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辽宁鸿翔实业有限公司:奚恺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6 20:19:21
我想找出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
“要严格测查幸福是很复杂的，但也有一个方便而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问人们：考虑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你现在对生活感到开心吗？尽管每个人的回答可能有误差，但只要样本量足够大，最后的结果将会是相当准确的。”
作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正在研究一门名为Hedonomics的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中文可以翻译为“幸福学”。
奚恺元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但归根到底，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奚强调，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套玄学，但奚恺元认为，这将是心理学和经济学能够携手共创的一个新方向。
曲折的人生道路
奚恺元本来的专业是心理学，这是他真正爱好所在。
出生于上海的奚恺元自幼弱视，按当时规定，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后来父母求人开了后门，他才得以有机会与正常的孩子一同上学。
奚恺元天资聪慧，又刻苦努力，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市西中学。在中学里，所有的学生都在悬梁刺股，以考上一所好大学为目标。
奚恺元学习成绩极为优异，但他当时已经知道，中国大学的门对他关上了。由于视力，他没有资格考任何他想考的专业。
幸好，奚恺元有一个相伴至今的偶像：贝多芬。既然失聪的贝多芬最终能够成为音乐巨人，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不能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奚恺元就干脆按自己的爱好去做。他天天在想，他身边的同学们都孜孜以求考上一所好大学，是不是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得到幸福？自己没办法读大学，是不是就不能得到幸福？
奚恺元开始退一步看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进而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爱好。高中毕业后他本来会被“分配”到街道办事处或街办工厂之类的地方，由于家境尚好，父母没有让他工作，他就呆在家里，按自己的爱好到处找心理学的译著阅读。
中学毕业后，奚恺元在家里看了4年书，也看着中学同学读到大学毕业。他认为，这段经历在当时看来是在浪费时间，但回想起来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那段日子既培养了他坚定的性格，更使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有了超越其同龄人的体会和看法。
为了给他一个就学机会，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奚恺元和父母移民夏威夷，最终得以进入美国夏威夷大学学习。
入学时，奚恺元选的是心理学专业。这在美国也是一个不易就业的专业，父母对此颇为反对，担心他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美国还是没有工作。但由于奚恺元的坚持，最后他们也就尊重奚恺元自己的选择了。
读本科时，奚恺元就开始既做心理学方面的实验，也写论文。毕业那年，他提出报考“常春藤”学校的研究生，却并不为师长们看好。一位师长告诉他，多年来夏威夷大学心理系没有一位学生考上过“常春藤”的学校。但最后的结果是，奚恺元同时得到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10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外，他做的实验和论文为他的申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最后，奚恺元选择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奚恺元研究的是广义的行为科学，包括情商方面的研究。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情商的论文是他的导师所写，第二篇就有他本人的参与。几年后，奚恺元取得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毕业时，果然有一大把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不过他却不在其中，而是受聘到世界一流学府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
芝加哥大学至今已有70多位老师和学生荣获过诺贝尔奖，是全世界出产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这样一所学风严谨、人才济济的学校，要能评上终身教授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不仅意味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创新和突破，而且还要面临与其他优秀的同事对较少名额的激烈竞争。然而，奚恺元又一次成功了，他在绝大多数人无法得到终身教授职席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前授予了终身教授资格。
别做“正常的傻瓜”
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从事行为决策等教学与研究。芝加哥大学以经济学、金融学、市场学等著称。奚恺元研究的则是经理人、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判定和决策，也就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问题。这为他研究两者的结合提供了机会。
作为心理学博士，奚恺元发现，大部分看来正常的行为往往是欠理性的。同其他行为科学家一样，他对传统经济学的几个经典假设持有怀疑。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基础。而行为科学家的研究则发现，人们在判定决策中常犯的错误，背后都有欠理性的心理因素。
在芝加哥大学，奚恺元和他的同事们教授一门名为高级治理决策的课程，这门课揭示了治理者众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决策误区，同时帮助他们如何改正。该课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反响，成为芝加哥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最近，奚恺元在国内写了《别做正常的傻瓜》一书，总结了他10余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帮助大家熟悉在判定上常犯的错误。
传统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增加财富就可以增加幸福，所以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假设并不正确。奚恺元看到的是，美国在过去50年里，人均GDP翻了3倍，但研究表明人们的整体幸福感却没有提高。
经济发展到美国这个程度，继续发展经济到底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基于前人和他自己的研究，奚恺元对增加财富总能增加幸福的假设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
奚恺元和其他学者发现的几个重要事实
-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人们选择的东西，并不是最能使他幸福的，人们自主做出的决策并非是最佳的，很多时候人们都会猜测错误。
-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增加快乐。
