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脸谱ktv公主:克格勃绝密档案 4

剑桥“五杰”

　　很多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的对外情报战线上的英雄们的画像至今还悬挂在雅瑟
涅沃国外情报局的记念馆里，这其中奥地利籍的犹太人阿诺德·多伊奇，或许可以
算得上是所有大特工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国外情报局的官方赞美词中这样写着：画
像中“他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坚毅的面容”立刻就能“吸引住参观者的注意力。”
直到1990年克格勃才公开承认多伊奇的特工身份。甚至在今天，他职业生涯的某些
方面仍然被莫斯科认为是不适于公开的。
　　多伊奇的学术成就也是苏联情报界历史上最卓越的。1928年7月，也就是在他进
人维也纳大学学习大学课程不到五年之后，他就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而此时他刚24岁零两个月。虽然他的论文是关于化学方面的，但是他对哲学和社会
学也有深人的研究。或许是为了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整个学生时代他在大学档
案中都称自己是个严守犹太教教规的犹太人。实际上他的宗教信仰已被他对于共产
国际的奋斗目标的强烈责任感取代了，这个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贫富
差别的世界新秩序。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神圣革命形象，蒙住了多
伊奇和他后来招募到的理想主义间谍们的双眼，他们看不到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
日益残酷的现实。离开维也纳大学后，多伊奇就开始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充当秘
密通信员，穿梭于罗马尼亚。希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间。1929年与他结为夫妻
的奥地利人，约瑟芬也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
　　在多伊奇的新世界观中，性解放和政治解放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在为共产
国际开始进行秘密工作的同时，就公开参与“性政治”运动。该运动由德国共产党
员，心理和性科学家威廉·赖希发起，为维也纳的工人提供计划生育和性启蒙方面
的讲座。在这个阶段，赖希充满信心地进行着把佛洛伊德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联系
到一起的尝试；这一阶段也正是他对人类的性行为进行的独特的研究的初级阶段，
这些研究后来还为他赢得了个“更好的性高潮的倡导者”的名声，尽管这名声有些
名不副实。赖希认为政治和性压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结合在一起为法西
斯主义起到了铺路垫石的作用。多伊奇积极支持赖希的这个理论。他在维也纳创办
了《明斯特报》，发表赖希的文章和其他与“性政治”有关的作品。维也纳警方虽
然不知道多伊奇在为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进行秘密工作，但是其反色情文学部门对
他参与“性政治”运动的情况却非常关注。
　　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多伊奇成功地扮演着公开身份是赖希弟子和秘密身份是
苏联间谍这一双重角色。1932年，他从第三国际国际联络部调人苏联克格勃的外国
科，并作为一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在莫斯科接受训练。他的化名是“斯蒂芬
·兰格”，代号斯蒂芬，（后来他还使用过“奥托”这个假名字。）法国是他任职
的第一站，在这里，他建立起了通往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边境的秘密穿越点；并为
在法国的渔船上安装战争期间供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使用的电台做好了准备。他的第
二站是英国，正是在这里，他的成就使他死后成了克格勃的不朽人物。
　　30年代中期对特工的真实身份和档案的保密规定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和精细。
1934年初，多伊奇用他的真实姓名来到伦敦，声称自己的职业是“大学讲师”，并
用他的学术成就混入了学术界。到伦敦后不久，他就从临时住所搬进了汉普斯特德
的劳恩大道的一所公寓。劳恩大道是伦敦激进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这里的楼房
后来被称为“劳恩道公寓”，是英国第一批建有外部走廊的“平台进人式”公寓
（这种建筑方式后来被无数的城镇公寓楼房所仿效），在那个时代，也是汉普斯特
德一带最亮丽的建筑。多伊奇住在7号，他的隔壁是著名犯罪小说家阿加沙·克里斯
蒂的住所，那时她正在写《东方快车谋杀案》。虽然有人假想多伊奇与克里斯蒂一
起讨论过她的这一最新作品中的构思，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会过面。
30年代中期的时候，克里斯蒂住在其他地方，很少--如果有过的话--在这幢公
寓里住。而当时多伊奇则很可能要保持一种低调。这幢楼大多数公寓房的前门从街
道上就能够看见，但多伊奇房间的正门正好被楼梯间挡住了，这就使多伊奇和来访
