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 传奇词缀:《清代皇帝传略》之同治帝载淳

《清代皇帝传略》之同治帝载淳

    同治帝载淳为清朝入关后第八代皇帝，是咸丰帝奕 与叶赫那拉氏的独生子。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十一年十月初九即帝位，时年六岁，由成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垂帘听政。年号同治。同治十二年1873年载淳18岁亲政。次年十二月初五卒，年19。谥号“毅皇帝”，庙号“穆宗”。 

小皇帝即位时的宫廷政变 

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于咸丰二年五月入宫，赐号贵人。四年晋升为懿嫔。六年22岁生载淳于储秀官，母以子贵，分娩的当天就晋升为懿妃。七年，再晋升为懿贵妃。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直接威逼京师，载淳随其父母仓皇逃到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十一年七月，奕泞在承德病危，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吏部侍郎匡源、著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等至榻前，宣布立载淳为皇太子，命载垣等八大臣赞襄政务。同时规定以“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为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御赏”章为印起，“同道堂”章为印讫。将“御赏”章交皇后钮祜禄氏掌管，“同道堂”章由皇太子载淳掌管。载淳年幼，实际上是由其生母叶赫那拉氏掌管。奕詝的决策就是在他死后由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及八大臣联合执政，而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的权力更大于八大臣，她们均拥有对一切军国大事的否决权。她们只要不盖印章，一切诏谕就不算合法，概不能生效。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奕詝病死于避署山庄。廿六日，新皇帝载淳建元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宫廷的权力之争迅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八月初一，皇弟恭亲王奕从北京赶到承德，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立即召见，他们密谋发动政变，商定了计划，决心从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清朝统治大权。次日，兵部侍郎胜保明知清廷已下达谕旨不准许各地统兵大臣赴热河吊丧，仍然奏请到热河去“哭奠”，甚至不待清廷批准，迳自率兵经冀州、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呈递奏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此折递上后，初十日并未发下，说是叶赫那拉氏留阅。次日，皇太后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抱着新皇帝载淳召见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会议董元醇“垂帘听政”的请求。皇太后与八大臣发生了激烈的舌战。八大臣方面“晓晓置辨，无人臣札”，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杜翰“尤肆言无忌”，“声震殿陛”。叶赫那拉氏气得手战不已，载淳惊怖太甚，小便失禁，将皇太后的衣服都尿湿了。叶赫那拉氏当时斗不过八大臣，不得不同意发出切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九月二十三日，按照清代礼制，载淳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跪送咸丰奕詝的灵柩启程回京，然后即随皇太后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间道先行。因为灵柩既大且重，行进十分迟缓；载淳等以快班轿夫兼程返京，所以提前四天抵达。这就为叶赫那拉氏发动政变赢得了时间，准备了条件。在叶赫那拉氏和奕的精心策划下，九月廿九日，载淳等回到京师，次日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祺祥政变”。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贾桢、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的“风示”之下，联名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叶赫那拉氏立刻颁发谕旨一道，著王、大臣等妥议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男简近支亲王辅政。又颁一道上谕，正式宣布“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接着，将载垣、端华、肃顺拿问治罪，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户部右侍郎文祥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朝廷要害部门的人事安排就绪，叶赫那拉氏把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全部攫取到自己手里。十月初六，载垣、端华、肃顺分别被处死。原来准备改元使用的“祺祥”二字改为“同治”，十月初九，载淳即位于太和殿。如果从努尔哈赤笋起，他是清朝的第10个皇帝；如果从清朝入关以后的顺治帝福临算起，他是清朝的第8个皇帝。载淳尊称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或慈安皇太后，尊称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或慈禧皇太后。 

两宫太后垂帘前的傀儡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礼亲王世铎等会议奏准《垂帘章程》。十一月初一，载淳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同在养心殿开始“垂帘听政”，  王爵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官员在养心殿门外行跪拜礼。从此，两宫皇太后日日召见军机大臣，对于内外臣工的奏章亦复一一加以批阅。至于“垂帘听政”的具体细节，可举两例以见一斑。 

    第一个例子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翁同龢随其父翁心存入觐，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加以描述说：“黎明，侍大人入内，辰正，引见于养心殿。两宫皇太后垂帘原注： 

用纱屏八扇，黄色，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按：即恭亲王奕立于左，醇邸按：即醇亲王奕譞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邸接呈案上。是日引见才二刻许即出。” 

    另一个例子是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入都觐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曾详细地记载。他写道：“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缦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的？’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争，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17年了。’ 