在行为科学实证研究领域，他有一个前辈，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2002年，卡尼曼因“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定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研究上的相关性，奚恺元的研究也为卡尼曼所熟知。卡尼曼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以之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911”事件之后，心理学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也折射出弥漫在世人心中的不确定情绪。传统经济学崇尚的是基于数学模型的理性主义，而心理学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多事之秋，人们转而从心理学中寻求对世界的重新熟悉，也在情理之中。
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度很紧密;但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对幸福的影响就不如先前那样大了，而决定幸福的其他因素相对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
时代需要幸福学
历史地看，人类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发展经济能够增加人的生存能力从而增加幸福。但是21世纪已经不同以往，饥饿生存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增加它，对幸福的作用越来越少。
问题是，人们的熟悉总有惯性，传统的思想仍占统治地位。而且人们有一种占有欲和积累欲，所以人们还是不断地谋求积累财富。
此外，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轻易测试的标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往往鼓励物质财富的互相比较，使得人们认为钱多比钱少开心。短期来看，钱越多确实越开心，但长期则不然。
奚恺元引用了经济学家雷亚德的一个比喻：在球场中，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是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最后全体观众都站起来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区别，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劳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物质上的竞争也是如此。在奚恺元看来，美国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比较，最后发展了经济，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他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
那么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增进幸福呢？这正是幸福学要研究的课题。幸福学并不是否定经济发展，而是试图科学地研究如何发展经济才能极大化人们的幸福。由此奚恺元提出，幸福是发展经济的最终标准。
在与同事和学生交流讨论时，奚恺元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与观点引起很大震撼，许多人表示，从没有问过自己赚钱的目的，以为赚钱越多自然就越幸福，现在看来不一定如此。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
比如说，幸福是主观的，所以是不科学的。奚恺元说，这个想法是一种偏见。就好比说，菜肴的好不好吃是主观的，但不能说烹饪学校就是无意义的。相反，捡来的100元钱和挣来的100元钱却不是一样的。主观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是有规律的，所以是可以研究的。而且，奚恺元指出，客观最终是为主观服务的。
有人建议把幸福分解为一些客观指标然后进行加权叠加以计算出幸福指数，奚恺元不认为有这种必要性。评论菜肴的美味就是看人们对菜肴的主观感受，而不是看咸淡度、酸甜度和味精的含量。
另一种认为幸福学没有价值的看法是，人们都知道什么使他开心，这个是不用教的。奚恺元等学者的研究却表明，人们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心理学的规律与人们的想当然还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还有一个对幸福学的误解是，幸福学就是让大家都追求眼前的安逸和享乐。奚恺元认为的幸福不仅是现在的幸福，而是现在和将来的幸福的一种总和。为了达到这种总和的极大化，我们需要有经济基础，要有强大的国力，同时还需要保证持续长久的社会发展秩序，保护生态和能源防止环境污染，促进教育以防止无知。
奚恺元强调，他是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幸福学不是鼓吹吃喝玩乐，也不是叫人消极，与世无争，而是通过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和其他因素与幸福的关系以指引人们达到长期的幸福最大化。
幸福学要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还需要很多人、很多年的努力。但让人兴奋的是，中国正在反思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奚恺元认为这种新的发展观更能促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增长。
奚恺元：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决策
假如我们认为“人是理性的”，那么我们的一切经济行为必然符合经济学家构筑的精密数学模型。但事实往往不是这样，人们的消费投资往往受到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的巨大影响。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华人学者奚恺元教授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问题。他曾在复旦大学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表演讲。本文中截取的正是演讲中的出色片段。细细读来会发现：小到个人购物消费，企业的风险决策，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社会上林林总总的财富现象，都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看上去很美———在差的物品上花更多的钱
来看一个关于冰激凌的实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杯冰激凌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激凌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激凌付更多的钱呢？
假如人们喜欢冰激凌，那么8盎司的冰激凌比7盎司多，假如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定的情况下，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激凌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激凌，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激凌。
这契合了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轻易评价的线索来判定。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激凌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激凌支付多少钱的。
这说明，人们总是非常相信自己的眼睛，实际上目测最靠不住了。聪明的商家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制造“看上去很美”的效果。
