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型号尺寸大全:2011年宏观与投资展望

2011年宏观与投资展望

滴水江南

前言：笔者在2010年忙于个股的挖掘，而完全忽视了对宏观与策略的研究。很幸运，挖掘了水晶光电、罗莱家纺、英威腾、汇川技术等优秀的企业。当然，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总体而言，2010年精选个股的策略完成得不错。至于宏观策略方面，我模模糊糊地看清了2010年宏观与投资，而对2011年的宏观与投资却是一片迷茫。也因为今年工作太忙以及生活杂事过多，迟迟未有时间写这每年例文。实际上，此篇报告是我一些模糊的想法总结，希望多多指点。若有人对我的2010年宏观与投资展望也感兴趣，可以点击：http://yowenyang.blog.hexun.com/45608904_d.html。

中国宏观经济

近年以来，人民银行主要以基础货币为中间工具，通过调节基础货币供应并采取信贷额度控制来实现广义货币总量的目标。中国仍主要依赖数量型工具而非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由于企业和银行的公有制带来一定的扭曲，数量型管理工具而不是利率工具可能更适用于中国。2007年以来，人民银行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结合公开市场操作来对冲外汇流入并管理基础货币流动性。随着外汇储备继续增加，人民银行或将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发行央票，短期内存款准备金率还看不到“上限”。最终结果就是控制了信贷总量，然而并未提升资金成本。在信贷收缩而资金成本并未变化的情况下，拥有政府资信的大型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而本身难以获得贷款而又愿意承受高资金成本的民营企业却更难以获取贷款。实际上，这种信贷调控加剧了“国进民推”。

传统的货币创造主要是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向经济体注入货币。如今货币的创造过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票据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信托贷款以及外资流入等都是货币供给的新形式。不过，中国的货币主要仍然由主动投放的银行信贷以及被动投放的外汇占款创造。人民银行可以直接管制信贷主动投放，而被动投放的外汇流入就需要对冲操作。国内尽管持续面临高额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但国内的货币政策至今并未丧失独立性，资本管制和对冲操作是关键。从多年的Libor和Hibor的比较来看，外汇储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经常帐户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而非“热钱”流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采取了严格的资本管制。08年危机前人民银行对冲了70%左右的外汇流入，信贷增长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今后，随着发达经济体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人民币升值预期一直保持强劲，其它资本流入可能会大幅增加。由于规模庞大的国际收支顺差继续存在，并且全球货币政策保持宽松，人民银行难以完全对冲外汇流入，因而，人民币未来存在继续升值的可能性。

     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居民财产主要集中于银行存款，而企业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因而，银行是投资活动的主要载体。这种状况限制了储蓄和投资的渠道，降低了资本配置的效率。由于企业没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因而，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以及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率。一方面，国家控股着商业银行，并且政府对存款的隐性担保也帮助了银行吸引并留住存款。在这种环境下，借贷双方都有动机过度冒险，因为他们认为资金成本很低廉，而且如果有损失也会由国家“买单”。因此，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直接监管和控制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任。另一方面，民营资本没办法获得足够的信贷额度导致民间借贷利率高企。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资源错配导致了民间资本没法合理配置，导致部分资产泡沫与民营企业现金流紧张并存。

一般而言，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通常只限于少数几个行业：如房地产、采矿业和重工业，而其他行业则为合理的产能扩张，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过热现象。整体信贷条件的趋紧可能不会对这些低效和重复建设的工业项目产生太大影响，因为政府主导和投机性的借款人并不在意资本回报率。因此，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调控经济结构有害无利。只要外部顺差继续存在、外汇储备继续快速增长，央行就将越来越多的流动性锁定在存款准备金这个“池子”中，而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轻松跨过20%而不会对银行体系整体产生过度影响。但是，数量管制而非价格管制变相导致“国进民退”，不利于实体经济转型。