……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曾国藩对这次接见印象并不好，认为“两官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 

    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垂帘听政，由于钮祜禄氏的作风“和易，少思虑，”“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或竟月不决一事，”实际上叶赫那拉氏独揽大权。载淳虽然年幼无知，仍然必须每日临朝，召见文武官员，在皇帝宝座上正襟危坐。他对王公大臣奏对的军国大事一概不懂，也就感到索然乏味，又不得不力加克制，以防稍微放肆随便，有失“人君”之仪度。此外，每年正月初一日，还必须率王公大臣至慈宁官向慈安、慈禧两位太后行礼。十二月，还要到抚辰殿向蒙古王公赐宴。都是一些使他不得不拘谨从事的礼仪。因此，幼年的载淳认为作皇上是“当差”，并且当的不是美差而是苦差。 

文理不通的纨袴公子 

    载淳在作应景皇帝的同时，每天还要用半天时间读书。咸丰帝对于载淳的教育原本十分重视，早在咸丰十年载淳五岁的时候，已经调河南学政李鸿藻来京，专教载淳读书。李鸿藻随载淳至承德。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咸丰帝决定载淳于四月初七正式入学读书，特派翰林院编修李鸿藻为大阿哥师傅，礼部侍郎伊精阿为大阿哥谙达。谙达专授满文，地位在师傅之下。李鸿藻教授了一段时间之后，对载淳的评论是“姿性平常，亦不乐攻苦。”有一次，李鸿藻督课甚严，载淳想要请假入内以避之，李不允许，载淳即将书本怒掷于地，表示抗议。李为了维护师遭尊严，不稍让步，坚持要求他把书本拾起，相持好久之后，他才勉强将书拾起。 

    载淳随其母慈禧太后回京后，慈禧为了加强对爱子的教育，又于同治元年二月初二发出上谕：派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离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均在弘德殿授皇帝读书，礼部尚书倭什珲部为总谙达，与礼部左侍郎伊精阿、兵部尚书爱仁均在弘德殿教习满文。惠亲王绵愉在弘德殿常川照料，专司督责，其子奕详在弘德殿伴读。恭亲王奕总司稽查。载淳日常作息时间及功课内容，已经奕先期奏准：每日至书房，先拉弓，次习蒙古语，读满文书籍，然后读汉文书籍。先系半功课，至八岁时改为整功课。既有诵读，又有讨论。三年后练习步射。十岁后练习打枪。自入学后，每隔五日，于下书房后即在宫中长街学习骑马，令是日教读满文书籍之御前大臣一人压马，大臣三、四人进行教习。 

    二月十二日，载淳入学。先到圣人堂向至圣先师孔子行礼。各位师傅均在上书房廊下北向站班。然后，载淳到弘德殿坐上宝座，接受绵愉、奕诉及各位师傅、谙达、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的礼拜，再向每位师傅作揖还礼，即入室面向东坐，祁离藻面向西坐，展书授读。其他师傅皆坐室内门旁，伴读奕详则坐西壁下。这些师傅都是饱学之士，又各有所长，课渎时十分尽心。倭仁呈进所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二帙，名《启心金鉴》，陈列弘德殿中，供载淳随时翻阅；景其浚则呈递《历代君鉴》；李棠阶奏请讲解《御批通鉴辑览》及《大学衍义》。祁离藻教书总喜欢引述许慎《说文解字》。倭仁是著名理学大师，“言必称程朱”。李鸿藻则调停于二者之间。载淳罢读之后必谒见慈禧，慈禧往往要询问什么书什么句作什么解。有一次，载淳答称倭仁所教之“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即转告绵愉、奕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  《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 

    同治三年之后，李鸿藻对载淳的学习成绩颇感满意，在日记中常常记载说：“功课甚顺”，“功课尤顺”，“功课尚顺”，“功课极顺”。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慈禧又命翰林院检讨徐桐在弘德殿行走，教皇帝读书。八月初五，慈禧命太常寺卿奕庆在弘德殿行走，教授满文。十一月十一日，慈禧命詹事府右中允翁同铄在弘德殿行走，教皇帝读书。当时朝野人士对幼帝的学业均抱有极其殷切的期望，也有片断的传闻记载：例如赵烈文在同治六年五月廿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又读‘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帝字皆读屁字。” 

    同治八年，李鸿藻面奏慈禧，谓“圣学宜勤，今年须学作论。”慈禧也对李鸿藻说：“讲书不必太多，以能记为主’。皇帝应当服从师傅们的教导。李鸿藻给载淳出了一道作文题，让他写一篇《任贤图治》。他用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才写出了如下几句：“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治矣。”字数不多，可以说只是一篇文章的写作提纲，但是思路还是很清楚的，李鸿藻等相当满意。朱学勤写信给曾国藩，对幼帝的学业称道了几句，曾国藩也立即复信说：“圣学日益精进，不胜大幸!” 

