，在那里甩掉尾巴相对容易些”。1967年沃罗宁成为间谍头目，苏联在英间谍机构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温，收买了伦敦车辆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西里奥什·侯赛因·阿布杜卡德尔，他知道军情五处
和刑侦厅特务部门所有车的牌号。有几次军情五处非常狡猾的监视都失败了，因为苏联间谍毫不费力地认出了那些车是用于侦察行动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伦敦被招募的间谍中绝大多数在科技侦察领域工作，特别是在军事领域。间谍机关70年代这方面的主要专家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京，1967年他成为第一总局新设立的T局的创立者之一，该局负责科技侦察，并利用国外间谍局X系统的工作人员。1968年初至1971年，X系统在伦敦的负责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为人严厉，是在社交界不受欢迎的工程师，他的英语带加拿大口音，对西方语音系统不能适应。除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编制内间谍外，T局和情报总局还利用那些以商务代表身份被派出国的人。除此以外他们还任用在英国学习的苏联大学生。T局的秘史中还提到了60年代在一系列工业和国防技术领域内取得的卓越成绩，其中包括电子技术的最新样品、计算机、有机合成的化学纤维产品和航空航天技术。




军情五处对付科技情报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人力物力缺乏，同时也由于诉讼程序带来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又不便大肆宣扬。如果情报人员没有公开认罪或在交接材料时被当场抓获，通常无法判被告有罪。这些麻烦在1963年对朱津贝·马尔特利进行诉讼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位30岁的物理学家在受审前的一年里，在卡尔海姆原子动力局试验室工作，他因一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证据而被逮捕，并当场发现了他同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及其他克格勃人员会面时的记录，藏在精致烟盒中还未用完的一次性密码本，甚至还有拍摄文件用的设备。但是拥有间谍用具并不能说明他有罪，况且马尔特利不可能公开接近秘密材料，尽管同他交往的人能够接触到。马尔特利承认他同卡尔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声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恶作剧，打乱企图讹诈他的苏联间谍的全部计划。法庭最后宣布马尔特利无罪。




1965年还有一起科技间谍案也以被告无罪释放而告终。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温特顿“柯达”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作人员，他的同事杰弗里·科努埃尔似乎也被他收买了。他们俩均被指控，将防静电薄膜的技术和其他制造胶卷的技术流程细节卖给了东德情报总局。因为案件没有涉及任何政府秘密，他们只是被判有贪污罪。但后来新的证人让波尔·苏佩尔博士在法庭上确认他本人同罗伯茨打过交道，让一波尔·苏佩尔是化学技师和双料（三料？ ） 间谍，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总局、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比利时情报机构工作，经过认真仔细的审讯，罗伯茨的谎言终被彻底揭穿。




可以说军情五处负责调查的科技间谍案，大多数都很难搜集到必要的证据而无法诉诸法庭。通常叛逃者提供的情况总被置之不理，无论在法庭外他们的言辞多么可信，但在法庭上只被看作是旁证。在T局的秘史中间谍很少被直书其名，但从中仍可得出结论；最后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简直是凤毛城角。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共有三起案件最后被告被判有罪。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时，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作的案，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安全系统的漏洞。1965年，航空部52岁的设计师弗兰克·博萨尔德被判21年徒刑，因为他把可控导弹的设计秘密卖给了情报总局。他说自己是在4 年前被一名自称戈尔东的人策反的。他俩是在伦敦的一家叫“红狮子”的啤酒馆里相识的，俩人都酷爱古钱币。初次见面几天后戈尔东给了博萨尔德200英镑，很可能是此前几个月博萨尔德曾毛遂自荐的缘故。他很少同接线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格拉兹科夫见面。每两个月他把摄有秘密文件的胶卷放在10个“信箱”的一个之中并取回数额不等的报酬，有一次拿到了2000英镑现金。至于用哪一个“信箱”，是通过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莫斯科广播电台英文节目播放的歌曲序号决定的，在这些歌曲中有《马刀舞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在紧急情况下播放《纤夫曲》，这表示行动暂停。博萨尔德被捕后对他进行了调查，查明他曾有前科，但当时没有追查到底。1934年他曾被判6个月劳动改造，原因是他用假票据大量收购钟表，然后拿到当铺再卖掉。