者能够在不被别人发现的情况下进出自己的公寓。为了使自己的学术伪装更加万无
一失，多伊奇在伦敦大学选修了一门研究生心理学课程，可能甚至还曾利用业余时
间去教过课。1935年，他的妻子完成了在莫斯科的无线电操作训练后，来伦敦与他
团聚。





　　克格勃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英国期间，多伊奇共发展了20名间谍并与另外29人
有联系。这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五位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这些间谍中最出色的，到
二战时他们已被中心称作“五人帮”。他们是：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俾、
约翰·凯恩克罗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吉姆·菲尔比。《七杰》这本非常畅销的
西方小说在1960年发行以后，布伦特他们就经常被称作“五杰”了。多伊奇成功的
关键在于，他经中心批准采取了新的招募策略，即在著名大学里年轻的激进分子掌
握权柄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培养。在给中心的信中，多伊奇曾这样写道：
　　在这些大学里，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得很广泛而且来来往往的学生的数量也
很大，这样，我们从党员中挑选个别人出来并不会引起党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会
忘记他们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经历。而且即使有时有人想起来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
那么也只会认为那是他们年轻时的一时冲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给这些人（招募对象）一个新的（非党员的）政治身份。
　　由于英国政府里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因此自然而
然地这两所大学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新兴大学，就成了多伊奇寻找发展对象的根据地。
可能只是机遇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多伊奇招募的间谍多出自剑桥而不是牛津大学这
一现象：在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就读的吉姆·菲尔比是第一个引起多伊奇注意的人。
其他“四杰”都是菲尔比被发展后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布伦特、伯吉斯和凯
恩克罗斯也是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而第四人（麦克莱恩恻来自特里尼蒂教会学校。
　　多伊奇的招募策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五杰”
都成功地打入了英国外交或情报机关。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高级情报，以至于莫斯科
有时几乎都应接不暇。
　　1933年6月，菲尔比带着“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出了剑桥的大门。
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维也纳国际工人救援组织工作。同时，他还是处于
地下状态的奥地利共产党的通信员。在维也纳期间，菲尔比与高过婚的共产党员利
茨·弗里德曼相识，并结了婚。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次短暂而热烈的风流韵事，并
有了第一次在雪地里做爱的经历（“当你习惯它之后，你会感到非常温暖”他后来
回忆说）。第一个发现菲尔比可以被发展为苏联间谍的人是利茨的朋友伊迪丝·苏
斯契茨基，或许也正是因为她，才引起了多伊奇对菲尔比的注意。伊迪丝本人也是
被多伊奇发展为间谍的，中心竟然给她起了“伊迪丝”这个极其缺乏想象力的代号。
　　1934年5月，在多伊奇到达伦敦几个星期之后，吉姆和利茨·菲尔比也回到了伦
敦。几个月前，伊迪丝·苏斯契茨基也在伦敦住了下来，并和另一个被多伊奇招募
的间谍，一位英国医生亚历克斯·图德·哈特结了婚。这对新婚夫妇的联合代号是
“箭”。1934年6月，伊迪丝·图德·哈特带着菲尔比来到伦敦的雷根特公园。坐在
公园的长凳上，菲尔比与多伊奇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据菲尔比后来为克格勃撰写的
一本回忆录称，当时多伊奇对他说：“我们需要能够打入资产阶级政府机构里面的
人。为我们打入进去吧广但是在初期阶段，多伊奇并没有告诉菲尔比，他即将开始
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生涯。相反，他使他相信自己是参加了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
斯主义的地下斗争。多伊奇告诉他，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与共产党断绝一切看得
见的联系，并争取博得英国亲德分子和亲法西俾分子的信任。菲尔比自与多伊奇见
面后，立刻有了他的第一个代号，这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SOHNCHEN和俄语的
