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4 7.62弹药代码:那一年,“铁饭碗”被打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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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铁饭碗”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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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王安在《25年》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985年夏天,杭州饭店奥地利籍总经理弗莱克想开掉21个合同制工人,工人家长跑去质问,“我们的孩子究竟犯了什么罪”?弗莱克叹道,“在中国解雇一个人比枪毙一个人还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饭碗”是终身的事情,是天大的事情。
1986年,全国开始改革劳动制度,涉及国营企业招工、待业保险、劳动合同制度和辞退,此后,企业员工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这项从1984年开始,直至1995年才最终完成的伟大变革,在推动社会飞速进步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如今,招聘、竞聘、辞退等已成为劳动就业领域的常规模式。

当时市帽厂生产的高档裘皮衣

“铁饭碗”打破后,工人积极性大大提高,图为当时的帽厂工人在认真检查生产的裘皮帽

“铁饭碗”打破,工人积极性提高,工厂产量大幅提升。为配合生产,无线电三厂从日本引进电视机回扫线圈生产线。图为有关领导在参观新设备。

1984年《德州市报》有关劳动合同制改革的报样
通过劳动部门招工分配,曾是进入企业的惟一途径
1978年,18岁的高建山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这年年底,他同郝维奇等人一起参加了劳动部门的招工,并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德州玻璃厂。此后30年,他从一名学徒工成为熟练工、班长、团支书,一直到现在的晶华集团晶峰有限公司劳资处处长。通过劳动部门招工,然后再进行分配,在1986年之前,这是天经地义、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
德州玻璃厂(现晶华集团晶峰有限公司)位于市区迎宾路北首,成立于1956年公私合营时,当时职工不足60人,生产烟锅、五金器具等,后来可以生产马蹄灯罩以及墨水瓶等产品。工厂成立初期在药王店附近,后来搬迁到新湖风景区假山附近,1967年搬迁到现厂址。经过20多年的发展,高建山进厂时,工厂已经有职工600多人。
“企业进人必须得通过劳动部门。”高建山解释说,“那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效益除了发放工人工资,其他的全部都是国家的,每个月工人工资发放必须经过劳动部门批准,然后到银行去取。六百人的工资,多一分也不发。所以,工厂即使招工也无法发放工资。”
对于企业来讲,由劳动部门招工分配存在着弊端。“首先是限制多,过程复杂。比如说,企业需要进人,那就必须得到劳动部门要计划指标,地区再到省里要指标,省里批下指标之后,劳动部门才能开始招人。如果今年没有指标,你只能等待明年的指标。往往报上需求半年之后,劳动部门才能开始招人,企业再着急也没办法。”高建山说,“此外,企业需要的人才与劳动部门招收的人才可能根本不相符。比如,企业需要一名会计,可能招来的只是一名钳工。”
“铁饭碗”助长了职工的惰性,削弱了企业的活力
经历过几千年农耕社会的中国,温饱问题始终是绝大多数时期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饭碗”成为深植在几千年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渴望,稳定的“饭碗”更是大多数人的追求。
从建国后到1986年的中国社会,一次分配定终身的用工制度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然而这种劳动制度存在的“终身制”、“铁饭碗”、“大锅饭”弊端逐渐让企业失去了活力。“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统得太死。”高建山深有感触,“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让厂长的自主权力非常小,不要说开除违犯纪律的职工,厂长就连扣罚工资奖金的权力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有职工不努力工作,惹是生非,厂长却无法给予处理。进了工厂门,就是工厂人。除非是职工违反国家法律被绳之以法,企业才可以申报劳动部门批准,开除职工。“那时候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厂长,难死法院’,说的就是这种现象。”高建山说。因为无权开除职工,企业职工管理很困难。高建山记得,在实行用工制度改革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曾经有一名工人因为少发了两元钱奖金,就跑到车间主任家里接连吃了两天饭,后来被厂长知道后狠批了一顿才给车间主任解了围。
高建山说,不仅用工制度太死,“大锅饭”、“铁交易”也使厂长根本不用操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销售都被国家管得死死的,“工厂就是国家的车间”。那时候,企业连修一座公厕都必须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因为“企业没有资金”。
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企业的活力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劳动制度,适应生产力发展成为必然。
合同制改革,让“铁饭碗”逐渐成为过去