    同治十年，载淳已经16岁了，行将亲政，处理军国大事，但学习成绩却愈来愈差，使慈禧、李鸿藻、翁同龢等极为不安。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中曾有详细的记述，摘要如下： 

    该年正月初七，翁同龢对载淳极言光阴之宝贵，当求日进之方，载淳反应冷淡，“颔之而已。” 

    同月廿四日，载淳“读甚倦，仍如去年也。” 

    廿五日，“看折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 

    廿九日，“读生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嬉笑，满书极吃力。讲折按：谓讲解奏折尤不着力。真无可如何也。” 

    二月初六，“晨读尚好。讲折又极难。讲《大学衍义》时亦神情不属。不免动声色。数日来，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难于着力，奈何?” 

    初八，“课题《重农贵粟》，文思极涩，初稿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乃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数未毕。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十三日，“军机见时，两官询书房功课，并以上不能辨字体为言，有谯责之意。” 

    廿七日，“两宫谕问书房功课极细，有‘不过磨功夫’，‘见书即怕’及‘认字不清’，‘以后须字字斟酌，看折奏要紧’等语。” 

    小皇帝的功课不仅十分繁重，而且古文艰涩难懂，虽然有状元宰相充当他的师傅，师傅们也极尽其循循诱导之能事，小皇帝仍然对功课缺乏兴趣，甚至表现厌倦，更进而“认字不清”，“见书即怕?教育严重失败。他虽然已经十六岁，读书已有十二年之久，仍然是一个文理不通的纨袴公子，整天无精打采，难期振作。他认为读书学习也是一项苦差使。 

大婚之后婆媳不和 

    载淳年龄渐长，选后婚娶，亲临朝政已经提上了日程。在选后的过程中，载淳与其生母慈禧又发生了冲突。因为慈禧喜欢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慈安喜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无法定议，乃令载淳自定，载淳选中了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发出上谕：“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兹选得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淑慎端庄，著立为皇后。……又奉谕旨：皇帝大婚典礼，……于本年九月举行。……又奉谕旨：员外郎风秀之女富察氏著封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著封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特氏著封为珣嫔。” 

    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同治帝大婚，正式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一天，册封富察氏为慧妃。十月，又册封赫舍里氏为瑜嫔，阿鲁特氏皇后之姑珣殉嫔，西林觉罗氏为贵人。载淳的正式妻妾已达五人之多。 

    载淳大婚之后，慈禧与皇后之间婆媳不和，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  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于是，载淳在婚后经常独宿乾清官。婚后生活的不美满。促使他微服出游，传出一些风流韵事。 

    清廷内外，对于杜绝载淳的生活放荡。极尽其防微杜渐之能事。早在同治元年五月，前太常寺卿李棠阶已经奏请“丁师傅匡弼之余预杜左右近习之渐”。同治二年十月，祁寓藻、倭仁、李鸿藻等又奏请“黜浮靡以固圣德?慈禧、慈安也为此颁下诏旨，称“屏斥玩好、游观、兴作诸务，祁离藻等其各朝夕纳侮，养成令德，以端治本而懋躬行”。同治四年六月，御史穆缉香阿奏“请慎选侍御仆从”，慈禧立即命“内务府稽查，有便僻侧媚者举实严惩”。同治八年六月，武英殿发生火灾，倭仁、徐桐、翁同解等再奏请“勤修圣德，以弭灾变”。而事实上仍然是防不胜防。在其伴读者中，奕详奕询作风比较端谨。其他侪辈，奕之子载澂则“敏捷有口给，独得其欢”，常引导载淳出游酒肆剧馆，曾被倭仁撞见于什刹海，被爱仁撞见于崇效寺，被广寿撞见于大宛试馆。而爱仁、伊精阿等也“颇拾市井间情状语帝，”王庆祺更“进诸小说淫词，秘戏图册，帝益沈迷”。“于是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 

亲政后的内政外交 

    同治十二年正月，慈安、慈禧发下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勉励廷臣及中外臣工“公忠尽职，宏济艰难。”载淳于正月廿六日正式亲政，也立即降诏，表示“恪遵慈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慈安、慈禧再颁懿旨：“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这一天，在各口岸的中国船只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桅杆上挂起龙旗，以示庆贺。 

