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阿密国际电影节:克格勃全史 2

克格勃全史 2    第八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

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
的报告：日本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本电报：“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了电码破译的事实：“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
的一些情况。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自己被招募的原因：“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比，他觉得：“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又表
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些狂热的“朝圣者”们：“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移到了巴黎。‘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成？’回答：‘我们。’我接着问：‘你们是谁？’回答：‘一群乐于救助无辜者的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回答重复：‘这是我们的委员会’。”





“褐皮书”严厉回击了纳粹分子有关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阴谋结果的论点。虽然“褐皮书”所用论据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也有虚假的成分。比如，此书用了一些假材料，试图证明纵火者荷兰人马里纳斯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主要宣传者约瑟夫·戈培尔所筹划的更大阴谋的参与者；在作案时，以他为首的冲锋队是从地下通道潜人国会的，而这条通道连接国会和国会主席纳粹头子格尔曼·格林的官邱，他们在放火之后又从原路逃回。不仅如此，“褐皮书”还揭露马里纳斯与纳粹同性恋者有染。这样虚构的论据再加上桃色丑闻的渲染，便使得整个阴谋“锦上添花”。





“褐皮书”所做的假说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广为流传。直到1962年，西德记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双方的谎言。他的证据是：由观察到的现象可知，马里纳斯焚烧国会并无任何人帮助，纯粹是徒劳地挑起人民内乱。托比阿斯的坦诚并没有引起东德人的欣然附和，因为东德当时正在继续炮制新的证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
活动家已感到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员沿
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
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忍耐：“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值地
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圈子，——他回答——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思想”时的情景：“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圈子？我决定兜圈子。‘是的、
——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分割：“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
“从事着非常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1938年4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
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和。1934年7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余人在希特勒的“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
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套左右文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份空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月到1932年12月，德国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当1939年10月1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月，第四局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年中，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并于1934年1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入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
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他同事不同，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月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德战争证据的人，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多是有关1939年1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月，李维诺夫在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月14日，苏联大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月德国大使馆突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





德、苏瓜分波兰之后，苏联就开始慢慢走上了老路，重新向芬兰施加压力。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雷布金只向斯大林汇报那些他想听的情报，也就是战时芬兰人会和波兰人一样迅速投降，芬兰工人阶级会支持新的共产主义制度。1939年10月，芬兰代表团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此时，他们对德苏秘密协定还闻所未闻，更不知道芬兰将陷入苏联控制之下这一不幸的前景。斯大林亲自告诉他们，苏联要他们让出岛上、岸上军事基地，以及列宁格勒以北的一块领土，用以交换的是一块他们根本不需要的苏联卡累利阿。“看来，我们这些普通公民是无法取得进展了——一两周谈判后，莫洛托夫对芬兰代表说：“现在该由战士们来说话”。这年夏天，苏联制定出了两个侵芬计划。指挥列宁格勒军区的梅列茨科夫将军认为，占领芬兰只需三周时间。总参谋长、元帅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战役需持续几个月。斯大林倾向于梅列茨科夫的计划。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西年以及斯大林的一个对外政策助理见面时的情景：“我走进房间时，斯大林在说：‘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们稍一提高嗓音，芬兰人就只能唯命是从。如果他们抵抗，我们只发一枪，芬兰人马上就会举手投降’。”





11月30日，当苏联军人跨过芬兰国境线开始“冬季攻势”时，他们被告知，受压迫的芬兰劳动人民正张开怀抱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红军的轰炸机不断在赫尔辛基上空抛洒传单，号召工人们与红军联合，赶走那些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在被红军解放的第一座芬兰城泰里约基，成立了由库西年领导的傀儡“芬兰民主政府”，他声称“政府拥有人民的绝对支持”。12月2日，这个政府很快就与苏联签订了协议，让出了前不久苏联想从卡扬德政府那儿得到的全部土地，并宣布“芬兰人民的英勇斗争与苏联红军的努力，应当能消除前芬兰财阀政府为了帝国主义大国利益在苏芬边界上建立的军事传染源”。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导致对“冬季攻势”的虚假乐观是由雷布金的一些亲苏间谍（他们的圈子很小，只能反映芬兰社会舆论的很小部分）搞到的情报造成的。由好拍马屁的雷布金亲自转送的这些情报诱使斯大林对自己先前的设想更增添了信心。战争开始时，莫斯科对“芬兰政府丢下赫尔辛基去向不明”的情报深信不已。但战争根本就没有按照预订的计划发展。勉强凑够二十万的芬兰士兵和军官，竟然战胜了拥有重装甲坦克和有空中保障的百万苏军。身穿白色伪装衣的芬兰滑雪者从树林中闪现出来，将长长的苏军队伍分割消灭。正如赫鲁晓夫所证实的那样，斯大林对着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大发雷霆，指责他的失败。伏罗希洛夫也高声争辩：“您应当指责自己！是您消灭了军中的老近卫军，是您枪毙了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广在激烈的争吵中，怒气冲冲的元帅甚至打翻了一个盛着烤乳猪的大盘子。





为了“坚定”红军战士的决心，部署在第一线后面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按命令可向那些试图退缩的队伍开火。由于红军在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上的明显优势，芬兰的抵抗最终还是被摧垮了。按照1940年3月签订的和约，芬兰不得不将列宁格勒以北的卡累利阿地峡和有十分之一人口居住的领土割让给苏联。但是库西年的傀儡政府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与德国相比，苏军在“冬季攻势”中的失利与1940年4月德军占领挪威的神速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与五、六月份德军闪电般六周拿下法、荷的成功之举之间就更有着天壤之别。莫洛托夫把德国大使舒伦堡召到克里姆林宫，向他转达“苏联政府对德国军队的伟大胜利的最热烈的祝贺”。苏联对希特勒的胜利作出了虽不算“巨大”却也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德军的坦克装着苏联的燃料冲向阿布维尔海边，把鹿特丹夷为平地的德国炸弹充塞着苏联生产的火棉，而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击中英国士兵的子弹的外壳，是由苏联铜镍合金浇铸而成的”。





正当希特勒的军队迈着胜利的步使行进在荷兰时，《消息报》评述：“最近的战况再一次证明，弱小国家为保存自身而企图中立——纯粹是幻想。这样，小国能存活下来并保持独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局势愈加明朗，波罗的海国家存在时间已屈指可数。6月15日深夜，杰卡诺佐夫把几个负责人召到他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其中包括自己的助手、副外交人民委员、以莱比锡听证会检查长而闻名的安德烈·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对来者说，他们被“精选”出来是为了完成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任务”。“按照政治局的决定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现在该解决我国西北边境的安全问题了。”杰卡诺佐夫接着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可能（甚至可以确信无疑）参与了“巴黎一伦敦交易所”的阴谋。莫洛托夫在与舒伦堡谈话中虽未直接提到交易所，但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在那天晚上的会议上，杰卡诺佐夫说他将亲自领导在立陶宛的战役进程，而维辛斯基和日丹诺夫将分别前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人要求将资产阶级制度改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会反对这项决定”。我们可以从杰卡诺佐夫的立陶宛计划中对这三个小组的行动任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份计划的制定日期是1940年7月7日，它后来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计划预计要消除一切仇视国家的政党人士的影响，他们包括民族主义者、民主意志主义者、人民党党员、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年轻的里托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一民主主义者、民族近卫军等。行动应在1940年7月11日夜、12日晨在整个立陶宛境内同时进行。





1940年7月中旬，在上述三个国家，实际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的选举表明，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不高， 但共产党却获得了令他们满意的票数：在立陶宛获99．2％选票，在拉脱维亚获97．8％选票，在爱沙尼亚获92．8％选票。7月21日重新选出的政权机关纷纷请求与苏联结盟，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到8月3旧才允诺了这一请求。





凭借着其成千上万的情报人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继续进行着接连不断地逮捕“人民之敌”行动。仅在德国军队人侵苏联前一周的6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一夜间，六万爱沙尼亚人、三万四千拉脱维亚人、三万八千立陶宛人被投进卡车运到了几千公里外的苏联集中营。而在德国法西斯开始人侵前，百分之四的爱沙尼亚人和百分之二的拉脱维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被驱逐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和贝利亚的副手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到达柏林就苏德利益问题进行谈判。虽然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的经验仅限于征服了立陶宛，但他还是三人中最有经验的“旅行者”，因为对莫洛托夫和梅尔库洛夫来说这是第一次出境。11月20日，当谈判还在进行时，斯大林就宣布任命杰卡诺佐夫为驻德大使。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臭名昭著的21号“巴巴罗萨”秘密计划。计划命令在1941年5月15日前完成“闪电般摧毁苏维埃俄国”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希特勒第一次接见杰卡诺佐夫。希特勒当时心情很好，而孱弱的杰卡诺佐夫却由两名为了强调苏联大使体力不佳而特意挑选的彪形大汉相伴左右。当苏联最需要来自德国的上佳情报时，作为第一个被任命为大使的前国外处领导人杰卡诺佐夫，从理论上讲应支是处于最佳位置、最能有所作为之人，但杰卡诺佐夫不是特里利谢尔或者阿尔图佐夫，甚至不是斯卢茨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愚忠，对“阴谋”的多疑和对国际形势的一知半解，顺理成章使他成为苏联情报机构毁灭性失败的同谋。





在杰卡诺佐夫任大使的七个月时间里，和斯大林一样，他最关心的就是臆想出的英国阴谋，而不是真正的德国阴谋，苏德关系从未引起他任何担心。苏联的石油一如既往地流向西方，灌满了德国军车油箱，而德国的武器和装备却打通了相反方向——通往东方的道路。1941年1月，苏联用价值75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买走了波兰的苏瓦乌基地区。1941年初，希特勒以个人名义致函斯大林，说由于德国中、西部地区“遭到英国空军的狂轰乱炸，并且很容易被英国人从空中侦察”，他不得不将大部分军队向东重新布置（实际上，希特勒“忘了”指出。这一切都是“巴巴罗萨计划”的一部分）。





苏、德之间一度关系紧张的焦点在巴尔干，德军进人巴尔干引起了苏方的几次正式抗议。4月6日签订了极其含糊的南——苏协定。虽然这项协定并未要求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新闻界对此协定还在大加赞赏。可没想到，第二天德国就开始了总攻，仅仅过了几天，南斯拉夫就拱手求和了。虽然苏联对此提出抗议，但斯大林决定不造出声势来。1941年4月，苏联对德原料供给达到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208000吨小麦，50000吨燃料，8300吨棉花，8340吨金属。苏联还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帮助运送德国从东方购买的4000吨橡胶。4月中旬，在欢送日本代表团的仪式上，斯大林对参加仪式的舒伦堡和其他德国代表简直殷勤之至，他拍着不知所措的武官助理的后背，对他说：“我们会成为至交的！”“五一”莫斯科阅兵时，斯大林让杰卡诺佐夫和自己一起站在红场列宁墓观礼台的荣誉位置上。





由于极度担心“挑衅行为”会招致希特勒的仇视，并威胁到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甚至对在德国的情报机构的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在其他国家从未有过）。斯大林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驻柏林间谍头目制订的首要任务是揭开希特勒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使纳粹总是一帆风顺？它又是怎样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1941年春被派往柏林的情报总局军官伊斯梅尔·艾哈迈多夫得到上级指示，“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力量来源特别感兴趣”，他应当“把有关此问题的、不加修饰的客观情报提供给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柏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督情报总局的活动。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头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当着许多间谍的面将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大骂了一顿，之后很长时间，每当想起此事，科布洛夫心中都有一种满足感。挨过这次臭骂的艾哈迈托夫认为，可能科布洛夫“只想看看，我会不会犯什么日后他借以整我的错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机关有一个房间（德国人侵苏联后，大使馆迁出时发现的）专供审讯、拷打和消灭“人民之敌”。杰卡诺佐夫统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在使馆中他与“土皇帝”别无二致。艾哈迈托夫回忆，在使馆工作人员会议上，“他经常历数完要完成的任务和要继续做的事情后，就开始把所有的人不留情面地批一
顿……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表明谁在使馆里是老大。”





驻柏林使馆的间谍活动也进行得十分艰难。原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就没有几个能干的间谍，而情报总局间谍头子亚历山大·埃德伯格（真名可能是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后来他常出现在像加拿大和柬埔寨这样相距甚远的国家里）也仅限于招募一些精心挑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当然，其中有两名间谍还是值得一提的，他们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和哈罗·舒尔采一博伊金。哈尔纳克1901年出生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也是一个著名哲学家的侄子，20年代中期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2年访苏期间，哈尔纳克与库西年、皮亚特尼茨基建立了联系，并同意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工作。1933年，他开始在德国经济部门工作，并逐渐获得了要职。然而在1940年他未被埃德伯格招募以前，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并不频繁；后来他在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同事，莱因霍德·申布伦谈到他时说：“他是个自负、冷酷、固执、精力旺盛而能干的人，然而他不是个令人愉快或者是直爽的人。他总是十分严肃，缺乏幽默感，我作作为他的同事在他在场时总感到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他身上有某种清教徒式的东西，狭隘而又教条，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有远大抱负的人。”





舒尔采一博伊金，另一个埃德伯格所器重的间谍，却是完全另外一种人。二战期间，一个被称为“红色乐队”的情报小组的领导利奥波德·特雷伯发现他是个“热情、诚挚的人，与阿尔维德·哈尔纳克的冷漠与沉静大相径庭”。舒尔采·博伊金出身贵族家庭，1933年二十四岁时成为共产党员。纳粹分子上台后，盖世太保曾三期拘留过他，但他的家庭用自身的影响将他解救出来，并在格林史领导的航空部为他谋了个侦察官的位置。在德国反间谍报告中指出，他从1936年开始进行（已被证实）破坏活动，他通过中介人，把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计划交给了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除对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外，埃德伯格还与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保持联系。鲁道夫是1939年8月从驻华沙使馆调至德外交部情报处的，由于每天都参加处领导会议，冯·谢里哈能及时地把德国外交政策的动态提供给莫斯科。伊莉莎·什乔贝是鲁道夫·根施塔特（德国记者，为第四局效力，是他在1937年从华沙招募了冯·谢里哈）的情妇，她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供职。这一工作性质使人们对她与驻柏林的塔斯社代表保持接触不产生怀疑。塔斯社的记者就是通过她把冯·谢里哈搞到的情报拿到手，并送给苏联大使馆的埃德伯格。促使冯·谢里哈干这一行当的原因完全是物质利益。1941年2月，什乔贝比冯·谢里哈过得更艰难，因为她染上花柳病，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法国、荷兰战败后，特雷伯的间谍们开始注意搜寻有关德国军队动向的高质量情报。特雷伯将总部迁至纳粹占领的巴黎并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间谍活动。特雷伯分别以“西梅科斯科”和“西梅克斯”为商号，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成立公司。“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爱丽舍大街， 它与一家正在德国军队修筑工事的“托特”公司建立了广泛合作。正是通过“托特”公司一名反纳粹工程师柳德维格·考恩茨的帮助，特雷伯于1941年春才得到并将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一个情报发往情报总局总部。莫斯科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德国备战进攻苏联的预警情报。





斯大林常与情报部门的一个领导，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谈论这些不祥之情。1940年7月，戈利科夫将军在他40岁时当上了情报总局（战时代替第四局）领导。戈利科夫在情报方面并无所长，之所以提拔他，是由于他政治上可靠和在指挥第六军占领波兰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而他在军事侦察上却毫无经验可言。后来叛逃的戈利科夫的部下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领导：“虽然他身穿威武的工农红军中将军服，但身材却实在不算魁伟。不足一米六的个子，身体肥胖、完全谢顶，脸色是一种让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深红色。但在他眼中你会立刻感到一种坚强的力量，从他那深蓝色小眼睛中发出的刚毅目光简直就能把谈话者穿透。”





戈里科夫训导自己的下属要注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它领会为要善于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优势。1940年9月，戈利科夫在情报总局六个战役部领导会议上说，他接到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指示，要继续对情报总局进行清洗。他说：“有太多的人、太长时间地呆在国外，与国外人交往甚密，他们就对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威胁”。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当时接受清洗任务的领导人之一，为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他查看了档案卡片：“有时我很走运，真能找到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实际上都犯过某种罪行，早晚都会被清除出系统。然而我还是主要注意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1940年12月，与斯大林连续谈话后，戈利科夫召开了全体领导会议。他的发言可算得上是教条主义、忠诚斯大林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暴露了他对国际形势极其肤浅的认识。戈利科夫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定性为“斯大林同志辩证天才的作品”。他认为，有关德国人侵的预告不切实际，英国如同法国一样很快就会被摧毁，它的殖民地也会被德日瓜分。那时作为经典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就会为了将英国从彻底崩溃中解救出来而向德国开战。“这时苏联就会耐心等待，直到该它出场为止。资本家们一开始互相削弱和倾轧，我们就将解放全世界。”





虽然大部分有关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都是通过情报总局信息渠道获得的，但这些情报的复本还需要同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从1941年2月开始，这些情报改送到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去。 1941年2月3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情报机构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贝利亚的又一个格鲁吉亚马匪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成了这个部门的领导。1921年到1931年，梅尔库洛夫先后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了十年。后来又被调到格鲁吉亚搞了七年“党的工作”，终于在1938年12月当上了贝利亚的第一副手。透过梅尔库洛夫教条的、残酷的斯大林主义，显露出他唯心主义肃反工作者的品性，他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代价熬过了“大清洗”时期。与斯大林一样，梅尔库洛夫深信“共产主义与西方哈叭狗的厮斗早晚会来到……我们健康的、充满活力与感召力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的理想一定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有一次他甚至还创作了一个表现斯大林精神的电影剧本。在影片中，战胜资本主义恶习的男女主人公驾驶着集体农庄的新拖拉机一直奔向苏维埃深红色的晚霞中。战后与梅尔库洛夫进行过谈判的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尼古拉斯·尼亚拉基认为“他是个怪人：他集伟大的善良与兽性和残忍于一身，他既保持着绝对严肃，又异常思维敏捷，他有着约夫（1589年任俄牧首，l605年失去牧首宝座并被放逐一一译者注）的谦逊。他还是个瘾君子，他一天不停地要抽上四五十根烟。这是一个如此有威力的人，他在场时苏联大使都站得笔直。梅尔库洛夫是个千面人，他讲话时，嘴上总挂着谦虚的微笑。梅尔库洛夫（战后）以无情的顽强精神亲自领导过屠杀近二百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但就像一个人性尚存的强盗一样，他对孩子们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多愁善感，当我们关系十分密切时，有一次他含着眼泪给我看他服役的儿子的照片。”





虽然尼亚拉基讲的是梅尔库洛夫的“超人的智力”，但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他一分钟也没忘记“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规矩。





在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负责国外情报的机构升了一大格，现在不叫“国外处”而升为“国外局”。年轻的局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接替了自1940年以来任国外处最后一任处长的杰卡诺佐夫的职位。1938年末，党中央为了充实经过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挑选了200名具有大学学历、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加人到机构中来，菲京就是其中之一。菲京较为正经刻板，在决定问题时，他并不完全像梅尔库洛夫那样，只是一味连媚奉迎，而是无论什么样的情报分析他都上报。与他的三位前任，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施皮格尔格拉斯和杰卡诺佐夫不同的是，菲京的画像今天仍挂在——伴着对他一生的颂辞——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誉厅内。





菲京接到过来自情报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但直到的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侵前，他比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的影响要小得多。然而，无论是菲京还是戈利科夫，都没能真正影响到斯大林，使其相信“德国威胁”的存在。斯大林的传记作者德米特里·茹尔科戈诺夫认为，“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还在指望他的洞察力和预言的力量”，极端盲目的自信使斯大林把那些与他的“阴谋理论”不符的大部分情报全都抛弃了。





197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当时，莫斯科从各种信息渠道一共搞到了84份有关德国人侵的“警告”情报。假如今天还搞这种调查的话，那么情报的实际数量肯定会超过100 份。戈利科夫战后曾宣称：“苏联的军事侦察有着可靠的秘密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源遍及一系列国家，包括德国”。然而，在1942年6月22日前，戈利科夫自己对大部分情报来源也不大相信。他把获得的情报分为两类：来自“值得信任的情报来源”的情报和来自“可疑情报来源”的情报。看戈利科夫把大部分有关德国不宣而战的情报划归到第二类了。菲京对上报情报的可靠性比较相信。他后来说，他曾准备了一份关于“来源可靠性”的论证报告，但梅尔库洛夫却拒绝签字并上报斯大林。“上面，——他对菲京说——他们（就是斯大林）更清楚该怎么评价这个问题。”