1968年BBC电台的高级技师杜格拉斯·布里特同博萨尔德一样也被判21年监禁。被捕前的6年中他利用设在塞浦路斯和林肯希尔的BBC秘密联络站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送给了克格勃。他是在1963年被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间谍收买。尤里在肯辛顿的科学博物馆中走近布里特，唤着他的工作呼号“高尔夫——三——狐步——利马”，并告诉他自己是他的同行无线电爱好者。两个月以后布里特接到任命去了塞浦路斯，并开始向当地的接线人发送情报。当他试图中断联系时，接线人就把他取钱时的照片给他看，胁迫他继续干下去。1966年，布里特被调到BBC设在林肯希尔的季格比基地工作。在那里他同克格勃新上司亚里山大·伊万诺维奇·邦达连科联系。1968年布里特被指控后，安全问题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表明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实，还是在塞浦路斯时就有过一次对他的审理，当时他在警备队的店铺里借债；他的妻子则告他同酒吧舞女有私情。回到BBC季格比基地以后他的经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银行拒付他在士兵俱乐部和当地汽车修理厂开的支票，因为他的账号上已空空如也。安全问题委员会认为，布里特是个“不错的演员和地道的说谎者。如果这种人决定背叛，安全部门很难揭穿他”。




1972年海军少尉戴维·宾格姆也被判21年徒刑。被捕前他两次为情报总局拍摄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秘密文件。他在金钱方面的主要问题来自他妻子，有一段时间由于债台高筑，妻子于1969年把孩子放到孤儿院自己离家出走。1970年她竟然走访了苏联大使馆。此后宾格姆也被库兹明策反，并告诉他，付给他的600英镑中有一部分是给他妻子用的。按指示宾格姆买了照相机和曝光计，在吉尔德福德教堂同上司见过面后，他接到了特殊指示，同时他还被告知如何利用吉尔德福德地区的邮政信箱，如何翻拍文件。1972年由于来自克格勃和债主双方的长期压力，他向自己的长官坦白了一切。




在伦敦如同在其他国家的首都一样，克格勃得到了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帮助。在苏联扼杀“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开始逃往西方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对克格勃的协助是最为有效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最重要的科技间谍是尼古拉斯·普拉格尔，他父亲是布拉格英国使馆的一名小雇员，1948年父子两人同时成为英国公民。第二年普拉格尔满21岁，他撒谎说一直生长在英国并加人了BBC电台。1956年他自荐是出色的雷达技师从而能够接触到秘密军事文件。1959年普拉格尔决定回布拉格。按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叛逃者约瑟夫·弗罗利克的话说，捷安全部门早就在等着普拉格尔。捷克安全部门抓住他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和贪财的特点招募他为间谍，代号为“马尔科尼”。1961年普拉格尔搞到了英国用于核攻击的“V”级战略轰炸机上的雷达干扰系统的全部技术资料。




总部称这是捷安全部门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此后10年中普拉格尔在“英国电气师”公司工作，他把一些秘密军事订货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捷安全部门。1971年叛逃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和弗兰季什克·奥古斯特的告发使普拉格尔被判12年徒刑。他本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仅追究了他10年的罪行。




克格勃认为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最大价值就是同政治家和工会人士打交道，因为这些人不像鄙视俄国人那样看待捷克人，而且他们还同情1938年慕尼黑阴谋中被西方出卖的捷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建议自己的人在策反英国议员时应把自己伪装成是久经沙场的外交家，不断抱怨伦敦和布拉格之间的不信任，然后好像很偶然地说：“我怀疑，布拉格最高当局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同英国人的冷战早该结束了。如果在这儿找到个什么人，能够说服我们的人民该多好啊。甚至可以用书面形式说明英国人真诚地希望能同二战时的好盟友改善关系。”