    载淳亲政以后，也办了一些事情。例如，外交方面，在他亲政的第二天，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即联衔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觐见，面达庆忱。总理衙门复称俟总署大臣文祥病癒面谈。二月初七，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再行照会总理衙门，请求定期会议觐见之事。二月十三日，文祥赴俄国使馆与俄、德、美、英、法等国公使会商觐见问题，坚持见皇帝必须行跪拜礼。各国公使只答应行免冠五鞠躬礼。载淳命李鸿章妥议觐见之礼仪，李鸿章认为各国使臣觐见应宽其小节，示以大度。于是，决定免除使臣跪拜。六月初五是星期日，各国公使在五点半于“北堂”会合。六点，由崇厚引导前往皇城的福华门，在那里受到了文祥的接待，款以茶点。八点半钟，他们又被引到一个行幄中，受到恭亲王奕的接见。九点正，同治帝载淳在紫光阁升上宝座，当时作为唯一的特派大使的日本副岛种臣首先被单独接见。然后全权公使和代办按照他们到达北京的日期先后为序，一同进入，有俄国公使倭良嘎哩、美国公使镂斐迪、英国公使威妥码、法国公使热福理、荷兰公使费果荪。他们由作为翻译的俾士麦陪同。俾士麦既是使馆中资格最老的翻译官，也是暂时缺席的德国公使的代表。倭良嘎哩以外交使团团长的身份代表各国使节致贺词。接着，每位公使依次将该国国书呈递在同治帝面前的案上。同治帝通过恭亲王奕诉的口，对使臣们所代表的国家元首表达了亲睦之谊。联合觐见一共用了半个小时。 

    后来，他还处理了一些国际间的尖锐斗争，如十二年十二月，越南国王请求中国派兵参加镇压该国河阳、兴化、山西、宣化等地的农民起义，载淳曾命刘长佑、冯子材等筹议对策。法国侵略军攻占越南河内，越南求援，载淳即命两广总督瑞麟派兵由钦州出关，帮助越南抵抗法国侵略。十三年二月，因为法国侵略军强占越南领土，进逼我国云南省境，也立即命云贵总督岑毓英部署边境防务。又如日本军舰至福建厦门挑衅，即命两江总督沈葆桢统带军舰前往相机应付。日本军队武装侵略台湾，再命沈葆桢前往处理，兼办各国事务，并批准沈葆桢之奏请，在台湾各海口添设炮台，派总兵孙开华接办厦门防务。批准李鸿章之奏请，派唐定奎率所部淮军劲旅由徐州开往台湾备战。为了对抗日本的武装侵略，载淳还敦促前湘军水师主帅杨岳斌，前湘军大将曾国荃，前山东巡抚阎敬铭，前江苏巡抚赵德辙，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前“霆军”主帅鲍超，前老湘营大将蒋益澧，前广东巡抚郭嵩焘等来京商讨对策，以备咨询。中日两国、两军之间剑拔弩张，事态颇有扩大之势。日本的国力、军力当时还不够强大，它看到清朝政府并不示弱，即命其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与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开始谈判，借以解决争端。后来，又续派大久保利通来华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订立“北京专条》，由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日本军队始由台湾退出。这次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给载淳以很大刺激，总理衙门专门呈上筹办海防的奏章，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项。载淳颇有心发奋图强，即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转发李鸿章等督抚大臣，命他们详议奏闻。 

    在内政方面，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十二年正月，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等攻陷大理，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杨荣、蔡廷栋等兵败身亡。同年闰六月，刘岳昭等又攻陷腾越。载淳都分别论功行赏。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他还下诏免去同治十一年以前云南全省的积欠粮赋，并永远停征济军厘谷。命刘岳昭慎选牧令，察吏安民。 

    除云南外，清军左宗棠等部正在西北地区镇压回民起义。十二年二月，刘锦棠部攻陷大通向阳堡。金顺部开抵肃州与回民起义军作战。三月，杀西宁回民领袖马桂源。四月，攻陷肃州塔尔湾。六月，陷循化，杀马玉连等多人。八月，清军至哈密、巴里坤等地作战，为了加强领导，特调锡纶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以明春为哈密帮办大臣。十月，清军攻陷肃州，杀回民领袖马文禄。载淳十分高兴，特意到慈安、慈禧住处分别贺捷。 

