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捏脸系统:高枫《大中国》

高枫《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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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高枫，原名：曾焰赤，身高170cm，体重64kg，1968年7月24日出生于武汉，狮子座，最喜欢的服装：中山装、学生装；最喜欢的季节：春、秋；最喜欢的音乐：不定；最喜欢的电影：《迷墙》；最喜欢的歌手：David Broza（以色列）；最喜欢的饮料：茶；最喜欢的水果：芒果；最喜欢的运动：游泳、羽毛球；最喜欢的颜色：蓝、绿、红；最喜欢的食物：鱼头；最喜欢的零食：葡萄干；最喜欢的动物：狮子；最喜欢的休闲运动：旅游；最喜欢的花：向日葵；最难忘的事：第一次登台；最尴尬的事：第一次登台；最大缺点：爱忘事；最大优点：思想灵活。以创作演唱《大中国》走红流行乐坛的著名歌手高枫因病，经多方抢救无效，于2002年9月19日晚10时28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四楼A级一病房去世。去世时只有35岁，他在武汉上小学期间开始登台表演，但音乐那是只是他的兴趣爱好，并不是他的专业。高中毕业，他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专业。在工艺美院学习时，高枫开始涉足文艺界，为电视剧《赵四小姐与张学良》、《龙年警官》等配唱了主题曲，并开始练习作曲。毕业后，高枫开始在北京闯荡，他放弃了学习多年的美术专业，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和演唱工作，平日依靠演唱维持生计。在内地第一个兄弟组合“楚齐楚童”的专辑里，高枫的作品占了近一半。与此同时，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皇城根》里也留下了高枫的声音。随后，高枫将全部的经历都投入到古曲的创作中。为刘德华写《笨小孩（曲）》，为柯受良写《大哥（曲）》，为黄格选写《春水流》等。下面是他的自述。

    我出生的时候是在凌晨4点，那是1968年炎热的夏季。我父母都在武汉歌舞剧院工作，母亲是歌剧演员，父亲是歌剧组创作人员。父亲写过一首很有名的歌，叫《清江放排》。母亲是个忠于职守的演员，一辈子没演
过什么主角。退休后，她带过很多学生，因为她是一个很不错的歌手，那些学生中的一些人甚至去法国、美国发展了。
   大人的事小孩总是不会乱操心的，我的兴趣点在画画。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主办的全国儿童美术作品征集。我当时还获了奖，当奖品寄到武汉时，完全出乎我们全家人的意料。那一次“巨大”的成功可够我沾沾自喜好几年的。
    上了小学后，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写的作文，大多都是《关于两个估计》、《如何反击右倾翻风》、《谈谈〈水浒〉的反动思想》这些连大人都不一定搞得清楚的文章。而且，学校墙上的黑板报更是复杂。我那时候因为会画点画，所以就担任了班里的宣传委员，负责出黑板报。黑板报上的文章大体都是抄报纸，而绘画部分总会涉及到当时被打倒的某个人的漫画，我记得我画得最多的是“四人帮”，其中江青画得最像。小学的时候，我也想过自己的“人生大事”。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同桌的女孩对我很好，于是我很愿意和她在一起，我甚至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请求，她竟默默地答应了。我告诉她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像我们的父母那样“互相帮助”了。以后，我们俩跟真的似的开始形影不离，难舍难分，计划着长大一点儿的时候成家。当时我们根本不懂男女之间还要发生“奇怪”的事情才能“结合”，只是觉得父亲和母亲能在一起，我们为何不可以。