1941年3月21日，戈利科夫把来自各种情报源有关德国制订出突袭苏联计划的警告信息一并呈送给斯大林。但和报告一起呈上的，还有他自己的结论：只要德国尚未摧毁英国或者尚未与之签订和约，进犯苏联就不会成为可能。“那些认为反苏战争不可避免，并在今春开战的预言和文件都应看作是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散布的伪情报。”那时任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戈利科夫的报告只呈给了斯大林：“（他）未向其他任何人报告过，甚至是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许这是夸张，但无论是朱可夫还是铁木辛哥，都无权接近有关德国可能进攻的大部分情报。苏联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指责戈利科夫，说他“为了讨好斯大林”，自己杜撰报告。但是戈利科夫的报告并不是他奴颜婢膝的结果，这里还有他的“坚强信念”在作祟，尤其是他对斯大林旨在“挑起英德争端保全自己”的阴谋深信不已。





关于希特勒的真实意图，邱吉尔曾提醒过斯大林，但这种尝试却更加深了斯大林对英国阴谋的怀疑。在所有西方国务活动家中，斯大林最不信任的就是邱吉尔。他认为邱吉尔是个恶魔，正是他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挑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恶毒进攻，然后又急于撕毁英一苏贸易协定；还是他于1927年在英国内阁拉帮结伙，策划中断对苏外交关系的行动。现在他又上了台，斯大林认为他已酝酿好了新的反苏阴谋。





可能有关德国进犯苏联的最严肃的警告是来自1940年6月25日邱吉尔写的，并在7月1日由新任驻苏联大使赛尔·斯泰福尔·克里普斯亲自交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件。邱吉尔的警告不仅以所获情报为依据，还有对希特勒未来战略的准确评价。但斯大林把这封信看作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旨在挑起苏德战争阴谋的又一证据。





按照斯大林的指令，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舒伦堡递交了照会，照会中向德国告知了邱吉尔的警告。斯大林还把从英国和美国获知的情报也转告了德国，这显然是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希特勒就有可能怀疑他与德国的敌人有密谋。





1940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从内部了解英国政府政策的机会，因为约翰·克恩克罗斯成了那时兰卡斯特公爵首相上院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在英国社会活动家中，上院议员亨基具有在内阁委员会和白厅工作的丰富经验。 从1912年到1938年，他曾先后担任过帝国安全委员会、内阁及其下属许多委员会的秘书。1939年战争开始以后，亨基逐渐成了张伯伦“军事内阁”中没有部长职位的部长，而情报工作也进人了他的职责范围，亨基就此还写过两份详尽的报告。当邱吉尔1940年5月取代了张伯伦以后。 亨基失去了在“军事内阁”的职位，但却保住了兰卡斯特公爵首相的部长官衔，继续有权阅读内阁的所有文件、主持许多秘密委员会的会议检查获取的各种情报。





通过亨基私人秘书克恩克罗斯之手的政府文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他想把其中一小部分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不可能的。克恩克罗斯从亨基1940年上半年有关“评估战前可能性”的汇编文件中选出了三分之一，作为第一批情报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些文件准确地预测说，德国侵占不列颠岛的计划不会得逞，希特勒会集中兵力用潜水艇对付英国。





在亨基领导的众多委员会中，由英国最著名学者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殊兴趣。1940年为了协调战时科学技术的运用，这些学者们被召集在一起。克恩克罗斯的目光始终紧紧盯着与从前一样有权接近“军事内阁”秘密文件的亨基。1941年新“军事内阁”做出决议要对亨基的外交电报加以限制，但克恩克罗斯帮助亨基立即上诉英国外交部，结果限制很快就被取消了。





但克恩克罗斯发出的“军事内阁”文件以及其他苏联间谍通过各种消息来源获得的文件都无法使斯大林相信，邱吉尔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计划是以现实存在的危险为依据的，而不是以挑起斯大林和希特勒矛盾为目的的、背信弃义的阴谋为基础的。1941年4月3日，根据一份有关德国准备人侵苏联的破译材料，邱吉尔又一次向斯大林发出紧急警告。邱吉尔指出，这份“情报的来源渠道可靠，内容可信。”邱吉尔后来写道，他发出的警告目的，是为了指出它的“特殊意义并引起斯大林的注意”。由于驻莫斯科英国大使克里普斯担心斯大林会把此信看成“一向的离间阴谋”，所以并未及时转交。当邱吉尔得知克里普斯在4月19日才通过维辛斯基之手把他的信交给斯大林时十分恼火。克里普斯的担心果真成了现实，斯大林正是把这封信看作一种离间行为。后来克里普斯抱怨：“不仅是斯大林，连莫洛托夫也想方设法回避与我见面，好像我就是死神。斯大林……不愿与邱吉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且最害怕德国人知道他在和邱吉尔通信。”





斯大林倾向于把所有有关德国可能人侵的情报，无论来自哪个消息来源，都看作是英国杜撰出的阴谋的证据。 4月17日，驻布拉格情报总局间谍头目向莫斯科报告，希特勒准备在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条消息是德国的一名身居高位的军官提供的，他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以“斯科达”工厂（位于比尔森市，是一个重型机械制造联合企业一一译者注）总工程师的身份工作，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但这份情报按情报提供者的指令交给斯大林时，他把报告退了回去，并在正文上端用红笔写下了措词十分激烈的批示：“英国人的挑拨！再分析分析！斯大林。”





斯大林始终认为英国人图谋不轨，他们不过是想挑起苏德的矛盾。这种盲目、狂妄的偏见与敌视恰恰助了希特勒一臂之力。为了将斯大林引人歧途并顺利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工作，德国最高指挥部经常故作声势，指责英国之所以散布有关德国人侵苏联的谣言，其目的是要“搅混井里的水”。这种“英国阴谋”理论没想到还真被一件突发事件给弄得难以辩别真假。1941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副手，发了疯的鲁道夫·格斯意外地飞到了苏格兰。一般认为，格斯受卡尔·豪斯浩弗教授“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多年影响，而后者十分主张建立英德联盟共同对付苏联。突如其来的谜一般的格斯的到来，使英国政府被迫保持难堪的沉默，而这更加深了莫斯科对反苏阴谋的怀疑。斯大林“深信”，英国正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在伦敦正在进行着由格斯提议的秘密谈判。实际上格斯对“巴巴罗萨计划”只字未透。相反，他一直坚持说：“有关希特勒打算对苏联不宣而战的谣言是站不住脚的。”格斯说，他此行的使命是缔结英德和约。英德双方都认为他精神不正常，而斯大林却不这样认为。





直到“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前，虽然苦苦困扰斯大林的“阴谋”理论主要是施加给英国人的，然而斯大林也越来越强烈地怀疑德国也在推波助澜，参与了阴谋活动。而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伯爵秘密制作的有重大意义的预告更加深了斯大林对“德国阴谋”的怀疑。6月初，舒伦堡邀请刚到莫斯科不久的杰卡诺佐夫到自己官邸共进早餐。人席的苏方陪同人员一共有两人，即使馆参赞古斯塔夫·希尔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B·H·巴甫洛夫。后来希尔杰说，舒伦堡是想借这顿早餐警告杰卡诺佐夫，德国突然人侵苏联的计划确实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航苏联历史学家（虽然远非所有历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否定了这种说法，把它看作“不合实际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一家苏联杂志发表了退役克格勃军官厄恩斯·杰里在那顿早餐事件发生二十年后写成的一份报告，报告的依据是对甫洛夫的采访记录。舒伦堡当时是想就希特勒的真实计划警告杰卡诺佐夫。在1989年《真理报》上发表的历史学家格奥尔吉·库曼涅夫的文章中又补充进了来自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旁证。正像米高扬所知道的那样，舒伦堡当时对杰卡诺佐夫说：“也许这是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但是我还要向您公开我们国家的最大秘密……希特勒已决定 6月22日向苏联开战。您也许会问我，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因为我是在永远反对与俄罗斯交战的俾斯麦传统中受教育的。”





杰卡诺佐夫认为舒伦堡的话是挑拨离间，但还是把这番话的内容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接着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假情报已经开始在大使级上传播了！”厄恩斯·杰里得出的结论是对的：“斯大林认为德国大使所提供的信息不过是希特勒迫使苏联向德国做出新的让步的狡猾的一步。”由于越来越难掩饰德军向东调动的行动，德国情报部门故意放出谣言说，希特勒已经准备好了要求苏联进一步让步的最后通谍，同时还要做出一些武力相逼的姿态。正是这并不存在的最后通谍的威胁，而不是突然进犯的真正威胁，使斯大林整日坐卧不安。误入歧途的不只是他一人，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记者也上了最后通谍谣言的当。





有关德国突袭的最严肃的警告，来自佐尔格和德国内部的情报网。5月19日，佐尔格报告说：“包括150个师的9个方面军将集结起来对苏开战”。这份情报使斯大林几乎恼羞成怒。斯大林生气地说。佐尔格“不过是个无耻之徒，在日本经营几家小厂，整天泡在技院里。”情报总局对佐尔格警告的回答十分简短：“我们怀疑您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当复电传到日本时，佐尔格的无线电发报员马克斯·克劳森正和他在一起。佐尔格当即大喊道；“这些混蛋怎么能对我们的报告置之不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使劲地用手挤压头部，克劳森都有点害怕他会把头挤碎。后来的一个月内，佐尔格还试图使莫斯科相信危险的真实性，然而莫斯科十分顽固地拒绝相信他，这使佐尔格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佐尔格的日本情妇从前认为自己的情人一向是十分殷勤并且情感丰富。可自从有一次与莫斯科“谈心”之后，佐尔格回到家里便喝得酩酊大醉，并且还带着如此的愤怒在办公室与她做爱，为使自己不喊出声来，她不得不用手捂住嘴。还有一次，她发现佐尔格失神地躺在沙发上，泪流满面。“我是多么孤独！”——他向她抱怨。





在苏联情报机构的官方档案中记载着：“佐尔格同志6月15日向中心报告：‘战争6月22日开始’”。事实上佐尔格被日本反间谍机构逮捕后一次也未提到，他曾告知莫斯科战争开始的确切时间。他所判定的“巴巴罗萨”战役开始的大约日期是6月22日。佐尔格当时还不知道，克劳森对间谍活动十分失望，并且，虽然不是情愿地，却开始对希特勒的功绩表示出了相当大的好感来。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向莫斯科发送佐尔格的情报。“我拿到佐尔格许多报告战争不可避免的消息，——克劳森被捕后说。——但我只向莫斯科发了一小部分。我不记得我曾发过预告战争开始日期的情报。”





正如一位对克格勃倍加称颂的苏联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莫斯科是在1941年6月16日搞到了“德国两个情报小组”发出的关于希特勒准备进犯的、“最重要”的情报，很可能这两个小组就是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小组。





“德国已做好了军事人侵苏联的充分准备，战争随时可以开始……匈牙利积极参与了德国一方的军事行动。德国歼击机空军联队已布署在匈牙利的机场上。”





第二天中午，斯大林召见梅尔库洛夫和菲京。斯大林独自在办公室里。他们刚一进来，斯大林就对菲京说：“不必再重复这条消息了，我已仔细研究过它，请问，这条消息从何而来，他们在哪儿工作，可靠程度如何，他们是怎么搞到这么秘密的情报？”菲京讲话的时候，斯大林在屋中踱来踱去，有时快速地提个问题。菲京解释完后，斯大林继续踱了几步，时不时抽一口烟斗。最后他转向菲京，“那么，情报部门的领导，——他说，——除了威廉·皮克，不相信任何德国人了。明白了吗？”威廉·皮克（1876－l960）是在莫斯科熬过“大清洗”时期的、为数不多的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战后曾领导过东德的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的首任总统。





“明白了，斯大林同志。”——菲京回答。正如菲京理解的，斯大林怀疑德国情报人员都是纳粹党成员和德国军队的军官，他们故意制造假情报。斯大林命令菲京检查这些情报，并向他报告检查结果。菲京拟好一份类似内容的电报发给柏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要求“澄清一系列问题”。然而该情报机构尚未来得及作出答复，德国就已向苏联不宣而战了。





战争即将开始前，向总部发回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警告的还有法国的特雷伯。法国维希政府（对1940年7月一1944年8月法西斯军队占领期间投靠法西斯的法国政权的称谓——译者注）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洛夫将军一直负责把特雷伯的情报发往情报总局，但他通常对情报却持怀疑态度。正如特雷伯所说，每次当我把德国备战进攻苏联的消息给他，他总是故作宽容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亲爱的朋友，我当然会把你这些消息发出去， 但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你高兴。”6月21日，当特雷伯向他最后一次报告战争将于次日开始时，苏斯洛巴洛夫将军说：“您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见到了刚从柏林回来的武官。他让我相信，德国没有备战。他的话我们可以相信。”第二天一早特雷伯被处领导叫醒，并对着他的耳朵大喊：“真的发生了！德国发动了对苏战争！”





不仅斯大林和他的主要谋士一直顽固地拒绝认真对待德国的人侵准备，而且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分析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正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即1941年5月23日，英国联合侦察委员会就认为：“德国与苏联签订和约优势明显，并从战争一开始就会占上风”。斯大林一直对邱吉尔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打人敌人内部的间谍报告说，白厅对德国威胁苏联的看法与邱吉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戏剧性警告大相径庭。甚至在六月，英国政府还认为，德国只是在备战进攻苏联。白厅还一直在等待希特勒以武力作威胁的最后通谍，而不是不宣而战。只是到了 6月12日，离战争开始还有最后十天，联合侦察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希特勒决定铲除以苏联为代表的障碍并开始战争。”这样比起大部分外国观察者，联合侦察委员会就成了最准确的预见者。日本最高指挥部，日本外长和驻莫斯科大使认为，德国人侵苏联的消息不过是掩盖人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对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广的准确预报德国人侵的电报研究得比东京要仔细得多。但是就是在华盛顿的一些高级行政官员也被 6月22日晨开始的“巴巴罗萨”战役弄得措手不及。





有趣的是，斯大林更信任的是希特勒，而不是那些他所担心的、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将军们。就在战前几天和战争初始时期，斯大林又产生一个“阴谋”理论——这是第三个“阴谋”理论。他一直担心英国人为了挑起苏德战争会设下恶毒之计，同时也担心希特勒会发出要求苏联继续让步的最后通谍。斯大林正等待着希特勒那些陶醉在成功喜悦中的将军们为他设置的陷讲。 H·H·沃罗诺夫元帅说，“斯大林当时认为，苏德战争开始的唯一原因就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蓄意挑衅。而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挑衅。”





在斯大林“阴谋”世界的幻想中，“挑衅”一词占了主要地位。和斯大林本人一样，戈利科夫、贝利亚和大部分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把这种挑衅看作是反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制造阴谋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武器。如果苏联允许资本家的阴谋得逞，那么就正中他们的下怀，并会失去历史进程的控制。





随着战前有关德军兵力调动情报数量的增加，斯大林开始明显地在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上出现动摇。一方面，他命令苏军进人战备状态，另一方面又在竭力摆脱德国将军们制造的（假想的）挑衅。21日傍晚，斯大林打电话给莫斯科军区司令K·B·秋列涅夫将军，命令其防空部队进入百分之七十五的战备状态。但很快，斯大林又对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说：“我们自己也开始无端制造混乱了。”一个德国叛逃者报告说，“战争将于第二天凌晨打响。”斯大林听后，马上以散布“假情报” 的罪名下令将其枪决。6月21日晚11点30分，即“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小时，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出“军队进人战备状态”的指示（这项指示在战前甚至没来得及传达到所有军区）。然而，当班长们问及他们是否可在敌人跨越国境情况下开火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要上敌人挑衅的当，不要开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铁木辛哥打电话给西部特种部队军区副司令博尔金下命令：“为不使我们暴露，你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反抗德军……斯大林同志不允许向德军开炮。”博尔金对着话筒大喊：“那怎么办？部队不得不撤退，城市火光冲天，人员伤亡惨重！”





到了早上7点15分，国防人民委员会才下令苏联军队转人进攻。而斯大林还一直抓着这个念头不放：所有发生的一切——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德国将军的“挑衅”。直到战争第一天中午，“挑衅”的假想还深深留在斯大林脑中。他保持沉默，没有在苏联人民面前讲一句话。关于战争开始的消息，人们是从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中得知的。在“巴巴罗萨计划” 开始前的八个小时里，斯大林徒劳地竭力不使“挑衅”升级为战争。他用电报“轰炸”德国外交部；他向日本求援，要求它充当停止“危机”的“调解人”。与此同时，人侵苏联领士的德军夺取了所有主攻方向的铁路、桥梁，袭击了四十六个苏联机场，摧毁了近千架红军还未来得及起飞的飞机，并在930俄里的前线迅速向苏联国土纵深前进。





拥有整个情报发展史上最先进情报网的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的前几个小时里，经受了二战期间情报机构的大溃败。失败的原因绝不是情报上的缺陷，也不是分析和使用环节出了毛病。德国突袭之所以成为可能，既由于苏联情报系统的性质，也在于领导这个系统的独裁者的个人错误。在白厅对各种渠道的侦察情报经过耐心研究之后，最终达成一致看法：希特勒计划对苏联开战。而在莫斯科情报评价系统的上上下下却充满了奴颜婢膝的恐怖，这种恐怖以“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原则在最大限度地表现着。然而系统的溃败还不能够简单地、完全地解释为种理由——斯大林把情报分析的决定权攫为已有，而是他在分析上的极端错误导致失败。





斯大林之所以没有看到德国不可避免入侵的危险性，还因为他一直忙于与三个本不存在的“阴谋”做斗争：英国使坏，故意挑起他与希特勒闹矛盾的阴谋；希特勒的最后通谍阴谋；德国将军们挑起事端，逼他向德军先头部队开火的阴谋。臆造的“阴谋”使斯大林看不到事实上存在的、极端险恶的威胁——“巴巴罗萨计划”。正像十七世纪红衣主教德·雷茨所说：“疑心最重的人往往被人愚弄。”
第十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



（1941——1945）




“巴巴罗萨计划”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希特勒认为，德国军队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取胜：“只要轻敲一下大门就足够了，整个腐烂的宫殿就会土崩瓦解。”他的军队以每昼夜50俄里速度行进，沿途扫荡一切的速度甚至连西欧的闪电战也无可比拟。与此同时，苏联面临的还有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佐尔格从东京报告说，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大使馆说服日本人撕毁“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个月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做你们想做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写道，一一但日本人应与俄国开战……越快越好。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能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和日本人握手会师。”在日本政府内部展开了“北方”方案（与苏联开战）与“南方”方案（与英美开战）的支持者的论战。





由于“南方”方案的支持者占了上风，所以，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主要来源于尾崎秀实。8月15日他报告，从战争之初到冬季攻势前之所以放弃“北方”方案，是由于“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后来佐尔格说，由于人们对他的消息不屑一顾，所以迟迟才发来了表示感激的回电，而且电文所用的口吻也令人感觉不到丝毫的惬意：“要相信，苏联在远东敌得住日本的进犯”。总之，佐尔格直到九月末还是未能使莫斯科相信日本真实意图的严峻性。十月份斯大林把一半军队从远东调往西部战线。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佐尔格说由于来自日本方面的进攻威胁减小，他请求召他回国或派他去德国。但这封信没有来得及发出，因为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在这之后的几天之内，他的小组中的三十五名成员也都相继被捕。据日本安全部门负责跟踪的军官证实，被捕前一夜，佐尔格是在德国大使妻子的枕边度过的。





佐尔格小组在“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后搞到的有关日本真实意图的情报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推断之上的。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佐尔格发出的情报并非独一无二，同时还有从日本外交电文中截获的一些东西。而且正是靠这种不同渠道情报的巧合，使佐尔格在日本安全机构逮捕他三周前赢得了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佐尔格被捕后，苏联利用其它手段继续搞到了一些能够确定日本意图的情报。在一封被破译的，1941年11月27日从东京发往驻柏林使馆（也许是驻莫斯科） 的电报中写着：“必须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见面，秘密地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待美国的立场……向希特勒解释，说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部，并说我们建议不在北方采取行动。”战时苏联密码破译员最大的功劳是与破译日本的电码和密码分不开的。1941年2月，特别部密码破译小组划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五局（密码破译局）管理。第五局的核心机构是从事研究国外密码、破码系统的调查处。负责日本方向的主要专家是 C·托尔斯泰，对他的工作评价要比对其他战时任何一个密码破译者的评价都高——他被授予两枚勋章。他的主要助手是舒姆斯基教授，日本语文学家上校科捷利尼科夫和卡斯帕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去世了。正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小组还能够分担情报总局一部分工作量，主要是破译日本军队的情报。第五局第一小组的一项任务是观察关东军的调动部署情况，发现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实证。