宫廷权力之争 

    这时，宫廷中的权力之争，也波澜起伏，几起几落。第一回合是载淳母子与恭亲王奕的较量。同治四年三月，慈禧为了打击奕，指使署日讲官还不满一月的蔡寿祺出面弹劾，要奕罢官引退。奕晋见时，慈禧对奕说：“有人劾汝”，并示以奏折。奕诉追问是何人所奏?慈禧答以“蔡寿祺?奕说：“蔡寿祺非好人”，并欲将蔡寿祺逮捕治罪。次日，慈禧即以同治帝载淳的名义亲笔起草了一通错别字连篇的“朱谕”，现订正后抄录全文如下：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次日，恭亲王奕即被罢去一切职务。但是，当天即有悖亲王奕誴为奕申辨。醇郡王奕譞及肃亲王华丰、通政使王拯、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给事中谭钟麟、广成，御史冼斌、王翼谋，学士王维珍等亦纷纷上疏，皆为奕缓颊，认为“被参各款本无实据”。于是，诸王大臣再次会议此事，众论皆倾向恭亲王奕，慈禧乃另下上谕，使奕仍在内廷行走，仍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谢恩召见，伏地痛哭，乃又恢复军机大臣职务。慈禧母子与奕的这场斗争，经过了39天的折冲起伏，才算告一段落。最终只是解除了奕的“议政王”的职位。 

    同治八年七月，又发生了安得海案。安得海为慈禧的亲信太监，祺祥政变之前，慈禧拉拢侍卫荣禄为己用，为之通消息者即安得海。慈禧密召奕，为之通消息者，亦安得海。垂帘之后，安得海恃宠渔利，为慈禧造戏园，取得她的宠幸。慈禧尝着戏装游于西苑，走到哪里，安得海都随侍在侧。安得海既得势，声势喧赫，同治八年夏，受慈禧指派，到南方．织办龙衣，一路耀武扬威，毫无顾忌。按清朝家法规定，太监不许擅出皇城，违者格杀勿论。安得海公然出远门，沿途骚扰地方，引起朝廷内外大臣强烈不满。安得海一行抵达山东，巡抚丁宝桢援引国家大法，发兵追捕，并请示朝廷严惩。奕、文祥：李鸿藻力主严办，内务府大臣中有为安得海缓颊者，慈禧碍于祖宗成法，也只好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二字。”八月初七，丁宝桢将安得海等20余人在济南正法。这一次是奕抓住了慈禧的把柄，暂时占了上风。 

    同治九年，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双方再次发生磨擦，奕譞、李鸿藻、奕誴、翁同龢、倭仁等站在慈禧、载淳一边；曾国藩、李鸿章、文祥、宝鋆、沈桂芬、董恂等站在奕一边。六月十九日，召见李鸿藻时与宝鋆、沈桂芬发生争执，载淳支持李鸿藻。宝鋆说：“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直是借端抢掠。”极端守旧的李鸿藻与之力争，认为不能“抑民奉外”。慈禧也说：“民心不可失，李鸿藻之言非无见地。”六月廿五日，再次召见于乾清官西暖阁，讨论曾国藩的奏折。曾国藩力言洋人无迷拐事，挖眼削心，并无确据。教堂蒙了不白之冤，请降明旨昭雪，并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治罪。奕誴、奕譞是皇族中的极端守旧派，侃侃而谈，表示反对。奕本如曾国藩所清，亦持之甚坚。双方辩论了一个多钟头，与会者汗出沾衣，甚至有跪不能起者。慈禧先是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奕誴说：“曾国藩亦不得已。惟民为邦本，民心失则天下解体。”奕譞、奕誴以为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能够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一举把洋人势力赶走。奕譞说：“民心宜顺，天津知府、知县无罪，陈国瑞忠勇可用。”“并诋及总理衙门照会内有‘天津举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语，斥为失体。”宝鋆、董恂进行辩驳，与奕譞“语相侵”。慈禧无可奈何，为双方调解。只好照奕一派的意见加以处理。 

    天津教案以惩凶道歉了事，奕譞深为不满，愤而请辞一切差使，不愿与“汲汲以曲徇夷心为务”的人共事。经慈禧温谕挽留，始于十年正月廿六日销假上朝，亲递手书密折，虽然只字未提奕，却句句皆攻击奕，挑拨奕与载淳母子的关系。如说：“欲尽君臣大义，每伤兄弟私情”，“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所谓“兄弟私情”，因为在道光帝诸子中，奕排行第六，奕譞排行第七，奕是兄，奕譞是弟“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奕既是总理衙门大臣，又是军机大臣。同时，也明确要求慈禧奕譞的妻姐在载淳亲政之前，先将奕罢黜，“措天下磐石之安?慈禧母子虽然也深恶奕，但他们权衡利弊，认为罢黜奕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没有接受奕譞的意见。但是，天津教案之后。奕的重要助手文祥还是被开去了国子监、理藩院、阅兵大臣、响导处的差使。 