SYNOK。它们大致都是英语里V男孩”的意思。这种做法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
　　五十年后，菲尔比仍然记得他与一个被称为“奥托”的人的第一次约会。他说
那是“令人惊奇的”：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绝对了不起。我很快就发现了
　　这一点。而且这种感觉再也没有失去过……一见面，你
　　就会注意到他的眼睛。他注视着你，仿佛在这一刻世界
　　上没有什么比你和与你交谈更重要的事了……而且他
　　这人非常幽默。
　　在克格勃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另一位指导员能像多伊奇和剑桥“五杰”那样，
配合得如此默契了。虽然“五杰”中有四个都是以一流的成绩从剑桥毕业的，但是
多伊奇的学术成就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辉煌。而且他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同
时具备更丰富的人生经历。他那富于魁力的个性、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干未来人
类一定能从资本主义剥削和贫富分化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信仰已经浑然一体。他对
自由的解释则对剑桥“五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提倡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解
放，还包括性的解放。这五个人都坚决反对严格的性道德和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
国那套陈腐的阶级制度。伯吉斯和布伦特是同性恋者，麦克莱恩是双性恋，菲尔比
是个性生活能力很强的异性恋者。凯恩克罗斯是一个坚决的异性恋者，他后来写了
一本关于一夫多妻制历史的书，书的结尾引用了乔治·伯纳德·肖的名言：“所有
女人都更乐于分享一个出色的男士的10％，而不愿独占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凯
恩克罗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格雷厄姆·格林非常推崇这本书。“终于
有了这样一本书”，他给凯恩克罗斯写信说，“能够紧紧地吸引住所有主张一夫多
妻制的人。”
　　多伊奇作为一名控制英国间谍的特工，在近四年时间里，受三个特工的指挥，
这三个特工都使用过多个化名：伊格纳季·赖夫，代号马尔；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代号斯韦德；特奥多尔·马利，他先后使用过几个代号保尔、西奥和曼。1938年，
这三个人都成了大恐怖的牺牲品。赖夫和马利以莫虚有的罪名被枪决了。奥尔洛夫
及时逃到了北美，他以如果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追杀就对外公开他所知道的关于
苏联间谍的全部活动情况相威胁，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1993年出版的克格勃和国
外情报局合作编写的奥尔洛夫传记中，称他是招募剑桥大学里的间谍的“主谋”，
这种说法多多少少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夸张。其一，
是苏联的等级制度。在苏联的体制中，高级官僚通常都会声称其下属取得的成绩是
他们的，而且这些荣誉也会被算到他们头上。声称是奥尔洛夫这位参与30年代在英
国的间谍行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发展”了菲尔比就是这种普遍现象的典型例
证。其二，对奥尔洛夫的历史地位进行夸张，更多是出于时代的考虑。把自己视为
克格勃第一总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国外情报局，需要证据来证明西方情报机关和
安全部门的愚蠢。国外情报局可以以奥尔洛夫来嘲弄西方安全和情报机关：在三十
多年的时间里，它们居然都没有发现剑桥“五杰”最主要的招募人就生活在它们的
鼻子底下--美国。在奥尔洛夫于1973年去世前的数年中，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劝他
回国，并以一套舒适的公寓和丰厚的养老金做诱饵，这无疑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克
格勃希望把他树立成一个典型：虽然在斯大林的大恐怖时代他曾被迫逃往国外，但
和菲尔比一样，“仍然保持着对列宁革命的信仰”，并运用自己受过的高超的间谍
训练，欺骗了西方情报机构很多年。
　　实际上，奥尔洛夫在伦敦只呆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34年7月份，他在伦敦住
过十天，然后就是从1934年9月到1935年10月的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级别比他
低的多伊奇在实施情报活动前必须得到他的批准。偶尔，奥尔洛夫也会主动对多伊
奇下达一些指示。但是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中清楚地表明，制定把菲尔比和其他年
轻的剑桥精英作为发展对象的总体策略的人是多伊奇，而不是奥尔洛夫。而且，菲
尔比自己也承认，在实施这个策略的技巧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指导员能与多伊奇相
媲美。