再来看一个餐具实验。比方说现在有一家商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你看到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是完好无损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假如你看到另外一套餐具有40件，其中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无损，另外这套餐具中还有8个杯子和8个杯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杯托都已经破损了。你又愿意为这套餐具付多少钱呢？结果表明，在只知道其中一套餐具的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
虽然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杯托，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反而少了。因为到底24件和31件算是多，还是少，假如不互相比较是很难评价的，但是整套餐具到底完好无缺还是已经破损，却是很轻易判定的。
这说明，人们往往依据比较轻易判定的线索做出判定，尽管这并不划算。这就是“完整性”概念在起作用。一套餐具件数再多，破了几个也得归入次品，人们要求它廉价是理所当然的。
赌徒永远口袋空空———钱和钱是不一样的
钱就是钱。同样是100元，是工作挣来的，还是买彩票赢来的，或者路上捡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却不然。一般来说，你会把辛辛劳苦挣来的钱存起来舍不得花，而假如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
这证实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另一个方面：钱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虽说同样是100元，但在消费者的脑袋里，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被装进了不同的“心理账户”。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最近买的价值200元的电话卡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然会去听。
可是假如情况变一下，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忽然发现音乐会的票弄丢了。假如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掉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没有道理丢了电话卡后仍然去听音乐会，而丢失了票之后就不去听了。
原因就在于，在人们的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然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票都被归入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似乎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把不同的钱归入不同的账户，这就是为什么赌徒的口袋里永远没钱的道理：输了当然没什么好说的，赢了，反正是不劳而获来得轻易，谁愿意存银行啊？
从积极的方面讲，不同账户这一概念可以帮助制订理财计划。比如一家单位的员工，主要收入由工资———用银行卡发放，奖金———现金发放构成，节假日和每季度还有奖金，偶然炒股票、邮币卡赚点外快。那么他可以把银行卡中的工资转入零存整取账户作为固定储蓄，奖金用于日常开销，季度奖购买保险，剩余部分用于支付人情往来，外快则用来旅游休闲。由于在心理上事先把这些钱一一归入了不同的账户，一般就不会产生挪用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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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恺元：追求幸福最大化
200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尼曼，理由是他“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定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卡尼曼教授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着重提到了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的经典心理学实验“餐具实验”，以之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奚恺元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商学院从事“经济决策”教学与研究，主要挖掘企业家在决策时常犯的错误，他开的课是芝大目前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同时还受聘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日前，记者就感爱好的问题采访了他。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对企业和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结论。
人们为什么会作出错误判定？
奚恺元教授，199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心理学博士。他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他说，去年得经济学奖的卡尼曼教授也不是经济学教授，我们连一节经济学都没上过。我们主要是研究人们怎么作决策判定的。这些判定包括经理人、投资人、个人的决策判定。在这个领域，卡尼曼、特里斯基从70年代起作了大量研究，派生出行为决策论，广义上又叫“认知心理学”。
80年代初，有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学时碰到了很大障碍，他们发现了卡尼曼教授等人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似乎在“黑暗中发现了光明”。这些经济学家把心理学与经济结合起来，发明了“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
奚教授说，他研究的也就是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问题。他与卡尼曼很熟，常有来往，因此他的研究也为卡尼曼所熟知。卡教授在领奖演说中用将近三分钟介绍这个实验：一家家具店在清仓，有两套餐具，其中一套有24件，每件都是完好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另一套餐具有40件，这40件中的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也是完好的，此外这套餐具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你愿意为这套餐具支付多少钱呢？
奚教授的实验发现，在不知道还有另一套餐具的情况下分别作判定，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这个结果再次违反了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都是根据商品的实际价值作判定的。这个例子中，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茶托，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反而少了。这说明，到底24件和31件算多算少，假如不互相比较是很难判定的。在分别评价中，餐具到底完好无缺还是已经破损是很轻易判定的，因此人们仍然是依据轻易判定的线索做出决策。
在演讲中，卡尼曼称：“这个实验结果是和传统的经济学逻辑相悖的。但实际上这个结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最近，一些学者进行了真实的而非实验室试验，他们选取了有经验的买卖人员参加试验，并采用了真实的商品，同样也证实了奚的研究结果。”