    后来东窗事发，有一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我们俩。更奇怪的是这位老师只找了我“谈心”，让我把目标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不要再对女孩子胡作非为。而我的“老婆”她却一点不管，导致的结局是我不再敢去理“老婆”，而无辜的“老婆”却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她不明白为何我那么“狠心”，害得她常常以泪洗面。后来有一个同学告诉我是因为一个叫×××的人向老师告了状，老师才会批评我的。这让我火冒三丈，我开始与“老婆”重归于好，并计划“修理”一下那个“告密者”。在一个脾气不好的老师的课堂中，我举手向那位老师揭发了这个同学背后诬陷好人的罪恶行径，并向全班同学挑明了我和那姑娘的清白关系。所谓“清白”关系指的是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提高的意思。
    小学毕业后，“老婆”和我分到了不同的中学，我们便少了来往。我的初中是在湖北省重点中学六中度过的。一上学就有十门主科。不同科目每天要布置一大堆的作业，哪个老师布置的作业多，哪个老师就是对学生最“负责任”。没完没了的测验使你无法逃脱艰难的复习和死记硬背。有一次代数小测验我不及格，老师让我拿卷子给家里人签字。我父亲看了卷子以后火冒三丈，刚想扒了我的裤子抽我屁股，我一个鲤鱼打挺跑掉了，躲到外婆家三天才被妈以“不再打了”为由给骗了回去，回去后还是被打。当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被所有的父母奉为至理名言。

    在初中我听到的所有语言里，只有一次让我感到了温暖。那是一堂历史课，在下课的时候，历史老师推了一下眼镜，说了一句：“今天不准备留作业给大家。”然后，她又补了一句，“因为你们太辛苦了。”  
    我的身体开始发育起来，声音突然变低。我开始对异性越来越冲动，这种激情可能原来也有过，但没有这么厉害。当老师向我们展示一幅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画像时，我也随之在滋长一种不可告人的愿望。当时我曾对班里的每一个女生都有过性幻想，连最丑的也没落下。那些由我想象出来的画面，比那几个佛罗伦萨艺术家的作品要丰富得多，也有意思得多。更令人兴奋的是，那些女孩落落大方地与你交流的时候，总会让你觉得，你是有机会实现你的幻想的。其实我当时也很傻，我居然一点也没考虑到女人对男人也有同样的一种需要，早知道就不那么腼腆了。
    每个女孩子对刚跨入高中校园的我来说都是可爱的。初中军校式的生活使我变得不那么“挑剔”，既然这样，谁给我的机会多，我就会对谁有固定的追求。当时就有一个女孩被我选中，但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碰她，只是“健康”地在一起玩。直到毕业后，我们两个才有了“特殊关系”。高中的生活，让我突然懂得了
什么叫“浪漫”。

    高中毕业，我开始选择我的大学。 
    从美术专业角度讲，我对事物结构、层次的理解好于对色彩、情感的理解，所以最保险的专业应该是雕塑。正好中央工艺美院和浙江美院有雕塑专业将在那年招生，我毅然在招生表上填了这两个院校和专业的名称。 
    经过了漫长而繁琐的过五关、斩六将，又经过了漫长而坐卧不安的等待，我终于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是来自中央工艺美院装饰雕塑专业的。这个高等艺术院校是在遥远的北京。
    这次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外地生活。由于我的宿舍就在校内，每天下课后，我便没有了一种归家的过程和感觉，“无头苍蝇”就是当时对我的最准确的形容。我将开始自己洗衣，买饭，和长辈打交道，学会和同宿舍的同学和睦相处。做错了事后只能私下自己批评自己，也没人在我耳边唠叨了，什么事必须自己拿主意，谁也无权指挥你，但谁也不会无条件地帮助你。我好像在刹那之间把这个世界从我父母手里接管了过来，有点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又有一种亢奋、自由、爱谁谁的感觉。
    我所在的班里大多数同学已在社会上混过，比我有生活经验多了，我身在其中活得非常吃力，一点便宜都占不着。该表现的时候总是让人抢了先，不该表现的时候大家闪一边我也没顾危险地胡表现，吃亏可能性最大的永远是我。我身边这些从祖国各地、四面八方来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生存的本领。如果哪次有人主动关心我，那背后一定有一个目的在等待着，这些情况也不知是光我们班这样，还是所有的班都这样？