    载淳亲政以后，奕譞在奏折中再次挑拨慈禧、载淳与奕的关系，声称：“去年是军机大臣拟旨，现在乃天子当阳，迥不相侔。”奕阅后甚怒，遂上自辨奏折。奕譞这次挑拨离间，经奕婉言批驳，并无明显的效果。但是，加深了慈禧、载淳对奕的嫉恨。 

    十二年九月，载淳秉承慈禧的意旨下令重修圆明园。十月初一，御史沈淮奏请缓修，载淳大怒，立即召见，责以大孝养志之义。初八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残垣断壁。奕在思想矛盾之中，还率先报效工银二万两。御史游百川又上疏谏阻，以恐“夷人生心”立言。载淳下朱谕革其职务，并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慈禧对重修圆明园兴致极高。甚至还亲自绘制御园图样。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各处工程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载淳视察园工，盘桓整日。该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幸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三月廿四日，奕譞、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等御前大臣合疏谏阻，载淳不为所动。四月初九，又幸安佑官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再次视察园工。载淳如此关心重修圆明园，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五月二十日，总师傅李鸿藻乃上疏奏称：皇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无读书之实乎?”并认为载淳召见臣工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六月初四，侍讲徐桐、广寿再以星象示警为言，吁请载淳慎起居、严禁卫。奕等人此时也忍无可忍，乃于七月十六日递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难，说明守成不易，从而又引起了一场载淳与奕等人的激烈政争。该折奏称： 

    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有视朝太晏，工作太烦，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害不胜言矣。……兹将关系最重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愿皇上虚衷采纳焉。 

    一、畏天命：……现在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息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伏愿皇上常存敬畏之心，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一、遵祖制：……凡视朝办事及召对臣工，每日数起，其时皆在卯刻，未有迟至巳刻者。至太监只供奔走，不准干预他事。……一切服用之物务崇俭朴，不尚华饰新奇。宫禁之中，……从未有闲杂工作人等终年出入。…… 

    一、慎言动：……外间传闻皇上在官内与太监等以嬉戏为乐，此外讹言甚多，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本年临幸圆明园查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游观。……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忽。…… 

    一、纳谏章：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多系发下参酌，俟召见时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渐乎?嗣后遇有封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以广言路。 

    一、勤学问：读书与行政相为表里，……愿皇上每日办事后仍常至书房讲求经史，既可收敛身心，即以通达治体，……。 

    一、重库款：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络绎不休，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  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厌之需求。” 

    在奕这个奏折上署名的，计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10余人。奕沂等怕载淳看不完就置之一旁乃请召见。载淳不许。再三请求，乃于七月十八日召见。载淳阅奏折未数行，便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从靴中取出折底，逐条讲读，反复指陈。载淳大怒，斥责说：“此位让尔何如?”文祥见此情景，悲从中来，伏地痛哭，喘息几绝。载淳命人扶之出。奕继续泣谏，至“微行”一条，载淳坚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载淳始沸然语塞。最后，载淳说园工一事本为承太后欢，故不敢擅自作主，允为转奏。这次廷争，前后达两个半钟头。 

    七月廿七日，载淳召见其七叔奕譞同时也是他姨丈，适奕譞至南苑验炮未回。遂召见其六叔奕，再次询问微行一事闻自何人?奕诉以“臣子载澂”对。载淳更怒，并怒及载澂。七月廿九日，载淳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及弘德殿师傅，首先责备翁同龢为什么保持缄默，又责备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再与奕、奕譞往复辩难，说他们，“离间母子，把持政事”，奕、奕譞叩头申辩不已。后来，翁同龢说：“今日事须有归宿，请圣意先定，诸臣始得承旨：载淳说：“待10年，或20年，四海平定，库项充裕时，园工可许再举乎?”各大臣齐称“如天之福，彼时必当兴修。”遂决定停止园工，改修三海而退。诸大臣同至军机处拟旨，然后互相传阅，斟酌完毕呈递。后来，载淳写朱谕一道，尽革恭王所兼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七月三十日，载淳又写朱谕称：“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著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八月初一，载淳再写朱谕：尽革悖王奕誴、恭王奕、醇王奕譞，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錾、沈桂芬、李鸿藻等10人官职，指责他们“朋比谋为不轨”，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当众宣布此谕。慈禧、慈安知道后，急至弘德殿面见群臣，“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慈禧说：“10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载淳乃在当天发出上谕： 