奚教授作为一个90年代毕业的华裔博士，为此而感到荣幸。他认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经济学发展的一种新思路。这种新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而新的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性的，而新的经济学是描述性的。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讲，传统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奚教授认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的幸福，这里的幸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引申到现实生活中，甚至可以指导我们的为人之道，那就是，情愿一直做好事，做得不多但是没有做错过，也不要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做了一两件错事。
好产品分开卖，坏产品一起卖
他说，这对企业定价策略、商场摆货方式都有启发。
奚教授说，企业和个人作决策和判定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互相比较进行的；一种是分别作判定。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比较判定和分别判定没有分别。但他的研究证实，其中有显著性差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猜测到朝哪个方向反转。他再举了一个冰激凌的例子来说明--大杯而不满的冰激凌有80克，小杯而满溢的冰激凌只有70克，单独判定时，在相同的价格上，人们普遍选择后者。企业雇人或个人交朋友，大多数也是分别判定，这时往往不是根据真实价值，而是根据易判定线索来作判定。这种判定往往与真实价值相反。
两样都好的东西，是放在一起评判好呢？还是分开评判好？奚教授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分开评判更好。相反，两样都是差的东西，放在一起评判，给人的负面感觉相对较弱。一个公司有多种好产品，不要放在一个商场、一个柜台卖；假如有多种差产品，则应该放在同一商场同一货架上卖。
假如你有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坏消息，应该把这两个消息一起告诉别人。这样的话，坏消息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带来的快乐所冲淡，负面效应也就少得多。
假如你有一个大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应该分别公布这两个消息。这样的话，好消息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带来的痛苦所沉没，人们还是可以享受好消息带来的快乐。
他开玩笑说，“同样道理，两个好看的小姑娘也不要一起走出去。”“人总是害怕不确定的东西。”奚教授说，美伊战争开战前后国际油价的暴涨暴跌，也是人们对不确定前景的一种过激反应，与供需没有太大关系。这些都是从人们作判定是依据有限理性这一前提得出来的。他举例说，911事件以后，炭疽病毒把美国差不多搞瘫了，最后因这种病毒而死的人还不到10人，而同期美国有几万人死于车祸。但美国人没有对交通安全问题像对炭疽那么恐慌。人们对鲜明、极端的危险非常注重，极其夸大其危害程度，而对经常性的危险反而不在意。
在中欧做研究和教学已经两年的奚教授说，中国现在有很多比较好的经济学家、治理专家，教给MBA很重要的经济治理知识。但相对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很少受到心理学方面的练习，在激励员工、提高决策水平两方面比较欠缺。行为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补充。学员对此非常有爱好。他们过去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数学模型、规范的东西才值得去学，而行为的心理学不那么受到他们重视。现在他们对怎样避免决策失误、使企业治理者与员工幸福最大化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爱好。
年终奖该怎么发？
奚教授在芝加哥商学院给MBA教“经理决策”。原先芝大以经济学闻名世，擅长传统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等等，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奚教授开设的这门课，从心理学角度帮助学生发掘作企业决策中常见的错误以及如何来纠正它们。这门课目前受到极大欢迎，是芝大商学院最受欢迎的几门课之一。一些学生在毕业后成为高层治理人员后，还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告诉他，这门功课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在芝大学到的最有用的课程之一。这些学生在企业当上主管后发现，基础性的知识、技能手下的人都具备，只有在决策中才看出有些知识是不可替代的。
奚教授把他这门学问的结论归纳为两句话：
第一，人们作决策、作判定，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你要在企业中成功，不能光看理性的做法怎么样，而要知己知彼。看到自己在哪方面是不够理性的，并判定别人在哪方面是不够理性的，这样才能改进自己，利用别人不理性的地方争取你的成功。第二，在一般人看来，在企业中，不管是老板或是员工都是为了赚钱，传统的经济理论也主要是教人们怎样极大化财富、怎样尽可能多地赚钱。其实人需要满足的不只是钱的问题，而主要是怎样满足幸福感。我们上课中花很多时间讲怎样增加员工、企业家的幸福感。
年终老板要给员工发奖励。可以给员工奖金，比如1000元，也可给员工到金茂大厦顶层吃一餐西餐，值800元。给哪种好呢？假如两者比较，员工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绝大多数会选1000元奖金，因为1000元不仅可以获得后一种享受，而且还有剩余。但哪种选择更能增加员工的幸福感呢？实际情况是去金茂大厦。发1000元，员工只会兴奋一下，等会存到银行里就根本不记得了，将来也不感激企业。很多人都想去金茂而没有机会，去了，满足了平时的愿望，很长时间都会记得公司给他们的这一福利。
这说明，第一，钱多的并不一定带来更大幸福。上述例子中，800元带来的幸福感比1000元多。第二，人们的选择并不总是对的。假如让他们来选，他们会选1000元，而实际上，你给他们800元的福利，他们会更感激。所以，公司给员工奖励，不要问他们选择什么，反正他们肯定是要钱。你就让他们在不知道还可能得到奖金的情况下，决定给他们比奖金更好的福利，如旅游、参观、就餐等等。不能给他们知道还有另一种选择，不能让他们有比较，否则他们会埋怨公司。公司员工的奖金也不要让彼此知道，以免因比较而产生各种不满。
奚教授最后说，“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归根究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奚教授指出，人们到底是不是幸福，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鉴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奚教授正在发展一种新的、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和经济学相对应，奚教授把这种科学叫做“幸福学”。这个理论提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
奚恺元教授简介
奚恺元先生生长于中国上海，后旅美求学。1993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2000年评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正教授，2004年被授予TheodoreO.Yntema教席教授席位。奚教授同时还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
奚恺元先生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行为决策学研究者之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在他的获奖致辞中非凡提到了奚先生的研究贡献。奚教授曾应邀在美国和中国的许多一流大学做过演讲，如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演讲现场气氛热烈，好评如潮。