    我发现高中有过的团结友爱、相互体贴、相互帮助的光景在这里少了许多。也许人一进入真正的生存竞争的环境，自然就会对他人形成了一种防备或利用的心理罢。我高中时代的“乌托邦”情结，在刚入大学的一个月之内，就被打得粉碎。很多同学都在努力赢得老师的支持，努力拉拢系里的领导，努力选择某一个有能力的靠山，要么就成天泡妞。没有时间和像我这样的“少年维特”谈什么艺术、小说、诗歌，哪怕是影星。我记得有些人已开始在外面打着“工艺美院”的旗号私自揽一些手工活了。另外一些同学也削尖脑袋往团委、学生会里钻，目的大多也是为了能给学校一个好印象，在毕业时让学校把他分配在北京。这些学生比其他人要
更早地踢开了“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
    我后来发现，我所在的装雕班是最具有这个特色的了。
    因为我们班鱼龙混杂，干什么出身的都有。有几个岁数大的还干过木匠和手工艺人，早已过了天真的年龄。可就这几个岁数大的同学，把班里的风气给带得十分“社会”化，让比他们小好几岁的同学无端地早熟了好几年，也让我认识社会早了好几年。但当时我仍坚持孤独，因为身边的人和事我觉得不美，虽然我们在“美院”。
    我们的课程大致就是素描、泥塑以及理论知识，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手艺。其实在考入工艺美院之前，我只学了三天的雕塑，大概是因为我的素描功底好，学校网开一面让我入了学吧。但是做雕塑可不比画素描或画油画那么轻松，它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技巧，除了必须懂得用泥捏出形状以外，还要懂得搭架子，翻石膏，光这几样就够你折腾的了。每次翻石膏模子都累得我半死，而且有时一不小心就全玩完了。每次搭架子都有手指被铁丝划破的经历。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有一些让我感到美好的事物，比如站在台上的女人体模特，还有完成了一件精美作品以后的满足……当然，对我来讲，还有一件最让我感到美好的事情，那就是在校园卡拉ok大赛上获得冠军。我在学院遇上学生会举办的歌手大奖赛的时候，卡拉ok在中国的市场上才刚刚起步。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比赛开始了，在我前面演唱的几个选手还真不怎么样。台下的评委都是找的外校音乐专业的老师，其中有一个是当时还颇有影响的歌唱家迪里拜尔。我选择的曲目是《梅兰梅兰我爱你》和《告诉我》，一首快，一首慢。
     很难用语言描述当时上台时的心情和唱法处理，只记得那天发挥得十分对路子。《告诉我》是张行的一首老歌，在当时很流行。此歌调起得十分高，故在卡拉ok无人敢问津。可是我的强项还正好就是我的高音，所以这首歌我唱得十分舒服。可在十几年后张行找我为他写歌的时候，我却从未向他提起过此事。当我和他在一个饭
桌上吃饭，频频与他干杯，与他聊一些家常琐事，人生烦恼的时候，我会偶尔想起这段往事，颇有几分感慨。
    唱完两首歌以后，我发现评委给我的分数都不低，总分比前面的选手都要高。后来，我还发现接在我后面的所有的选手分数都不如我的高。当我拿到冠军奖杯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在向我招手。
    其实，在中央工艺美院的高年级中，也有一些“音乐高人”深藏其中。当我还在为夺得全校第一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些早已不屑于参加这类“大奖赛”的四年级学生已在组织乐队排练他们的毕业“party ”了，这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挑战点。
    这些乐队中，有一个主唱叫朱林。有一天，我在教学楼的楼道里碰见了他，他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说：“有空上我们家坐坐吧，我们家就在北京，我有一个乐队，自己也有一些乐器。”
     我被这一点吸引住了，因为我以前还没有想到去介入一个有乐器的世界。朱林的家里已有两个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乐手等在那里。我进去以后，两个乐手很“酷”地没怎么理我，一个弹键盘，一个弹贝司。朱林是吉他手兼主唱。后来，朱林把吉他电线插进音箱，招呼那两个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酷哥”开始排练。
    那首歌在当时非常的新，叫《张三的歌》。
    朱林的乐队开始排练，给我的总体印象还不坏。朱林的声音低哑如王迪和罗大佑；而键盘手功底非同一般，后来才知人家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贝司手是外面找的一工人业余爱好者。
    我觉得乐器伴奏比磁带伴奏要舒服点，不光只是因为你唱晚了一拍子乐队还能跟上这么一个方便之处，而且它