　　菲尔比为苏联情报部门所做的第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了多伊奇与剑桥大学
里另外两个发展对象--唐纳德·麦克莱思和盖伊·伯吉斯之间的联系。1931年唐
纳德·麦克莱恩走进了剑桥特里尼蒂教会学校的大门，如果说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坚
定的共产党员，那么在一年之内他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麦克莱恩长
得英俊滞洒，而且在学术上很有天份，他的父亲曾是自由党的一位前内阁部长。麦
克莱恩＿定被多伊奇视为打入权力机关的几乎完美无缺的人选。1934年6月毕业时，
麦克莱恩在现代语言专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当时他并没有马上表现出要到英
国的政府机关里做事的愿望。他更希望能到苏联去教英语或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
位。但在那年夏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准备参加第二年
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这一转变反映出多伊奇对他的影响。两个人通过菲尔比进行的
第一次接触是在1934年的8月。多伊奇汇报说，他已经指示菲尔比与麦克莱恩见面，
与他讨论择业和对外联系等方面的问题，并要求他断绝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开始
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麦克莱恩同意了。但是当时中心不同意多伊奇直接与麦克
莱恩见面，之后的两个月中，和麦克莱恩的联系仍然由菲尔比负责。和菲尔比一样，
麦克莱恩使用的第一个代号有两个版本：德语的WAISE和俄语的SIROTA，这两个词都
是“孤儿”的意思（暗指两年前他父亲去世了。）
　　当时，还是一个特里尼蒂学院历史研究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盖伊·伯吉斯正在准
备一篇他永远也未能完成的论文。几个月以来，他一直被代表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
义发动一场地下斗争的想法搞得激动异常。从他后来成为“五杰”之一的事实来看，
他可能是受了秘密“五人帮”--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希特勒组织的启发。这听起
来有点可笑。他经常与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朋友谈论实际上并不成功的德国五人帮，
麦克莱恩很可能也是那些朋友之一。当麦克莱恩违背命令向他承认自己被要求从事
秘密工作的时候，伯吉斯急切地希望得到让他也加人的邀请。
　　1934年12月，麦克莱恩为多伊奇和伯吉斯安排了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多伊
奇对这位在剑桥名声显赫的人物已早有耳闻。伯吉俾是个精明、善于社交的人，在
谈论有关使徒、在社交上排外但酗酒成性的皮特俱乐部以及愤世疾俗的讽刺轻歌舞
剧等等高雅的文化话题时，他同样也轻车熟路。他从不隐藏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同情
和同性恋的疯好。虽然在那个时候，同性恋是非法的，但他仍然与年轻的工人阶级
男性进行“粗暴的同性恋交易”。一个比多伊奇更古板，更缺乏想象力的指导员很
可能会把无法无天的伯吉斯当成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财富。但是多伊奇却认为，正
是其无法无天的性格能够给伯吉斯的间谍工作提供良好的--如果说也有些不寻常
的话--的掩护。苏联历史上还没有过象伯吉斯这种类型的间谍。当被邀请参加共
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斗争时，伯吉斯对多伊奇说他感到“非常荣兴，并准
备为此牺牲一切”。他的代号是“小女孩”（正好与菲尔比的代号“小男孩”相对），
明显暗示出了他的同性恋倾向。
　　像对待菲尔比一样，多伊奇给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布置的最初任务就是断绝与左
派人士的联系，并在思想上与政府保持一致，以便于今后能够成功地打入政府机关。
麦克莱恩成功地使他的母亲--麦克莱思女士相信他已经“放弃”了大学时代对共
产主义的幻想。1935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当被问到他
在剑桥读书时的“共产主义观点”时，他决定“毫不掩饰地承认”：
　　“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那样的观点，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它。”
我想，他们一定喜欢我那坦诚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互点了点头、交换了一下目光然
后笑了。然后主考人说：“谢谢你，就这些了，麦克莱恩先生。”
　　1935年10月，他进人了英国皇家外交部，成为“五杰”中第一个渗透到权力机
关中的人。
　　伯吉斯则利用他那鲜明的个性特征隐瞒曾经加人过共产党组织的历史。1935年
下半年，他成为年轻的保守党右派国会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上校--也是一
个同性恋者--的私人助理。他们曾一起赴纳粹德国开展取证工作，但实际上主要