截至2011年3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计本外币资产达到101.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9%；负债总额达95万亿元，同比增长18.2%。银行资产/GDP=250%，超过了19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巅峰值的220%，贷款明显超发。分机构类型看，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增长最为迅速，同比增速为34.4%；不仅均远超行业水平，增速更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两倍有余。预计为数不少贷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现在的状况来看，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这么高的债务偿还。未来，城商行的风险敞口可能会超预期。

为了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的息差，政府在存款和贷款利率之间强行插入一个很大的“楔子”，从而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在亚洲乃至整个新兴市场中都处于最高的水平。原则上来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会导致存款利率的大幅提高，同时伴随着整体利率结构的上移。利率市场化还应带来更为合理的资本定价、使存款者得到更高的回报率、加剧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削减成本、增强银行对风险合理计价的动力，从而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及民营企业之间实现更合理的资本配置。因此，很多人也认为利率市场化将是转变经济结构以及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但是，由于92-95年泡沫期出现了信贷的爆炸式增长，不少专家认为96年前的贷款中有50%-60%变为坏账。政府被迫人为大幅提高净息差，确保国有银行保持正的现金流。因而，维持银行系统高息差是对银行承担09-10年信贷爆炸式扩张带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作出的补偿。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偿贷风险不会立马显现，因此，未来较长时间都难以见到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从这个角度，市场上对银行股的担忧可以得到部分的消除，信贷结构合理以及投放领域/区域合理的优质银行是值得投资的。但是，应该规避对一些所属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差的城乡行的投资，并应规避信贷激进的商业银行。

    M2一般可视为狭义的货币总量，M1为活期存款和现金之和。M1反应货币的流通速度，它衡量了某一时点上货币总量的一个子类——衡量的是居民和企业能按自己意愿通过调整投资组合配置来随时存取的那部分。如左上图，最近M1大幅下滑，而M2仍然能保持高位增长。鉴于国内处于较高通胀的状况，市场处于负利率的状态，因而，通胀理应刺激大众增加存款的流通部分，理论上不会出现M1大幅下降的情况。由于国内存款除去居民部分，存款主要集中在大企业以及政府。因而，M1的快速下滑意味着不少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快速下滑，这些中小企业正在面对严重的现金流问题，这或许导致不少行业重新整合，行业份额或将加速向龙头企业集中。

如右上图，通过分析经济中所有主要的资金来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2003-07年间，企业留存收益猛增而同期银行贷款的重要性则在下降。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贷款猛增以及政府支出也随之增长抵消了企业盈利的急剧下滑以及资本市场融资活动的萎缩。从上述，我们得以总结出2009年正是银行贷款的大幅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而2010年尽管银行新增贷款大幅下降，但是经济活跃度的恢复刺激了企业留存收益的提升，形成正反馈循环，支撑了经济的稳健增长。银行贷款主导的M2对经济拉动还是相当明显，但是，2010年已看到了内生式增长的驱动。

虽然M2对经济拉动明显，但是更多人指责庞大的M2未来将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的确，目前我国M2的水平已经接近于70万亿，已经达到GDP的两倍。美国在过去40年当中M2/GDP基本维持在60%左右。但是，中国半数以上私人财富都以存款形式存入银行——这也反映了中国的金融市场相对而言并不发达。此外，由于缺乏庞大的债券市场、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信贷、企业的过剩资金缺乏其他的投资渠道，因此企业存款较高，这也进一步推高了M2。参照储蓄率较高的东亚国家日本、韩国，他们的M2/GDP也是超过100%。因而，我国的M2高企有主动原因（盲目信贷投放），也有被动原因（外汇流入、高储蓄率），实际上，不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通胀。