奚恺元先生拥有十多年的治理教学经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从事“经济决策”的教学与研究，他开设的“经理决策”课程使《行为决策》的成果在企业治理决策中得以完美应用，从心理学角度帮助MBA、EMBA学生发掘在企业决策中常见的错误以及如何来纠正它们。这门课目前在美国受到极大欢迎，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创始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闻名教授理查德.萨勒称奚恺元教授为“与正常人不同的天才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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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测查幸福是很复杂的，但也有一个方便而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问人们：考虑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你现在对生活感到开心吗？尽管每个人的回答可能有误差，但只要样本量足够大，最后的结果将会是相当准确的。”
作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正在研究一门名为Hedonomics的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中文可以翻译为“幸福学”。
奚恺元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但归根到底，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奚强调，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套玄学，但奚恺元认为，这将是心理学和经济学能够携手共创的一个新方向。
曲折的人生道路
奚恺元本来的专业是心理学，这是他真正爱好所在。
出生于上海的奚恺元自幼弱视，按当时规定，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后来父母求人开了后门，他才得以有机会与正常的孩子一同上学。
奚恺元天资聪慧，又刻苦努力，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市西中学。在中学里，所有的学生都在悬梁刺股，以考上一所好大学为目标。
奚恺元学习成绩极为优异，但他当时已经知道，中国大学的门对他关上了。由于视力，他没有资格考任何他想考的专业。
幸好，奚恺元有一个相伴至今的偶像：贝多芬。既然失聪的贝多芬最终能够成为音乐巨人，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不能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奚恺元就干脆按自己的爱好去做。他天天在想，他身边的同学们都孜孜以求考上一所好大学，是不是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得到幸福？自己没办法读大学，是不是就不能得到幸福？
奚恺元开始退一步看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进而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爱好。高中毕业后他本来会被“分配”到街道办事处或街办工厂之类的地方，由于家境尚好，父母没有让他工作，他就呆在家里，按自己的爱好到处找心理学的译著阅读。
中学毕业后，奚恺元在家里看了4年书，也看着中学同学读到大学毕业。他认为，这段经历在当时看来是在浪费时间，但回想起来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那段日子既培养了他坚定的性格，更使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有了超越其同龄人的体会和看法。
为了给他一个就学机会，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奚恺元和父母移民夏威夷，最终得以进入美国夏威夷大学学习。
入学时，奚恺元选的是心理学专业。这在美国也是一个不易就业的专业，父母对此颇为反对，担心他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美国还是没有工作。但由于奚恺元的坚持，最后他们也就尊重奚恺元自己的选择了。
读本科时，奚恺元就开始既做心理学方面的实验，也写论文。毕业那年，他提出报考“常春藤”学校的研究生，却并不为师长们看好。一位师长告诉他，多年来夏威夷大学心理系没有一位学生考上过“常春藤”的学校。但最后的结果是，奚恺元同时得到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10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外，他做的实验和论文为他的申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最后，奚恺元选择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奚恺元研究的是广义的行为科学，包括情商方面的研究。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情商的论文是他的导师所写，第二篇就有他本人的参与。几年后，奚恺元取得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毕业时，果然有一大把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不过他却不在其中，而是受聘到世界一流学府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
芝加哥大学至今已有70多位老师和学生荣获过诺贝尔奖，是全世界出产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这样一所学风严谨、人才济济的学校，要能评上终身教授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不仅意味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创新和突破，而且还要面临与其他优秀的同事对较少名额的激烈竞争。然而，奚恺元又一次成功了，他在绝大多数人无法得到终身教授职席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前授予了终身教授资格。
别做“正常的傻瓜”
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从事行为决策等教学与研究。芝加哥大学以经济学、金融学、市场学等著称。奚恺元研究的则是经理人、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判定和决策，也就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问题。这为他研究两者的结合提供了机会。
作为心理学博士，奚恺元发现，大部分看来正常的行为往往是欠理性的。同其他行为科学家一样，他对传统经济学的几个经典假设持有怀疑。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基础。而行为科学家的研究则发现，人们在判定决策中常犯的错误，背后都有欠理性的心理因素。
在芝加哥大学，奚恺元和他的同事们教授一门名为高级治理决策的课程，这门课揭示了治理者众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决策误区，同时帮助他们如何改正。该课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反响，成为芝加哥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最近，奚恺元在国内写了《别做正常的傻瓜》一书，总结了他10余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帮助大家熟悉在判定上常犯的错误。
传统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增加财富就可以增加幸福，所以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假设并不正确。奚恺元看到的是，美国在过去50年里，人均GDP翻了3倍，但研究表明人们的整体幸福感却没有提高。
经济发展到美国这个程度，继续发展经济到底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基于前人和他自己的研究，奚恺元对增加财富总能增加幸福的假设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
奚恺元和其他学者发现的几个重要事实
-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人们选择的东西，并不是最能使他幸福的，人们自主做出的决策并非是最佳的，很多时候人们都会猜测错误。
-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增加快乐。