    能让你随心所欲去设计、去改进你的音乐伴奏。舞台效果也比那光秃秃一个人站着唱要更丰富，更有朝气。一群人在歌手身后演奏，意味着歌唱者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我还意识到，如果能驾驭一件乐器、一个乐队，将意味着你的歌曲创作能以一种有说服力的方式显现出来。这对歌手来说，百分百是如虎添翼。
    朱林展示性地排完了之后，开始道出了他找我的主要用意：《张三的歌》结尾有一个高音伴唱，朱林乐队里的乐手谁也唱不上去那高音，所以朱林才找到我，想让我给他唱这几句伴唱，参加北京某文化馆组织的群众业余歌手大赛。
    虽然我觉得这是件大材小用的事情，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他。我说：“没问题，但有个条件。你得教我怎么去选购一把吉他，还得教我怎么去弹。” 
   “没问题。”

    那一次，我们在文化馆组织的业余歌手大赛上以失败告终。但朱林没有食言，他帮我挑了一把吉他———我这一生中买的第一把吉他是广州产的“红棉”。后来，朱林手把手教了我几个合声功能指法后，他就毕业了。朱林现在在美国，从事美术职业。
    我开始练习吉他指法。
    当时工艺美院的男生宿舍楼有十层，除了有个电梯以外，旁边还有个楼梯从一楼通到顶。当你在这个楼梯口喊两嗓子的时候，就会听到一种有混响的近似演出时调音台修饰过的声音。我正好住在十楼，这样，十层楼的楼梯口就成了我的排练室。从那时起，我的演唱技巧和演奏技巧开始突飞猛进。
    在当时的工艺美院舞台上，也就一个叫刘霁能和我拼个高低。有一次，一家唱片公司一名叫王玉奎的制片，因为手头有一拼盘音乐（集多首由不同歌星演唱歌曲的音乐带）正在录制，需要一些省钱的新人来唱，工艺美院的一个老师向他推荐了刘霁。为了弄个“双保险”。那个老师又想到了我。于是我和刘霁很招摇地坐上了一辆上海大众，从学校大门口出发，驶向了录音棚。
    这个棚是位于北京南小街的一个叫竹竿胡同的地方，这是我头一回进一个比较正规的录音棚。
    刘霁先录，我则需等待。刘霁的曲目是齐秦的《燃烧爱情》，具体录得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门是关着的，隔音非常好。只记得当时刘霁走出来的时候表情有点沮丧。
    王玉奎也出来了，他再也没看一眼刘霁，而是径直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你。”他拿手指向了我，“《燃烧爱情》会唱吗？”
    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我问老王：“刘霁怎么样了？”虽然我和刘霁在校内舞台上曾拼得不可开交，但在外面人的眼里，我们至少还是同学。老王在我耳边偷偷嘀咕了一句：“那孩子可能不行。里面的音乐总监都急了，唱了一半就把那孩子给轰了出去。”这时我心情突然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我为刘霁难过，另一方面我
也为自己担忧：像刘霁这么好的歌手都给cancel了，那恐怕音乐总监的要求是非同一般的高了。
    我进了棚，拿着他们给我的《燃烧爱情》的谱子，戴上耳机，冲着话筒开始假装轻松地唱了起来……
    一般的录音棚分两个大间，一间是供人演唱演奏的，里面有话筒和谱架，因为需要安静，这间屋必须隔音；另一间是供录音师调音录音的操作间。如果录歌手演唱，歌手需进第一间，操作者们在第二间对这个歌手进行调试和录音。好一点的录音棚里，两个房之间有透明的玻璃，人能相互看见。但这回我进的棚是相互之间看不见
的。
    唱完了一遍后，开始正式录，外面的人一直没喊停。录完后，另一个房间的人冷静地让我在某些音不太准的地方重唱一遍，算是修补了一下后，便放我出来了。我走进了一直没有见过的操作间。屋里有一个硕大的调音台，调音台前站着几个人，王玉奎把其中一个人介绍给我。那个人戴着眼镜，有点谢顶，身体微胖。王玉奎告诉我，他叫温中甲，是著名的音乐总监，众人耳熟能详的电视剧《夜深沉》的主题歌便是他的手笔。
    温中甲对我所说的第一句话，标志着我的命运从此被改写。他说：“你唱得不错，告诉我你的地址和电话。”
    以后，他找我录过很多歌曲，其中有他创作的，也有翻唱港台老歌的。后来，其他音乐人、音像公司也陆续与我开始合作，于是在中央工艺美院门口，老有小车接我走送我回。每次录音能挣个千八百。不管怎么样，在温中甲的发掘下，我迈出了第一步，至少我不再向家里人要钱了。
    转眼大学临近毕业了，我又一次面临着选择。
    如果我选择做雕塑家，我就必须回武汉，因为北京美术单位要人的名额已满了。如果回武汉，那就甭想在歌坛上有什么翻天覆地的起色了。北京在当时是全国的知名艺人集中的地方，全国的主要媒体都在那儿，所以万万不能走回去这一步。
