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快鸟一直查询异常:北京做假，上海抄袭

顾则徐

北京奥运的时候，有朋友希望我去看看，但我一口谢绝了。这次上海世博，由于我是上海人，更是几乎每遇到朋友，都会问我回不回上海看看，我也还是回答不想这个时候回上海。

我之所以不愿意掺杂到世博的人流中，原因有三：

一是我个性不太喜欢拥挤的人群。这是我个性问题，但从小习惯挤公交车的我也并不是不能接受和适应人群的拥挤。

二是对安检、路检等的反感，会让没有高血压的我血压高起来。中国的安检是赋予了检查者以侮辱过客人格的机会，与其说是安检，不如说是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强化人们奴性以顺从而得到安全。在中国无法逃避，但我希望尽量减少一些被侮辱。去年有一次回上海后再回广州去火车站，进我家附近地铁时，没有透视设备，一个中年保安要我打开箱子人工搜查，我服从，把箱子打开，他蹲下身把东西乱翻一气，每拿一件东西就用一种奴隶主对奴隶般的洋泾浜普通话音调问：“这是什么东西呀？”连方便面也要这样问我。性格刚烈的我终于忍耐不住，用普通话发怒起来：“你想做什么？是不是要折腾人？”我平时说话是比较低声的，但发怒时候的嗓门则是在军队对着数千官兵叫口令时的响亮。他似乎要跟我竞争嗓门，傲慢地一仰脑袋：“我们上海市政府规定的，对你们要严格检查。”这神情不再是奴隶主，纯是得了主子授权的奴才了。我的口气便改成了主子阶级分子对奴才阶级分子进行训斥的那种：“狗屁。箱子一打开，狗眼睛一扫也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你回去让你领导把你训练好了再来。”这下，他不再用他不习惯的洋泾浜普通话了，开始用上海话哇哇起来。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下涌着围过来一群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中年女性警告我：“你别扰乱世博会秩序，我们检查是上海市政府规定的。”我质问她：“本来就是非法检查，别捡个鸡毛当令箭。你把规定拿出来。”她一指墙边的上海市政府部门通告牌子：“你看见了吗？别无理取闹，影响世博，说话要负责的。”她身边一个保安用对讲机呼叫起来，似乎要叫什么大队人马来对付我了。原先那个保安囔着：“对这种外地人就是要严厉惩罚。”我嗓门更大了，对负责人说：“这只是禁止危险品。你给我找出来，有没有规定你们有检查权的条文？有没有可以让你们搜查的条文？”她怔住了。我说：“我是外地人怎么了？你们故意刁难、歧视外地人。你们有几个人的上两辈不是从外地跑到上海来的？看不起外地人，你们就是看不起父母，看不起你爷爷。”原先的保安叫道：“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好讲的，我打死他。”拿对讲机的保安劝他：“别吵了，进去再说。”所谓“进去”，我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对我这个当年在本区政法界鼎鼎大名的老前辈来说，不过是个在肚子里发笑的小游戏。这时候，一个警察出现了，他要我把身份证拿出来。一看我身份证，知道我是上海人，而不是外地人，犹豫一会后对我说：“算了。你脾气好一点。伊拉是工作，配合一下伊拉。”我用上海话说：“这种检查本来就是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习惯，也没有办法。我配合蛮好，主动打开箱子，大家意思意思就是了，那只戆大十三点兮兮，欺负外地人习惯了，没有出过门，觉得拿箱子的就是外地人，乱翻乱搞，一本正经搜查我起来，象真的一样。不骂伊一顿，今后更加十三点，变成廿六点了。阿拉上海就是这种十三点多不过，死不光，弄得外地人对上海人一直有意见。”警察笑起来了：“好了，好了。侬乘火车去吧？快去赶火车吧。”这次经历，是我在被侮辱中反抗，对执行者还以了侮辱。但这种反向侮辱又有什么意义呢？用上海话来说，执行者终究是“冲头”，真正“坏”的人是在背后，是在庙堂之上。

三是对世博本身不抱什么希望。这一原因可以多说几句。世博开端于1851年伦敦世博会，其宗旨我以为当属1855年巴黎世博会时拿破仑三世所说：“我们的愿望：希望这次世博会不仅仅是新奇的玩艺的集合地，而是全世界的工业、商业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个传播文明文化的渊源。”这次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表面看挺好，其实内在的意识是炫耀，炫耀所谓的改革开放成就，具有强烈的好大喜功冲动。如果真有货色，进行炫耀虽然比较庸俗，但也淡不上是什么糟糕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在于是否真有货色？世博作为“一个传播文明文化的渊源”聚会，诚然需要各参与国家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工业和商业性决定了它不是偏重于传统，而是偏重于现代。所谓现代，其在物质文化领域的根本精神即是创造。当代中国，就创造而言，就中国整个历史来说，是一个极其低谷的阶段，可以比之于世界的成就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是少之又少。当代中国，是一个失去创造力的社会。没有什么创造，也就是没有货色。没有货色而要炫耀，就是打肿面孔充胖子，在创造方面归根结底还是只能请出老祖宗，仿造一个庞大的《清明上河图》出来。因此，上海世博唯一的特点将是“规模”二字——用纳税人的钱尽量提供优惠，搞一个参加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世博；圈最大的黄金宝地，花最多的钱，造最大的展馆。如此而已。

即使如此，如果能够保证在创造力方面不出丑也就罢了，但没有创造力而要炫耀，自然就要出丑。北京奥运在中国留下的是一个“规模”记忆，但一个小女孩的假唱更成为了世界当年“十大丑闻”之一，将来世界历史书上将忘记所谓的“规模”，在中国章节里出现的是做假笑话。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现代”文化中心，但1949年后衰落，特别是这二、三十年，更是日暮图穷。不是上海没有人才，上海始终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但龙、虎为当局所不喜欢，毕竟只能藏着、卧着，当局所喜欢、捧场的是把不爱、无爱打扮成“大爱”的余秋雨之类。余秋雨之类风光，当局得意，但终究经不起考验的，于是，世博便自然出创造方面的丑闻。北京奥运是假唱，上海世博则是抄袭、模仿，主题歌、吉祥物、主展馆不是抄袭就是模仿。如此失去精神的世博，又有什么可欣赏的呢？其实，当初中共政治局选择上海申请世博，如果只是试图突出一个“规模”特点，这一选择并不机智。机智的做法是新设立一个长城市，然后以中国长城市出面申请，把2010年世博放到长城上去办，其规模远非上海可比，大概全世界只有当埃及人脑子的电路搭住，申请了把世博办到金字塔上，才可以媲美的！

201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