正是因为斯大林从佐尔格和第五局那里得到了有关日本意图的情报，才使他能够将远东军区的一半兵力调至西部。10～11月间，8—10个步兵师和上千辆坦克、上千架飞机一起被调至对德前线。他们是在最紧要关头到达那里的。10月2日希特勒开始著名的“台风战役”——攻打莫斯科。他称此役为“战争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两天后，他在柏林体育宫沸腾的人群前宣布：“敌人被摧毁了，他再也无力反抗！”然而莫斯科并没有倒下。保护苏维埃国家成了为祖国——母亲的圣战。斯大林变成了反对阴险狡猾敌人战争中民族团结的象征。虽然国家机关和外国代表机关在十月中旬被疏散到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城， 斯大林却仍留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我们同在！”——这是莫斯科保卫者们常用的口号。苏尔科夫在《军人的誓言》一书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人民的情绪：“我很清楚……斗争将会充满血腥，步履维艰……但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妇女和孩子们的眼泪在我心中沸腾。我要让刽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用他们的狼血来回答……（出自：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 两卷本诗选，莫斯科，《艺术文学》，1974，第一卷，131页）”。





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无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时的主要目的不是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寻求与希特勒言和的途径。





10月7日，红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他们都认为红军正在溃败。那时贝利亚还直接管理着从叶若夫那儿继承的情报和安全机构。1941年7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又一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行使职权。战争巩固了贝利亚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领导，却掌握着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权力——他成了希特勒入侵后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五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分别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





当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贝利亚一言不发。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宁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耻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时候了。斯大林委托贝利亚寻找签订新“布列斯特”和约的途径，哪怕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一部分乌克兰作为代价。由贝利亚物色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选中了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斯托捷诺夫充当中间人。斯托捷诺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德国人拒绝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清洗。10月15日夜至16日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机构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还有一些当时正在卢比扬卡受讯的高级领导。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有三百名犯人被就地枪决了。对剩余人的审讯在古比雪夫还继续进行。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承认：“受讯者被无情地杀戮。那简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战场。”除英勇地挺过了所有拷打的A·A·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外。所有人都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尼古拉·帕夫连科写道：“成百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斯科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进行”。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说：“我属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中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舒尔采·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往，常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3日也遭逮捕，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最主要的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部、柏林市政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以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对舒尔采·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如有关德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评价也很重要，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将舒尔采·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一～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舒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组织，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采一博伊金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1942年在柏林举行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一一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评价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9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博伊金小组有关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进攻：“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博伊金小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5月12日，他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源，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为多拉）。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间谍，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9月基辅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1月末～2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
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3月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
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无法接受斯大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
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5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5月，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也无法从阿赫梅罗夫的报告或者后来在克格勃的谈话中搞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样与霍普金斯进行第一次接触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在1941年夏天，德军刚入侵之后，霍普金斯第一次来苏联之前，他们彼此已经建立了联系。1941年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罗斯福代表身份到达英国与邱吉尔和“军事内阁” 成员进行谈判。7月25日他电告总统：“敬请告知，您是否认为我访问莫斯科十分重要并有益无害……我要尽一切可能，使俄国人守住防线，甚至不惜眼下的失败为代价”。后来，苏美驻伦敦的大使伊万·迈斯基和约翰·怀南特确认说，他们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写道，——这次访问具有特别意义”。没有一个西方大使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从未受到像在俄国这样的接待——霍普金斯回忆道。——有时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选我当总统了，虽然我没有亲吻孩子们。”在为他修建的单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更使他吃惊的是还发现了储备的香槟、鱼子酱、巧克力和香烟。（斯坦哈特曾抱怨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抗的决心：“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只有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一个手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传所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献”。





霍普金斯1941年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长期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一样，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有可能去说服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儿子埃利奥特说：“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种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许诺，为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苏联，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在转交所谓“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是要去的。”更有甚者，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掉了。之后，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当时亨德森任国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走上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国人。即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霍普金斯的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伍初期屡遭挫败；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他逐渐认识到，与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1943年8月报告：“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一切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法西斯后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渗人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五杰”，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机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意即“消灭” ）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在伯吉斯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性不好的同性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普费费尔，据加龙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合性栏目，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作的是风度翩翩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的唇提，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上，这个计划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
行人员却是两名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里。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城市一一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贝尔奇会面。这个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为600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首小姐，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反抗德国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列举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办公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是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课了。而伯吉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与伯吉斯和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戈尔斯基的外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多岁，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肥胖懒汉的印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1940年8月，当他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领导写那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斯被解职。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特别行动机构”，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议下，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快，他接到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机构对西班牙内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一名候补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懂力和熟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司贝济尔·戴维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小组如是动员：“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高目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因为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背叛斯大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4月，英国安全机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小型任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曼·乌兰那儿获取了秘密情报。斯普林霍尔被判七年监禁，但他的犯罪事实却被定为“从航空部搜集秘密情报”。乌兰后来开玩笑说，如果他不是在剑桥而是在爱丁堡上大学，那就不会出这事儿。





1941年9月从特别行动机构调出之后， 菲尔比开始在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工作。虽然二处的地理位置稍差一些，但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旁边就是秘密情报局的档案馆。由于对杜松子酒和马丁尼酒都有偏爱，菲尔比很快与档案管理员比尔·伍德菲尔德联系上了。菲尔比不仅向戈尔斯基提供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案文件，还复印了两本详细介绍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战前反苏间谍的书。





B处伊比利亚小组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截获并破译的阿勃韦尔（法西斯德国侦察和反侦察机构一一译者注）的信函，其内容是1942年前德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施情报侦察的“概况”。其中有一点引起了菲尔比的极大兴趣，即德军海军少将威廉。卡纳利斯即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而且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路线，菲尔比建议特别行动机构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一家不大的宾馆里将卡纳利斯干掉。领导B处的费里克斯·库季尔高度评价了这项建议，并转交给秘密情报机构他的上司斯图尔特·门西斯。几天后，门西斯给菲尔比做了答复。据菲尔比回忆，门西斯写道：“我不希望采取任何反对将军的行动。”多疑的菲尔比感到这一答复有溪跷之处，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门西斯的希望，它可能证明与法西斯德国存在着某种秘密交易。的确，卡纳利斯后来变成了希特勒的敌人，他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一个月，由于叛变投向盟军一方而被纳粹处以绞刑。然而满腹狐疑的菲尔比还是从中看出了与法西斯德国秘密交易的证据，后来门西斯对菲尔比说：“我总认为，我们能与将军打交道。”





菲尔比在死前几个月承认，戈尔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实际并不存在）英国与法西斯德国单独搏和的计划，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的计划。所以，戈尔斯基指示菲尔比不仅要汇报这些情况，还要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菲尔比此时明白了这项指示的含义，它不仅说明英国与法西斯分子有所接触，而且还与其它反法西斯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就时常担心一部分反法西斯者试图推波助澜，想让希特勒与盟国签订和约，然后同他们一起共同向俄国开战。





在第二处工作时，菲尔比每周都要到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二处和总部不在一个地方），尽可能多地拜访老军官。他还自愿要求值夜班——每月一二次一一他认为这“非常有益。因为夜间可收到来自全世界的情报，也可获得总部活动的最新信息”。戈尔斯基对夜间值班人员所接触的情报材料十分感兴趣，因为其内容有国防部与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使用秘密情报机构的频道进行交谈的内容。





从1942年到1943年，库季尔扩大了菲尔比的职责范围，将北非和意大利方向交给了他，后来又任命他为自己的情报事务副手。菲尔比对自己在秘密情报机构仕途上的成功也充满信心。 1943年，B处迁往伦敦赖德大街，距英国安全局总部所在地仅两分钟路程，而距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也只有15分钟路程，菲尔比对此十分高兴。1941年，两名苏联间谍——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秘密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处。起初该处由杰克·卡里领导——后来就没有合适人选了——因为找不到一个从英国安全局退役下来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军官。1944年末，菲尔比说“领导决定扩编——人员越多，预算也就越多。领导职位按理应归属库季尔，但那时我必须得到这个位子”。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九处处长职位……。他们都很清楚，库季尔该走了。”菲尔比使用了传统的背后捅刀的做法，让库季尔的死对头、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瓦连京·维思参与到此事中来。于是菲尔比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而库季尔被迫退休。





菲尔比在战后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勃“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除菲尔比外，布兰特和克恩克罗斯在战时的工作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克格勃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有关布兰特间谍生涯的卷宗，它由厚厚的棕色八卷本组成，其中在第一卷上记载着，当时苏联曾要求他用两年时间打人英国安全部。1938年末，克制住对马尔波罗大学军事教研室的厌恶、他自愿入伍。后来他承认，为了进人特别军官预备队，他曾利用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在地方军（国家平时保持的兵团和部队一一译者注）中的关系。但未获成功。二战前他又尝试一次，由于国防部的一片混乱，他一下竟收到了两封口信，——一封拒绝，另一封——同意。于是，布兰特扔掉那封拒绝信，于1939年10月来到位于汉普希尔的明利梅诺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班，主要学习一些军事侦察基础知识。几天后他被召回国防部，英国安全局要询问他过去与共产党员的联系。在与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局长的谈话中，他兜了几个圈子就开脱了罪责，又回到了培训班。毕业时，他获得了战地警备队大尉称号，并以英国演习人员的身份率领一个12个人的排，开赴法国。他的一个下属对他评价是：“他研究的是那种柔和的诱惑力，可作为一个军官他毫无用处。”





布兰特从法国写信给伦敦，抱怨他那毫无意思的工作，并请求把他安排进秘密情报机构或英国安全局。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0年英国演习力量撤回后，他的机会来了。布兰特的朋友维克多·洛希尔（那时在英国安全局工作）把布兰特安排住在本廷大街，并把他介绍给盖伊·里德尔—— B局局长（反间谍局）。虽然九个月前英国安全局对他还存有顾虑，反对他人围，但里德尔这次还是把他留了下来。几个月后，布兰特已经开始工作：监视中立国的使馆，尤其是那些敌对国情报机构可能感兴趣的使馆、他的出色才能逐渐得以显露，比如，他很善于将外交信使与其行李暂时分离，以便搜查公文包。罗伯特。塞西尔写道：“他像块石头那样冷冰冰的——但似乎对所发生的一切又都十分满意”。布兰特很轻松地博得了英国情报局的好感，后来的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总局长迪克·怀特回忆道：“他对所有上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他。我喜爱艺术，他就常常在餐厅吃饭时坐到我身边大谈艺术。没想到后来他把我们都出卖了。他是个有教养、令人愉快的人，与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亲自体验，你是无法理解被一个并肩工作的同事出卖的感觉。”





至今，每当读到克格勃档案馆中有关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以及记述他向英国安全局渗透的历史时，人们还会感到津津有味。他到英国安全局的第一年，就在咖啡馆向戈尔斯基提供了许多情报。可以说，布兰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间谍之一。但布兰特也有使人担忧的地方，最使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不安的是，布兰特从来都分文不取。1941年初，菲京坚持要布兰特收下报酬，显然这是一个手段：一旦布兰特有一天不想继续干下去，可以以此要挟他。春天的一天，戈尔斯基终于说服他收下了200英镑，这之后每年分三、四次，每次付给他150-200英镑。在克格勃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中，至今还保存着能证明他收到汇款的“致谢”条子，而且这些条子就装在他来信的信封里。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翻阅布兰特专案文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1941年夏（或秋）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的材料里，几乎每隔50页就有一条注释：“总参对该间谍表示真诚的谢意”。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类似这样的注释在一个间谍的专案文件中屡屡出现是十分罕见的。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太喜欢布兰特，但总参和莫斯科中心不断的“感谢”使他逐渐承认了布兰特个人的巨大作用。布兰特的专案文件证明，他为苏联情报活动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提供了有关英国安全局“最详细的情报”，其中包括间谍名单，甚至还搞到了二处权限之外的专案文件。第二，布兰特提供了他本人对中立国大使馆观察的结果。第三，他还不断报告德军的部署、编制情况以及预计的战役。布兰将可以接触“双重游戏”的详细内容，并借此通过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二次招募的间谍给德国人提供假情报。布兰特有关德军情报杨主要来源是他的学生利奥·朗。





1938年，朗毕业于特里尼蒂学院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英图正处于困难时期——它在伦敦的间谍机构几乎关了门。对未来的朗，莫斯科并未有什么明确指示。因此，1938－1939年间，朗在法兰克福教书，以便有机会与法西斯德国接上头。战争初期他被划归轻骑兵，但由于他精通德语，成了情报机关的中尉。1940年12月，朗被调到负责分析比较德军作战秩序的国防部军情14处工作。这里他可以自由接触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来自“布列奇利国”（英国高、尖密码技术研究地）的专家们在1940年 5月破译了由“谜语”密码机建立的密码系统后得到的。1942年，用于陆军的“谜语”密码被破译后，朗又进一步拓宽了接触材料的范围。1941年初，朗恢复了与布兰特的联系。他后来回忆：“布兰特于是就又开始了我们中断了的工作，并要求我向他提供任何有利于苏联人的情报”。他们每周一次，通常都是午饭时，在沙特曼街心公园啤酒馆或位于杰明大街的赖纳酒吧里会面。朗把“每周强挤出来的收获”（这是朗自己形容的）交给布兰特。“布兰特从不恫吓或收买我，——因为我们都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利奥·朗在克格勃的专案文件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1945年 9月密码破译员伊戈尔·古琴柯逃到加拿大握太华之后，曾令许多西方情报机构和侦察小说家迷惑不解。古琴柯搞到的情报主要涉及情报总局的活动，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那些有关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小组以及原子间谍活动的情报。同时他在报告了在情报总局工作的两个化名埃利的间谍。第一个是英大使馆副档案管理员卡伊·威尔希尔小姐，1946年3月因犯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古琴柯不知道第二个间谍的真名，但知道他就在英国工作，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不充分、混乱的、有时是令人费解的情报。皮特·赖特回忆道：“他说他知道在‘英国安全机构第五军情处’中有间谍存在，这恰是从他朋友——柳比莫夫那儿得知的。他的这个朋友1942年和他一起在莫斯科主要破译机构工作过……据古琴柯说，这个埃利和苏联有点儿联系——要么他是俄国人，要么到过苏联。要么会讲俄语。埃利是个要人，因为他能把安全局专案文件中涉及到在英国的俄国人的情况全部隐去或删去……古琴柯说，如果埃利来了电报，密码破译处总有一位妇女第一个阅读，如果有什么重要的话，就由她直接带给斯大林。”





几年后，在第二次传讯时，古琴柯改变了几处细节，比如“第五军情处”成了军情五处。但那时嗜酒过度与每况愈下的记忆力已使古琴柯无法回忆起他在一审时讲的第二个埃利的事了。





有关第二个埃利的真实姓名人们众说纷云一一从罗杰尔，霍利斯先生到金·菲尔比都各执已见。而实际上就是利奥·朗。这个化名就赫然印在克格勃朗的档案文件的封面。这是一本薄薄的。但却不平常的专案文件。按克格勃的规矩，布兰特应在每次与朝见面后写一份书面材料，但通常不是因为十分疲倦就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他并未始终坚持这一做法。即使如此，这本专案文件的内容也足以解释古琴柯供词中主要的一些不明之处，并因此可以说，古琴柯的错误（也许是皮特·赖特的错误）在于日趋减退的记忆力，和对内情的一知半解。从朗的专案文件就可以弄清楚，虽然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由布兰特领导，但独立于上述机构的情报总局（军事情报系统）于1943年也与他建立了联系。朗当时不知所措，于是就请布兰特询问莫斯科，他到底为谁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如实把问题反映了上去，中心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为我们。”情报总局为了将来能由布兰特负责与朗为联系而同意了中心的答复意见。这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朗就见了一次面，还是为了专门告知他，情报总局不会再打扰他了。而朗通过布兰特将情报转交给中心这一事实， 在古琴柯的说法中也显得紊乱不堪。 正是布兰特，而非朗“能够从军情五处的专案文件中将有关俄国人在伦敦活动情况消去”。而“第五军情处”可能就是“军情五处”的不同说法罢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能是把朗的工作单位（军事情报机构） 给弄错了，而“5”的意思指的是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
“剑桥五杰”，朗与他们有一定的联系。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朗的专案文件中读到有关德军布署的细节时，他自问道：“难道英国真有这样富有想象力的间谍？”然后他又看到摘录的截听内容，才明白朗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密码破译。





莫斯科并非只通过自己的间谍获取绝密情报，德国人侵苏联几天后，伦敦便开始以隐蔽形式提供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同时领导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斯图尔特·门西斯认为，由于俄国人的密码不可靠，所以还不能建议邱吉尔把破译“谜语”而得到的情报告诉俄国人。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布列奇利园破译‘谜语’之事直接告诉了德国人”。1941年6月的一则消息表明，德国人‘通过对苏联船员与第17航空军的无线电通信内容的研究，正在逐渐掌握斯大林格勒周围部署的俄国飞机的信号系统。就在6月24日；邱吉尔不顾众人反对，命令门西斯在尽可能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将这一情报以明码形式通过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告知俄国人。从这之后，凡有关东方战线的重要截获情报，邱吉尔都要问：“告知他们没有？”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来源通常都以这样的言辞掩饰：“据柏林高层情报源报道”，“据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报道”。所有能暴露情报真实来源的代号和其他细节都被略去了。1942年7月11日，布列奇利国破译了一些被截获的情报，其内容为：

1 ．敌军对第二集团军的压力近日会增强。整体考虑到东线集团军的作战情况，希望在前线遏制住敌人的强大力量。

2 ．冯·魏赫斯集团军的任务是与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一同遏制地位波士丹河与沃罗涅日河之间的顿涅茨克防线，并与第二集团军一同守住沃罗涅日登陆场和奥尔霍瓦特．奥捷尔克．库特什火车站一线（德罗斯科沃）。

两天后，这条消息便以下列形式发至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委员会。

“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情报。根据来自各方的情报，通知如下：包括匈牙利军队在内的德军计划将俄国人遏制在里夫内一沃罗涅日一斯沃博达一线，同时装甲力量将移至顿河和顿涅茨克河之间东南部。”





1941年夏天，英国空军情报军官给莫斯科带去了战役电码。航空学参考资料和德军的一些呼联代号。作为交换，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紧随其后，英国军事情报军官又带来了一些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信资料、德国警察局手动发报密码破译说明。与此同时，虽然苏联也给了他们一些情报，但其中却没有一份是截获的文件。白厅为这种单方面的情报交换开始感到不安。到1942年初，俄国人甚至不愿意交换有关敌人装备的技术资料。布列奇利国认为，俄国人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1942年大规模坦克战时，我们警告过他们德国人所设的陷讲，可俄国人还是把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投向这个陷俄”——个密码员回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相信这些警告，就会避免遭受巨大损失。”





从1942年夏天开始，英国把破译“谜语”而获得的战役情报在向苏联人发送时大大打了折扣。当然，特别重要消息是例外。1942年1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苏联人收到了（也许是他们从菲尔比或布兰特那儿得到）德军手动电码破译书，英国人虽然是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回报，可他们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了。





1942年夏，当英国情报机构以密码形式发给俄国人的情报数量大大减少时，约翰·克恩克罗斯开始以明码提供情报。几个月之后，他放弃了亨基勋爵私人秘书的职位，并于1942年3月成功地尝试了菲尔比两年前未做成的事－－他进人了位于布列奇利国的英国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他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买辆便宜的汽车，以便在休息日时可以到伦敦交付情报。虽然他在学校的时间不到一年，但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正好与东线的战役转折相吻合，并且斯大林和大本营也终于开始利用可靠情报去指导作战行动。克恩克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克恩克罗斯本人认为对苏联红军发起“堡垒”战役，即库尔斯克战役之前——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他为俄国人苦干15年后，闪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4月30日，英国人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白厅有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的情报。