每个用这种方法被说服并写了有关改善英捷关系报告的议员都为此得到了酬金，并附言“难道我们能让您白辛苦吗？”。如果收买的战略奏效，报告接二连三地寄来，就说明这位议员已经进人圈套了。60年代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控制着3名间谍，其中最积极的是威尔·欧文，他是工党代表，1954年当选后不久便被扬·帕茨利克（即诺瓦克）招募。扬·帕茨利克是捷安全部门的人，以使馆二秘身份活动。尽管欧文在捷安全部门的正式代号是“利”，但在间谍机构中大家都知道他的绰号是“日莫特”。约瑟夫·费罗利克60年代中期在伦敦间谍机构工作，看到过欧文的工作成果。他说：“利只对每月从我们这儿得到的500英镑感兴趣……他不顾危险总是要求能让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公费旅游，这样他可以为自己省下一笔钱。他甚至每次到大使馆总要捎上满满几兜香烟才走。”




50年代欧文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同接线人见面，他每天清早都在这里迢狗。虽然他只是一名“后座议员”（即普通议员），但他能够出入下院军事预算委员会。弗罗利克说。他提供了有关英国部署在莱茵河地区的部队和英国参加北约的珍贵材料。弗罗利克和另一名了解“利案件”的捷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奥古斯特叛逃后，欧文败露。1970年4月调查了欧文的银行账目，发现他有一大笔从未上过税的财产，于是他被迫辞职。在伦敦老贝利街中央刑事法院的诉讼中，并没能证明欧文出卖过秘密材料。因为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都不是他的接线人，他们的证词只能做为旁证，不起作用。在法庭宣布欧文无罪之后，欧文向军情五处交代了一切，条件是五处保证不再对他立案。议员兼律师利奥·阿布斯听了他的坦白之后写道：“毫无疑问，欧文从心底嘲讽了自己的祖国。”




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工作的工党议员中职位最高的是约翰·斯托温豪斯，他曾历任航空部议会秘书、殖民部副议会秘书、机械部部长、邮政部部长，在1964-1970年威尔逊政府中又任邮电和远距离通讯部部长。50年代斯托温家斯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捷安全部门曾将他诱入“爱情陷陕”并以此进行讹诈。弗罗利克说，他也拿了捷安全部门的钱，“虽然他不是内阁成员，但能帮助我们了解到英国的军事及情报活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斯托温豪斯和捷安全部门的关系不是偶然的。1970年威尔逊政府倒台前几个月，有关部门当着首相的面向他陈述了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的证词，但斯托温豪斯矢口否认了这一切。由于军情五处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叛逃人员的证词，案件就此罢手。




但是，这场风波之后斯托温豪斯的所作所为同他自己完全无辜的声明并不相符。1974年他在商务上遇到了严重问题，在导演了一幕自杀的假戏之后，他同情妇一起跑到了澳大利亚。 被缉拿回英国以后，他因偷窃和伪造行为受到18项指控，被判7年监禁。从监狱出来后，他出版了一部间谍小说。小说中提到欧洲委员会的一名名叫拉尔夫·埃德莫德·斯的高级官员， 被东德情报机关迷人的洛特小姐诱人圈套（拉尔夫的接线人后来告诉他：“她是我们最棒的一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总是恰到好处”）。拉尔夫在洛特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她简直让他“销魂”。在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之后，拉尔夫已经渐人梦乡，“突然，他在天花板一面硕大的椭圆形镜子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像”。后来那些通过镜子拍下的照片交给他作为那一夜的纪念，于是他同意合作。尽管斯托温豪斯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尚值得怀疑，但这个讲述拉尔夫如何落人陷谈的故事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同捷安全部门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英国下院中有一名代号“鳄鱼”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他的案件时至今日仍然扑朔迷离，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鳄鱼”是汤姆·德赖贝格，任议员28年，后来成为工党的贵族院议员（上院议员）；他还曾长期担任国家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又出任工党主席。此人颇具魁力，是天才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优柔寡断的牺牲品。他还有一种情不自禁地在公共厕所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欲望。他死于1976年。1956年，德赖贝格到莫斯科去同老朋友加伊·别尔杰斯聚会（他为别尔杰斯写了一本不真实的传记，其中驳斥了别尔杰斯是间谍的说法），这时克格勃找到他，他也同意提供工党领导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有关工党党务的情报。后来他对军情五处说，克格勃把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作提箱”中的一个给了他。他把装有情报的“工作提箱”交给自己的苏联上司，换回另一只塞满钞票的箱子。德赖贝格同时还承认为捷克人搞情报。“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似乎在军情五局说过类似的话。据弗罗利克讲，克格勃禁止捷安全部门同德赖贝格联系，认为他是“自己的人”。一切迹象表明，军情五处也把他用作双料间谍。最终连德赖贝格本人大概也糊涂了，他到底给谁干。