是--据伯吉斯称--和与他们观点相似的希特勒青年会的成员发生同性恋行为。
伯吉斯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同性恋者搭上了关系。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普法
依弗。此人是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厅主任。达拉第于1936年1月至1940年5月担任
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出任总理。伯吉斯曾经对他的朋友吹嘘说
“他和普法依弗以及另外两名法国内阁成员……曾一起在巴黎的一家男妓院里度过
了一晚。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又唱又跳，并不时地用皮鞭抽打绑在桌子上的一个光着
身子的男孩。”
　　1935年2月，伦敦秘密情报站出现了安全危机。当时使用“马克思·沃利施”这
个化名进行活动的赖夫被召到国内事务部接受口头审查，在审查他的官员的桌面上
摆着厚厚的标有沃利施这个名字的档案。奥尔洛夫向中心汇报说，看来英国“政府
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但还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因此决定要辞掉他。”国内事务部
指示立刻将赖夫解雇，赖夫只得服从。奥尔洛夫担心英国安全局可能也在调查多伊
奇，因此宣布，作为一项防范措施，由他来直接控制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
他们三人现在有时已经被称为“三个火枪手”了。当时奥尔洛夫把自己伪装成了一
名美国商人，在雷根特街上开了一个出售进口电冰箱的商店。他相信，那时这种伪
装还是安全的。但是在10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安全危机。他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几年
前曾经在维也纳教过他英语、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于是，奥尔洛夫连忙离开了伦
敦，而且再也没有回去，对那几个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间谍的指导工作重新由多伊
奇接管。
　　在他的指导下，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很快就成长为成熟的苏联间谍。或
许克格勃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不是在
协助共产国际与法西俾主义进行地下斗争。不过，他们也不再需要正式的通知了。
正如多伊奇给中心的报告中写的那样：“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为苏联工作。他们非
常明白这一点。我与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党员的基础上的。”换句
话说，多伊奇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他所控制的下级间谍，而是把他们当作在共同的事
业中为了同一理想在他的指导下一道工作的同志来对待。后来，其他没有多伊奇这
样灵活的指导员都非常不高兴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把自己当作苏联情报机构
的官员，而不是间谍。1963年，菲尔比逃到莫斯科之后，他惊奇地发现，和其他外
国间谍一样，他没有军官头衔，而且苏联永远也不会授予他军衔。于是，他用各种
办法误导西方记者，让他们认为他是克格勃的上校，甚或是将军。在1968年出版的
回忆录中，菲尔比再一次谎称自己“是一位任职已有三十余年的苏联情报机构的军
官。”
　　1935年的安全危机之后，多伊奇和秘密情报站采取了更多的防范措施，以避开
英国安全局和其他特殊部门的监视。通常情况下，在准备与一个间谍见面之前--
地点通常都在伦敦--多伊奇总是先让人开车送他到城外，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汽车
是否被跟踪。在确认没有尾巴之后，他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到伦敦，而且中途要
换好几次车。在旅途中，他把拍摄了秘密文件的胶卷藏在梳子，旅行必需品和家庭
用品里。给中心的报告通常是用隐写墨水书写，寄到哥本哈根的一个地址，再从那
里转寄到莫斯科。
　　虽然克格勃和国外情报局在90年代初期公开了一些关于“三个火枪手”的饶有
趣味的材料，但是它们从来不会提到诺曼·约翰（“詹姆斯”）·克卢格曼这个人。
他是多伊奇在1936年发展的一名间谍。克卢格曼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诗人约翰·康
福德是剑桥大学里两个最卓越的共产党活动家。当时被人们称作“詹姆斯和约翰”。
虽然1937年刚满二十一岁的康福德就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但克卢格曼仍坚持斗
争，并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部长、政治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和党
的官方历史家。还在霍尔特的格雷舍姆学校读书时，克卢格曼就加人了共产党。他
与唐纳德·麦克莱恩同龄，而且是朋友。克卢格曼在特里尼蒂学院获得了一项现代
语言学专业的公开竞争的奖学金，而麦克莱恩在邻近的特里尼蒂教会学校也获得了
