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艾尔文森林:仲大军：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5:52:00
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与王贵秀教授商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电子邮箱：zdjun@263.net
提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骤，就是到民间智库买方案，千万不要只弄一帮御用学者在家里闭门造车。第二步骤是放开官方媒体对民间学者的言论封锁，适当引进民间学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打破主流媒体被官方学者的垄断状态，打破千人一面的垄断状况，在政治智慧领域展开公平竞争。第三步骤是放开对民办媒体的限制，允许民间媒体出现，譬如民办电视台，打造舆论公平竞争局面，让健康的民间力量发挥社会减震的作用，增加消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而只有民间智囊才能起到这种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最近，整个亚洲地区躁动不安，几个国家出现了群众抗议的事件，先是韩国抗议政府的牛肉政策，继之是蒙古出现了打砸烧政府部门事件，再是泰国和印度，也在发生群众抗议的事情，而我国贵州瓮安县则出现了“６•２
这些现象说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地区。之所以不稳定，除了与一些国家政府的政策有问题，也与有些国家的政治体制贪污腐败有关。譬如这次我国贵州瓮安县“６•２
非民主国家群众事件的特点：暴政必然遭到暴力的对抗
之所以说中国的社会是危险的，是因为在当前这种政治体制下，政府与人民的对立越来越大，民众间积聚的不满情绪和怒气越来越大，稍有机会便会出现贵州瓮安县式的打砸烧事件。在民主政治的国家，民众运动并不可怕，再多的人上街也不会出现打砸烧，譬如韩国的民众示威，尽管人数多达上百万，但秩序井然，没有任何破坏行为。而中国和蒙古，一旦发生群众事件，便必然伴随着破坏性打砸烧，其原因何在？那就是暴政必然遭到暴力的对抗。这就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不同的表现。
凡是实行专政的国家，都积攒下一定数量的敌对势力，这股势力一有机会便会进行非理性的破坏行为，他们的行动就是以颠覆现政府为目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如何消解非民主国家的敌对势力，是这些国家现存最大的政治课题。
由此可以看出，非民主国家的群众事件不发生则已，一旦发生便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它不仅对政府大楼、警车等公用设施存在极大的破坏威胁，严重的时候还会对政府人员的生命安全形成极大的损害。这次上海的公安部门遇袭事件，便是最典型的一例，一人闯入公安局持刀行凶，造成6人死亡，三人重伤的结果。
面对种种危险迹象，仅仅增加保安人员、加强警戒是完全不够的。要让群众自发地禁止破坏性行为，而让群众自发地做到互相监督，就必须有制度保障。这些事件对于我国最大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必须尽快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制止社会腐败和歪风邪气，伸张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和政府人员的生命安全，保证社会的平安稳定。
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法和思路
在这个时刻，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写出了《中国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呼吁尽快成立政治体制研究机构，遏制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王教授的文章非常重要，所指出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但其主张的方式方法却极其值得商榷。
首先王教授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领导人高度集权，但他没有说清楚领导人权力高度集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政治权力为什么能够高度集中，领导人为什么能够极权和专权？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个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那么认识问题的思路便大错特错了。
我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各级领导人专权和极权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府缺少民众的制约和监督，民权太薄弱，官权太强大，只有在这种局面下才会产生领导者高度集权的现象。只有认清问题的病根，才能找出正确的解救办法。
下一步的政治改革，不是从口头上强调削弱领导人的权力，不是在体制内加强民主集中制，而是应当加强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权力，高度集权的状态便会自然调整过来。譬如这次韩国民众抗议总统的牛肉政策，给予民众上街抗议的权利，领导人集权的现象便自然会消失的。
所以王贵秀先生的应对思路是典型有问题的。他只是想到如何在体制内进行权力平衡，而没有想到真正的遏制办法是还权于民！
政治改革的智慧不产生于形式
首先我同意王教授的中国应当重视政治科学研究的观点，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怎么能连个象样的政治学都没有？中国的政治学再也不能如此薄弱 下去了！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的最高表现，怎么能30年来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对政治建设不闻不问呢？
王教授的观点非常好，但我认为，也不要把政治改革神秘化和复杂化，不要认为政治改革只是学者或官方学者们的事， 非要出自学者们四平八稳的政改方案。其实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智慧大量涌出，政改方案大量存在，但这些政治智慧和政改方案为什么不为体制内的学者和政府领导人所熟知呢？关键是这些智慧散见于民间，关键是我国有着言论和舆论的封锁。
但成立政治改革的专门研究机构也未尚不可，只是要避免只建班子不干实事。我国的事是最怕大呼隆，前几年海派马克思主义热，中国社科院兴师动众，成立了一个以程恩富为首的海派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招兵买马，收揽了几十号人，但几千万财政资金花进去了，这些年里这个院对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有什么声响和影响？不知道。忙乎了一通，不就是在那里花 财政的钱吗？体制内的学者到底干了多少事？到现在为止，国家财政养着的以社科院为首的政府智囊出了多少政治智慧和成果？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只花钱不办事，宁可不打这个呼隆，叠床架屋式的研究机构一定要避免，反而不如放开对民间的限制，取消层层关卡，让民间的政治智慧走上社会的政治舞台。