    我向读者说过，我是个由着性子的人，这次我选择了歌手，因为我无法放弃我的吉他，我的录音棚，我的舞台。
    可是，如何留在北京？毕业前，我冥思苦想，然后做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很惊讶的决定：我决定分配回我父母所在的单位，把我的户口和关系转到我父母的手下，然后立刻办理一个停薪留职。而我本人便可轻松地在北京找一个文艺单位先落脚，干什么都行，打杂也可以，只要能呆在北京，吃住有人管，就算胜利。这样我就能慢慢地寻找发展机会，对温中甲等人来讲我也就不会耽误他们的录音了。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父母以后，连他们也吓了一大跳。最后他们以“儿大不由娘”由接受了我的决定。
    就这样，我的关系和户口一下子又转回到我的父母这边，但是我的铺盖卷和其他行李依然按兵不动，寄存在工艺美院的一个关系不错的老师那里。
    我开始寻找在北京的落脚单位。我的文艺圈朋友们向我推荐东方歌舞团，于是我就找到了那儿。当时，东方歌舞团里正好需要一个舞美打杂，我便毛遂自荐。经过几次协商，团领导终于决定先试用我一年，我和他们便签了一年的合同，他们分给了我一个宿舍里的床位。
    就这样，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地住进了北京，名正言顺；武汉那方面的停薪留职，我父母也全部申请好了，申请原因是“驻京学习深造舞美”。
    在进入“东方”以后，我才发现要干的事情太少了，只是一些零碎小事，比如塑个头像，在院里画画黑板报，帮着搬点舞台上的东西等等。后来，我开始向团长申请去歌队，想成为一个团里的职业歌手。团长答应抽个空对我进行一下考试，他想亲自听听。于是，有一天下午，当院领导审查完一批新创作的东南亚歌舞之后，团长开始招呼我。我记得当时我没准备什么乐队伴奏，也没准备什么卡拉ok带，只准备了一把吉他。我向院领导自弹自唱了一首美国民谣《回到1958》，那是约翰.丹佛的一首老歌。团长听完了之后拍了一下我的肩，他说：“你还需要再努力。”然后再没提这茬儿。当时我一直在猜测团长为什么对我的表现不太满意？我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那帮互相斗来斗去的小歌手们不想再多一个敌人，于是在团长面前先把我毁了个够，破坏了团长对我的一些好印象。这一猜测，是在一年后我离开东方歌舞团之前才得以验证属实的。
    在东方歌舞团的日子里，我度日如年。我住的宿舍楼里也有歌队和舞蹈队的演员，每天晚上他们一演出回来，整个楼道便会十分热闹。我能听见他们兴奋地谈论着当晚刚发生的演出情况，有的人怎么忘词了，有的人舞台动作怎么可笑了，那种集体的氛围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很想成为其中一分子。可是每当我企图要加入他们的谈话时，就会遭遇一种无言的拒绝，我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反馈，最多只有某些人礼貌而完成任务般地点头示意听见了我的话，然后继续与他人聊。后来，我便越来越少和他们接触，我开始拿“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另外，让我还能找回点自我感觉的事情是，依然不断有人找我录音。除了拿一个月一百八的死工资外，我还能赚一些比那些演员多多了的小钱。否则那点工资真不够喝西北风的，那些自以为是“天鹅”的人更不把我放眼里了。签约后不久，苏越开始为我灌制第一张个人专辑。在专辑中，他为我创作的词曲有六首之多，并第一次大胆启用了我本人的词曲作品录在里面，主打歌便是苏越所写的《在你走后的那一夜》。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比较缓慢伤感。专辑封面是面黄肌瘦的我穿着风衣站在黑暗之中，幽怨地望着买带子的人。
    这个都市殉情者的形象是公司一手策划出来的，但依我个人来看，这一形象抹去了我开朗、调皮、幽默的一面，使我看上去像是姜育恒之类的人物，凄婉缠绵。不过，在当时，另一股风暴正在悄然兴起。当中央电视台某一频道播出了“小虎队”的音乐录影带之后，一些小青年开始狂热起来，他们争相购买小虎队的磁带。
    当时是1991年。苏越很快闻到这股味儿，在公司还在准备为我做宣传的时候，突然又临时决定招收新的艺员。苏越再次“三顾茅庐”般地去夜总会、文艺团体寻找一些新人，这次他的目标是新小虎队。
    当时，有一个双胞胎演唱组在某些歌厅演得挺火，苏越很快和他们开始谈合作，最后与他们达成了协议。普安公司正式吸收这对双胞胎兄弟为公司第二批签约艺人，并开始给他们聘请舞蹈老师。奇怪的是他们让我来做这对兄弟的声乐老师，理由是我不能白拿工资。