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因为担心德军会在5月10日开始进攻（实际上是在7月5日），便在5月6日这一天，在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事先经过绝密（准备的预警性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乡树帮助下制订的。许多德国飞机在地面就损伤惨重，在5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集中密集打击。尽管这样失去了突袭的因素，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初次战役：飞机架次1400次，歼灭德军飞机500架，苏联飞机损1200架。后来，戈尔斯基代表莫斯科对克恩克罗斯提供的情报转达了特别的谢意。然而，就在这之前，把从布列奇利国搞到的情报交给伦敦已十分困难，克恩克罗斯已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库尔巴斯克战役前，克恩克罗斯不顾戈尔斯基让他继续留在通讯密码学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建议，他先来到五处（德国处），后又调到一处（政治情报处）工作。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那里。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在库尔斯克摧毁苏军”，对希特勒来说，是补偿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最后一线希望。1943年8月，苏联最高副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预测了军事形势：德军在从北向南夺取库尔斯克高地的同时，还有可能从西实施打击，以便把保卫高地的两个红军集群隔离开来。当时，连斯大林和大本营也不清楚法西斯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因为希特勒经常改变主意。日期从开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月12日， 后来又改到7月3日，最后定在7月5日。应该说，来自英国的情报（既有官方通过英国军事委员会的，也有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间谍搞到的），对保证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军事侦察在情报收集和加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和战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营最重要的情报源是瑞士的吕西小组。无疑，吕西（鲁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一直为苏联提供重要的战役情报。1944年2月22日，情报总局的领导曾用无线电发送了一则指示：“请向吕西转达我们的谢意，小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个情报非常重要、价值很高。”情报总局经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员（情报总局并不知道其名字），他会收到索要的报酬。1943年11月，情报总局发出电报：“请以我们的名义转告吕西，说我们将按其要求付给小组工作报酬。我们会对他们的情报作出相应的答谢。”然而，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吕西从未发过有关库尔斯克的重要情报。而且吕西最重要的情报源——维特还犯了几个错误。比如，6月23日，正是他推断，鉴于红军力量日益增强，“堡垒”战役将被取消。





苏联军事侦察在1943年春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截听质量的提高。从战争一开始，国外局五处的研究部门，当然还有情报总局的密码员们就熬费苦心地对机器密码“谜语”展开了破译研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德国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组织——所有部门都在利用“谜语”编制各自的密码，以适应不同的目的以及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从1941年开始，德国人在工作中同时使用的密钥不下50个，而且它们还每天都在变化。这样一来，即使对机器密码解密之后，如果又搞到的截获材料具有战役意义，也还需要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钥。在英国布列奇利园，除了继续进行波兰专家早先的工作外，他们还破译了从1940年一1942年“谜语”的各种不同的密码，并制订出了判定每日密钥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一大贡献吧。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克思克罗斯、朗、布兰特、菲尔比等处获知了这一成功的消息。不能否认他们搞到的几台“谜语”码机和密码材料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研究工作助了一臂之力。这事大概发生在1941年12月，那时，德国第二集团军丢失了几台密码机。当然，大部分机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缴获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中至少有26台“谜语”密码机，在被围的情况下全部销毁它们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正在接收总部密电时，俄国人就已跨进了门坎。其余的“谜语”机可能是在消灭企图突破包围的德军六个师时缴获的。一些主要密钥肯定也落人了红军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俘虏中，有发报员和译码员，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御住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帮助的“坚持不懈的建议”。





1943年1月17日，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通讯局就得出结论：一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俄国人已破译出了“谜语”的密码。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措施用来保护自己的密码。德国人还使用不带配电板的密码机，这些机器可在苏联进攻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适应性以及抗打击性。





1943年春，苏联情报截获和破译机构对德国的密码技术予以重创，但这次打击的对象不是高尖密码，而是一些基础电码。他们主要致力于发现、分析无线电通讯内容，破译普通手动电码，而不是像“谜语”那样的高密电码。战争初期，由于发报员损失较多，所以军事截获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营决定成立特别无线电营，这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为“红军在无线电电子战中质的飞跃”。苏联历史学家不打算打开无线电截听这块禁区，只是在无线电干扰和伪情报战中谈论这些特别无线电营的作用。当时每个营都装备有18－20台接收机和4个探向器。





虽然负有特殊使命的无线电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才成立，但它们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截获的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情报表明，苏联截听机构在进攻前就发现了德国总部、坦克第二军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师的所在位置。而从其他截获的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德军坦克第七师师部、第十三军和坦克第二集团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苏联无线电截听机构的前线部门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军进攻初期，位于库尔斯克高地以北的苏联坦克第四十六军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军，就拥有战术上的优势。德军的一些通讯军官丝毫不怀疑这是无线电截听对俄国人的成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德军无线电工作纪律的松懈是导致“堡垒”战役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隐密性有所提高，但也比德军好不了太多、所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无线电截听大概成了双方战役情报的最宝贵来源。





除了无线电截听，苏联还采用了其他搜集情报的方法。空中侦察就是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西部战线由于无线电截听的运用，空中侦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库尔斯克战线前夕，苏军进行了约6000次侦察飞行。在德军进攻前的三个月内，中央战线和沃罗涅日战线的部队进行了105次战斗侦察，2600多次夜间偷袭和1500次埋伏，在这些行动中被俘的187名德国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根据7月5日夜捉到的开小差士兵和“舌头”供认，第二天一早德军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前，一种更为灵活的适于前线指挥官的系统取代了直到1942年还在运转的、以情报作为保障的中央统一系统，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从前线情报处获取战役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军队便开始发起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1945年5月，朱可夫元帅在柏林接受纳粹投降为止。依靠四倍于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装备和不断增长的空中优势，苏联红军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其攻势锐不可挡。而支持这两年旺盛攻势的战役情报不仅是大本营、情报总局和前线指挥官努力的结果，内务人民委员部也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据苏联最新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时计有53个师和28个旅（不包括许多独立部队和边防军）共有75万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军人临阵脱逃，并对“不可靠民族”进行围剿行动。许多小民族的人民——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拨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卡尔梅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都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大规模屠杀和强行移民的牺牲品。斯大林本想将乌克兰人也列为移民之列，但同时又无奈地抱怨说，他们的人太多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红军胜利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领导了游击运动。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游击运动局由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领导（战后他当上了“专事国外谋杀的特别行动局”局长）。“虽然他的名声不是特别显赫，但苏多普拉托夫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和音量不高却使人信任的话语，这一切都使人觉得他是个举足轻重、有知识教养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只有那些少数的当政者才可以对此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洛夫这样写道。苏多普托夫的副手。少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戈在西班牙内战时以“科托夫”的化名在佛朗哥后方领导游击斗争，并为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中名声颇响，同时他作为刺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还进入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





游击队员在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义的混乱所搅和，以致后来出现了许多传说和神话。人们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是在德军敌后最著名的游击队员之一（他的肖像就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里） 。1943年4月，他假冒德军中尉进人到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军军官埃利赫·科赫的办公室。他本应刺杀科赫，但这个德国军官却开始谈论起“堡垒战役”——德军即将对库尔斯克高地发起的进攻。库兹涅佐夫于是决定不杀科赫，而是把德军战役计划直接发往了莫斯科。这段故事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样。科赫并不掌握即将发起进攻的确切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曰期，因为连希特勒本人也尚未作出决定。在不久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游击队员的情报活动评价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之处，其中提到了诸如经验不足、准备不足、情报的可靠性不足、发报机不足以及游击队员与军队情报活动协调性不足等。1943年4月19日， 最高指挥部发布了“关于改进游击队情报工作”的命令，要求游击队与军队间更好地协调一致，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改进培训游击队领导的工作。





游击队员在德军敌后与红军协同作战的第一次进攻战役是“钢轨战”。其目的是在库尔斯克战役进行之际利用空投给游击队员的大量炸药摧毁德军铁路交通、服这次战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用了几千包炸药，但德军赖以生存的铁路线仍未被摧毁。上边曾提到的那份研究报告指出，能被称得上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进攻前和进攻时第十一游击旅的一系列行动， 因为正是这些情报行动，使得被围困880天的列宁格勒终于在1944年1月得以解围。 当时该旅经常能够搞到，些有关德军沿公路联路布署情况的详细情报。





在进攻前……游击旅的侦察员们弄到了有关敌军的数量、部署情况、指挥官的姓名等情报，他们还记录下了敌军指挥部和敌21师调遣情况，确定出了第三十八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指挥部位置、同时还有4 个机场位置。当苏联军队开始发动进攻时……侦察员们就掩护进攻人员进入敌后和侧翼。





由于德军后方存在大量间谍，德军内部简直乱成一团糟。1944年夏，德军反间谍机构发现了2000名苏联间谍，并推算这个数量会以每三个月10000名的速度增长。尤其是那些“流浪儿”更使他们头痛——这些人都是学习过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少年、对他们的英勇气概就连德军士兵也赞叹不已。在一份报告中记录着一个“少年”的事迹：当他正在对德军调动情况做标记时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拒绝说出是谁派他来执行任务，并“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德国人决定恐吓他一下，先是逼着他观看枪决七名成人战俘的场面，而后命令他也去见上帝，当把他置于枪口前的最后一刻还告诉他，如果他讲真话就放他一条生路。





小男孩当时冷笑一下回答说，他知道，即使他将真情和盘托出，德国人也会杀害他。审讯室的军官又一次许诺，如果他说出是推派他来的就放了他。小男孩回答：“我很清楚，并不在于我是否讲真话，你们早晚要杀了我。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搞了六次破坏活动，而且还要搞第七次。”





报告中未提到小男孩的命运如何，极有可能是被枪决了。





在卫国战争期间，科技的以及政治和军事的侦察，对苏联政策的制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侦察是获取有关原子弹的情报。第一份关于美一英签订制造原子弹协议的情报，是约翰·克恩克罗斯搞到的。1940年10月，由亨基勋爵领导的不列颠科学委员会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当时克恩克罗斯恰好是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夏在“马乌德”（有关核研究的委员会）委员会呈交的秘密报告中曾较为乐观预估——到1943年末就会制成以铀一235 为原料的“大威力武器”，于是，这个问题就被重新提交讨论。科学委员会和“马乌德”委员会承认，关于生产原子弹（这个方案的密码代号为“图布一埃洛伊斯”）的问题以前曾同美国有过秘密的合作，现在还需要与之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1941秋，亨基成了“图布一埃洛伊斯”咨询委员会成员。无疑，借助私人秘书这个便利条件，克恩克罗斯同时也将相关情报发给了莫斯科的“中心”。





1942年4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化学工业人民委员M·F·别尔乌辛在斯大林的指令下，拿到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搞到的有关国外原子弹研究的厚厚的资料文件，别尔乌辛建议把材料给物理学家们看看，以便他们先估量出其价值。5 月份，年轻的物理学者、空军中尉F·H·弗廖洛夫写信给斯大林：“抓紧时间制造原子弹至关重要。”弗廖洛夫在翻阅美英科技杂志时注意到，有关核裂变的文章以及这一领域学者的名宇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原子弹研究已进人保密状态，因为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后，斯大林气愤得不能自已，因为对苏联造成核威胁的重大发现竟然不是来自科学院，而是来自一个小小的空军中尉。





1942年末，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建立一个隶属于科学院的原子弹研究实验室、尽管当时许多苏联学者认为，制造原子弹要花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但在战争关键时刻，他还是力排众议通过了这项决定。很明显，与德国交战用不着使用原子弹、相反，制造原子弹还要与前线争夺一部分本来已近枯竭的资源。而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正酣时通过这项决定，考虑的绝对不是卫国战争的需要，而是战后世界的需要：美英有原子弹，苏联也应拥有。1942年末，斯大林似乎明白。即使不完全摧毁法西斯国家，战争也会结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有可能面临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战后德国。但只有关于盟国研制活动的情报才彻底使斯大林相信了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





克劳斯·福克斯是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提供英一美原子弹研究科技情报的“原子间谍”。毫无疑问，在1942年4月，斯大林让别尔乌辛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研究的材料中就有福克斯提供的情报。福克斯出生于一个被德国报纸称作“基尔纽狐狸”（“相克斯”的德语意思为“狐狸”）的家庭。因为不仅他们的头发，他们的政治倾向也都是红色的。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时代的一个杰出的公谊会（贵格会、教友派）教徒领袖。福克斯1932年21岁在基尔大学时加人德国共产党，并成了大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以难民身份逃到英国，1933年9月加人德共在英国的地下小组，主要完成各种宣传任务。1934年。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11月通过了论文答辩。在布里斯托尔，他积极参加一个“对苏文化联系协会”的伪组织活动，在协会组织的戏剧朗读表演会上，福克斯扮演了维辛斯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与狂热使自己的导师、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涅德尔·莫特先生大为震惊，因为“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安静、谦逊的年青人会以如此冷漠的敌意去谴责被告人。”





1937年，福克斯调到爱丁堡大学马克斯·博恩的试验室工作，直到1940年5月法国沦陷、“第五纵队”猖极一时、他和许多“遭到敌视的异族人”被抓起来为止。在马恩岛和加拿大度过七个月后，于年底前他被释放。1941年5月，德国学者、同为难民的鲁道夫·皮尔斯（后来获骑士称号．）邀请他到伯明翰大学从事“军事研究”。皮尔斯回忆道：“在官方允诺之前，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但我解释说，理论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安全局认为可以给他从事该工作的权力。于是福克斯开始正式为研制原子弹的“图布一埃洛伊斯”绝密方案工作。1941年末，当“巴巴罗萨”战役正处于激战时刻、而且看起来德军会占领莫斯科时，福克斯以苏联间谍身份自愿将成果贡献出来。他来到伦敦，找到德共在英国地下组织的领导尤尔根。库钦斯基，请求他转告俄国人，说他了解原子弹制造计划。库钦斯基安排他与以驻伦敦苏联武官为掩护身份的情报总局军官西蒙·达维多维奇·克雷默尔见面（福克斯只知道他的化名叫亚历山大）。克雷默尔把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使馆里，很显然他担心其中有诈。后来他几次试图说服福克斯遵守苏联侦察的一些常规，但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审讯论克斯的记录中写着：“亚历山大建议他，为保险起见乘坐出租车并注意甩掉跟腻但（福克斯）认为，这花费太大、而且也很不保险。他宁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接头，比如像伦敦地铁站这样有自动升降梯和普通楼梯的地方。”





1942年夏，福克斯被安排与另一个情报总局的接线人见面。这个人叫索尼娜，福克斯恐怕永远也不会猜到，索尼娘就是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妹妹。通常他们在伯明翰与牛津大学之间索厄娘的住所见面。索尼姬化名为布鲁尔小姐，扮作一名从法西斯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后来福克斯承认他不知道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哪个部门工作，也不知道这些部门共有多少个。我们可以通过他那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混合性格作出结论，他讲的是实话。





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价值不仅仅在于英国人、美国人深人研究的那些技术细节。到1942年初，福克斯已被准许阅读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报告。和皮尔斯一起，福克斯根据德国学术杂志材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报告，对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作出了评价。1942年2月，他们得出结论，德国的情报源“没有就‘图布一埃洛伊斯’领域的工作提供任何新情报”。福克斯的有关英一美研究迅速进展的报告，显然是促使斯大林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决定性因素。





1943年12月，福克斯作为“图布一埃洛伊斯”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临行前，他接到索尼姬的指示，要他与美国的接线人莱蒙德先生联系。虽然福克斯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情报总局不得不将此事汇报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莱蒙德（加利·戈尔德）是一个三十岁的化学家。出生于瑞士的一个俄罗斯人家庭，三岁时被带到美国，并从1936年起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业间谍和联络员。福克斯记得，他与莱蒙德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44年1月纽约的东赛特区。福克斯按照安排，手里拿着一个网球，并要去找一个戴着一副手套、手里拿着两个网球的人。后来，在联邦调查局的审讯中，戈尔德说他手里当时还拿着一本绿色封皮的书。福克斯说：“莱蒙德的态度在会面时‘充满敌意’。”戈尔德本人也承认，他当时被福克斯交给他的充满危险的情报惊呆了。他“十分害怕与有关原子弹的情报打交道，以致于只想躲得远远的，对这连想都不敢想。”





1944年8月，福克斯被派往距圣赞不远的洛斯一阿拉莫斯一个绝密的原子实验室。那里工作着十二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并在进行着原子弹的组装工作。由于英国学者能有机会接触方案的各个分部研究情况，所以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能更好地评价核研究。1945年9月，即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月，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安保军官写道，英国学者对炸弹装配、爆炸物质、炸弹构造和包括氢弹在内的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十分了解”。但他同时认为，他们对纯技术的东西却知之甚少。福克斯把搞到的所有重要情报都提供给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但也并不是他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对苏联学者起了帮助作用。在福克斯1944年窃取的爱德华·捷列尔的早期材料中，就有一些能使正在研制氢弹的苏联核物理学家误人歧途的错误情报。





福克斯甚至不怀疑，他并非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唯一苏联间谍。在他来之前几天，22岁的共产党员、美国士兵大卫·格林格拉斯也来到这里。他是个机械师，为生产原子弹准备和提供设备。“我那时年轻又愚笨，毫无经验他后来说，——但我是个好共产党员。”在给妻子鲁特的信中，他把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描绘成“真正的天才”，说他们是忍着“心口的疼痛”无奈地使用武力。“要让苏联强大起来，让他的人民昌盛起来！”格林格拉斯十分崇拜他的内弟朱里乌斯·罗森堡（他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纽约间谍小组的成员），他轻易地就答应了向他提供“洛斯一阿拉莫斯”情报的请求。“亲爱的！我如果能加人朱乌里斯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1944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1945年1月，格林格拉斯在纽约休假时，把一本札记和一叠速写画交给了罗森堡。而罗森堡把一个盛水果软糖盒子的一半给了他，并说，持有盒子另一半的人就是与他会面的联络员。6月份，加利·戈尔德来和福克斯见面时，他也到了格林格拉斯那儿，从他那儿拿走了笔记本并交给他一个装有500美元的信封。戈尔德的上司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纳托利·雅可夫列九那时，他在驻纽约的苏联领事馆工作。他对格林格拉斯的情报格外满意，给出的评价是“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大”。9月，格林格拉斯例行来纽约时又给了罗森堡一批资料，并得到了200美元。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的情报非常重要，因为：一，征明了福克斯科技资料的正确性，二，报告了一些技术细节——也就是福克斯知之较少的那部分。





到1945年春，苏联情报机构里又出现了两名在英国一加拿大原子学者小组中工作的新成员。这个小组由设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研究中心原子能局局长约翰·科克罗夫特教授领导。第一个被招募的是英国学者阿兰·南·梅伊，他与唐纳德·麦克林是剑桥大学的同学、秘密共产党员，当1942年开始研究“图布一埃洛伊斯”方案时，他很快就与情报总局取得了联系。与菲尔比、布兰特和其他优秀间谍不同的是，梅伊没有从危险感和揭开秘密中感受到一丝满足。“整个这段历史——他后来承认——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之所以从事这种工作，是因为我把它看作是对人类安全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谈及自己的活动，他十分赞同厌烦间谍活动的麦克林的看法：“反正就是那回事，当厕所的看门人——整天臭不可闻，但需要有人来干。”1943年1月，梅伊加人蒙特利尔科克罗夫特的研究小组。由于至今未明的原因，情报总局在提太华的机构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摸梅伊的底子及其工作的意义。直到1944年末，才派中尉巴雅尔·安格洛夫做他的接线人。1945年上半年，安格洛夫交给他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搞到铀的样品。在这之前，苏联的另一个加拿大间谍伊兹赖尔·哈尔别林称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梅伊却成功地搞到了。在轰炸广岛后三天，即1945年8月9日，梅伊交给安格洛夫有关原子弹研究的重要资料，它包括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的情况以及两种铀样品——在玻璃
试管中的富矿铀－235和在白金金属薄片上的铀－233的渣滓。





驻渥太华情报机构间谍头子止校尼古拉·扎博京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于是就派其副手、 中校莫基诺夫携样品前往莫斯科。 而安格洛夫给了梅伊一瓶威士忌和200元左右加元作为奖赏。





很快，扎博京被授予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梅伊也加人情报总局加拿大小组，小组至少有十二人。在小组搜集的其他军事和科技情报中，还有加拿大王国委员会定性为“最重要情报”的关于雷达的资料。“若不考虑原子弹，恐怕雷达就是发达英语国家此时期在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了”。这个小组还弄到了有关潜艇测位仪、爆炸装置、火箭燃料和无连接起爆导火管。扎博京的情报网既有政治情报的、也有军事和科技情报的信息源。在众多间谍中，赛姆·卡尔（长得像科根，是乌克兰籍犹太人）和弗雷德·罗泽（长得像罗森堡，出生在波兰的俄籍犹太人家庭）尤其突出。前者是为扎博京招募和培养间谍的加共组织事务秘书；后者是提供加拿大秘密议会情报的魁北克党活动积极分子和加拿大议会议员。