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说到这，问题已经很明显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骤只能是在设立体制内专门的研究机构的同时，放开民间的政治研究机构。而设立民间研究机构，就首先要打破原先的层层管制。允许人家注册，成立，给人家合法的身份。
特别是，政治改革不仅仅是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的问题，而是开放言论渠道的问题。只要放开言论渠道，政府立刻就能收到一大堆有益研究成果。民间智慧实际上是远远大于官方的，把社会上大量的意见和要求做一整理就足可以变为政治改革实施的指导方案。看看我们大军观察中心网站上的大量文章，这里面含有多少政治智慧和政改方案啊！
中国政改的推动力在民而不在官，政府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再设立班子和机构。甚至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班子，花钱到社会上买也可以，譬如花钱来买北京大军智库咨询公司的方案。其他国家不都是向民间智库购买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购买民间的智慧呢？为什么干什么都要官办呢？
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骤，就是到民间智库买方案，千万不要弄一帮御用学者在家里闭门造车。第二步骤是放开官方媒体对民间学者的言论封锁，适当引进民间学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打破主流媒体被官方学者垄断的状态，打破千人一面的垄断状况，在政治智慧领域展开公平竞争。第三步骤是放开对民办媒体的限制，允许民间媒体出现，譬如民办电视台，打造舆论公平竞争局面，让健康的民间力量发挥社会减震的作用，增加消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而只有民间智囊才能起到这种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至于开放党禁等，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执政党平稳顺利地搞好第一步的政治改革。
总之，中国政府要充分吸纳民间意见和智慧，放开各种管制，给予人民本来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也是最好的政治改革。还人民一点权利，比建多少官方研究机构要强得多。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怕官员和学者作秀，但不管怎么样，王贵秀教授的文章还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必须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央
原载
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生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巨变及由此导致的改革思路大调整,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划分为两大阶段。
一、改革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官僚主义、权利过分集中、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及领导人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等，而其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往往又集中于个人，由此必然导致“人治”。这样一来，就使我们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成为一种“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
改革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的法治型体制，或者说实现从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人治型体制过渡到民主的法治型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适应。但是，由于在政治体制改制过程中有过一次大调整，因此出现了一个大转折。
二、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使中国政治改革由攻坚战转为外围战
国内外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使中国的政治改革部署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这一转折的实质是：改革的主要指向和重心发生了转移，从消除“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转向完善那些好的或比较好的原有体制，如人大制度和多党合作制等。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由攻坚战转变为外围战。
然而，这一转变就拖得时间太长了，以致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长期不再调整，不回到解决原有体制的总病根上来，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由此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必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大军中心编者按：这次贵州发生的暴乱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大调整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缘化以及严重滞后，这种边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外围化或表层化，即从核心向外围转移。经济体制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形成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
二是下移化或基层化，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往下转移，至多到县市一级，如“公推直选”一般只限于乡镇，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试点也长期限于县市一级。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几乎都把最高层除外，这些年发布的有关干部制度改革的文件都不使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纵横交错的庞大党政权力系统，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尽相同，它的基本路径应该自上而下，至少应该以自上而下为主，辅之以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和互动。政治体制改革单独从下面某一个层次启动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