    我有一段时间不太理解公司这一突然的做法，开始吞吞吐吐地询问苏越为什么又不做我的宣传了。苏越告诉我说：公司录完了你那十首歌后，没有找到发行厂家。正好有些音像出版社对青春组合感兴趣，所以先做这对双胞胎。你的事过一阵子再说吧。
    在这当中，苏越告诉了我，广东音像出版社对我的《在你走后的那一夜》专辑感兴趣，已经买下了版权。随之我启程去广州拍了mtv.但由于当时mtv 的质量不是太高，以后电视台的播放率始终没有上去，这张专辑的销量不是很乐观。那对双胞胎的宣传工作则完全不同。普安公司为他们举办了歌迷会，各大电视台（包括中央一套）开始轮番轰炸这对“大陆小虎队”的新专辑广告，并频繁地播出公司花巨资为他们拍摄的两首mtv.这对兄弟的专辑发行突飞猛进地超过了二十万盒，这对双胞胎便是在当时红极一时的“楚奇楚童”。 
    一切都在于命运安排。当梦想离我近在咫尺之时，突然又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拉走了。我并没有怨苏越，因为他除了是个作曲家外，也是个商人，没有商人会去做亏本的生意。但我不能接受这一切，我不是一个特能忍辱负重的人，我开始计划如何在不伤害双方感情的基础上两全其美地离开普安公司。 
    就在这时，1993年，苏越脱离台湾开丽公司并取消普安公司的名称，成立了北京影音公司，我和楚奇楚童的合同要重新签。而更让我吃惊的事情，便是楚奇楚童在这时，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毫无防备的要求———他们要和苏越及新公司说“拜拜”了。
    当我向苏越提出也要离开的时候，发现苏越的面容老了许多，虽然我和楚奇楚童向他提出分手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和苏越曾对未来充满很多具体的幻想，如一人会有一辆车和一栋楼，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随便上啊等等。可是现在……
    我想苏越最后还是理解了。临别前，他强忍住伤感，冲我微笑地说了一句：“好好干吧，别忘了哥儿们。”

   《大中国》的诞生
    我心里有点同情汪京京。张继红状告汪京京侵权案，已使汪头痛万分，纵使他有什么不对，也得到了惩罚了，我再给人添一次乱，也没有什么必要了。至于电视剧里为什么没有写歌手的名字，想必也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绝不是故意跟歌手过不去，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其实，我不打算打官司的最重要的一点，即从潜意识来讲，我并不希望通过这首“口水歌”来一炮走红，那并不是我的梦想。
    我告诉汪京京，请他放心，我不追究。后来汪从我的嘴里听到了我现在所处的窘迫状况后，决定帮助我做一件事。这件事便是，他准备拉赞助为我投资录一张新专辑，全部由我作词作曲。
    起先，我以为他就那么随便说说，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居然开始催我赶紧写作品，专辑过两个月就得录了。那一瞬间，我不得不佩服他说到做到的本事。原来，他刚走马上任为大地公司某一部门经理，为我这张专辑已经拉到大地公司的一笔钱。
    这下我可真的忙了起来。
    正当我准备致力于新专辑创作的时候，北京一位非常著名的录音师告诉我，他正在录制《北京摇滚2 》。他说现在急需作品，有一个乐队挺不错的，只是缺一个主唱，如果我去加盟做他们的主唱，他会考虑把我们的作品放在《北京摇滚2 》里面。
    这对我来讲是另一个发展机会，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乐队，我们把它命名为“红桃五”。但我们的音乐是超前的，并不属于国内市场的热门。我决定还是离开乐队。“红桃五”就这样消失了。
    当汪京京以大地公司的名义将为我录制专辑的时候，中国的流行乐坛出现了一股以李春波的《小芳》和尹相杰、余文华的《纤夫的爱》为首的民俗热。当时我也多少被这种情绪感染了一些。我先写了一首歌叫《红苹果》，是一首带有北京胡同感觉的民谣歌曲。当我把它唱给汪京京听以后，汪当场就把它给否了，他说这首歌里没有什么让人记住的东西。
    后来我又写了一首《百花巷》，是首怀念旧时光的歌，曲子有点接近《小芳》那一类的。