1945年9月，伊戈尔·古琴科从渥太华使馆出走投奔西方之后，虽然情报总局的间谍网有所收缩，但在加拿大国家安全委员部的间谍机构却安然无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中，蒙特利尔第二大原子间谍是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优秀的物理学家、意大利侨民，与内向的阿兰·南。梅伊不同，蓬捷科尔沃（更以布鲁诺或蓬托出名）是个生活腐化、放荡不羁的人，由于他电影演员的外貌，得了个拉蒙·纳瓦罗的绰号。蓬捷科尔沃191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36年在法西斯排斥犹太人运动时期离开意大利。1943年初他加人研究核问题的英一加学者小组，在后来三年中，有一次他写信给提太华的苏联大使馆，要求为苏联效力。与南·梅伊情况一样，信并没到大使馆人的手里。而被其“邻居”——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加间谍机构收到了。刚开始。间谍机构头子对此没有给予丝毫注意，只把他当作伪造的信件或反间谍行为。蓬捷科尔沃由于迟迟收不到回信，就把秘密文件具体数据亲自拿到了大使馆。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头目却搞不清这些资料的意义，只好转交给莫斯科。很快就传来紧急命令，莫斯科让他们立即与这位提供资料的学者建立联系。1949年初，在蓬捷科尔沃未被调人英国原子研究中心前，他一直住在加拿大，过着双重生活——既是核物理学家，又是苏联间谍。熟知蓬捷科尔沃事情的克格勃军官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蓬捷科尔沃作为核问题的间谍，其工作受到的评价几乎与福克斯一样高。





到1944年夏天之前，剑桥“五杰”中的唐纳德·麦克林也经常向苏联提供—些有关核研究和政治问题的情报。虽然三十年代麦克林是“五杰”中最成功的一个，但在二战初期，他在外交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位有所下降。1938年9月，他以三秘的身份来到英国驻巴黎使馆，那时他已有交际圆滑、沽名钓誉的坏名声。一位英国高层外交家说，法国沦陷后，英国驻巴黎大使肯普贝尔“对麦克林突然表现出的磨蹭和在最近关键日子中的玩忽职守十分反感。他认为，麦克林是个意志薄弱的人。”麦克林从法国回国之后很快获得第二秘书的官衔，并被任命到重建的外交部总局工作。总局的权势并不大，它主要同运输、供给和经济战争部委打交道。他在局里的同事奥布利·沃尔顿认为他是个“捉摸不定而又孤独的人”。与美国妻子梅琳达的离异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他们虽然在巴黎结婚，但到1941年秋她一直住在美国，另外，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40年圣诞节前夕刚出生就夭折，也使麦克林倍感孤独。





1941年6月，德国人侵苏联，实际在不同程度上又使人们再次意识到了麦克林和其他“五杰”成员的价值。对麦克林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1943年末美国人大批到来之前那些部署在英国的。主要由波兰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盟军之间的关系。虽然希特勒人侵后，斯大林与波兰政府签订了驱逐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军事协议，但苏联对波兰仍持怀疑态度。从麦克林的报告中可看出这种不信任是互相的。1943年4月，也就是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体屠杀波兰军官地点之后不久，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莫斯科立即断绝与西科尔斯基流亡政府的所有联系，称他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并指责了德国人的罪行。麦克林虽然向莫斯科提供了波兰人对此的反应情况，但作为施行大规模屠杀政权的秘密间谍，他并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的快感。





1944年春，麦克林无论在英国外交部，还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得到了加官进爵。在英国外交部，他被派往驻华盛顿使馆，不久便晋升为使馆一秘。到位后不长时间，麦克林与同事罗迪·巴克利又一起被任命为英一美制定对意（大利）和约委员会成员。巴克利十分赞赏麦克林，认为“他善于制订方案并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另一位与麦克林同时在华盛顿任职的英国外交家罗伯特·赛西尔回忆道：“对他来说没有一项任务是复杂的，他精力过人，要干多久就能干多久。而且胜任各项工作，尤其是对待那些生病、休假或不太勤恳的同事的工作，他总能应付自如。”





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英美之间进行核合作的领域是一个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领域，而从1945年初开始，麦克林就在此领域工作。由于他在核研究领域拥有深厚的知识理论，1947年2月他被调人英一美一加协调核政策联合政治委员会。“五杰”的上司、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麦克林的地位始终是给予应有的承认的，他们把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直接派到华盛顿与麦克派一取得联系就是一个佐证。1944年10月，戈尔斯基取代艾哈迈洛夫，被任命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长官，并受命在边特丽的帮助下监督杰科布·戈洛斯的间谍网。与艾哈迈洛夫一样戈尔斯基很快就搞清楚了，戈洛斯的工作方式过于“业余化”，安全系数很低。于是他对边特丽说，“现存制度充满漏洞，因此十分危险。我们的朋友戈洛斯是一个不十分谨慎的人，我担心，由于您同他的联系，会把整个组织置于危险之中。”这样，边特丽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给别人，暂且“隐姓埋名了半年，直到确信，联邦调查局“未对她调查”为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很仔细地研究过有关边特丽的情况，目的在于是否留用她。 戈尔斯基一直坚持要边特丽收下酬金并开具收条给他。 ‘“让我们结束这些蠢事，我口袋里有2000美元，这是您的一部分。您现在就收下！如果不收的话，我就会认为您是叛徒！”实际上，在边特丽收下钱之前，她就已经是“叛徒”了。从1945年11月，她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成了双料间谍。虽然她的间谍网早已彻底暴露，但一直受单线领导的麦克林，却留在联邦调查局的视野之外。





卫国战争期间，除了苏联谍报人员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英一美情报机构渗透之外，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与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门有着官方的联系。1941年8月，上校（后升为准将）A·希尔（那时化名为德尔）率领英国特别行动机构联络小组抵达莫斯科。这次行程被称为“萨姆使命”。选择希尔担负这项使命即使算不上十分段跷，也是异乎寻常的。据与他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菲尔比说：“希尔在英国人中一间属于为数不多的、惯于暗中使绊的那号人之一。他那大腹便便的样子，看起来像个不戴王冠的秃顶国王。”就在这次行程的十年前，希尔曾出版过一本词藻华丽的回忆录，其中讲到了以前他是如何协助破坏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总之，希尔根本不准备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携手工作。他刚一到达莫斯科就下令检查“萨姆使命”会议厅。正如菲尔比所说，“这次检查表明。的确存在着大量情报流失途径。”





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期合作效率极低。1942年2至3月间，奥西波夫让希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小组一起深人敌后，以便了解游击战术。按照希尔后来的说法，他一回莫斯科就帮奥西波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游击战术的正式报告。但对此需慎重对待，不可全信，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讲过，是他在1918年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反间谍处”飞到过德军敌后东线几个地方后，希尔产生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派到西线和中东前线的想法。1942年夏，他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开罗讨论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行动的细节。然后他与空降在比利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一起飞往伦敦。实际上在此之前，希尔的那股促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方展开积极活动的热情已有所减退。在准备向比利时空投间谍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见鬼去吧，我并不很喜欢这玩意儿”。特别行动机构驻伦敦和开罗的参谋部禁止在土耳其领土上开展联合行动。 。特别行动机构的档案称料证明，当时“只有一小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英国人的援助下被空投到欧洲国家，而且主要是在1943年一年。空投行动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战役情况几经耽搁本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怀疑这其中有英国人的阴谋，感到十分气愤。特别行动机构曾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过一些有关爆炸装置的资料，但作为交换，它们并没有收到太多的回报。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的组织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领导，他是在希尔被派任莫斯科后不久来到英国的。除了正常的领导工作之外，奇恰耶夫当时还身兼在英国的各沦陷国流亡联合政府顾问一职。奇恰耶夫长于交际，身体健人而且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极不寻常的是，他滴酒不沾。一起初，奇恰耶夫同时行使组织联络和领导谍报机关的双重职责。一但随着苏联在英国的间谍网与日俱增以及作用日渐突出，1943年，莫斯科中心把具有外交掩护身份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派往伦敦担任机构领导。库金长期以来一直沐浴在“五杰”带来的荣耀的光辉里。现在，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还可看到他的肖像，肖像旁边是注释，把库金称为40至为年代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之一。库金到任以后，奇恰耶夫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彻底转向流亡联合政府工作上来。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奇恰耶夫对这些政府施加压力也随之增大。捷克流亡政府情报机构领导弗兰季舍克、莫拉韦奇将军是如此评论奇恰耶夫的：“刚开始时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性格温和的人，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似乎每个俄国人的脸上都失去了笑容。随着战局的好转。奇恰耶夫对我们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前他每天都来我这儿，对我提供的每份情报都表达谢意，可现在他开始批评我们，向我们提要求，甚至威胁我们。”





奇恰耶夫经常对收到的情报大为不满，他要求直接参与地下活动，并且索要一些莫拉韦奇认为无法弄到的情报。他还开始搜集有关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报，并且搞出了几份“不可靠者”名单。战争结束前，奇恰耶夫开始索要有关英国情报部门活动情况及流亡政府首脑爱德华·别涅什的情报，并逼迫莫拉韦奇与他断绝关系。





虽然，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作成效甚微，但在1943年末，即“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第一次会见之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其前身为情报总（一局）头子多诺万将军却又产生了与苏联情报机构广泛合作的想法。1943年圣诞节，多诺万与美国大使加里曼在莫斯科与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谈判。两天后多诺万又同国外局领导菲京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爆破专家奥西波夫见了面。当时的美方会见记录写道：“菲京对多诺万有关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叙述听得非常认真。仔细，然后又就向敌国领土输送间谍的‘可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细节等提了几个问题。”“奥西波夫将军，——记录中这样记载，——对塑胶炸药的潜力十分感兴趣。多诺万将军应允把战略情报局战役工作人员使用的成套小型无线电发射机提供给菲京将军。”





以这种方式吊起苏方的胃口之后，多诺万建议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代表处。双方代表处将相互交换情报（多诺万认为，每一方都有使另一方感兴趣的敌军情报），彼此协调行动，以避免间谍工作的重复，相互通告行动计划。多诺万的建议在苏联以苏一美关系中少见的热情原则上获准通过。这个建议非常合菲京的口味，因为他早就渴望得到战略情报局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活动情报、以及战略情报局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及技术潜力。另外，国外局当时正在犯愁，如何控制伊丽莎白·边特丽这个不可靠小组的活动。现在问题解决了，菲京完全可以用官方代表处来控制并巩固华盛顿的间谍机构。而且自身也可以开展一些间谍活动。所以，菲京对多诺万表示，“他衷心地欢迎他的建议。虽然一些细节尚需由高层讨论之后决定，但战略情报局驻莫斯科代表处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情报交换应立即开始。”美国大使卡里曼和菲京一样对此事十分赞同。他天真地写信给罗斯福：“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试图打人苏联情报部门，可一事无成。现在我们第一次打人了苏联政府情报部门。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我相信，这会为将来与其他部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辟道路。”





但华盛顿对此反应冷淡，罗斯福因为害怕选举会出现什么不测，于是采纳了埃德加·古维尔的意见，坚决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华盛顿设立代表处。1944年4月，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丁将军告诉菲京和奥西波夫，互设代表机构的计划“延期执行”。虽然他们二人极度失望，可还巴望着能通过丁与战略情报局继续交换情报。8月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代表处也与奇恰耶夫开始了情报交换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这项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都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对此也颇感兴趣。但由于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大大高于交换所得的情报，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只具有单方面的性质。当然了，当菲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他也时常能够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1944年9月，他就把德军在波兰和东欧的攻击目标布署情况交给了美国。显然，他希望美国人以此能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10月25日，菲京奉苏联最高指挥部之命，帮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机构将其代表从保加利亚撤离。命令下达两天后菲京便报告说，他已使他们安全撤回。作为回报，他向多诺万索要了战略情报局在保加利亚，还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所有被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此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岛上所有与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都出现在了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黑名单上。而战略情报局的军官们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的同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在被红军解放的领土上镇压与共产党做对的反对派人士。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希尔准将，使他面对现实产生了恢复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保持日常联系的念头。1944年4月，特别行动机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装备了无线电发射机和武器，并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见面。特别行动机构在巴里的代表向伦敦报告：“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们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6月，奇恰耶夫通告特别行动机构，“由于停在协调一合作领与特别行动机构建立联系的尝试宣告失败”，莫斯科决定召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尔在铁托总部的代表、准将芋茨罗伊·麦克林却报告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特别行动机构的代表处中大家与克拉索夫斯基关系极为融洽。奥西波夫后来向希尔解释识或许是因为克拉索夫斯基从未执行过这样的任务、希尔同意这种观点并邀请奥西波夫到伦敦讨论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但奥西波夫再也没有回音。





在大量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研究过第一总局秘史之后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行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间谍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绩。此人在情报部英一美联络处任处长，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家庭，其父在两战期间由于生产第一批自动开启式滑雪固定装置而大发横财。1933年，显然是在马雷的怂恿下，斯莫利特作为一个充满浪漫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年轻间谍来到伦敦，当时他以维也纳记者作为掩护身份。1934－1935年间，斯莫利特与菲尔比打过交道，他曾想与菲尔比合开一个自己的新闻社，但终究未能付诸实现。





1936年夏，斯莫尔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发表了系列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他到苏联北极地带旅游的情况，为此他在美国声名大振。1937年，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书出版，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三次。本书虽然不乏非共产主义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积极行动”的优秀典范。“今天的约罗斯——斯莫尔卡写道，一一像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们无法掩盖工地上那种令人吃惊的肮脏、混乱和临时拼凑的氛围。”然而，斯莫尔卡同时也有力地渲染了给人印象颇深的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自豪的苏联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开采矿产的热潮之中，对“燃起世界战火的想法”毫无兴趣。斯莫尔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对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的描述，作者把它写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会实验场。对看守与被监禁人的关系斯莫尔卡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十分新鲜的是，这些年轻的“行政管理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这些坏蛋（被监禁者）那迷途心灵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劳改营的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强盗们在此建造了一块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变得如此自由和兴盛，就像似此方式产生的澳大利亚一样。





不管这有多么荒唐，但斯莫尔卡的杜撰丝毫没有影响《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新闻处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专栏还给新闻处留下了一个“他是一个在国际问题上获得公开好评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斯莫尔卡入了英国国籍，化名为 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为．斯莫尔卡－斯莫利特）。几个月后，他开始在电报交换公司工作，领导重建的对外处。1938年11月；外交部新闻处为他开具了一叠评价甚高的介绍信，使他得以到英国驻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伯尔尼大使馆“视察”了一趟。在这些地方，斯莫尔卡总要“尽可能找机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的状况，尤其是与那些官方、非官方通讯社“恶毒”宣传相比，从他的祖国发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体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恶毒”宣传的才能给这次大使馆考察笼上一层神秘诱人的色彩。1939年；德国人侵布拉格时他和妻子刚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隐蔽于英国使馆。





战争开始之后。斯莫利特一直尝试着打人情报部门；后来他如愿以偿进人情报部，并凭着与1941年6月当上邱吉尔政府情报部长的年轻、精力充沛施布伦丹·布雷坎的私人关系、开始官运亨通起来。9月，邱吉尔命令布雷坎“提出一个方案，用以对付英国舆论界由于俄国人的抵触而出现的忘掉共产主义危险的倾向”。在这之后，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为重建的俄国处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显示出了“超凡”的领会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尔先前的指示抛置脑后，另一方面却格外关注邱吉尔6月22日的广播讲话，因为在讲话中邱吉尔答应向“俄国和俄国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斯莫利特认为，其首要任务应是：

1 ．与一切妨碍援苏政策实施的英国反苏情绪做斗争，反对敌人在英一苏同盟问题上任何分裂民族统一的企图。

2 ．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尴尬境地的左翼的过分亲苏宣传。预防共产党员挑起攻击，不使共产党抓到主动权。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还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职责；“负责处里的全面领导工作，并与英国外交部、苏联大使馆、政治斗争局保持联系。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在1941年11月写给布伦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与使馆的紧密联系中，我们使馆将给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协助”。使馆中斯莫利特的一个最重要的联系人，就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线人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在戈尔斯基看来，安排与斯莫利特见面要比安排与“五杰”见面简单得多。虽然英国外交部谁也不曾怀疑斯莫利特会是苏联间谍，可他与苏联大使馆的过往从密还是给外交部带来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决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报工作中谨慎行事的重要意义。





斯莫利特还成功地说服了对内情报局局长P·X·帕克，让他提醒外交部，应在涉及苏联的言辞中避免谈及“白色俄国人和红色英国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议，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喜欢不过人当然，这些诅咒言辞是针对俄国的白匪军分子的。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让那些无成见的英国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产分人来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开亲共小组的愿望：“（使馆新闻处）处长要我诚实回答，我是否认为英国的哪个亲苏组织会使陛下处于尴尬境地。我老实回答说，作为国家机关来说，我们只愿与苏联的官方机构打交道。他马上说，使馆准备与‘今日俄罗斯’协会、‘苏联的朋友’等组织以及‘今日俄罗斯’报纸彻底脱离干系。”





斯莫利特还向帕克建议，请苏联大使馆帮助“从国内派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能与陛下和苏联使馆保持严格一致的评论员前来英国”。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赢得了帕克的好评与信任。





斯莫利特组织的对苏宣传活动声势浩大。1943年2月23日，为庆祝红军成立25周年，在阿尔伯特宫举行了盛大集会，主要政党的活动家云集于此。教会合唱团演唱了颂歌，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两人均为英国著名演员、导演——译者注）先后讲话。专门绘制的宣传画颂扬着苏联人民和他的军队。英国国内还在其它一些地方举办了展览，在一些企业还放映了《战争中的苏联》这部电影，观众逾百万。情报部还安排许多场次“苏联问题专题见面会”。仅在1943年9 月，就组织了34次与社会各界的见面会；这种专题见面会在企业举办了35次，在一些志愿协会中召开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组中安排了25次，还在学校学生和犯人中间搞过九次。9月份，BBC电台还为苏联特意安排了30分钟的节目。





英国下院保守党的一名活动家曾抱怨说：“情报部放映的电影描绘了苏联生活的动人画面，这会促进许多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对许多有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评述施加高压影响。情报部甚至还说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政论家一一译者注）的讽刺作品《兽园》。“为了确定宣传俄国的对内广播脚本，斯莫利特与 BBC合作得非常紧密。”而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与您关心”这一节目的导演、大名鼎鼎的盖伊·伯吉斯获得了对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国人侵后一个月，伯吉斯就散发了“谈谈俄罗斯”节目方案，其内容包括文学、科学、文化、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头一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机构体制（“在此领域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试验”）、对外政策（“如果不带什么偏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伯吉斯在BSC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1942年1月他组织的关于东线战事的广播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不是别人，而是早在1933年就对“五杰”感兴趣的苏联间谍人员厄恩斯·杰里，他一直在伦敦以从事新闻业作掩护。杰里对听众说，红军必将胜利，因为他们“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政权而战”。然后杰里还通过广播节目为苏联间谍人员高鸣赞歌，他说：“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系统，盖世太保以此类推还应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它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大概所有收听过杰里广播讲话的苏联间谍，谁也不会想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居然能有机会在BSC上炫耀自己的功绩，但谁也都会为如此露骨的宣传而感到忐忑不安。





对内广播处（现在称为第四台）主编乔治·巴尔涅斯（后获骑士荣誉称号）是伯吉斯的朋友，两人的交情可从他们在剑桥合住一定时算起。巴尔汉斯不仅支持伯吉斯的这次行动，而他还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工作人员辩护，反对“节目向左偏倚就是投机”的观点。虽然他也承认，处里的编辑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众所周知，经常会同情进步力量。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帮助苏联实施“积极行动计划”，而且也经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战时的一些做法。但无论“积极行动计划”制定得多么巧妙，它们所起的作用总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预料的要小得多。对英国社会各界大部分人来说，红军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情报部对内侦察处1943年初的一份报告写道：“无论其他战线上的战役多么成功，甚至轰动一时，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投向了我们‘伟大的盟友，内心都同他们连在了一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比俄国人的其他功勋更能引起人们的赞叹’。同以往的赞叹和感激之情相比，似乎从未像这次这样强烈和深刻。”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甚至使外交部也不再追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延森林大批屠杀波兰军官一事。由斯莫利特策划和领导的、在情报部秘密进行的“积极行动计划”使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之间的分歧也不再明显。但对此行动的意义不能进行过高的评估，因为它与红军的胜利和牺牲相比，对英国人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对西方舆论界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计划” 中， 最重要的事件大概要算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这是一件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却是十分严肃的大事，它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在西方作为强国的形象，因为苏联从此可以不必忙于通过领导国外共产党来输出革命，反而可以巩固战时的盟国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带入战后和平时期。在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站的采访过程中，斯大播林向记者谈了共产国际解散的两条原因：

1 ．这项举动使希特勒所鼓吹的“莫斯科企图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谣言不攻自破。

2 ．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的敌人一直在对工人运动进行无耻的诽谤，他们叫嚣什么“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而是受外部的指使、图谋不轨。”（现在，这种谎言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大白于天下，到了该中止的时候。





斯大林说，苏联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不论他们的党派或宗教派别”，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同志式的联合”。





与此同时，斯莫利特也一直在推波助澜，他向BBC和其他大众媒介、大肆兜售“斯大林时期苏联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思想。