70年代英国下院中第4名捷克斯洛伐克间谍是一个代号为 “古斯塔夫” 的人（他的个人情况不详）。弗罗利克证明，这名间谍是50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塔博尔斯基招募的，他是为了钱才干这一行的。“古斯塔夫不是‘利’那样的要人，但在工党还是在野党的时候，他就能搞到工党内政外交的有价值的情报，威尔逊上台以后，他还提供过军事情报”。




毫不奇怪，很多描写间谍的作者都把巴尼特·斯特罗斯爵士当成“古斯塔夫”（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他是议会中苏格兰工党集团的成员，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但他早已不能以诽谤罪指控任何人，因为他已于1967年去世。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都认为可以像收买工党议员那样收买保守党，但似乎毫无希望，因为这些人在竞选候选人时总是失利。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制定了一份绝妙的计划：在布拉格为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特设下圈套，然后毁坏他的名誉并招募他为间谍。（预想利用他对管风琴的爱好邀请他到布拉格的一个教堂演奏）但果然不出所料，计划破产了，希特没有接受邀请。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是个具有罕见天才的克格勃政治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60年代初他收买了某议员的私人秘书。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后来他又试图收买保守党的记者佩列格林·沃尔斯特·霍伦和很有前途的保守党年轻议员尼科拉斯·斯科特，但未获成功。1965年他终因策反加密员未遂而被驱逐出境。




60年代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英国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后来被3起叛逃事件所破坏。1969年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叛逃到西方，此前他们都曾在伦敦工作，他们似乎出卖了不少捷安全部门间谍。 而给克格勃带来更大损失的是1971年9月从苏联在伦敦间谍机构出逃的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利亚林是格斗好手、神枪手和跳伞运动员。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叛逃以后，老十三处（专门从事暗杀）声名狼藉，所以1969年成立第一总局B处取而代之（而B处比它的前身更为专业化），利亚林就在该处工作。他的任务包括制定特别计划，在战争爆发或出现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时对他国的公共场所、交通、通讯目标进行破坏活动。




1971年春，即利亚林逃往西方的前几个月，他被军情五处收买，从而出卖了在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搞破坏的计划。他透露，B处在各国首都的人员都受命盯住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并监视他们的调动情况，一旦出现危机就把他们除掉。他们还要在当地居民中招募间谍，以便协助他们工作、支持B处的间谍活动。准备在伦敦进行的破坏活动中有在伦敦地铁中纵火，炸毁法伊林格杰尔的核打击预报站，摧毁地面上的“V”型轰炸机并进攻其他军事目标。而利亚林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查明更重要的目标，在战争爆发时可以把它夷为平地。B处的一些计划就像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一样不可思议。利亚林曾经说起其中一个：苏联间谍装扮成仆役、邮差的样子在政府机关的走廊里放上一些装有毒药的无色玻璃瓶，每个踩上的人都会中毒身亡。




利亚林叛逃英国之后，英国政府很少提及有关细节。但总检察长曾对下院说过，已经对利亚林提出起诉，原因是“他在英国境内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备谋杀一些被苏联认为是敌人的大人物”。利亚林叛逃后，莫斯科总部经历了一场危机。苏共政治局不得不下令解散B处，并从国外间谍机关召回该处工作人员。