一项奖学金，虽然该奖学金在名气上稍逊一点。两人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和麦
克莱恩一样，安东尼·布伦特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克卢格曼的
影响。布伦特发现克卢格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他“以丰富的技巧
和充沛的精力管理着党的组织……总是由他来决定（共产党员）应该对剑桥大学里
的那个组织或团体进行渗透。”克卢格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英国的资本主
义制度已行将就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革命就要来临了，”他后来回
忆说。“如果有人说，革命在三十年内不会在英国爆发，我会笑掉大牙。”
　　由于他是英国最活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此克卢格曼不可能像“五杰”
那样使人信服地脱离共产党组织并打入“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但是，多伊奇发
现可让克卢格曼扮演另一种角色：做一个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招募对象的人；
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说服学生党员参加党的地下斗争，而不是其他一般的斗争。
在多伊奇发展克卢格曼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征得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英国
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是绝对不可能反对的。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领
导人一样，他认为无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对苏联无条件的支持都是国
际共产主义的利益所在。得到了他的同意后，多伊奇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了间谍，代
号是梅尔。由于牵扯到英国共产党，所以直到1998年，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都拒绝承
认曾经把克卢格曼发展成为间谍。克格勃保守最严密的一个秘密就是它希望--一
直到80年代仍是如此--西方国家“兄弟党派”的领导人在发展间谍和为特工编造
“身份档案”方面提供协助。
　　1936年春，中心任命另一名大特工特奥多尔·马利（代号“曼”）为伦敦秘密
情报站站长。和多伊奇一样，他后来也成了苏联情报战线上一位不朽的英雄人物，
他的画像也悬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马利是匈牙利人，一战前，他在天主教会
里做神职工作，1914年自愿加人了军队。1916年，作为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少尉在
俄罗斯前线作战时被俘；他在一系列战俘营里一直呆到一战结束。马利后来曾对他
的一个间谍这样说：
　　我见过所有最恐怖的景象，冻僵了四肢的年轻士
　　兵们在战壕里慢慢死去……我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于
　　是当革命爆发时，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我与过去彻底
　　绝裂了……我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一直坚持这
　　个信仰。
　　马利最初被派遣到伦敦是在1936年1月。当时他被派来指导在英国外交部从事密
码工作的金上尉（原来由皮克负责）。他对金佯称自己是一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
兰银行的经理；金以为正是这家银行出钱购买他提供的秘密文件。4月份，马利被任
命为秘密情报站站长，从此以后开始与多伊奇一起指导在剑桥大学里发展的那些间
谍。和多伊奇一样，他的同情。动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太平盛世的坚定信念给这几
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多伊奇和马利完成了对“五杰”的发展工作。在这一年年初，
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制作人的伯吉斯安排了多伊奇与安东尼·布伦特--一位法国语
言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和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研究员--第一次会面。虽然“第四人”
这个绰号是媒体的发明，而不是克格勃为布伦特所起的假名，但是他不仅是五个人
当中第四个被发展的，而且四十年后，也是这五个人中第四个被公开曝光的。直到
战争爆发时，布伦特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还仅限于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经多伊
奇同意，他的第一个发展对象是特里尼蒂学院里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大学生，美国共
产党员迈克尔·斯特雷特（代号奈杰尔）。第一次与多伊奇见面不久后，布伦特就