在托洛茨基时期，其政策靠的是在其它国家用共产国际领导的破坏活动，来保障虚弱的苏联的安全，而斯大林时期奉行的政策，则是靠同其他政府保持友好外交关系来维护强大的俄罗斯。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一批另一类型的人已开始逐渐走上了苏联的领导岗位，先前那些靠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真陶出来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地被一些只注重实际结果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所取代。





实际上，虽然在其他国家中一直号召共产党员多注意国家问题，以便他们能在战后保持统治地位，但斯大林根本就未打算将他们从附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斯大林对“秘密干涉他国内政”的指责愤怒之极、矢口否认之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渗透活动却达到了空前规模。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具有巨大的宣传效应，连英国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议员汤姆·康奈利也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俄国共产主义不再干涉别国内政的具体保证；《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得出结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苏联已由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转变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纯粹的国家了。”





1943年，由于时局的需要，斯大林非常注意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这表现在他在划分战后世界的谈判中，总希望消除盟国对苏联企图扩大在东欧、中欧影响的担心。实际上，盟国的担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仅就间谍渗透而言，苏联情报机关为打入盟国投人的力量，远比盟国为渗入苏联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然而、克格勃经常玩弄“恶人先告状”的伎俩，他们指责西方特务机关，在战胜德国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了反苏的“冷战”。可事实并不如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三巨头”会议时，斯大林掌握的情报远远多于邱吉尔和罗斯福。另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间谍，而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莫斯科却一个间谍也没有。





自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装上了现代窃听装置后，就拥有了虽然简单却极富成效的窃听罗斯福及其工作人员在德黑兰谈话的途径。莫洛托夫说，因有情报说德国有阴谋，所以与苏、英官邸相距不到一里的美国官邸就不十分安全。邱吉尔建议罗斯福住进英国使馆，但罗斯福总统不愿给俄国人怀疑英一美密谋的口实，婉言谢绝了。相反，他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再三请求，搬进了苏联大使馆。美国内阁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军事事务的伊斯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想知道，在事先为我们安排好的地方是否安装了窃听器。”毫无疑问是装了。在第一次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住在苏联的领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照顾”。俄国人自然也就很快知晓美国人的全部谈话内容。因此，可以说，美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施行的完全是公开外交。





斯大林在谈判中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罗斯福的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是自己的“间谍”。但霍普金斯从来不这么看，他是个美国的爱国者，他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国家推行苏维埃的制度。对艾哈迈洛夫转交给他的”来自斯大林同志”的秘密通报，霍普金斯并未加以拒绝。但他一直认为，而且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都曾表示，“因为俄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设法支持它，并付出一切努力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与罗斯福和国会不同的是、霍普金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一美关系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将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美国应在法西斯被消灭之后，与苏联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相妥协。霍普金斯还使罗斯福相信，在邱吉尔失败之处，他恰恰能够取得胜利，即与斯大林建立私人关系。在罗斯福的政府中，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意见从不受人重视，当然他也不能象霍普金斯那样被邀前往德黑兰。他后来回忆：“总统希望通过与斯大林建立私人关系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它既包括与俄国间的，也包括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间的问题。”霍普金斯也相信，考虑到美国军队参加了欧洲作战，而且是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所以它有权在英一美同盟中充当主要角色。“三巨头”会议召开之前，他曾对邱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说：“我们当然要参战了，而且要与俄国人一起参战。”德黑兰会议时的美国翻译搏伦认为，霍普金斯
对罗斯福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他所有国际事务顾问都被总统一概拒之千里之外。美国外交家罗伯特·迈尔菲对科德尔·赫尔也抱怨说，外交部里根本就不知道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什么。赫尔回答说：“假如能得到从德黑兰发出的一条消息，他本人也就感谢上帝了。”





邱吉尔后来回忆，只有在德黑兰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多么微不足道：“桌子的一边坐着伸开双爪的、硕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硕大的美国公牛，而在他们中间——是瘦小的、可怜的英国驴……”11月29日，开过第二次会议之后，霍普金斯到英国使馆拜见了邱吉尔， 并对他说，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就英一美于1944年5月在法国北部实施“霸王”登陆战的必要性达成协议，对此持有异议的英方也应表示赞同。自然，邱吉尔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霸王”战役应在6月6日开始）。英、美对斯大林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是同意把l941年边界划分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就意味着要把苏联按法西斯一苏联条约非法得来的东波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比萨拉比亚都再次拱手奉送。由于德国战败，波兰本应在西部从德国得到一些领土赔偿，但在伦敦根本就没人出面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莱奇克率领的波兰流亡政府商议此事。当斯大林斥责米科莱奇克政府时（“波兰政府及其朋友曾与德国人合作并屠杀了游击队员”），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愿意走出来反对。同样如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对卡延森林屠杀事件也一直避而不谈，他们宁肯保持沉默，也不愿使局势更加激化。所以，波兰人的死与其解释为“是对斯大林战后行为的错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说法，而并不是邱吉尔的想法），倒不如说是西方意识到，他们还欠着一直担负对德作战重担的苏联的巨债。





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时心境极好、不久，美国大使馆就向国内报告说。“苏联新闻界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上正在发生几乎是革命性的转变。整个苏联宣传机器都在称颂盟国的协调一致；称颂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按苏联的观点，西方盟国已经承认苏联拥有（据一苏联外交家表露）“在邻国组建友好政府”的权力、正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很快就明智地认清了“形势”。1943年12月12日，别涅什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对苏友好互助条约。别涅什非常现实地认为，与斯大林缔结友好关系可以保证他在国内掌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他在莫斯科还向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许诺，“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是波兰最大的政党。”





1945年2月，在黑海雅尔塔举行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也是4月份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成了苏联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此时斯大林手中又多了张军事王牌——红军控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德国的大部分领土，欧洲盟国虽然取得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但还是面临着强渡莱菌河的问题。斯大林这时在情报上的优势也相当明显。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外交部有两名可靠间谍：一名是能够及时通报会议前英美谈判情况的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唐纳德·麦克林，另一名是1944年调出 BBC进人外交部情报局的盖伊·伯吉斯。另外，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国会的主要情报提供者埃尔捷·希斯也成为雅尔塔代表团的成员。自1944年底，希斯作为特别政治行动处副处长，直接参与了会议准备工作。令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十分满意的是，1944年曾一度在白官失去影响力的加利·霍普金斯。虽然有病在身，但后来又重返政坛成了主要顾问，而且罗斯福对他的好感有增无减。





苏联人把美国代表安排在位于利瓦季亚原沙皇的夏宫里，而把英国代表安排在距夏宫乘车二十分钟远的沃龙佐夫宫。两座官邸内都安装了窃听装置。似乎美国人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有时也很成功地）以慷慨的待客方式来吸引代表们的注意力。负责接待任务的，是第一副人民委员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他使英国军事内阁秘书处助约翰·布雷特小姐大为吃惊，因为她从未见过“如此强壮的人——宽肩膀、阔脸庞、四肢粗硕”。会议之前，科鲁格洛夫对布雷特小姐说，英国代表团快被列人苏联的黑名单中去了。他摊开巨大的双臂接着说道：“美国人向我们许了许多愿，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尽了一切可能。而英国人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此话，布雷特小姐赶快用一大堆许愿来取悦科鲁格洛夫，最终总算安抚住了这位壮汉。





陪父亲去雅尔塔的撒拉·邱吉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儿应有尽有，棒极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上千名士兵修整了道路，装修了房舍，又是栽花又是种草。墙壁上的壁炉中炉火熊熊，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餐桌上浆硬的桌布白得耀眼。管理人员身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女传者穿着黑裙子，系着白围裙。布雷特小姐说，饭食更是美不可言。有一天吃午饭时，她无意中提到了从未吃过的基辅肉饼，没想到，几分钟后侍者就为她端上了一份肉饼，然后带着满意的微笑看着她吃得笑逐颜开。当撒拉·邱吉尔提出，把黑鱼子酱与柠檬汁掺和着吃会十分可口时，沃龙佐夫宫的温室里就像变魔术似地出现了挂满果实的柠檬树。这样的情形美国人在利瓦季亚宫也遇到过。在后来举行的波茨坦第三次“三巨头”会议上，制造这些奇迹的克鲁格洛夫将军被授于骑士称号。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获得英帝国骑士荣誉的克格勃军官。





在雅尔塔经济谈判中主要涉及战争赔款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美财政部的最高层间谍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给苏联代表团以巨大帮助。从1942年起，依靠美财政部长摩根泰私人顾问的地位，怀特在制订美国对于战后国际财政秩序的政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1944年7月，在制订重建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草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与凯内斯议员都是主要人物，1945年1月，他当上财政部部长助理。





2月5日开始了关于赔款问题的雅尔塔谈判。莫洛托夫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并要求德国巨额赔偿。那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迈斯基，呼吁促使德国非工业化，并彻底摧毁它的军事工业和百分之八十的其他种类重工业。作为赔偿的充公企业，预计价值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应归属苏联。怀特虽未参加雅尔塔会议，可他对苏联的提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45年1月，摩根泰交给总统两份呈文（其准备小组是怀特领导的） ，第一份呈文中建议向苏俄供100亿美元贷款，35年还清，年息2％，以战略资源作为可能的偿还方式。第二份呈文是一个声明，它强调指出：为预防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彻底消除其化学、冶金和电子工业：“那些反对削弱德国的人，在俄国和共产主义面前只会胆战心惊。当今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产生的‘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幕设想’。美苏之间的关系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完全取决于现政府对德国问题的态度。”





但怀特的方案受到了国会的反对，他们不同意提供100 亿美元贷款，不同意彻底摧毁德国工业。对此，怀特颇感无奈。但罗斯福与邱吉尔不同的是，他同意了苏联200 亿美元赔款的要求，同意其中一半以三方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作的“活动经费”的名义拨给苏联。与此同时，怀特也为苏联争取到了美国的秘密资助。1944年，他还通过西尔维马斯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转交了由国库印刷的用于德国境内的被占区货币样票。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所以拿到样票以后，苏联人就决定索要刻版、颜料、样本等。准备自己印制货币。印刷制版局局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认为，“让俄国政府去印制与我国印制的一模一样的钞票，就会把我们的财会核算制度搞成一团糟”。而怀特反对说，俄国人会把这种拒绝看作是怀疑他们诚实的证据，“我们应像信任其他盟国一样，信任他们。”一周之后，俄国人就收到了钞票刻版。后来，1953年，议会曾就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但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弄清俄国人使用这些刻版究竟印刷了多少钞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纳税人为了这段历史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政治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主要议题，而其中讨论时间最长的是波兰问题。美国外交部常务助理科达甘在向自己妻子解释形势一时说：“这将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就波兰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建立世界组织的长远计划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德黑兰会议上，邱吉尔和罗斯福不仅同意了由苏联人控制波兰，而且还同意了由他们自己划定边界。现在，英美为时已晚地试图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诺言，欲使一切都与“大西洋宪章”原则相符，并要求在德国建立民主，可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是根本不相符的。邱吉尔当时曾高声喊道，波兰应“成为一个自己家园和民族精神的主人。”这就是说需要罢黜由苏联人扶植的卢布林临时傀儡政府，并保证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谈判技巧可谓精采绝伦。他先拖延时间，然后故意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文章，预先强调它们的重要意义，最后再做出无奈让步的姿态，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盟国承认其在波兰的统治地位。科达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从未想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如此轻松，尤其是斯大林，简直大棒了，这是个伟大的人。。他在利害关系上与另外两个老朽领袖截然不同。我们的总统表现出了惊人的软弱和犹豫不决。”经过斯大林的安抚之后，邱吉尔和罗斯福终于同意体面地解决波兰问题。卢布林临时政府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因加人了几个“民主领袖”又扩大了。战后的波兰选举也不是在盟国的监督下进行脱，而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助的临时政府代行其职，作弊行为根本无法避免。





在雅尔塔会议上，人们对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方案的成果仍旧知道的不多。但要想不使用代价极高的常规军事行动就迫使日本投降，制造并使用原子弹正是时候。斯大林相信，在德国战败前三个月向日本宣战，就会赢得南萨哈林岛和库贞岛，并把中国的满洲里和外蒙也归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的代表在会上也提出一些要求，斯大林起初持反对意见，后来也同意将部分在德国的占领区划给法国（均从英美占领区中划拨），并在联合检查委员会中留给法国一席之地。在两次故作犹豫之后，斯大林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安理会表决方式，以此来保证联合国成立的条件。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霍普金斯交给罗斯福一份呈文，其开头一句话是：“俄国人在这次会议上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实在不能再欺骗他们的等待了。”呈文中主要谈的是赔款问题，但霍普金斯也谈到他对会议的整体看法。从雅尔塔回国途中，霍普金斯内心充满了乐观的欣慰和对斯大林天才的赞美之情：“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天天为之祈祷并谈论了许多的新一天的黎明终于到来了……俄国人向世界证明，他们考虑问题既明智又富于远见。无论是总统，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怀疑，我们能与他们长久地和平共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如果斯大林有什么不测，我们都无法预见到事态将会发生什么转折变化。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他，就像依靠一个理智的、通情达理的、善解人意的人一样，但我们不能相信，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





与霍普金斯有着同样愉快心情的人还有埃尔捷·希斯。会后他对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了纽斯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实际上斯特丁纽斯在制定美国雅尔塔会议的政策中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希斯的仕途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联合国的活动开辟了广阔前景。1945年4月，他当选为在旧金山的联合国“组织会议”临时秘书长。葛罗米柯当即表示：“为他的诚实的公正我们愿向埃尔捷·希斯表达深深的敬意。”当时可能还不能完全了解，而现在春来，苏联外长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葛罗米柯还曾对斯特丁纽斯说，如果希斯能成为联合国筹备大会临时秘书长，并以此而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他会十分高兴。





斯大林以高昂的情绪完成了雅尔塔会议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照合影时，他的举动吸引了一些英国客人， 他用英语重复着刚学会的四句话： “但这是您说的？”“那又怎么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洗手间在那边。”斯大林在谈判中的成功，主要依靠间谍搞到的情报和使用窃听装置。他比邱吉尔和斯特了纽斯更清楚，罗斯福想以什么条件催促他与日本开战。而罗斯福却恰恰相反，他不善于领会，斯大林根本不是犹豫，而是急于在德国战败后夺取日本。但斯大林一贯的极度猜疑，有时几乎接近偏执狂的猜疑，使他未能充分利用获得的情报。有关波兰问题，实际上在一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们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可这次邱吉尔和罗斯福却持反对意见，这其中的原因与奥妙一直困惑着斯大林。斯大林不理解英美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对人权的真正尊重与担忧， 还是去寻找另一种解释。1952年7 月，他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皮特罗·涅尼相信，“美国红衣主教斯皮尔曼秘密参加了雅尔塔会议，正是他唆使‘斯大林的朋友’罗斯福反对他”。涅尼并不怀疑斯大林的真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梵蒂冈针对斯大林搞的阴谋诡计。实际上，这种假想没有可靠根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让“布龙克斯”’民主分子领袖艾德·弗林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太合乎对宜。美国令其打道回府，就在他离开克里米亚回国途中，他顺路在罗马做了短暂停留。这可
能就是斯大林产生怀疑的根据， 并把艾德·弗林错认为是红衣主教斯皮尔曼。后来，英国外交家D·A·萨伊克斯通过对所谓的“斯皮尔曼” 阴谋的了解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斯大林的世界观是“洞察力与荒谬惊人结合的产物”。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是如何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冷战期间使用情报的。第十一章　控制东欧



（1944～1948）




斯大林认为，贝利亚的大帝国在战争年代的膨胀导致了贝利亚本人拥权过重。1946年初，贝利亚进了政治局，并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但与此同时，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位置则被他的第一副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代替，这个像熊一样的家伙曾因保障三巨头议有功，被不列颠帝国授予骑士荣誉称号。1946年3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由“委员部”改组为“部”，分别称为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称谓的变化，也意味着这两个机构地位的上升。此后不久，贝利亚·梅尔库洛夫的嫡系也被从国家安全部首脑位置换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和科鲁格洛夫一样；此人也不属于贝利亚的“高加索黑手党”。但是如果斯大林以为阿巴库莫夫能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机关里的影响的话，那这一次他可就错了。赫鲁晓夫确信，阿巴库莫夫很快就成了“贝利亚的人”。如果不事先同贝利亚商量，他从不向任何人乃至斯大林报告任何东西。





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作风以残酷、贪婪著称，但对自己的部下他却亲切有加，关怀备至。大概正是阿巴库莫夫担心自己在契卡的历史功绩里处于次要地位而下令从国家安全部军官俱乐部纪念室搬出那些神圣的纪念品——捷尔任斯基的塑像、画像和军便服。阿巴库莫夫是俱乐部夜生活的常客，他去那儿和朋友们打台球，并在一个专门提供的单间里同情妇睡觉，那里面有的是进口饮料，法国化妆品。国家安全部出国回来的军官，利用昂贵的礼物向阿巴库莫夫表示敬意，这已成了传统。叛逃者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他在维也纳给头儿先后买过童车、裙子，价值10万卢布。阿巴库莫夫1951年被捕，1954年被处决。在给他定的罪名中就有“道德败坏”和“贪污”。





阿巴库莫夫能爬上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宝座，得益于他在“斯梅尔什”的成就。这是1943年 4月重组的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机构”，他当时在军队中从事反间谍工作。当时斯大林亲自主持召开了间谍机构领导人会议，“斯梅尔什”组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设立的。官方文件证明，最初有人建议叫“斯梅尔涅什”——来自战争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消灭德国间谍”。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叫法：“说老实话，我们干嘛要只对待德国间谍？难道别的国家的间谍机构就不针对我们国家吗？还是泛泛地叫‘消灭间谍’为妥，或干脆叫‘斯梅尔什’（即“消灭间谍”的俄语缩略读音——译者往）”。





然而“斯梅尔什”的任务却不仅仅限于破获外国间谍，它还在一大批情报员的帮助下肩负监视、调查军队中不满分子和投降分子的使命。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这次又把“斯梅尔什”的领导大权也抓在了自己的手中，由此来看，“斯梅尔什”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红军解放的土地上，“斯梅尔什”查出了那些通敌的嫌疑分子，镇压了民族主义反对派。到战争后期，把调查500多万被遣返的苏联被俘公民的任务也纳人了“斯梅尔什”的职权范围之内。而英、美反间谍机构竭力想在盟友面前完成自己的使命，也经常参与这种野蛮的遣返工作。其中，有两百万的苏联公民就是这样被强行遣送回国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被投进了监狱，简直就等于把希特勒的监狱换成了斯大林的监狱。而苏联官方历史对此却闪烁其词，只承认“斯梅尔什”是带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了那些经历了德国集中营磨难的苏联被俘军人。事实上，当时几乎把所有这类人都当作了逃兵。1945年6月，美国驻苏大使阿维烈·加里曼曾向国会报告：“当俘虏回到莫斯科他们的家时，大使馆所知道的只是……运送被遣返人员的车队途径莫斯科继续东进，当列车停在莫斯科站时，‘旅客’们被剥夺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一些人经“斯梅尔什”简单审讯后就被枪决了，大多数人被关进了北极圈附近的集中营， 很多人就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被美国遣返回国的弗拉索夫将军及其“俄罗斯解放军”战士也未能逃脱这可怕的命运的召唤。弗拉索夫是莫斯科保卫战的将军之一，1942年被俘，后来曾抨击苏联政体是十月革命残暴的畸型儿。他所领导的由苏联被俘人员组成的志愿军，1945年曾在东线与德国人浴血奋战。遣返弗拉索夫部队的美国士兵动用了催泪瓦斯，不少战士为了表示抗争，甚至自缢身亡，或用其它方式自杀。在遣送弗拉索夫回国时，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尼古拉斯·尼亚拉季正好在莫斯科，他后来这样写道：“苏联竭力要通过弗拉索夫这个例子表明，等待变节者的是什么下场。弗拉索夫是被最残忍的手段折磨至死的，苏联甚至还向全体人民详细描述了他死去的过程以及他临死前挣扎了多长时间。他那支部队里的军官和士兵也都被用同样的方法处死……”1946年，“斯梅尔什”表面上被取消了，但它的职能却转到了国家安全部第三局。正如官方历史指出的那样，在战争的后几年，“斯梅尔什”的任务甚至同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在于帮助被解放国家的人民建立和巩固自由的地方政体形式”，换言之，即保障沿苏联西部边境国家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这项使命也是后来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国
家安全部的最重要任务之一。1944年，在与南共党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斯大林对一句中世纪格言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

“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谁夺到领土，谁就可以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只要他的部队足以做到这一点。舍此别无他途。”