利亚林叛逃后军情五处说服希特政府下令驱逐大批苏联情报人员。90名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人被驱逐出境，还有15名回苏联休假人员接到通知，禁止他们返回英国。这样，被驱逐的总人数达到105人，莫斯科总部着实为此感到窘迫不已。大驱逐标志着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使是在80年代中期，“驱逐前”的一代间谍在英国组织的行动，还被当作年轻情报人员无可挑剔的典范在第一总局的学术中心——安德罗波夫学院经常提及。学院3 门主课的教员都曾于1971年以前在伦敦事业有成。尤里·莫金讲授如何主动搜集情报（他过去是“五杰”的上司）；伊万·希什金讲的是对外反间谍行动（1966－1970年他在伦敦主持反间谍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被认为是克格勃内英国情报工作的头号专家）；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讲授科技侦察（1941—1946年他在伦敦专事这方面的工作）。1971年克格勃活动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尽头。驻伦敦的间谍机构受到“大驱逐”的打击后再没有恢复元气。虽然大众传播媒介经常散布一些广为流传的无稽之谈，发表一些苏联间谍“大曝光”的消息。可事实与此相反，在后来的14年中，克格勃在伦敦比在任何西方国家首都更难搞到高层情报了。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人数锐减，情报人员也处于更加严密的监视之下。大驱逐期间，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沃罗宁正在苏联度假，他没有被禁止返回英国。自从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为已被查明的间谍签证之后（这个措施行之有效），总部就不能让原定的人接替沃罗宁了。最后接任的是年轻的反间谍人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拉泽布内，他曾在商务代表处任安全官员，设法逃过了被驱逐的噩运。在任间谍头目的14个月期间，拉泽布内试图保住了自己的“保护伞”。他抛下自己在商务代表处的办公室，每天都到大使馆去处理情报业务。作为间谍头目他干得并不出色、所以1972年底，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卢卡舍维奇（即布卡舍夫）将他取而代之。此人战后在拉脱维亚曾组织过一系列相当成功的行动迷惑了对手，因而也赢得了名声。卢卡舍维奇不如他的前任那样有天才，他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没受过多少教育、政治眼光短浅的外省民警。但莫斯科感到满意，因为卢卡舍维奇在任间谍头目期间，再没有发生间谍被驱逐的事情。可最终还是由于他未能使克格勃在英国重整旗鼓而被调回国内，他的余生是在拉脱维亚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度过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向电子侦察机构渗透都是最重要。的行动。令人惊奇的巧合是，克格勃两名最重要的间谍几乎同时被招募（相隔仅仅几天时间），而他们又都是自愿效劳的。1968年1月初，军士杰弗里·阿尔图尔·普赖姆圣诞节之后返回英国BBC电台在哈托夫（西伯林）的电子侦察基地。在通过柏林的苏联检查路口时，他交给苏联军官一张字条，上面请求苏联情报机关代表同他联系。几天以后美国大西洋地区潜艇部队参谋部的值班联络官约翰·安东尼·沃克从诺福克（弗吉尼亚州）的基地来到华盛顿，把车停在市中心以后就钻进了电话亭。在电话簿上他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的地址，然后他叫了辆出租车，在大使馆旁边的街区下了车。沃克说他想同“大使馆负责安全事务的人谈谈”，他随身带来了KL－47型密码机的解密装置。




尽管普赖姆和沃克在克格勃的情报网中所起作用相同，但两人却毫无共同之处。普赖姆身心不健全，这不仅表现在性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交住中。上中学时他经常旷课，在BBC电台他离群独居。由于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1962年他开始打一些内容淫秽的电话。1969年他第一次结婚并很快破裂。他开始给小姑娘打电话对他们进行猥亵。渐渐地普赖姆开始把所有个人问题。事业上的失意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他醉心于宣传工具塑造的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形象，他是通过《苏维埃周刊》报和苏联及东欧国家电台的节目了解到这一切的。1982年被捕后他确信，自己为克格勒。工作“部分是由于深层的心理问题造成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过高估计”。




