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域之城下载:“湖北王”何成浚宦海沉浮

         国民党统治时期，何成浚在湖北任职时间最长，官衔最多，可以说集湖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称为“湖北王”。他是怎样成为“湖北王”的？其结局又是如何？
   
　　游说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
　　何成浚，字雪竹，湖北随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何成浚在日本求学时，经黄兴介绍，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做过黄兴的重要助手，是国民党元老。后投靠蒋介石，1926年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的上将总参议，受到蒋介石重用。
　　1928年6月，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时，被日本人炸死。从此，他的儿子张学良掌管了东北军政大权。这时，蒋介石想采取和平手段，派人跟张学良谈判，劝说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派谁去呢？蒋介石想到了他的老朋友何成浚。何成浚接受任务后，向蒋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往东北的一切活动费用不受限制。”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先给他10万银元，让他带到东北，如不够用，可随时增加。
　　何成浚携带蒋介石致张学良的亲笔信到达沈阳后，并不急于会晤张学良，而是与张学良的亲信们周旋，每天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表面上无所事事，私下却广泛地开始了活动。
　　当日本人知道何成浚来东北的意图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也立即选派“中国通”林权助为专使到沈阳，以吊唁张作霖为名，实则趁机促使张学良搞“东北独立”。
　　林权助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他们联名宴请张学良。席间，林权助用甜言蜜语劝说张学良，而林久治郎则以威胁的口吻警告张学良，“东北是日本的利益所在，不许易帜”。
　　张学良听到这样的话，气愤地说：“友邦的利益我们一向是很重视的。至于易帜一事，则是我们家里的事，外人不应干涉。”
　　何成浚的办事方法与日本人不同。他对张学良投其所好，百般逢迎，每日专以烟、牌两事与其周旋，时刻不离左右。每当张玩到高兴时，就转入“易帜”问题。
　　 看到时机成熟，何就面交蒋介石致张学良的亲笔信。张学良跟左右商讨后，当着何的面表示“同意易帜”，但此后却无实际行动。何成浚并不着急，一面继续陪张玩牌，一面用重金买通张的左右。
　　一天，张学良玩麻将和了一副“满贯”，正高兴时，何成浚用眼色要张的部下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挂出，降下五色共和旗，在场的人都向张学良道喜说：南北如今统一，少帅功勋盖世。张学良见已成事实，也满面笑容。
　　当日，何急电蒋介石报捷。蒋大喜过望。情况十分复杂的东北，不费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如此顺利地归顺了“南京政府”，何成浚为蒋介石立了大功。 　　帮助蒋介石打败桂系
　　1928年初，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准备重新北伐。蒋、冯、阎、李分别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北伐军光复北平后，蒋、桂之间表面上还算平静，但内讧之象已显，矛盾日益加深。蒋想消灭李（宗仁）、白（崇禧）新桂系，但他考虑到李、白的势力雄厚，决定智取而不硬拼。
　　当时，作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的白崇禧，在北伐胜利后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表面上掌握着军政大权，但驻在北平的部队不是桂系的嫡系部队，而是李宗仁改编的唐生智的旧部，拨归白崇禧指挥。唐部表面服从桂系，骨子里实怀二心。
　　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了何成浚。他先派何为“北平行营主任”，撤销北平政治分会。在未公布之前，先由何秘密前往香港，拉拢唐生智合作。
　　何成浚携带巨款到香港见到唐生智后，先送上“活动费”，又介绍当时政治形势。唐闻言心动，立即致函原唐部驻北平将领刘兴、龚浩、廖磊，要他们“拥护中央”，大力协助何主任。
　　何成浚回北平后，又向刘兴等将领送巨款，进行拉拢。事情商洽妥当后，何才公开宣布就职，并宣布撤销北平政治分会，驻京将领刘兴等人同时通电拥护。
　　白崇禧按到电报后，知道大势已去，黯然离开北平。至此，孤立于北方前线的桂军军事据点，在何成浚秘密进行的糖衣炮弹战争中，不损一兵一弹就拔掉了。何成浚为“蒋桂之战”立下首功。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桂系就全面溃败。桂系主力退回广西。桂系被打败后，由于何成浚立了大功，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是他第一次担任此职，从此，他成了“湖北王”、“湖北家长”。 　　助蒋介石获得“中原大战”胜利
　　何成浚当上湖北省主席不久，又当上了“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他对蒋介石更加感激了。