    “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载潋革去贝勒郡王衔。在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失仪，原属咎有应得，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助足录，著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澂贝勒郡王衔。该亲王当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 

    奕誴、奕譞等当然也就不用罢官了。当天的另一道上谕就是停止园工，改修三海。慈禧母子与奕的政治权力之争，再次告一段落。 

    从八月初一下令停止园工，到十月廿一日同治帝生病，在这50天中。同治帝仍然没有接受奕、奕譞、李鸿藻、奕劻等人的劝告，对学业仍深厌倦。在翁同龢的日记中，连日都记载着：“传无书房，遂出”；“传自今至初八俱无书房”，“传今日至十六皆无书房”。只在八月十九日记载说：“上至书斋，作“南苑阅武》七律一首，有细柳长杨一联，甚工。”此外，对于修建三海、游览歌舞仍甚热衷，翁同龢在日记中仍屡有记载。同时，传说导引同治帝微服冶游的王庆祺和小太监也有一些迹象在翁氏日记中出现。 

“天花之喜”和立嗣问题 

    此后不久，载淳即生病，病情迅速恶化。《清史稿》《穆宗本纪》的记载十分简单，只有以下三条：同治十三年十月己亥，“上不豫，命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甲辰，命恭亲王代缮批答清文折件”。十二月甲戌，“上疾大渐，崩于养心殿。年19”。关于载淳的病情，翁同龢日记有详细的记载，他在该年十月三十日，写道：“连日圣体违和，预备召见者皆撤。廿一日西苑着凉，今日发疹”。十一月初二，“辰初到东华门，闻传蟒袍补褂，圣躬有天花之喜。余等入至内务府大臣所坐处，托案上人请安，送天喜，易衣花衣，以红绢悬于当胸。……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闻此十二日中，折用黄面红里，穿花衣补褂，供娘娘，递如意”。初八日翁同赫进宫探视，入见，慈禧、慈安均坐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载淳伸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翁同龢见“天颜温晬，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诸臣略奏数语皆退。不久，传令诸臣再入，慈禧面朝西坐中间宝座，宣称：“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折奏等事裁决披览，上既未能躬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慈禧焦忧过甚，不免流涕。诸王奏言“圣躬正值喜事，一切章奏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官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慈禧命诸臣具折奏请。诸臣正要散去，又传再至西暖阁，慈禧又说：“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迳请”。大家才都散去。于是，悖亲王奕誴、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 、科尔沁郡王伯彦讷谟枯、额驸景寿、御前大臣奕勖，军机大臣文样、宝韶、沈桂芬、李鸿藻，弘德殿师傅广寿、徐桐、翁同毹、王庆祺联名奏请慈禧、慈安“权时训谕”。 

    初九日，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及弘德殿诸臣，载淳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先对奕说：“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之后，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说：“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慈禧声称：“昨西暖阁一起乃出臣工之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知。今当诸王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挈接着，载淳即正式发出上谕： 

    “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悖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禀承，深虞旷误，再三吁恳两官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在载淳生病的过程中，皇宫内外还大办封建迷信活动。十一月十二日，从大光明殿接痘神娘娘，供奉于养心殿，亲王、贝勒及内务府诸臣皆有执事。官内皆挂红联。内务府还行文给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号。乾清门上陈设纸作龙船九条，大清门外砌洗池，方径十丈许。十五日，慈禧、慈安亲至寿皇殿行礼，送痘神娘娘。恭亲王等内务府大臣皆进九九合。王公大臣均穿花衣，直至次年二月十一日为止。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典礼十分隆重，仪卫甚盛。 

    此外，载淳又连降诏旨，有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之旨；有加封慧贵妃及诸嫔御之旨；有推恩内廷诸王公食双俸，枢臣双眼花翎，内府诸臣双眼花翎……及弘德殿诸臣花翎，王庆祺二品顶戴，南斋或花翎或侍郎，或应升促先及中外臣工各加二级之旨。 