普赖姆在柏林检查站留的便条没有到达第一总局，而转给了相对慎重的第三总局的代表们。虽然第三总局主要负责苏军内部的安全问题和监视工作，但它有时也能招募一些在德国服役的西方军人（一般是中下级军官）。第三总局收买普赖姆是想与更有威望的第一总局竞争一下。在便条中普赖姆请求情报人员同他在利亚布尼茨地铁站的餐馆见面，但他在自己汽车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用磁铁吸住的纸条，上面指定的接头地点是东柏林的腓特烈地铁站。




普赖姆同自己的接线人见过很多次面，但他只知道他们是“伊戈尔”和“瓦利姬”，他被询问有关他个人和哈托夫与电子侦察有关的工作。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才来工作的，但每次他还是能得到30－40英镑。8月份他在BBC服役期满。经过与克格勃“上司”商议，他到切尔特南政府联络总部工作，在那里他负责整理截获的俄国资料。在投入工作前，普赖姆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克格勃办事处呆了一周，学习使用发报机、加密技术。微型点状发报和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相机的技巧，还有人给他解释如何利用“邮政信箱”。每天课后他被锁在房间里过夜。在途经汉堡飞往英国之前，普赖姆有了个代号“劳伦茨”，并得到一个装有一次性密码、密写用的一大堆材料和400英镑现金的箱子（所有东西都藏在箱子夹层中）。到政府联络总部工作的前6年半，普赖姆在伦敦的材料整编小组工作，这个专门从事解密的小组设在圣丹斯塔齐山。1969年秋天他结束学业，通过语言考试以后到密码员岗位上工作。总部通过广播通知他设置在近郊的“邮政信箱”，在那里他发现了莫斯科总部的祝贺信和400英镑。在政府联络总部，普赖姆仍不大讨人喜欢，人们认为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但由于两个原因他没有引起怀疑。首先，由于工作特点和需要经常只任用少量秘密专业人员，所以在联络总部怪诞异常的人总是不少。另外，人们认为他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因为婚姻不幸和心中气忿不满造成的；眼看着那些更有能力的语言学家都得到了升迁，他抱怨说，这仅仅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而已。




同与世隔绝的普赖姆不同，沃克总是晚会上社交的中心。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酒吧里他总爱喊：“跑堂的！来杯威士忌，祝贺我被称作约翰·沃克！”实际上他很早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少年时代他就到海军服役，他弃学是为了逃避对四次溜门撬锁的惩罚。几次生意之后他负债累累，想强迫妻子卖淫以摆脱发发可危的经济窘况。沃克甚至要全家人都参与为克格勃工作，他认为女儿怀孕会影响间谍活动就试图说服她打胎。尽管沃克的相貌不能给人信任感，但他却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亲朋好友、情妇、同事和上司。在1972年他的长官为他写的评语中说：“沃克非常奉公守法，为自己在海军工作感到骄傲，无条件的烙守海军工作原则的传统。他责任心极强、为人正派、颇富幽默感。他待人友善，和朋友们相处和睦”




这首“颂歌”写成时，沃克已经为克格勃干了4年。他拜访华盛顿的苏联使馆时展示自己设置的样品，并声称他可以畅通无阻接近加密机和解密装置，为此他要求每星期1000美元的酬金。他得到了2000－3000美元的预支款（具体数目他不记得了）并商定几星期后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然后，沃克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帽子，被塞进小汽车后座上。他低垂着头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俄国人坐在他的两旁。小车把他送出使馆后门，他上了公共汽车。2月份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时沃克交出了几张解密卡，为此他又得到了5000美元，这在当时对克格勃来说是个庞大的数目。此外他还被明确告知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使馆的人对他说，为了他的安全，直接见面只在万不得已时才采用，联系将通过“邮政信箱”进行。他得到具体指示、地图、邮政信箱所在地的照片和微型“米诺克斯”相机。沃克觉得在大西洋地区潜艇指挥联络中心用“米诺克斯”拍一些秘密情报和密码材料是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了。后来他调侃地说：“连百货商场里的安全工作都比海军要好得多。”被他污辱欺凌的妻子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间谍。1976年他俩离婚前，她曾两次试图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但每次都因缺乏勇气而挂上了话筒。后来她只能在酒精中寻找安慰。