在行为科学实证研究领域，他有一个前辈，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2002年，卡尼曼因“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定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研究上的相关性，奚恺元的研究也为卡尼曼所熟知。卡尼曼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以之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911”事件之后，心理学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也折射出弥漫在世人心中的不确定情绪。传统经济学崇尚的是基于数学模型的理性主义，而心理学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多事之秋，人们转而从心理学中寻求对世界的重新熟悉，也在情理之中。
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度很紧密;但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对幸福的影响就不如先前那样大了，而决定幸福的其他因素相对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
时代需要幸福学
历史地看，人类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发展经济能够增加人的生存能力从而增加幸福。但是21世纪已经不同以往，饥饿生存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增加它，对幸福的作用越来越少。
问题是，人们的熟悉总有惯性，传统的思想仍占统治地位。而且人们有一种占有欲和积累欲，所以人们还是不断地谋求积累财富。
此外，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轻易测试的标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往往鼓励物质财富的互相比较，使得人们认为钱多比钱少开心。短期来看，钱越多确实越开心，但长期则不然。
奚恺元引用了经济学家雷亚德的一个比喻：在球场中，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是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最后全体观众都站起来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区别，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劳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物质上的竞争也是如此。在奚恺元看来，美国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比较，最后发展了经济，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他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
那么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增进幸福呢？这正是幸福学要研究的课题。幸福学并不是否定经济发展，而是试图科学地研究如何发展经济才能极大化人们的幸福。由此奚恺元提出，幸福是发展经济的最终标准。
在与同事和学生交流讨论时，奚恺元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与观点引起很大震撼，许多人表示，从没有问过自己赚钱的目的，以为赚钱越多自然就越幸福，现在看来不一定如此。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
比如说，幸福是主观的，所以是不科学的。奚恺元说，这个想法是一种偏见。就好比说，菜肴的好不好吃是主观的，但不能说烹饪学校就是无意义的。相反，捡来的100元钱和挣来的100元钱却不是一样的。主观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是有规律的，所以是可以研究的。而且，奚恺元指出，客观最终是为主观服务的。
有人建议把幸福分解为一些客观指标然后进行加权叠加以计算出幸福指数，奚恺元不认为有这种必要性。评论菜肴的美味就是看人们对菜肴的主观感受，而不是看咸淡度、酸甜度和味精的含量。
另一种认为幸福学没有价值的看法是，人们都知道什么使他开心，这个是不用教的。奚恺元等学者的研究却表明，人们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心理学的规律与人们的想当然还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还有一个对幸福学的误解是，幸福学就是让大家都追求眼前的安逸和享乐。奚恺元认为的幸福不仅是现在的幸福，而是现在和将来的幸福的一种总和。为了达到这种总和的极大化，我们需要有经济基础，要有强大的国力，同时还需要保证持续长久的社会发展秩序，保护生态和能源防止环境污染，促进教育以防止无知。
奚恺元强调，他是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幸福学不是鼓吹吃喝玩乐，也不是叫人消极，与世无争，而是通过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和其他因素与幸福的关系以指引人们达到长期的幸福最大化。
幸福学要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还需要很多人、很多年的努力。但让人兴奋的是，中国正在反思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奚恺元认为这种新的发展观更能促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增长。
奚恺元：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决策
假如我们认为“人是理性的”，那么我们的一切经济行为必然符合经济学家构筑的精密数学模型。但事实往往不是这样，人们的消费投资往往受到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的巨大影响。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华人学者奚恺元教授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问题。他曾在复旦大学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表演讲。本文中截取的正是演讲中的出色片段。细细读来会发现：小到个人购物消费，企业的风险决策，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社会上林林总总的财富现象，都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看上去很美———在差的物品上花更多的钱
来看一个关于冰激凌的实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杯冰激凌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激凌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激凌付更多的钱呢？
假如人们喜欢冰激凌，那么8盎司的冰激凌比7盎司多，假如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定的情况下，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激凌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激凌，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激凌。
这契合了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轻易评价的线索来判定。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激凌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激凌支付多少钱的。
这说明，人们总是非常相信自己的眼睛，实际上目测最靠不住了。聪明的商家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制造“看上去很美”的效果。