把斯特雷特邀请到自己在特里尼蒂的优雅的住处。斯特雷特刚刚得到他的亲密朋友
约翰·康福德两个星期前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勇牺牲的信息，仍然显得有些惊魂未定。
布伦特告诉他，“我们的朋友”非常关心他的将来。“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应该
做的事情。”“什么朋友？”斯特雷特不解地问。“国际，共产国际的朋友”，布
伦特回答说。“朋友们”已经做出决定，斯特雷特的责任是断绝与党组织一切公开
的联系，毕业后（也就是当年晚些时候）在美国纽约华尔街找一份工作，然后负责
为共产国际提供内幕消息。斯特雷特没有同意。康福德为共产国际献出了生命，
“难道你忘了吗？”布伦特对斯特雷特说。几天后，斯特雷特终于答应了。“在一
周之内，”他后来写道，“我从喧嚣、拥挤的剑桥一下子坠人了一个充满了影子和
回音的世界。”他毕业之后在伦敦与多伊奇见过一次面，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
而且当时他还错把多伊奇当成了俄国人。见面的时候，多伊奇向他要一件能证明个
人身份的东西。他给了他一张照片。多伊奇把照片撕成两半，并把其中一半交还给
了他。多伊奇告诉他，另一半将由在纽约与他接头的人还给他。
　　“五杰”中最后一个被发展的，也是后来最后一个被公开的“第五人”是一个
精明的苏格兰人--约翰·凯恩克罗斯。1934年，年仅21岁的他带着一份现代语言
学奖学金走进了特里尼蒂的大门。此前，他已经在格拉斯哥大学里学习过两年，并
拿到了索邦神学院的学历证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导致《特里尼蒂杂志》给他
起了个绰号“血十字”；该刊还因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赋宣称‘凯恩克罗斯每两个
星期就能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安东尼·布伦特就是教授他法国文学的老师之一，
但凯恩克罗斯后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共产主义。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而且比第二名的分数高出了100分
（虽然他在面试中的表现没有这么好人
　　布伦特开始从事寻找间谍发展对象的工作后不久，1937年初，多伊奇就把与凯
恩克罗斯联系的任务交给了伯吉俾，这与1934年菲尔比第一次开展发展间谍工作时
发展麦克莱恩的情况非常相似。随后，发展凯恩克罗斯的实际工作又交给了詹姆斯
·克卢格曼。4月9日，马利通知中心，凯恩克罗斯的发展工作已正式完成，他的代
号是莫里埃。如果凯恩克罗斯知道自己的代号，那么他一定会觉得它透明度太高，
但同时又会觉得选得非常合适，因为这是他最欣赏的法国作家的名字。后来，他还
发表过两篇用法语撰写的关于这个作家的学术研究文章。不久后，莫里埃这个代号
被李斯特代替了，但是克格勃档案里并没有记载代号更迭的原因。5月份，克卢格曼
安排了凯恩克罗斯与多伊奇的第一次见面。根据凯恩克罗斯的回忆--这些回忆他
自己也承认不太可靠--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一个晚上，地点在雷根特公园：
　　突然，树后面闪出一个个子矮小而结实的身影，大约四十岁左右。克卢格曼给
我介绍这个人是奥托。随后，克卢格曼就消失了……
　　多伊奇向莫斯科汇报说，凯恩克罗俾“非常高兴我们与他建立了联系，而且准
备立刻就开始替我们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俾能够接触到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会也就能通过他们接触到--外交部文件中包括被凯恩克罗斯称为“关于西班牙内
战进展情况的十分有价值的情报”。但是，除了少数几次，很难说清中心提交给俾
大林的情报--很可能是以经过编辑的摘录形式--中，哪些情报是麦克莱恩和凯
恩克罗俾提供的。有一份这样的文件看来是给斯大林留下了特殊印象，那就是1937
年11月希特勒与英国议会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三个月后接替艾登成为外交大臣）
的会谈记录。哈利法克斯刚到希特勒建在山上的巢穴--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鹰
巢”时，还出了个大洋相：当贵族气派十足的哈利法克斯走出汽车的时候，把希特
勒当成了男仆，还差点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交给他。幸好德国的一位部长在他耳边
轻声说：“元首！元首户’中心把这次会晤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哈利法克斯
与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中提炼出来的部分内容，迎合了斯大林对英国政策极端不信任
的态度。中心的报告强调，英国把纳粹德国视为“西方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而且会对德国向东扩展的行动持赞同的观点。虽然哈利法克斯对于希特勒的判断非
常幼稚--他认为希特勒“非常真诚”--但是他记录的他对于德国在防止共产主
义向西方扩散方面的作用的评论，却比中心的记录准确得多。他对希特勒说：
　　虽然英国对纳粹体制中的许多东西非常不满（例如，对待教会的态度；对待犹
太人的态度（或许这个问题没有前一个问题那么严重）；以及对待企业工会的态度），
但是我并没有对他给德国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并没有对他把共产主义拒于他的国