60年代末，在华盛顿负责打入美情报机关工作的反间谍系统由奥列格·卡卢金领导。由于他为克格勃培养了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沃克，使他在第一总局飞黄腾达，1974年他成为局里最年轻的将军。




莫斯科总部的一些领导认为，以前英美在电子侦察领域里的间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因是对他们不够爱惜。比如，196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杰克·丹拉普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联邦调查局在英国BBC的间谍杜格拉斯·布里特，在伦敦准备同自己的监控人接头时，被军情五处一次很平常的跟踪查获。与此相比，克格勃与沃克的合作则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展的。




普赖姆和沃克的同时被招募，导致了克格勃电子侦察机构大改组。改组前电子侦察一直由八局控制，八局还同时负责密码和克格勃联络的安全保障工作。1961年在尼拉古·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的领导下组建了新十六局，专门负责电子侦察。1973年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克接替了安德烈耶夫。新十六局的工作同第一总局十六处的工作紧密相关，该处从这时起全权负责第一总局中刺探外国电码密码及向电于侦察机关渗透的工作，十六局驻国外间谍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只从事单一的工作。而且完全独立于间谍机关采取的其他行动。甚至在第一总局内部也要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尤尔琴科1975一1980年在华盛顿的间谍机关任安全官员，他甚至不知道还存在一个约翰·沃克——间谍机关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十六局还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定，禁止同间谍在其工作国接头。十六局最中意的见面地点是维也纳、赫尔辛基和德里，这三个首都均在苏联集团之外，而且克格勃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虽然沃克已改由第一总局十六局的人领导，但三局仍然操纵着普赖姆，他们拒绝将自己的“明星”转让给竞争对手。他们让普赖姆在芬兰和奥地利中选择一个作为同监控人会面的地点。”也许由于普赖姆懂德语，他选择了奥地利。不能排除，他还于1970年度假时在以色列，1971年在罗马，1972年在塞浦路斯见过自己的监控人。他和克格勃的主要联络方式是通过“邮政信箱”和莫斯科电台。沃克和第一总局十六局的联系更为谨慎诡秘。从1968年2月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的那次接头以后。他再没同克格勃直接接触过，直至1977年才同自己在十六局的监控人在卡萨布兰卡见面。因为在前一年沃克离开海军并开始监控自己的“下手间谍”——他的同事杰里·阿尔弗雷德·威图奥尔特。沃克的监控人同他说定每年在印度或奥地利见两次面。沃克选择了维也纳。尽管他对十六局的建议从未怠慢过，但那边还是不断劝他多加小心，“如果有危险，最好别动手”。克格勃把同间谍的合作说成是有共同理想作基础的，这未必能使沃克感兴趣，但大概对普赖姆有一定意义。这个共同理想出奇地简单：双方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两人被告知，“我们只渴望和平，而帝国主义者希望战争”。




虽然三局同普赖姆的工作进行得不像沃克和十六局之间那样天衣无缝，但安全性和保密性也一直很高。普赖姆在伦敦电码整编小组工作7年半（1968.9－1976.3），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一年半（1976.3—1977.9），这期间他从未受过怀疑。离开政府联络总部以后他干过出租车司机、 酒贩子， 与克格勃失去联系有3年之久。但1980年克格勃同他恢复了联系并说服他在维也纳同监控人见面，在那里他交出了15卷以上的胶卷（后来他得知大多数显像很差）、一些照片和录音带，这些是他离开政府联络总部后保存下来的。监控人没有指责他离开联络总部，也没指责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只是力劝他重返联络总部（当然，这毫无结果）。离开维也纳前普赖姆得到了600英镑。1981年他去了波茨坦，就他提供的那些文件回答了一些问题，作了一些解释。这一次他被建议到比孔斯菲尔德的英国军队中教授俄语，这样他就可以为克格勃未来的工作挑选一些合适的人。但建议仍毫无结果，临别他又得到了4000英镑。