三是融解化。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寓于或融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或之内，把政治改革当作经济改革的搭配来对待。有些名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和专著实际上却只限于行政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几乎没有多少真正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照此行事，那恐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化为乌有。
总之，如此边缘化下去，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严重。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党委包办并干涉太多，党管一切、党领导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大有日益强化之势。二是一些地方党内书记权力太大，太多，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日益严重。党中央一再反对个人说了算，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由于党内民主不充分，民主制度不健全，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因而党内领导人个人集权的问题仍然严重。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因此，在历史新阶段的关键时刻，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的位置，就非常之重要，非常之紧迫。
四、要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研究机构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理论和理论研究工作。在新历史时期，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和半官半民的大大小小研究机构象雨后春笋般不断生成和发展起来，但反观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研究机构，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对策性的，官办的还是民办的或官民合办的，一个也没有。（大军中心编者按：错，本中心就是一个，王教授真是孤陋寡闻。）其情况真是大相径庭。
我们这样一个拥有7300万党员的超大型执政党，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泱泱大国，竟然连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都没有！据我所知，这种机构，在全党、全国，不仅官方性的一个没有，就是民间性的一个也没有。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如此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不管对它采取什么态度，怎么能不设立专门研究机构，进行专门研究和探讨呢？
鉴于此，我建议党中央能够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上日程，予以研究讨论，提出指导原则，确定基本目标和任务，作出适当部署和安排，并与党政机构改革相配套，考虑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同时对地方以及党校系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提出知道原则、任务和要求，规定必要的政策。
发件人："田忠国"
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
田忠国
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这样说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危言耸听，但如果一个有良知的人，真正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各级官员的执政状态，人们将会发现，群体暴力反抗成了平民百姓的唯一选择，这是因为，中国的平民百姓看不到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的希望时，绝望式的抗争情绪便会风起云涌，绝望式的暴力抗争事件便也同时会风起云涌。这一方面说明，过去改革开放的成绩中包含了平民百姓巨大的生存代价，在利益集团和平民百姓之间，形成了对抗性的矛盾。比如，房价大涨、物价大涨，特殊利益集团在危及平民百姓的生存时，不是有效抑制房价、物价对平民百姓的伤害，而是推波助澜，助推房价上涨。再比如，与平民百姓生存状态生命攸关的小事，在各级官员眼中不是个事，不在工作范围之例，也必定成为以后群体暴力抗争的源头。
另一方面，从对瓮安暴力抗争的定性中，我们看到，执政者已把人民群众不明真相的维权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平民百姓的权利和利益，已经同执政者是对立的了。而这种定性，只会加剧平民百姓的绝望情绪，催生更广泛的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但是，随着社会的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经过矛盾冲突的整合后，中国或许能在世界上产生第一个人民拥有平等权、管理权、参与权和社会发展成果分享权的人民民主国家，但也不令人乐观，因为，从藏独事件和瓮安事件的定性中，我们看到人民利益和共和国的利益，不在是执政者努力保护的对象，而藏独势力和特权阶层才是他们维护或者说保护的对象。
这一价值走向表明，中国走上了新的灾难多发期。再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必会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所压倒，因此，要改变中国面临的重大灾难性问题，第一，应尽快落实十七大报告中的民主蓝图，纠正执政者与平民利益对立的执政理念。第二，发动人民群众，为保护人民群众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87年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就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第三，尽快构建官民互动的制度平台，并作为深入人民群众调查研究的突破口。对于调查研究的成果一要公开。二要由人民群众评议。经人民群众评议不合格的官员坚决撤职。第四，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执政者政绩的唯一标准。第五，尽快把官员的任命权交给人民群众。我以为，只有采取这五项措施，才能化解群体暴力抗争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党和共和国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