当然，如果这些沉睡的流动性真被释放出来，那么肯定会造成严重的通胀。但是，就货币与通胀而言，我赞同滕泰的货币四重吸收流动性的说法，也即是，新增货币经过四层吸收才会最终体现在实体经济的物价变化上。如下图，第一层吸收是房地产、收藏品、艺术品等资产市场对货币的吸收，第二层吸收是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产品等资本市场对货币的吸收，第三层吸收是以存贷差形式滞留在银行体系的货币，第四层吸收是央票对货币的吸收。从上可知，货币与通胀传导并没有那么流畅，大部分货币已被各层吸收了。虽然普通民众对房地产等资产近年的暴涨怨声不断，但是，它们承担了吸收流动性的责任，弱化了广义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不过，随着房价吸收流动性的能力逐渐减弱，高房价对物价的影响将会逐渐体现，其中，服务性价格上升感受尤为深切，因为其最大成本就是地价。因此，中国的通胀路径很有可能转变为：货币—资产—物价（非CPI）。除了货币因素，现在的产品价值构成中，制造部分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低，而基础原料和无形资产的高附加值成为主体。因此，过剩产能给予的弹性将远较前些年弱，未来PPI向CPI的传导将会更流畅，输入性通胀影响将更为明显。从美国、韩国的产业变迁发现，在重工业化的加速阶段，PPI累计值超过CPI；而到了重工业化的后期，则CPI超过了PPI。中国已步入重工业化中后期，因此未来CPI也有望超过PPI。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实在上一个十年的中国是不成立的，因而形成了“中国M2之谜”。但是，未来“中国M2之谜”不复存在，随着四层吸收能力的弱化以及成本传导能力更为流畅，CPI的波动将会显著增大。因此，大宗商品价格以及M2增长率将会是CPI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从上述分析，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走向趋紧的趋势已经明朗，存款准备金率短期看不到上限。就财政政策而言，今年还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两种“积极”却有所不同：2009年和2010年的“积极”着力在刺激投资、保增长的目标上；2011年的“积极”则在社会保障与民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的加速阶段，即从投入的角度看，实物资本的投入比重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比重减少，如在2000年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就业140万人，2000-2005年期间，平均为120万人，而到了2008年，GDP增长1%只能增加80万人的就业。此外，劳动力人均薪酬增长远低于企业盈利增长，同时也低于GDP的增长，据统计，1998年到2005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增长率为30.5%，而劳动力报酬年均增长率只有9.9%。因此，由于过去10年的重化工业化及人口红利，导致劳动力的供给充裕，因而报酬增长缓慢，消费能力提升相对不快。这些都抑制了中国消费的发展。但是，从最近两年低端劳动力的薪酬水平大幅上涨来看，中国消费增长的引擎或许已被点燃。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一些可选消费品正在向必须消费品转变，部分可选消费品的对应消费群体正在快速地扩张，一些新增消费不断出现，这也为消费行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

根据我去年对人口红利的分析，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了，但是，人口红利还远没有结束。因此，对于我国经济转型而言，这是黄金时期。尽管一季度的社会零售总额增长让人失望，但是考虑到它不包括服务业，因此，并不能反应真实的消费市场。保障房的建设或许能在近年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但是长远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需要点燃消费这个增长引擎。尽管我也预期未来通胀会处于较高的水平，这会侵蚀居民收入增长部分，但是我认为中国居民财富被低估，随着收入的再分配以及通胀带动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消费大概率成为实体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

一般而言，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是：资本存量增长、劳动供给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消费仍不足够活跃之前，资本存量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带动，然而数量管制方式限制了资本存量的增长，实际上，也不能无休止地通过投资增长带动，这样会带来严重的通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束缚了劳动供给，更长期，未来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质上就是产业升级以及经济转型。若地方政府仍然完全GDP导向，那么产业升级以及经济转型的难度会很大。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这两三年，而在于长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漫长的过程，因此，我寄望消费的大发展能增加资金的流通速度，从而推高资本存量的增长，通过全要素的配合提升，成为主要的增长引擎。

房地产市场

这一年多，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控，但是，房价始终雷打不动地上涨。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1.通胀预期上升对资产价格继续上升的恐惧。2.刚需依然强劲，居民资产负债表非常干净。高储蓄率、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帐户封闭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居民财富还是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这些年以来，随着对房地产的“投资”或资产配置多元化的需求上升，银行存款向房地产转移在居民负债率未出现太大增长的情况下导致了泡沫，资金转移至房地产造成了房价快速上涨、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转移。另一方面，国内股市极大的波动率以及较低的收益率导致资金更加偏向房地产的投资。当然，未来房地产的投资不一定继续带来房价的上涨，但是，它或许会为房地产行业带来持续的资金支持。