“人民民主”制度逐渐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当然，实现的途径并不完全一样，有的靠武力，有的靠智取，在这方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起了关键作用。那些帮助苏联在自己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大部分人都是钻营之徒、暂时得势者，他们违心地承认，只有苏联的力量能够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每一个东欧国家里都有一些共产主义者或同情者，他们笃信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如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头一个五年中对这种选择的迷信一样。后来成了斯大林公开法庭牺牲品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格奥尔吉·霍多斯写道：“对一名为全人类服务、为美好未来的诞生而努力的共产党员来说，这些是多么幸福。二战的梦魔过后，秩序似乎建立起来了，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秩序啊……，我们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密不可分的。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眼中，这不是一位冷酷、多疑、病态的暴君，而是一位神奇的英雄。他栩栩如生地向“朝拜者”们描述着世界的美妙前景。战争末期，甚至连吉拉斯和大多数南共党员也都把自己视为是真正斯大林主义者。吉拉斯说：“斯大林毫无疑问是天才里的天才，不仅如此，他还是新社会的思想和希望的化身。这种对斯大林，同时也几乎对所有苏联人的崇拜有一种奇怪的模式和范围……这些共产党员中，不乏修养高深、通晓文学、哲学的人，但我们大家都怀着一种狂热接受了他的思想，接受了他表达那些思想时所具有的‘完美’。我本人曾多次谈到他的文体像水晶一样明晰，谈到了他的哲学的深度以及他的评论的现实性，似乎这些都是睿智的表现。”





斯大林与其盟友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歧源于波兰的政治改革。在波兰这种热情是罕见的。“共产主义”，1944年斯大林说，“不适于波兰人。他们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太顽固。”波兰共产党是两次战争之间欧洲几个影响较小的政党之一。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波兰人自己同胞都这么认为。在波兰国内，党的活动是地下的，许多武装组织的战士也遭被捕，而那些跑到莫斯科的人，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可怕的命运——“大恐怖”期间，他们几乎全被清洗。活下来的只有那些被关在相对安全的波兰人监狱里，像后来成为党的领袖的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这样的人以及少数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帮助屠杀自己同胞的人。这样，波兰共产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于是共产国际在1938年宣布波共正式解散。





战争期间，波兰抵抗力量的中坚是克拉约瓦军。它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始终为了波兰被瓜分以及斯大林的压迫而对苏联耿耿于怀。当1939年德国人打进波兰以后，斯大林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东山再起的时候。1941年12月，一小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间谍在马尔采里·诺沃特科、博列斯拉夫·莫洛热奇和帕维尔·芬代尔率领下空降到波兰，旨在重建战前政党，但这次却冠以新的名称——波兰工人党。芬代尔与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取得了联系；让他担任党的华沙市委书记。诺沃特科身负另一个秘密使命一搞垮克拉约瓦军。他奉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向盖世太保提供了一些克拉约瓦军士兵名单。毫无疑问，诺沃特科同盖世太保的接触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后来，莫洛热奇把诺沃特科作为叛徒枪毙了，而莫洛热奇本人也被党的法庭判了死刑。芬代尔后来也被盖世太保杀害，这就为哥穆尔卡登上波共总书记的宝座开辟了道路。他并不是斯大林的人，党的第一把交椅他也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遭到破坏时坐上的。哥穆尔卡以共产主义地下民警队的名义组建了“人民近卫军”，这支队伍应该是克拉约瓦军的对头，因为党的领导层都明白，他们要想取得政权。与其说需要国内的支持，不如说是需要有苏联的支持。党的优秀思想家阿尔弗雷德·兰佩1943年去世前不久写道：“什么样的波兰才会不是反苏的呢？”





1944年7月23日，斯大林在卢布林组建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目的在于使它成为未来傀儡政府的核心。当红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苏联电台就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一钞钟也不要耽搁……华沙人民，拿起武器！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去，为自由而战！”8月1日，克拉约瓦军武装暴乱，华沙人民英勇战斗了两个月，可维斯瓦河对岸的红军却作壁上观。而等百余万波兰人阵亡了近四分之一时，斯大林却撤了一些领导的职务。称这些人是“一小撮钻营的刑事犯”。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拒不允许那些从意大利起飞，为叛乱分子运送食品的英美飞机在苏联机场加油，而且拒绝为负伤的机组人员提供医疗帮助。对华沙起义的镇压，解决了共产党人的心腹大患——克拉约瓦军。待克拉约瓦军溃退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其任务在于扫除克拉约瓦军残余。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这支小分队的指挥，是后来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头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他个子不高，很敦实，是一个残忍、狂热、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是他监督执行从高加索的大迁移。为了查出克拉约瓦军士兵，谢罗夫想了许多高招：从培养波兰工人党分子到截获、破译无线电通信。1945年1月，当卢布林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的时候，克拉约瓦军已正式解散。一部分士兵转人地下，也还有一些人倒向了共产党，但大多数人都洗手不干了，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那种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除了要清除异党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波兰设立分支机构。新成立的组织叫波兰安全局，头子是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维奇。此人最初任卢布林委员会中一个部门主任，后来——一直到1954年前——任公安部长。拉德克维奇战前生于白俄罗斯，是共产党武装部队成员；和哥穆尔卡一样，他也在波兰监狱中经受过磨难；他的残忍是同他那迷人的外表以及能言善变揉和在一起的。战后美国首任驻波兰大使阿尔图尔·布里斯莱恩1945年同他会见后写道：“我们曾听说他总是竭力使与之交谈的人在心里产生恐惧感，然而同我们会谈时，他举止相当坦诚、有礼。他长相标致、显然带有俄一犹血统，精心梳理过的头发乌黑发亮，那张英俊的面孔透着智慧和活力。他从一个很合逻辑的话题谈了起来，他说，法西斯给波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政府不得不从一位盟友那里寻求帮助。英国和美国离得太远，而俄罗斯是波兰最近的一个邻居……他坦率地承认，俄国人给他派来了2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教官，按照苏联模式帮助波兰组建安全警察。”





卢布林委员会刚刚成立，拉德克维奇即被召至莫斯科觐见贝利亚。而当他返回波兰时，身边就多了两位护送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高级顾问一一谢利瓦诺夫斯基和梅尔兹尼科夫将军，他们在谢罗夫的统一领导下监督波兰安全局的组建。波兰安全局的诞生非常艰难。到1944年12月，共选拔了2500人，但拉德克维奇向波兰工人党政治局抱怨说他们都太年轻，没经验，他们的领导也太懦弱。然而他的副手，内务人民委员部见习间谍罗曼·罗姆卡夫斯基，却称新组织针对克拉约瓦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摧毁了他们在各省的领导机构。政治局甚至收到机秘情报：红军的占领和抢掠使局势复杂起来，（补充一点，虽然报告措词非常尖刻。但是关于奸淫少女和妇女却只字未提），法西斯的暴行被苏联人的暴行所取代。政治局委员、过去曾指挥过俄国的第一支波兰军队的西格蒙德·贝尔林格将军在给哥穆尔卡的信中写道：“贝利亚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爪牙带来了全国性的灾难，而来自拉德克维奇机构
的罪恶因素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合法和非法的搜查中，人们的许多什物都被顺手牵走；一些无辜的人被平白无故驱逐出境或投进监狱，像狗一样被拉出去枪毙……没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逮捕他，会怎么处置他。”





在1945年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承认，波兰安全局已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处于失控状态：“虽然没有人喜欢安全机构，但他们好像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他们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无人干涉……在我们的监狱里对待犯人像对待牲口一样。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腐化堕落，为所欲为……结果，我们简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可怜的影子与帮凶。”
拉德克维奇忧心忡忡：“安全机构现有11000人，但这只占应有雇员的四分之一。危机的征兆正在机构内部产生……出现了一些对抗性组织，不满情绪在滋长……、很难说我们到底从俄国顾问那里得到的好处大还是害处大。第一阶段他们帮助了我们，第二阶段就开始给我们带来灾难。现在局势变了，暂时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必要。”





然而，能够决定内务人民委员部顾问去留的，却不是波兰人，而是莫斯科，可斯大林本人并没打算让他们撤回。在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整个东欧向“人民民主”过渡过程中，苏联顾问监控的共产主义安全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建设都是依据相同的模式发展的。它们在解放之初，或多或少地都成立了一些由新法西斯政党组织合并而成的自由联盟，但是安全机构和其它一些政权机构慢慢都落入了共产党手中。过了一段时间（在不同国家长短不一）之后，当时的政府就被新的伪联盟政府所取代。新政府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建的，它们自然会为一党专制国家的建立开辟道路。但是在波兰，联盟政府从成立时起就是傀儡。1945年1月，苏联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但西方盟国并未给予支持，它们不仅拒绝承认，还宣称其为缺乏代表性的傀儡政体。





虽然华盛顿想像不出波兰对自由的限制程度，但它却成了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与苏联领导层第一次严重冲突的起因。在1945年4月23日会见莫洛托夫时，毫无经验的新总统直言不讳；美苏关系不能继续建立在“单行道的原则”之上，苏联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莫洛托夫当时脸色刷白，一时无言以对，但后者答道：“这一生中还没人这么跟我说话。”据杜鲁门本人回忆，他当时的回答是：“只要遵守协议，就没人再这样跟您说话。”





罗斯福死后，住在乔治敦（华盛顿的一个区）的加利·霍普金斯几乎被人遗忘了。他只比总统多活了九个月。艾哈迈洛夫还像往常那样，以斯大林的名义试图让他确信，在美苏关系紧张时刻，他似乎听到了出发信号的烈马。美国国务院以及新任国务卿詹姆斯·弗，贝尔纳斯认为霍普金斯过于主观，无法正确判断苏联领导人的夸夸其谈。但杜鲁门却驳斥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对这次访问莫斯科满心喜欢，所以很痛快就同意了。





5月26日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霍普金斯强调，保持世界合作的完整性、保持罗斯福总统和元帅（斯大林）为之付出了巨大辛苦的美苏关系是很重要的。正是，“我们不善于把雅尔塔协定有关波兰的条款付诸实施”，从而导致美国丧失了与苏联合作的信心。霍普金斯的亲苏态度使一些历史学家目瞪口呆，因此他们确信：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把霍普金斯视为自己的间谍。沃伊特赫·马斯特内写道：“在美国社会对苏联的态度上，霍普金斯利用了不久前还是对他不利的转折机会，但他并未把这种变化同美、苏的影响联系起来。恰恰相反，对于斯大林在支持罗斯福关于新‘世界合作’主张方面的所作所为，霍普金斯在给予肯定评价的同时，竭力为斯大林开脱罪责，而没到场的英国人却成了替罪羊，斯大林也当然没错过抨击他们的时机。”





斯大林称英国保守党，包括邱吉尔在内，都是苏联自由波兰计划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竭力要在苏联周边地区重建充满敌意的“防疫地带”。为避免对英国这种错误政策的解释发生争论，霍普金斯两次强调，说美国奉行的则是完全另一种政策，其意图是使苏联所有邻国都成为友好国家。斯大林则表示：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彼此间就很容易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一致。此时，霍普金斯只好回答：他很高兴听到斯大林这番话。





霍普金斯后来又说：“我们承认任何政府，只要它是波兰人民选出的，对苏联持友好态度”。当时无论是霍普金斯，还是杜鲁门，都没认识到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任何一届波兰政府都不可能对这两项要求作出承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霍普金斯的关系持怀疑态度的马斯特内教授再一次做出结论：“霍普金斯最终还是同意了苏联的建议……，波兰问题就这样在没有英国人在场的情况下，由霍普金斯和斯大林解决了。”几个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纯粹作为象征性的代表，被吸收进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之中，而米科莱奇克也得到了一个名声显赫、却没有丝毫实权的副总统职位。这样一来，现任政府尚未解决的自由选举问题便被搁置起来。虽然霍普金斯超越了赋予他的职权范围，杜鲁门仍然认为他是巩固军事联盟的纽带，于是，对协议的签订表示欢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始终认为，正是在霍普金斯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赢得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事情的确如此，霍普金斯无论对罗斯福的影响，还是后来对杜鲁门的影响，在客观上都迎合了苏联的利益，然而他却从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苏联的“间谍”。他狂热地希望自己能为苏美关系的巩固出份力量，并且幼稚地笃信，斯大林会忠诚于新的世界秩序。但他们这些想法通过艾哈迈洛夫再次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予以利用。





对于波兰问题， 斯大林和霍普金斯协商出了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1945年7月间召开了波茨坦“三巨头”会议，虽然霍普金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早先由他参加拟定的方案却得到了会议的确认。然而，随着苏联忽视人权现象的日益严重，霍普金斯对未来苏美关系的信心也出现了危机。他曾为十六位波兰领导人请求特赦， 但他人还没离开莫斯科，对这十六个人的公审就开始了。1946年1月，霍普金斯带着自己的幻想撤手人寰。





美国驻华沙大使阿尔图尔·布里斯·莱思痛心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波兰安全局已把政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在波兰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实现我们所理解的任何一种民主。1944－－1947年间，苏联对波兰安全局的控制达到了极点。当时波兰安全局的每一个部里都有一位苏联顾问，他们握着最后拍板的权力，连波兰安全局学校教师的教案都得经苏联顾问过目，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加以修改。1947——1949年间，波兰安全局各区分支机构里的顾问，都先后撤回莫斯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华沙之外的各省分部里的顾问总数减为两人。在有些重大行动中，尤其在虚伪的选举中，波兰安全局的表现不佳，只够一个“差学生”的标准。莫洛托夫在雅尔塔声称，在波兰组织选举只需一个月的时间，而实际上波兰安全局对自己战胜两个反对党（农民党和基督教劳动党）的能力如此缺乏信心，以致选举不得不推到1947年，显然是指望有“瑞雪”相助。虽然伪选举准备了两年，但假的痕迹依然那么明显，甚至能够看得出苏联顾问在波兰安全局里的活动影子。当然，反对党被明令禁止活动一年，而且为了避免后来在1952年举行的大选中失败、保证共产党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有明显的优势（该党成立于1948年），苏联顾问还专门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由科诺普科小姐极为详尽地讲解了如何事先伪造选举结果的技术性问题。





然而，波兰安全局还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波兰天主教的影响，对这个问题，连苏联顾问也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出笼了许多极端无耻的“发明”，其中一个就是由叶列克·拉巴诺夫斯基中校在死刑犯们请求神职人员到场时假扮成一名天主教、或东正教、或基督教的神父。





1945年春天，当共产党成功地夺取了波兰政权以后，克格勃未来的头子、谢罗夫将军，又前往德国领导苏联军事机构设在那里的一个“内务”分部。该部机关设在柏林城郊卡尔斯霍尔斯特一栋大楼里，四周都是铁栅栏和铁丝网，外加警犬的巡逻队在保卫着。在“内务”分部的“领地上”，谢罗夫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后称国家安全部）的独立王国。他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以前的野战医院里，把自己那漂亮的住宅给了手下的军官们，并且还扩建了一个巨大的车库。能进人该地区的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大概有两千人左右。谢罗夫在苏占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情报网，任命曾担任过波兰安全局顾问的梅利尼科夫少将担任领导。他们把苏占区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都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区又按顺序划分为更小的段，这些段受“作战小组”指挥。这个庞大的机构对各政党、宗教、工会实施监督、推动苏化的进程，卡尔斯霍尔斯特成了苏联境外对西方间谍机构中最大的基地。





“共产主义对德国人来说，就像马鞍装到牛身上一样不适合”斯大林曾这样抱怨过。1945年4月30日，德共领导人结束流亡生涯返回德国，而这一天正好是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杀的日子。在德共的上层领导人中有两位最杰出人物——六十岁的威廉·皮克（后来民主德国首任总统）和五十二岁的瓦尔特·乌布利希（民主德国执政党第一书记），他们既是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手，同时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嫡系。起初，谢罗夫和德共领导人干得谨小慎微，因为他们搞不清怎样把这个国家置于共产党的监控之下。乌布利希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是这样对自己亲密的战友说的：“一切都要貌似民主，但我们得握有控制权。”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组建一个非正式反法西斯联盟，由德共和经苏联军事机构允许的另外三个政党组成。但在苏占区举行的自由选举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社民党）占了上风。说实在的，红军在庆祝胜利时在德国的滥施淫威使德共名誉扫地，如果没有苏联军事机构强有力的支持，恐怕德共想要赢得领导权是毫无希望的。





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势力的壮大令人不安。朱可夫元帅开始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施加压力，以期从那儿得到同共产党联手的允诺。英国当局曾收到两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寄来的控告书，他们指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以逮捕相要挟命令他们“为联盟宣传”，而拒绝的人已被投入原法西斯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监狱。据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讲，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4月，至少有两万名持不同政见的东德社会民主党成员遭到了迫害、监禁、甚至枪杀。由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威逼恫吓，1946年4月22日，在列宁诞辰这一天，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尽管在1946年秋季举行的市和区选举中危险依然存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只赢得了近百分之五十的选票，但是，一党制政体的趋势已是无法遏制了。





1947年8月，按照苏联军事机构第201号命令，在东德成立了安全警局第五部，这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东德国家安全部是1949年10月东德正式宣告成立之后建立的）。第五部的头子、后来又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头子的威廉·蔡塞尔，是苏联国家情报总局派到德国的间谍。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以戈梅斯将军的化名指挥过第十三国际旅。他最亲近的助手中有一个叫鲁道夫·赫恩施塔特的情报总局间谍，此人的最大功绩要算是招募了德国外交官鲁道夫·冯·谢里哈。同波兰一样，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们也给东德准备好了选举结果。1956年在东德举行的首次全民选举中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获得了99·7 ％的选票——这是1946年的两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共产党就已经是一个个拥有众多党员的政党，然而，在罗马尼亚情形却恰恰相反，共产党的力量同波兰一样弱得可怜，而且党员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党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开始组建工作。1944年3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遣了一个三人小组，由驻罗马尼亚间谍埃米尔·博德纳拉斯领导，从事培训党的领导任务，为迎接红军到来做准备。博德纳拉斯设法在监狱的医院里会见了格奥尔吉·乔治乌一德治，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乔治乌一德治在会见时指责地下党现任书记斯特凡·福利斯与警察相勾结。不久，乔治乌一德治便取代了福利斯的位置，开始了他诡诈的权力之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娜·帕乌克尔和瓦西列·卢卡领导着罗马尼亚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流亡组织，这是乔治乌一德治为了权力进行尔虞我诈的主要竞争者。1944年8月，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乔治乌一德治立即获得了自由，而福利斯则被投进了监狱。两年之后，按照乔治乌一德治的旨意，福利斯未经审判就被绞死了。





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博德纳拉斯以及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训练出来的“爱国近卫军”，逐渐占据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要职。1945年3月，在拥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当政了七个月之后，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终于答应了苏联的最后通谍：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以彼特鲁·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政体。1946年11后举行了选举，由于准备充分，政府当局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7年取缔了反对党，而且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对各反对党领袖进行了公开审判。1947年12月31日，米哈伊尔国王被迫退位，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基础由人民安全局和它的苏联顾问组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个甚至比乔治乌一德治更加狂妄的党的领导人后来也承认，“过去”（换句话，就是在乔治乌一德治时代）党内的一些生存问题“有时要靠安全机关的帮助来解决。这种做法不仅使干预党内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人民安全局不仅被用来推行斯大林的正统政策，同时，乔治乌一德治还借以谋求个人利益由于乔治乌一德治不断地让苏联相信他的英明正确、相信他伟大的领导才能，所以苏联顾问答应给他一点自主权。”





正像在波兰和东德成功地推行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政策的谢罗夫一样，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弗杰奇金这位1944－1947年间驻罗马尼亚的总顾问，也是个非常残忍、不折不扣的官迷。在战后的布加勒斯特，他的言行举止伊然像个“二皇帝”，他经常给乔治乌·德治发指示、提建议。现在，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纪念厅里，他的照片还占据了很尊贵的位置。照片上的他显得很敦实，圆圆的脸上架着副眼镜。旁边文字说明赞扬道：“他在布加勒斯特圆满地完成了‘顾问’任务，后来又在反对西方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与此相比，当时被认为更加出类拨萃的顾问，后来又担任克格勃第一主席职位的谢罗夫，在纪念厅里连一席之地也没有，原因在于他积极参加了斯大林的暴政，于1962年自杀，所以被剥夺了所有的荣誉。