再来看一个餐具实验。比方说现在有一家商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你看到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是完好无损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假如你看到另外一套餐具有40件，其中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无损，另外这套餐具中还有8个杯子和8个杯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杯托都已经破损了。你又愿意为这套餐具付多少钱呢？结果表明，在只知道其中一套餐具的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
虽然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杯托，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反而少了。因为到底24件和31件算是多，还是少，假如不互相比较是很难评价的，但是整套餐具到底完好无缺还是已经破损，却是很轻易判定的。
这说明，人们往往依据比较轻易判定的线索做出判定，尽管这并不划算。这就是“完整性”概念在起作用。一套餐具件数再多，破了几个也得归入次品，人们要求它廉价是理所当然的。
赌徒永远口袋空空———钱和钱是不一样的
钱就是钱。同样是100元，是工作挣来的，还是买彩票赢来的，或者路上捡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却不然。一般来说，你会把辛辛劳苦挣来的钱存起来舍不得花，而假如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
这证实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另一个方面：钱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虽说同样是100元，但在消费者的脑袋里，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被装进了不同的“心理账户”。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最近买的价值200元的电话卡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然会去听。
可是假如情况变一下，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忽然发现音乐会的票弄丢了。假如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掉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没有道理丢了电话卡后仍然去听音乐会，而丢失了票之后就不去听了。
原因就在于，在人们的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然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票都被归入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似乎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把不同的钱归入不同的账户，这就是为什么赌徒的口袋里永远没钱的道理：输了当然没什么好说的，赢了，反正是不劳而获来得轻易，谁愿意存银行啊？
从积极的方面讲，不同账户这一概念可以帮助制订理财计划。比如一家单位的员工，主要收入由工资———用银行卡发放，奖金———现金发放构成，节假日和每季度还有奖金，偶然炒股票、邮币卡赚点外快。那么他可以把银行卡中的工资转入零存整取账户作为固定储蓄，奖金用于日常开销，季度奖购买保险，剩余部分用于支付人情往来，外快则用来旅游休闲。由于在心理上事先把这些钱一一归入了不同的账户，一般就不会产生挪用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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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恺元：追求幸福最大化
200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尼曼，理由是他“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定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卡尼曼教授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着重提到了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的经典心理学实验“餐具实验”，以之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奚恺元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商学院从事“经济决策”教学与研究，主要挖掘企业家在决策时常犯的错误，他开的课是芝大目前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同时还受聘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日前，记者就感爱好的问题采访了他。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对企业和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结论。
人们为什么会作出错误判定？
奚恺元教授，1993年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心理学博士。他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他说，去年得经济学奖的卡尼曼教授也不是经济学教授，我们连一节经济学都没上过。我们主要是研究人们怎么作决策判定的。这些判定包括经理人、投资人、个人的决策判定。在这个领域，卡尼曼、特里斯基从70年代起作了大量研究，派生出行为决策论，广义上又叫“认知心理学”。
80年代初，有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学时碰到了很大障碍，他们发现了卡尼曼教授等人提出的心理学理论，似乎在“黑暗中发现了光明”。这些经济学家把心理学与经济结合起来，发明了“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
奚教授说，他研究的也就是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问题。他与卡尼曼很熟，常有来往，因此他的研究也为卡尼曼所熟知。卡教授在领奖演说中用将近三分钟介绍这个实验：一家家具店在清仓，有两套餐具，其中一套有24件，每件都是完好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另一套餐具有40件，这40件中的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也是完好的，此外这套餐具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你愿意为这套餐具支付多少钱呢？
奚教授的实验发现，在不知道还有另一套餐具的情况下分别作判定，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这个结果再次违反了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都是根据商品的实际价值作判定的。这个例子中，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茶托，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反而少了。这说明，到底24件和31件算多算少，假如不互相比较是很难判定的。在分别评价中，餐具到底完好无缺还是已经破损是很轻易判定的，因此人们仍然是依据轻易判定的线索做出决策。
在演讲中，卡尼曼称：“这个实验结果是和传统的经济学逻辑相悖的。但实际上这个结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最近，一些学者进行了真实的而非实验室试验，他们选取了有经验的买卖人员参加试验，并采用了真实的商品，同样也证实了奚的研究结果。”
奚教授作为一个90年代毕业的华裔博士，为此而感到荣幸。他认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经济学发展的一种新思路。这种新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而新的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性的，而新的经济学是描述性的。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讲，传统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奚教授认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的幸福，这里的幸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引申到现实生活中，甚至可以指导我们的为人之道，那就是，情愿一直做好事，做得不多但是没有做错过，也不要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做了一两件错事。