1982年夏，普赖姆因对未成年少女的下流行为被捕，这时军情五处和政府联络总部才查出他的间谍行为。三局的行动完全独立于第一总局，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1971年起在莫斯科总部负责英国方面的工作，1982年6月到伦敦间谍机关，就连他也是在普赖姆被捕后才知道他的情况的。据五角大楼估计，普赖姆给英美情报联盟带来的损失有10亿美元。10年间普赖姆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包括政府联络总部的行动、编制和有关国内外的基地的情况。1976－1977年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时他可以接触到绝密文件，其中包括政府联络总部在破译苏联情报时的成败情况，还有两颗美国侦察卫星的绝密材料。




然而最重要的情报，克格勃是从两个自愿效劳的美国间谍那里得到的。1975年4月至1976年底，美国毒品商人安德鲁·李向驻墨西哥的克格勃间谍头目提供了侦察卫星系统投入使用和其他卫星系统的详细技术资料，他是从一名叫克里斯托夫·博伊斯那里得到这些的，此人是加利福尼亚州TPB公司人员。侦察卫星的研究人员。1978年初，当时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监视中心任职的威廉·凯姆佩兹来到希腊、雅典的间谍机关，带来了开始使用美国最新的侦察卫星KH—11的指令。




尽管1942—1943年继克恩克罗斯之后，在英国电子侦察系统工作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确实是普赖姆，但由李和凯姆佩兹所做的工作，有理由认为，五角大楼对普赖姆带来的达10亿美元损失的估计是言过其实的。普赖姆被捕后，第一总局开始批评三局在同间谍合作方面方法不当。三局没有像第一总局十六局同沃克那样和普赖姆保持长久的联系。那一年正赶上普赖姆可以广泛接近政府联络总部的秘密文件，而他从广播中得到的三局的指示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破译出来，与他的联系就此中断了。因此他在政府联络总部搞到的部分情报一直到了1980年才在维也纳的会面中转交给监控人。




在十六局同沃克的合作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约翰·沃克为克格勃工作了17年，直到1985年他的妻子鼓足勇气拨动电话把他的事报告给联邦调查局。在80年代初的9年中沃克控制了他手下的间谍杰里·威图奥尔特，除此以外他还试图发展自己的女儿，但是毫无结果。他不仅提供了海军各系统的情报，还有其他武装力量、政府、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十六局还要求他提供加密机每日的解密材料，以便破译各种信息。沃克间谍小组提供了大量有关密码的密钥资料，他被捕后有关损失的估计表明：他的背叛使苏联破译员破译了成千上万份美国情报。对于苏联来说破译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可以预先了解美国人的行动。1968——1973年在西贡任中央情报局驻外间谍机构头目的特奥多尔·舍克利曾说过，在越南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他们（越南人）总能预知B－52的轰炸目标。甚至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飞备战时，他们都知道将要轰炸哪些目标。很自然，这种状况削弱了轰炸的效果，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论如何搞不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尽管舍克利的批评，毫无疑问，高估了苏联和北越消息灵通的程度，但这可以使人明白，由于泄漏情报使对方了解作战计划对军事行动的心理作用是多么巨大。美国海军经常说，每当举行秘密（自认为）军事演习时，周围总有苏联舰船。一位海军将军埋怨说：“他们好像有了我们作战计划的副本。”有时莫斯科总部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在一次会面中接线人兴奋地告诉沃克，由于他对世界和平的卓越贡献他获得了苏联海军将军的军衔。“请替我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谢。”沃克回答说。




普赖姆和沃克的案件说明了克格勃活动的能力和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英、美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二战末期克格勃最重要的间谍——“五杰”，英国的怀特、希斯、李和美国的加利都是出于一种信仰而工作的。他们在事业上犹如在高空飞翔的鸟，最后都能够到达国家权力的高层。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后，克格勃在英、美那种有理想和天才的间谍已销踪灭迹。70年代在英、美的最重要的间谍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刑事犯——一个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另一个是行为下流的惯犯（当然不是重大罪行），他们两人都没有特殊的才能，在无关紧要的职位上工作，但是这些职位确实使他们能够接触英、美电子侦察的最重要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