保加利亚共产党夺取政权甚至比罗马尼亚还快。由于保与苏维埃俄国斯拉夫民族的血缘关系而得到巩固的共产主义，虽然在保加利亚社会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但是其根基却比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要深。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均属欧洲最发达国家之列，而且它还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故乡。1933年，在莱比锡法庭上面对国会纵火案的指控，天才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以其成功的辩护为自己赢得了反法西斯运动英雄的声誉。1935年一1945年间，季米特洛夫任共产国际最后一任书记。1944年9月，红军越过保加利亚边境线，共产党控制的“祖国阵线” 成功地进行了倒戈。党员在三个月内由15000人猛增到750000人。从旧警察局改组过来的共产主义人民警察局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监控下的秘密警察，开始了恐怖行动。连季米特洛夫都很清楚，他的保嫖兼女婿维尔科·切尔文科夫（这是个在恐怖年代必死无疑的人，是季米特洛夫救了他的命）其实是秘密警察派来监视他的。联合政府当政只有四个月，1945年1月，政权落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联合政府手中。由于对选举结果事先进行了策划，在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祖国阵线获得了88％的选票。尽管反对党残余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47年12月，保加利亚还是成了人民共和国。从此之后，它一直是苏联附庸国中最
忠诚的一个。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民主制，是共产主义夺取政权道路上最大的阻力。1945年11月在匈牙利举行的大选中，由小私有者组成的政党获胜，得到了57％的选票，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得票数均未达到17％。在1946年4月1日成立的新政府中，匈牙利共和国总统佐尔坦·捷尔吉博士以及政府总理费伦茨·纳吉博士，都是代表小私有者政党利益的。然而，由于苏联占领势力在匈牙利境内的干预，这个党当政的时间并不长。在费伦茨·纳吉内阁中实力最强的是他的副总理、共产党员马特皮雅什·拉科西（原名罗特）。关于此人，财政部长、小私有者政党成员尼古拉斯·尼亚拉吉这样写道：“……这是匈牙利最有经验、最有力量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他受到了诸如宣传、怠工、获取民心以及其他政治斗争手段的训练。拉科西是我所了解的政治家里最有心计的一个。他具有演员、主持人和政治活动家必不可少的天赋；很会掌握时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由苏联顾问控制的匈牙利安全局，是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王牌。按照拉科西的指示，它应成为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党拥有对它的领导权，任何分权、威胁都不允许……这个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应控制在我们手中，我们要监视它，以使它在人民民主的斗争中成为一个可靠的、锋利的武器。”





匈牙利安全局的头子是留着“希特勒式”胡须的犹太裁缝加博尔·彼得（又称天才的贝诺·阿乌什比茨）。以前他曾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供职。在战后联盟初期，为了不引起代表其他政党的部长们的怀疑，他先退到了暗处。尼亚拉吉认为他是个”无性人”：“他总是显得忙忙乎乎，举止扭怩作态，嘴里嘟嘟唤喀，手一刻也闲不下来。要是跟他交谈的话（当然是非正式了），他准会拿过尺子开始用粉笔量你的衣服……还有……他特别喜欢花。他家窗户周围爬满了常青藤，窗台上也摆满了一些淡蓝色的小花；彼得的办公室也被装饰得像一个少女的闺房，周围是天竺葵属的一些植物——粉红的、大红的、白的，它们那微微发苦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房间。在彼得的办公室里与他谈话，就如同面对一个终于获得了一小块土地的老妇。他手里拿着整枝剪，一会儿从瓦罐走近花瓶，一会儿又从花瓶走向水桶。‘噢，部长先生！’他剪断了天竺葵的枝子；‘天哪，尼亚拉吉博士’，他抓住了绣球花；‘不胜荣幸，部长先生’，他把爬山虎剪短一些。听起来这些似乎令人发笑，但却不会让人相信，眼前的这个人竟会令整个匈牙利为之胆寒。”





但彼得的大部分来访者见到的是他性格的另一面。“你们应该学会不指望任何援助、任何保护，”他说，“明白吗？党把你们交给了我们”，他喜欢用“鞋跟后掌”来“说服”那些被审讯的人（这种刑罚在战前的匈牙利警察局里，是指用棍子或橡胶软管抽打人的脚后跟，而刑罚的名称是借用了鞋匠的术语人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更让人胆战心惊的刑罚。有时苏联顾问也参与审讯，但行刑的却通通是匈牙利安全局工作人员。





联盟政府1948年下台，匈牙利摇身一变，成了“人民民主”国家。拉科西后来不无吹嘘地说，“是他给联盟政府动了手术，把非共产主义政党切除掉了”。而匈牙利安全局手中摇的是切政治香肠的刀子。“小私有者政党”的右翼分子就是这把刀切下的第一段。匈牙利安全局打着肃清“法西斯分子”的幌子，逮捕了那些最爱揭共产党伤疤的成员。切下的另一段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他们同样被指控勾结法西斯。对最大的一段——“小私有者政党”的基本力量，却不是那么好切，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苏联。匈牙利安全局炮制了一个阴谋，然后，把党的总书记贝拉·科瓦奇诱骗进了这个肮脏的陷饼之中。当民族大会无法剥夺科瓦奇议会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力的时候，苏联军事警察便以参与反对苏联驻军阴谋的罪名，逮捕了科瓦奇。1947年5月去瑞典度假的费伦茨·纳吉总理也没有返回匈牙利，原因是他被威胁说在回程中将遭逮捕。





但是，无论是“切香肠”的经验，还是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都没能给共产党带来立竿见影的胜利。在1947年8月举行的全民大选时，共产党虽然首次跃身大党之列，却只得了24％的选票。尽管如此，以共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总算比反对党多赢得了一倍的选票。多党联盟中，人数最少的是民族农民党，它是由秘密共产党员费伦茨·埃尔德伊领导的，该党只得了9 ％的选票。到1947一48年的冬天，这个多党联盟就被拉科西切割得不成样子，变得徒有虚名，只留下了几个非共产党的部长装点门面，以掩护共产主义的本质。当1948年一党制政体建立之后，反犹太主义者贝利亚曾嘲笑拉科西是“匈牙利的犹太国王”。





捷克斯洛伐克跟其它苏联附庸国相比又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对西方在慕尼黑的背信弃义的记忆犹新，使得战后的捷共就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政党。1946年举行的自由选举中，该党独得38％的选票，超过任何政党一倍以上。这之后，共产党人又成功地使其它党派加入到多党联盟之中。1945——1955年间的国防部敌后来的共和国总统路德维克·斯沃傅达将军，自称是无党派人士。然而后来他自己都承认，他一直有意脱离组织关系，以便能在将来夺取政权时起到关键作用。





和其它东欧国家的情况一样，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所属的警察和安全警察。由于没有苏联军队驻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上述部门所起的作用就比匈牙利还大得多。按照贝涅什总统的要求，隶属于国家安全局的内务部Z局由社会民主主义者约瑟夫·巴尔季克领导。但国家安全局里的共产党人利用前盖世太保的一个奸细，给巴尔季克捏造了一个勾结侵略者的罪名，迫使他辞去了职务。巴尔季克的继任者、前任副手贝德热赫·波科尔内由于用伪造的文件低毁民族社会党总书记，很快也丢了职务。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人把冒牌的无党派将军弗兰吉舍克·扬德推上了第一把手的位置，但Z局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他的副手、共产党员因德热赫·韦谢雷的手上。





操纵国家安全局活动的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两个大名鼎鼎的顾问“吉洪诺夫”和“哈贾诺夫”。他们二人手下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吉洪诺夫”和“哈贾诺夫”都是化名，前者实际上就是战争期间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往英国的间谍头子伊万·奇恰耶夫。捷克历史学家卡列尔·卡普兰在研究了60年代党和国家的档案资料之后得出结论：共产党中的苏联间谍网“相当稠密”，在这张网中，负责各省安全工作（1945—1947年）、后又领导国内情报工作的斯捷潘。普拉切克，有军事情报长官贝德热赫·赖钦，还有党中央审计部主任卡列尔·什瓦布，这些人负责搜集其它政党、教会的情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派到各党派中的间谍还包括民主党中的扬·舍夫奇克，以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沃伊特赦叶尔邦。





到1947－1948冬天前，国家安全局和苏联顾问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1948年1月，布拉格民意测验机构预告说，在春天的选举中，共产党所得选票不超过28％。另外，西方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两个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都先后被从政权中排挤出去。这两件事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增添了一种不样的预感。奇恰耶夫和“哈贾诺夫”告诉普拉切克（他写了一份关于非共产主义的政党企图阴谋政变的危情报告），斯大林对他的报告甚为嘉许。莫斯科总部命令普拉切克和其他间谍想方设法搞到一份主要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以防不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也开始指责党的领导层对反对势力过于慈悲、缩手缩脚，要求他们加快向人民民主挺进的步伐。





国家安全局打着保障政府成员人身安全的旗号，给每位部长都派了保镖，实际上，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刺探被“保卫”者的情报。1948年1月，一位部长抱怨说，国家安全局的军官“总是乱翻抽屉，擅自检查寓所里电话，询问我们和谁通话以及跟谁认识等等”。卡列尔·什瓦布领导的F部，是国家安全局的一个秘密分支机构，它主要负责搜集抵毁非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的材料，以及往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民党派遣间谍。该部下属有一个不大的处，人们只知道它叫RR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各种各样的离间活动——小到在非共产主义政党举行的游行集会上喊一些破坏性口号。从而使示威遭到取缔，大到在斯洛伐克制造“反国家的阴谋”。卡列尔·卡普兰在研究了绝密档案之后得出结论： 无论是在F部，还是在RR局。国家安全部派来的苏联顾问奇恰耶夫和“哈贾诺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共产党的主席（1946年任总理）克列缅特·哥特瓦尔德不相信国家安全局提交的那份关于其它政党准备武装政变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而且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对这份报告持怀疑态度。然而他们都坚信敌人正企图将他们赶下台、并认为必须及早进行打击。194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和法部部长普罗科普·德尔季纳联合非共产党的部长们成立了一个不成功的委员会， 试图调查国家安来局的违法情况。4月19日，苏联副外长B·A· 佐林（前不久还是苏联驻捷克大使）来到布拉格，让哥特瓦尔德断绝同非共产主义反对党的联系。哥特瓦尔德同意了，但他却拒绝接受住林提出的请苏联干预的建议（卡普兰证明说，“这是哥特瓦尔德一生中唯—一次违背苏联指示”）。4且20日，来自主教徒、民主主义分子和民族社会分子的部长们辞了职，他们还幻想重新组阁，重新选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却留了下来。为了避免重新组阁，哥特瓦尔德于4月29 日成立了民族阵线政府，成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及同情者。自封的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在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不知疲倦的监控下，篡夺了议会的权力，并宣布实行完全的民族化。在共产党的强压下，贝涅什总统也未能挺得住，5月，在舞弊选举中，共产党人夺权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6月，哥特瓦尔德取代贝涅什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他本人后来却在斯大林的葬札上感染了肺炎，于1953年离开了人世。





南斯拉夫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个在战后同莫斯科公开决裂的国家（1968年阿尔巴尼亚也如此步了后尘）。然而，大战结束时，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南斯拉夫党的领袖和总理铁托元帅会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主要“关心”的对象之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南共少数几个曾流亡莫斯科，熬过“大情洗”年代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靠苏联内务部的帮助成为南共总书记、未来的批评家米拉万·吉拉斯曾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谁也没有发现，在和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中，铁托有什么可指责之处。“对于一个处在非法地位的政党来说。与苏联情报机构保持联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党员如果具有这种联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铁托也曾在党报（《无产阶级》）上顺从地对那些陷入清洗之中的同志进行声讨，并以斯大林式的起诉方式控告他们搞托洛茨基主义、背信弃义、搞派系、从事间谍活动和反党活动等等。在战争年代，当铁托领导共产党游击队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谍报人及约瑟夫·卡化尼奇（化名为瓦兹托赫）担任他与莫斯科联系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战争结束时，吉拉斯写道：“苏联侦察机关对铁托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当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推测三年之后斯大林与铁托之间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尽管吉拉斯一直憎恨斯大林主义，然而，他还是写道：“事情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党的领袖有意反苏，不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如果不信任社会主义，那么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就不能团结一致。斯大林和苏联是他们的基石，是他们的精神核心。”





西方国家经常称南斯拉夫是苏联的头号附庸国，斯大林对铁托也是另眼相看。1946年，铁托去莫斯科参加加里宁主席的葬礼，斯大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年的“领导同志”回忆起此事时说道：“他们神采飞扬，眉飞色舞，所有人都喜气洋洋，简直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甚至连铁托也在庄严的寂静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铁托的自信、他的独立判断能力，也令斯大林和苏内务部深感不安。同其它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过程不一样，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同德国军队的战斗中，实际上是在无援助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所以，胜利后不久，铁托就宣布，“我们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战争后期，斯大林为了不过早地惹怒西方，希望建立一个由铁托的民族委员会代表。和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流亡王国政府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铁托并没有实践他本人在1944年底许给流亡政府的诺言。所以，舒巴希奇虽然获得了外长的职位，但1945年10月还是以辞职表示了对铁托毁约的抗议。一个月后举行了大选。当时英美代表和其它国家的观察家都认为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将遭惨败，但事实并不如此，铁托政府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第一次分歧表现在双方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干涉南内政问题的看法上，当时他们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之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到贝尔格莱德的顾问季莫费耶夫中将与铁托政府安全机构领导人亚历山大一列卡·兰科维奇之间就曾有过冲突。要想威胁兰科维奇不是一件容易之事：30年代他蹲过监狱，挨过毒打；1941年又被盖世太保抓获再次经受住了拷打，后来被游击队营救出来；战争结束时他任铁托政府武装力量部人民保卫局的局长；1946年2月，他任内务部部长，同时还保留着人民保卫局的领导职位（该局也于一个月后改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但人们依然喜好称其旧名）。吉拉斯曾经写道，在兰科维奇那里，季莫费耶夫顾问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强烈的友好感情：季莫费耶夫经常带着严肃和优虑的神色来到兰科维奇的办公室。每当谈合作问题，他出来时就显得精神振奋，格外愉快；可如果兰科维奇出示证据，指责苏联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充当好细，他就会满脸愤恨、慌乱地走出办公室。对待兰科维奇的指责，季莫费耶夫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这是偶发事情，是个别间谍的过错，而非国家政策使然，当然更不是他季莫费耶夫的旨意。”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那些年在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百姓从事情报活动。在铁托的内阁部长中就有两名间谍：一位是工业部长安德利亚·赫布兰克，前克罗地亚游击队领袖（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知道他在盖世太保的严刑下曾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便以此相威胁，使之成为苏联的间谍）；另一位是斯特列捷·朱奥维奇，财政部长。1945年发生了一件令铁托暴跳如雷的事情，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自己的部长头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诱惑一位负责南斯拉夫密码工作的杜什察·彼罗维奇女士加入间谍组织。当兰科维奇通报了此事之后，铁托大发雷霆：“我们不能容忍间谍的存在，应该立刻遏制他们。”





尽管铁托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干涉大加限制，但他自己对该机构的工作方法却采取了拿来主义。四年的战争岁月中，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失去了近十分之一的同胞。铁托的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也取得了胜利。胜利之后，人民保卫局立即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和其它宿敌的恐怖活动。米兰·格洛尔博士，前流亡王国政府内阁成员，1945年（当时是副总理）说：“这不是政府，这是屠宰场。”1946年格洛尔遭到人民保卫局的诱捕，然后在公审后被绞死。吉拉斯后来写道：秘密活动深人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渗入到家庭和私生活中，这对于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英国观察员弗兰克·沃达姆斯1946年写道：“人民保卫局实现了对全民生活、自由、财产的有效控制。如果它想逮捕谁，那么不必法庭审判，即可将此人投人监狱、流放乃至除掉，无人能够对此提出抗议或质询。这就是全民恐怖的真谛。”





1947年开展的公开检举运动，把许多游击队员中的、资本主义妖魔中的、天主教堂中的和其它反对派中的为外国帝国主义卖命的间谍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在南共领导人中，对苏联的崇拜，以及对不断加强的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好感，与苏联国家安全部进行的干涉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前者占了上风。甚至在1948年初，离尖锐对抗只有几个月的时候，还没人对此表示怀疑。1947年9月，在共产国际战后继承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斯拉夫还被树为其它一些缺乏果断力量的党的榜样。贝尔格莱德还被选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秘书处的办公所在地。真正的冲突开始于1948年初，按南斯拉夫的观点，原因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怀疑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的忠诚，并大量进行渗透活动。有后来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阿列克斯·贝布列尔的话为证：“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苏联人越来越深人到我们的军队中去，由此引发了许多不愉快。所以说，是苏联人有意要搞分裂。”在铁托试图独立的种种努力之中，显然，他成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引起了苏联的最大担心，斯大林把这一计划称为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1948年3 月，苏联召回了自己的军事和民事顾问，而且恼羞成怒地指责南共已被异端邪说、英国间谍所渗透。接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6月28日开会，决定把南斯拉夫人开除出组织，并号召其党内的“健康分子”推翻铁托的领导。





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当时斯大林自吹说：“我只消动一动小拇手指，铁托就会消失。”但这并未成功。的确，斯大林在这之后“收拾了所有能收拾的人”。但铁托在党、政、军内的地位坚如磐石，比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牢靠多了。作为决裂的必然反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和苏联安全部之间。展开了无情的间谍恐怖战。南斯拉夫很快就将两名铁托内阁中的苏联间谍赫布兰克和朱伊奥维奇逮捕归案；三名被苏联招募的南斯拉夫军官，在试图穿越罗马尼亚边境时也被抓获；甚至在铁托的卫队里也发现了苏联间谍。而吉拉斯写道，苏联国家安全部曾有一个阴谋，企图趁政治局全体委员在铁托别墅里玩台球之机，用自动枪将他们全部干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对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叛徒”所采取的恐怖手段，说实话，在残酷程度上（而非规模上）完全可以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动相媲美。1948年夏，吉拉斯对兰科维奇说：“我们对待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对待敌人一样。”而兰科维奇却几乎绝望地回答，“不要这样说，总之别提这事！”后来，像兰科维奇承认，有12000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多）被怀疑（而且许多情况是毫无根据，捕风捉影）是斯大林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追随者，人民保卫局把他们都投入了戈里奥托克（一座孤岛）集中营。吉拉斯写道：“在集中营里，等待他们的是羞辱、残酷，无尽的羞辱和无情的残酷。装上船时，犯人被头朝下扔进船舱，出来时他们被站成两排的卫兵和集中营犯人痛打一顿。在集中营里，他们饱受折磨、侮辱，如果他们拒不承认其真实的或是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时，那他们的头就会被浸到污水中。”





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秘密战中实施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就是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反对铁托的叛乱。直到与铁托分道扬镳之前，斯大林一直默许阿尔巴尼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个仆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的“顾问们”改组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推举的新领导是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以及在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科奇·佐泽。“没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争，——霍查在战后说，——人口寡少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就不可能将抵抗运动坚持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之下，“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被清除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袖阿纳斯塔斯·卢多因“左倾”被枪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44年从苏联流亡归来、并在那儿抛掉了昔日幻想的拉扎尔·冯多，就在英国军事委员会的眼皮下被活活打死；政治局委员穆斯塔法·格日尼希由于和“资产阶级”团体共同组建统一反法西斯战线而被绞死。





由于战争的原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织。同其他东欧国家秘密组织受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控制一样，阿尔巴尼亚的秘密“侦察局’也受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严格监督。霍查越来越被来自他的对手佐泽一方的威胁所困扰。因为佳泽任内务部长，领导“侦察局”，并颇受铁托的赏识。1947年5月，佐泽对九名有反南思想的人民议会成员进行了公审，所有人均以“破坏活动”的罪名被判处长期监禁。在1947年8月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南共还同时作为阿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四个月后，斯大林曾对吉拉斯说过：“你们应当吞掉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1948年的苏一南冲突，帮助了霍查从住泽手中的夺权行动。当苏联顾问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同时，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们就来到了地拉那。铁托与莫斯科反目之后，霍查立刻将全部南斯拉夫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并立即向自己的对手发难。佐泽竭力自救，并企图用向苏联表忠的方式脱离危险，但一切于事无补。他和他的支持者都被抓了起来，而内务部的交椅也被亲苏的梅赫梅特·梅胡夺去。梅胡接手以后，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的帮助下，对所属人员进行了清洗并改组了“侦察局”。经过“侦察局”五个月的审问和拷打，佐泽和他的支持者“供出”了详细内容。1949年3月，梅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共同讨论了两个月后将要开始的，对“科奇”佐泽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公审的准备进程。佐泽供认，战争期间，他被英美谍报机关招募；他还供认，英国军事委员会首脑曾在1943年对他说，铁托是英国间谍，他参与了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阴谋的制订。1949年7月，佐泽以这些臆造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对佐泽的公审，拉开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在东欧大部分国家组织的系列公审的序幕，当然，公审的对象是那些现实的和虚拟的铁托同情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铁托都以伟大的异端者与托洛茨基同时驰名。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在与苏联国家安全部斗争五年之后，他不仅毫发未损，甚至还成了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