好产品分开卖，坏产品一起卖
他说，这对企业定价策略、商场摆货方式都有启发。
奚教授说，企业和个人作决策和判定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互相比较进行的；一种是分别作判定。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比较判定和分别判定没有分别。但他的研究证实，其中有显著性差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猜测到朝哪个方向反转。他再举了一个冰激凌的例子来说明--大杯而不满的冰激凌有80克，小杯而满溢的冰激凌只有70克，单独判定时，在相同的价格上，人们普遍选择后者。企业雇人或个人交朋友，大多数也是分别判定，这时往往不是根据真实价值，而是根据易判定线索来作判定。这种判定往往与真实价值相反。
两样都好的东西，是放在一起评判好呢？还是分开评判好？奚教授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分开评判更好。相反，两样都是差的东西，放在一起评判，给人的负面感觉相对较弱。一个公司有多种好产品，不要放在一个商场、一个柜台卖；假如有多种差产品，则应该放在同一商场同一货架上卖。
假如你有一个大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坏消息，应该把这两个消息一起告诉别人。这样的话，坏消息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带来的快乐所冲淡，负面效应也就少得多。
假如你有一个大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应该分别公布这两个消息。这样的话，好消息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带来的痛苦所沉没，人们还是可以享受好消息带来的快乐。
他开玩笑说，“同样道理，两个好看的小姑娘也不要一起走出去。”“人总是害怕不确定的东西。”奚教授说，美伊战争开战前后国际油价的暴涨暴跌，也是人们对不确定前景的一种过激反应，与供需没有太大关系。这些都是从人们作判定是依据有限理性这一前提得出来的。他举例说，911事件以后，炭疽病毒把美国差不多搞瘫了，最后因这种病毒而死的人还不到10人，而同期美国有几万人死于车祸。但美国人没有对交通安全问题像对炭疽那么恐慌。人们对鲜明、极端的危险非常注重，极其夸大其危害程度，而对经常性的危险反而不在意。
在中欧做研究和教学已经两年的奚教授说，中国现在有很多比较好的经济学家、治理专家，教给MBA很重要的经济治理知识。但相对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很少受到心理学方面的练习，在激励员工、提高决策水平两方面比较欠缺。行为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补充。学员对此非常有爱好。他们过去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数学模型、规范的东西才值得去学，而行为的心理学不那么受到他们重视。现在他们对怎样避免决策失误、使企业治理者与员工幸福最大化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爱好。
年终奖该怎么发？
奚教授在芝加哥商学院给MBA教“经理决策”。原先芝大以经济学闻名世，擅长传统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等等，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奚教授开设的这门课，从心理学角度帮助学生发掘作企业决策中常见的错误以及如何来纠正它们。这门课目前受到极大欢迎，是芝大商学院最受欢迎的几门课之一。一些学生在毕业后成为高层治理人员后，还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告诉他，这门功课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在芝大学到的最有用的课程之一。这些学生在企业当上主管后发现，基础性的知识、技能手下的人都具备，只有在决策中才看出有些知识是不可替代的。
奚教授把他这门学问的结论归纳为两句话：
第一，人们作决策、作判定，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你要在企业中成功，不能光看理性的做法怎么样，而要知己知彼。看到自己在哪方面是不够理性的，并判定别人在哪方面是不够理性的，这样才能改进自己，利用别人不理性的地方争取你的成功。第二，在一般人看来，在企业中，不管是老板或是员工都是为了赚钱，传统的经济理论也主要是教人们怎样极大化财富、怎样尽可能多地赚钱。其实人需要满足的不只是钱的问题，而主要是怎样满足幸福感。我们上课中花很多时间讲怎样增加员工、企业家的幸福感。
年终老板要给员工发奖励。可以给员工奖金，比如1000元，也可给员工到金茂大厦顶层吃一餐西餐，值800元。给哪种好呢？假如两者比较，员工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绝大多数会选1000元奖金，因为1000元不仅可以获得后一种享受，而且还有剩余。但哪种选择更能增加员工的幸福感呢？实际情况是去金茂大厦。发1000元，员工只会兴奋一下，等会存到银行里就根本不记得了，将来也不感激企业。很多人都想去金茂而没有机会，去了，满足了平时的愿望，很长时间都会记得公司给他们的这一福利。
这说明，第一，钱多的并不一定带来更大幸福。上述例子中，800元带来的幸福感比1000元多。第二，人们的选择并不总是对的。假如让他们来选，他们会选1000元，而实际上，你给他们800元的福利，他们会更感激。所以，公司给员工奖励，不要问他们选择什么，反正他们肯定是要钱。你就让他们在不知道还可能得到奖金的情况下，决定给他们比奖金更好的福利，如旅游、参观、就餐等等。不能给他们知道还有另一种选择，不能让他们有比较，否则他们会埋怨公司。公司员工的奖金也不要让彼此知道，以免因比较而产生各种不满。
奚教授最后说，“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归根究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奚教授指出，人们到底是不是幸福，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鉴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奚教授正在发展一种新的、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和经济学相对应，奚教授把这种科学叫做“幸福学”。这个理论提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
奚恺元教授简介
奚恺元先生生长于中国上海，后旅美求学。1993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2000年评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正教授，2004年被授予TheodoreO.Yntema教席教授席位。奚教授同时还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
奚恺元先生是当代最有成就的行为决策学研究者之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教授在他的获奖致辞中非凡提到了奚先生的研究贡献。奚教授曾应邀在美国和中国的许多一流大学做过演讲，如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演讲现场气氛热烈，好评如潮。
奚恺元先生拥有十多年的治理教学经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从事“经济决策”的教学与研究，他开设的“经理决策”课程使《行为决策》的成果在企业治理决策中得以完美应用，从心理学角度帮助MBA、EMBA学生发掘在企业决策中常见的错误以及如何来纠正它们。这门课目前在美国受到极大欢迎，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创始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闻名教授理查德.萨勒称奚恺元教授为“与正常人不同的天才 评论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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