　　蒋介石击败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后，想乘战胜之余威，把当时并存的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也消灭干净。因此，不久，又爆发了蒋、冯、阎大战。在这次关系到蒋介石成败关键的大战中，何成浚决定再倾力助蒋，以报蒋的“知遇之恩”。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其他地方军阀如李宗仁、白崇禧等共同对蒋，战争再起。双方在河南、山东交战，使用兵力达100多万，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在这场大战中，何成浚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第三军团为“杂牌”军组成，何成浚去统帅这支部队，却能指挥自如，是因为何成浚平时慷慨疏财，有“江湖义气”。凡同乡、同学、同事以及各路军人、政客、党棍，有求必应，给以小恩小惠，以此笼络了很多人，为他奔走效劳。
　　为了让这支杂牌军更好地为自己卖命，何成浚在自己第三军团总指挥部驻地——漯河设立了“军人之家”，作为团级以上军官的俱乐部。特地从武汉调去中西名厨、高级妓女、云南烟土、高级食品等供他们尽情享受。这些杂牌军将领对何真是“感激涕零”，他们说“我们只认识何雪公”，“只要何雪公一句话，我们干什么都可以”。
　　何成浚的第3军团的主力48师徐源泉部，原系军阀张宗昌的旧部，其中许多人与冯玉祥、阎锡山有旧交，冯阎派人策动徐源泉倒戈反蒋。何成浚得知消息后，马上对徐源泉进行拉拢，稳定军心。他每天陪徐饮酒打牌，并从汉口雇名妓和京剧演员到漯河慰劳徐部，对徐优礼有加。徐源泉深受感动。
　　冯、阎的策反没有成功，相反，何用金钱和高官收买了冯部的高级军官，使他们各自“保本”、互相观望，冯玉祥的指挥失去了作用。
　　由于何的策反获得成功，杂牌军又愿意为何卖命，使本来处于劣势的何成浚竞取得了开局的胜利，为“中原大战”又立下功劳。不久，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攻下了济南，主力转到平汉线，跟何成浚会师，向冯玉祥发动了总攻。冯部二号将领已被何收买，内部分化，力量大为削弱，只好撤退。阎锡山还想挣扎，也感到孤掌难鸣。
　　这场大规模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冯、阎的失败而告终。
　　“西安事变”中聪明反被聪明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当时，国民党一些大人物纷纷打电报到西安，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张学良都置之不理。相反，却专门向汉口发来急电，邀请何成浚速赴西安“面商大事”。
　　张与何在“东北易帜”中打过交道，深知何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以及何在蒋面前讲话的分量，故想借助何的力量，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何接到这份电报，惊喜交集。喜的是张学良如此看重自己，正可借此抬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惊的是“西安事变”前途吉凶未卜，如贸然前去，万一有所失误，则名誉、地位乃至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究竟如何处理，何成浚举棋不定。
　　何成浚与南京的何应钦关系密切，他向何应钦讨教，何应钦不同意他去西安，要他负责华中方面的事务，跟自己“合作应变”。
　　何成浚对蒋介石在军事上重用陈诚，在政治上重用政学系的张群、杨永泰等人在湖北当省主席早已不满（当时何已不当湖北省主席，只担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他正想改换门庭，投靠何应钦，便听了何应钦的话，并致电刘湘、刘文辉，大肆联络，为可能出现的事变做好准备。
　　何成浚的电文在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的认为他见死不救，不忠于蒋介石；有的骂他无胆无识，只有鬼鬼祟祟之能，无堂堂正正之举……总之，何成浚不去西安，又公布电文，是他的严重失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同蒋介石一起被关押的文武高级官员如陈诚等对何颇多指责，攻击何成浚“只共安乐，不共患难”，骂何成浚对蒋介石“忘恩负义”。从此，何成浚在蒋介石面前失去了宠信，原职虽未变动，实权则逐步削弱了。“湖北省主席”的宝座在这段时间连续换人，但却没有何成浚的份。
　　抗战时期，何成浚曾再度出任湖北省主席，但只一年多就被蒋介石借故赶下台。以后，在重庆任闲职。日本投降后，曾当上湖北省参议会议长，因与白崇禧不和，他不得不出走上海，以后又移居香港。解放前夕，何成浚逃到台湾，在“总统府”挂个闲职吃闲饭。1961年病死异乡。（据《档案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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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大“地方王”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加上由于日军入侵，中央政府几乎无力有效辖及各地方，于是，各地方借这个时机，纷纷拥兵自重，以省为单位俨然一副“地方王”的姿态，于是出现了“山东王”韩复榘、广东“南天王”陈济棠、“湖南王”何键、“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贵州王”王家烈、“青海王”马步芳、“宁夏王”马鸿逵、“新疆王”盛世才，以及“湖北王”何成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