家之外的贡献--当然这是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的--以及（像他自己所感觉的那
样）阻止共产主义向西方扩散方面作出的贡献视而不见。
　　哈利法克斯并没有任何表示支持德国侵略东欧的话。他的目的--虽然不切实
际--是希望通过在殖民地方面做出让步，把希特勒变成“欧洲的一个良民”，争
取说服他把他对欧洲的野心限制在能够用和平方式实现的范围之内。但哈利法克斯
也明确地表示，英国准备对凡尔赛和约做出和平的修改：
　　我说过，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做出的安排已经导
　　致了问题的出现，例如但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
　　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对于这些问
　　题，没有必要在今天还考虑维持现状，但是我们一定要
　　避免那种可能引起麻烦的解决办法。如果主要有关国
　　家对这些问题能抱着良好的愿望，在自愿基础上做出
　　合理安排，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反对。
　　这些讲话对希特勒而言简直就是美妙的音乐--并不是因为他对和平修改凡尔
赛和约有多大的兴趣，而是从哈利法克斯企图安抚希特勒的软弱态度中，希特勒看
出，一旦他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将没有勇气与之对抗。斯大林则从哈利法克斯的话
里面发现了更险恶的用意--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他认为，英国已经刻意为纳
粹东进打开了绿灯。于是他命令中心设法弄到英国精心策划的让希特勒进攻苏联的
阴谋的证据。麦克莱恩和凯恩克罗斯提供的英国外交部关于英国设法取悦希特勒的
文件正好被中心用来交差。
　　虽然吉姆·菲尔比最终成了“五杰”中最重要的间谍，但是他在事业上的起飞
却比其他四个人都慢。他本来打算在民政部门里找份工作，可他的大学导师和他家
里的一个朋友都警告他说，虽然他们很欣赏他的干劲和聪明才智，但他们还是觉得
应该提醒他一句，“他那种觉得现行政治不公平的态度使他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
于是菲尔比打消了这个念头。1937年前，他取得的唯-一个小成绩就是在没有什么
影响力的自由党月刊《综述评说》编辑部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成为英德友好协
会的成员。丘吉尔对这个组织非常蔑视肥它称做“噙！希特勒！团伙”。菲尔比回
忆说，他经常与多伊奇见面，但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同时还需要多伊奇坚定他的信
心。西班牙内战的爆发给菲尔比提供了第一项重要的情报任务。他终于说服了伦敦
的一家新闻机构给他签发了一份自由撰稿战地记者的委派证明。1937年2月，他到达
西班牙。“我的第一个任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要掌握有关法西斯作
战的各方面的第一手情报。”然而，他的回忆录也没有揭示出全部的事实。
　　就在菲尔比离开伦敦几星期之后，伦敦秘密情报站接到了指示，这个指示无疑
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它命令菲尔比暗杀西班牙民族力量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弗
朗哥将军。马利及时地把命令传达了出去，但是他清楚地向中心表示，他并不相信
菲尔比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果然，5月份，菲尔比无功返回伦敦。他甚至都没有见
过弗朗哥。马利向中心报告说，菲尔比“非常沮丧”。但是，后来当菲尔比作为
“泰晤士报的两名记者之一被派遣到民族主义派掌权的西班牙的时候，他的运气来
了。这年底，他同另外两名记者乘坐的汽车被炮弹击中。虽然受了轻伤，但他却因
此成了战争中的小英雄。在“泰晤士报”上，他谦逊地对读者们讲：“你们的记者……
被立即送到急救站，在那里迅速处理了头部的轻伤。”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西班牙受伤，对我的记者和情报工作提供了无穷的帮助。”1938年3月2日，
弗朗哥亲自授予他红十字军功章。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弗朗哥。从此，菲尔比报告说：
“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了”。
　　可是，门打开得太晚了。当菲尔比能够接触到弗朗哥的时候，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会的暗杀计划已经中止了。从1937年春开始，中心对反对弗朗哥的战争的注意力
越来越小，因为此时后来被称为“内战时的内战”的事件发生了：打倒托洛茨基分
子变得比除掉弗朗哥更为重要。1937年底，揪出在国外的“人民公敌”成了比情报
搜集更重要的任务。“五杰”的出众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然而，不幸的是，
在大恐怖时代特有的偏执思想的笼罩之下，外国科已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绝大多数
在国外工作的官员都被怀疑参与了敌人的阴谋活动。“大特工”时代很快就悲惨地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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