    汪京京听了以后，勉强同意了。他让我再写，如果有更好的，就替掉这首；如果没有，就用这首歌做主打。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办一件什么事，途经北京火车站，正好站上的大钟敲了一下《东方红》，告诉大家几点几点。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词儿———大中国。回家开始整理思绪，我的心脏开始咚咚乱跳，前后不过两个小时，一首《大中国》就完成了。
    这是一首能够跳舞的有民俗特点的歌曲。我隐约地感觉到它能被传唱。
    后来，我把这首歌的小样放给了汪京京听。
    他听完以后，当即决定用这首歌做主打。
    我们当时对这首歌的分析是：
    一、中国人对能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爱国歌曲还是有感情的，如较早的《我的中
国心》、《我爱你中国》等等；只是这些年来优秀的作品太少了。那么《大中国》
会给他们眼睛一亮的感觉。 
    二、歌曲旋律集中国南北音乐为一体，容易被全国各地的人传唱。
    三、编曲节奏感强，年轻人不会觉得没有时代感。
    四、歌词没有那么多假大空，贴近老百姓。
    汪京京给这首歌定的成功可能性是百分之八十。
    我们很快进入录音阶段了，我把创作的曲目精选出十首来（包括《大中国》）进行编配录制，奋战了二十来天，终于完成。
    但是，又出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大地公司面临着解体。具体原因不详。汪京京这下可乱了方寸，钱也投出去了，我的专辑大地公司却没法儿发行了，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大地公司给汪京京许诺，允许他把这张专辑的版权转让给其他公司，本儿什么时候还都行。随后汪也就离开了“大地”。
    可是，找一个发行公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中国的市场上盗版带已开始猖獗，人家除非有充分的把握才会去购买你的专辑发行权。可在唱歌上，我依旧是个新人，人家凭什么能像信任汪京京那样信任我呢？
    一切又开始归于寂寞，我只有再次默默地等待着命运赐给机会。
    转眼，秋季就要过去，落叶也快掉光了。北京的大街上开始有了刺骨的寒风。我知道，那是冬季的前奏。我在风中顽强地走着，任凭街上慌慌张张躲避狂风和灰尘的人们从我身边奔跑而过。风把我的衣角吹得像张开的乌鸦翅膀一样。我望着十分浑浊的天空，开始迷茫地回顾我的历程……
    在一个宁静的早上，汪京京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他替我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是百代公司的中国发行部，他们对我这张专辑非常感兴趣，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公司会在三年之后演变成非常庞大的一个唱片公司，叫“星工场”。
     虽然冬天即将到来，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春天也离我不远了。当时百代公司的头儿叫徐玉麟，他正在兼职做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的制片。当我把所有能给他的作品都给了他的时候，我们便达成了合作协议。时值《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准备在1995年推出一系列由他们自己制作的新mtv ，名为“95新歌”。这头一炮，他们就在徐玉麟那儿一眼选中了《大中国》这首歌。于是在1994年底的一个清晨，一个庞大的摄影班子在北京首都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下，悄悄地围起了一片摄影地。当我站在金水桥上望着刚刚苏醒的广场、人群、车辆时，望着周围的摄影师、化妆师、导演、灯光、升降车、保安人员开始忙碌时，这才意识到：我终于和我的梦想靠近了！《大中国》mtv 在1994年12月底封的镜。1995年1 月1 日开始，这首耗资巨大的mtv 开始在《东方时空》栏目滚动式播出。一时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传唱。在那一年，我的新专辑《天那边的爱》也问世了。后来，我与百代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星工场”正式签约。从那一年开始，我参加了很多活动，拿了很多奖。我的名字和这张脸终于开始频繁地在主要媒体曝光。
    新的生活就这么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