我市劳动制度改革从1984年开始试点。两年试点,1986年,在全国部署的大背景下,我市劳动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合同”这个熟悉而陌生的名词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说它“熟悉”是因为在1984年之前的社会中,人们已经解除过“合同”这个词,有些人甚至一度认为“合同”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代名词。为澄清这种认识,劳动部门曾在《德州市报》刊发了两个整版,一个是《试行办法》全文,一个为详细的解答。说它“陌生”是因为在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一旦就业就是终身不会失业,签合同是从没有过的事情。签订劳动合同对于习惯了稳定的饭碗的工人来说,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遇到的阻力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改革是一点点进行的,当时试行的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德州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邴桂祥说,“先前的固定工仍然是固定工身份,不做改革,此后新招的工人全员实行劳动合同制。”
1984年10月,全市招工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范围是企业新招用的工人和顶替子女。全民所有制单位招工在国家下达的招工计划内进行,集体单位在各县市劳动部门批准的招工计划内进行,经过考试、考核,择优录用,报当地劳动部门办理录用手续;招收季节性、临时性用工,由企业根据生产需要,自行组织招收,劳动部门给予办理手续。1985年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7941人。经过改革劳动制度试点,对多年来用工制度上的“终身制”、“铁饭碗”传统观念进行了冲击,从而为全面深入地改革劳动制度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1986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执行改革劳动制度几个规定的通知》。《通知》 指出: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即将由国务院发布施行。同时,《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也将由国务院审定后发布施行。7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上述规定,并将《国营企业辞退职工暂行规定》更名为《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此后,山东省对四个规定也做出实施意见。根据这些文件精神,1986年,我市劳动制度重大改革全面启动。市委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学习了国务院国发(1986)77号文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各部、委、办、局和市属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当时市委书记张宗亮原文宣读了《改革劳动制度四个规定》,并做了重要讲话。
国家和省里的有关精神,随着各种会议传达到全市的每个角落,组织机构、配套办法也相继建立健全。
1986年,全市从社会上招收的新职工中,除少数技术复杂的专业、工种及新建单位外,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废除“内招”和“子女顶替”制度,坚持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体现了企业和职工双向选择的原则。是年,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10383人,全区劳动合同制工人达到25232人,占全部职工的7.5%。
合同制改革在理解与不理解中,坚定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企业自主权越来越大,“铁饭碗”被彻底打破
“铁饭碗”、“大锅饭”、“铁交易”被称为“三铁”,是束缚企业活力的三项制度。随着“铁饭碗”被打破,其他的两个方面也逐渐被打破,企业自主权越来越大,企业的活力得到了释放。
作为企业的老职工,高建山经历了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所有环节,欣喜地看着企业走上正轨。
“现在我们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很大,高的能到两千六七,低的也就几百块钱,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高建山说。改革之前,企业的所有收入都是国家的,职工工资由国家控制,定级涨工资,全国一盘棋,整个社会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按照规定的动作前进。如果没有意外,一个人从进入工厂到退休的工资基本上能自己算个明白。企业领导为职工涨工资、奖金的权力非常小,从1982年到1985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厂长有权对百分之三的有特殊贡献的职工晋级,即涨工资。这部分工资也是从财政上出,而不是由企业自行控制。
在用人上,1986年改革后,企业招人仍需到劳动部门申报计划,然后在劳动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按照规定招收,不能随意面向社会招人。“与以往劳动部门招工分配不同,那一年,我们几家招工企业已经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摆上桌子招人了。”尽管有着诸多限制,但高建山仍然认为这是一个进步。
这种进步在其后的几年间更为明显。1992年,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颁布实施,地区劳动局下发了德地劳字〔1992〕第86号文件,在落实企业用工自主权方面,劳动部门下放了7项权力:放开招工用工人数、形式、时间、区域,放开全员劳动合同制试点企业富余人员在内部消化的限制,适度放开职工调配权,放开对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编制定员等的审批权。企业开始享有劳动用工权,可以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数量。据此,全区劳动部门不再下达职工人数计划和招工计划,企业招收工人通过劳动力市场自主招收,从而废除了原有的政府统一安置就业的做法,实行了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市场就业。
199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明确了企业实行劳动聘用制,从法律意义上,彻底打破了“铁饭碗”式的就业制度。“作为原来的固定工,我们也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从三年到十年不等。”高建山说。
■记者 陈鹏 通讯员 焦方兵 摄影 宋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