    从接送痘神娘娘的迷信活动到恭上慈禧、慈安徽号和 “腰间肿疼，作痈流脓，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烦躁少寐”等语。廿三日写道：“晤太医李竹轩、庄某于内务府坐处，据云：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脊，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廿八日，“至奏事处，适太医李德立、庄守和在彼，询以两日光景，则云：腰间溃处如柿，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复揭，又流半盅。前进温补，并未见效，而口渴，嘈杂，作呕，万一阳气过旺，阴液不生，谁执其咎?今日改用凉润法，但求守住，徐看，实无把握?廿九日，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同被召见。至东暖阁，见载淳拥坐榻上，慈禧、慈安亦坐榻上，命诸臣一一上前看视，载淳病容憔悴，目光炯然，痂还有一半未落。问：“今日何日?”并谈及腊月应办各事。诸臣请他毋庸虑及。翁同龢奏称：。“圣心宜静。”载淳回答说：“胸中觉热也了然后，大家都退至明间，慈禧站着对大家说：因现在流汁过多，皇帝精神委顿。问诸臣可有良方?“圣虑焦劳，涕泗交下?大家退下，坐在奏事处。不久，传诸臣再入，见载淳侧身而卧，御医为他揭膏药挤脓，脓已半盂，色白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势已深。群臣再出至明间，慈禧涕泣垂泪。大臣们心情沉重，谁也抬不起头来。 

  后来，痘疹余毒导致“走马牙疳，”毒热内陷，至十二月初五，病死于养心殿东暖阁，年19岁。 

    关于同治帝的死因，有不少人认为“实则为淫创耳。太后不知恶疾，强以天花治之，愈治愈重。”但是，前几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档案中发现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送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鉴定，他们一致认为同治帝系患天花而死。 

    对于皇位继承问题，慈禧决定不为载淳立嗣。因为为载淳立嗣，阿鲁特氏就成了皇太后，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的应该是阿鲁特氏而不是慈禧了。因此，慈禧在载淳病死之际，立即宣布以四岁的载湉入承大统，不为载淳立嗣，由她继续垂帘听政。她发布懿旨称：“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于是，又从而引发了同治帝立嗣问题的纠纷。 

    先是，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召集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载明皇上将来生有皇子，必继承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慈禧认为以前的诏旨，已经明白宣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中外咸知。广安冒昧渎陈，著传旨加以申饬。 

    接着，皇后阿鲁特氏见慈禧不为载淳立嗣，深感以寡嫂居宫中不成体统，亦于载淳病死后75日绝食自尽。李慈铭在日记中就此事写道：“闻昨夜漏三下，穆宗皇后阿鲁特氏崩，年止十九。后幼读书，知大义，端静婉肃，内外称贤。及正位六官，每闻谏阻，自奉俭约，时手一编。然道路之言，谓入选时圣母意在慧妃，而母后以后庄重，力赞成之。圣母终不慊也。故宫中服食供御，妃后略等。去冬十一月，穆宗以天花将愈，加恩宫廷，即晋妃为皇贵妃。及穆宗病甚，圣母颇责让后。上崩，后即服金屑欲自杀以殉，救之而解。……然自大丧后即寝疾，屡闻危殆，竟以弗疗从先帝于地下”。当时已给载淳上谥号为“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庙号为“穆宗”。已封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于是，慈禧发出上谕：“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毁伤过甚，遂抱沈疴，于本日寅刻崩逝。”直到光绪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借口岁早上言，还公然声称：“后案：当时已称‘孝哲毅皇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殒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请求表扬阿鲁特氏的“潜德’，更改其谥号。慈禧责潘敦俨出言无据，斥其谬妄，并罢其官职。 

    光绪五年三月，同治帝载淳与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合葬于清东陵的惠陵。吏部主事吴可读自请随往襄礼，归途至蓟州，宿于废寺中，自缢未死，复仰药而绝，于其怀中搜得遗疏，其内容仍然是进行尸谏，坚请为载淳立嗣。吏部将其遗疏上奏，“诏悯其忠，予优恤。下群臣议，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 

简短的结语 

    同治帝载淳在位14年，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依靠骆秉章等镇压了四川的李蓝起义；依靠刘岳昭、岑毓英等镇压了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惨杀了难以计数的农民群众。在另一方面，经过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倡导，也办了一些所谓“洋务新政”。因此，封建史学家称道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但是，所谓“同治中兴”却与同治帝载淳没有多大关系。当时的实际统治者是其生母慈禧和皇叔奕。载淳幼年时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 

主要参考书目： 

    《清穆宗实录》。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影印本。 

    吴相缃：《晚清宫廷实纪》。 

    俞炳坤等：《西太后》，紫禁城出版社。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作者贾熟村，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