随着国家推动劳动报酬的提升，收入的增加驱动了租金与物价上涨。同时，房地产调控导致房源有效供给减少引发租金大幅上升，令租金回报率逐渐往合理值靠拢。中国的租金收入比以及租金收益率偏低本质上是中国人太多了，并且抽查样本的不合理。根据瑞士信贷王晓鲁教授的研究，鉴于灰色收入的存在，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被低估35%以上。并且，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比例要远比低收入群体要高。然而，国内大多数的商品房目标客户都是中高收入群体，这样调整分子分母后，实际房价收入比并没有那么夸张。然而，这部分高收入群体的储蓄率远高于平均水平，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干净，而国内资产配置选择缺乏多元化，导致这部分群体能够承受较低的租金回报率。

从2008年房价暴跌的经验来看，实际上，房价并不是因为缺乏需求或者居民负债率过高而下滑，真正影响原因是对经济预期的改变。然而，正是健康的居民资产负债表以及强大的刚需存在，导致了2009-2010年房价的报复式反弹。即使到现在，居民资产负债表依然健康，高端收入群体的储蓄率仍然高企。结合人们对通胀预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在宏观经济不发生较大的波动情况下，房价难以重现2008年大幅下跌的情况。实际上，由于通胀问题现已显露，房价若能保持稳定，也是变相的下跌。

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非是一个“典型的泡沫”，即因普遍出现购房杠杆水平过高且房价过高的情况，导致金融系统问题而引发的房价崩盘。相反，鉴于我国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巨大规模及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住房需求由于政策或资产偏好的改变而出现“逐渐萎缩”，就有可能导致整体经济硬着陆。由于我国房地产不存在金融风险以及政府有政绩需求，并且居民资产负债表相当健康和刚需依然强劲，所以我国的房地产泡沫或许能够慢慢消纳。事实上，房价涨跌关键在于人们对国内经济的预期。

由于房价涨跌顶多影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但是从来不影响居民的利润表。由于我国投机客通常是中高收入群体，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干净，因此，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若投机性需求占主导地位，那么房产税将直接损害投机客的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房产税的实施理应能够大幅打压房价。不过，从上海房产税实施情况来看，房产税的效果令人失望，或许真实需求大多仍然是刚需。房产税的效果还需要观察，这是房价的一个重要变量。

就长远而言，保障房建设是今后几年预防房地产泡沫，稳定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步伐，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关键。2010年，城镇商品房新开工面积达到近13亿平方米，而根据政府宣布的590万套计划推算，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面积在3亿平方米以上。考虑到这两种住房之间存在着交集，那么预计保障性住房新开工面积约占城市住房建设量的20%左右。由于大多数保障性住房都是在2010年底开工兴建，因此其对2010年的整体建设活动的实际贡献可能低于新开工面积数据所反映的情况。2011年计划新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估计新开工面积在5亿平方米左右，比2010年增长了60%。假设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下跌10%，则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总的新开工面积增速将从2010年的40%大幅回落至2011年的5%。然而即便如此，城镇整体住房新开工面积仍可实现正增长。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大规模铺开，那么相比2010年，今年的房地产整体建设仍将出现小幅增长，尽管有所放缓。即使针对商品房市场的紧缩政策继续实行，建设活动大幅滑坡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若保障房如期推进，不需要担心房地产行业短期内会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现在，保障房的风险主要在资金缺口以及土地供应，这些可能制约它的推进进度。

美国宏观经济

很久没研究过美国的情况，这里依然按照原来研究的框架研究，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教。

   在一年间，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又增加了4032亿美元。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分析可得，难以退出的MBS从1.09万亿下降至9270亿，而票据及债券则翻了一倍，净增加了6538亿美元。这主要是美国QE2中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导致的。从资产负债表的情况来看，我们可喜地看到了MBS的下降，表明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彻底得到了恢复。但是，QE2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本质是就是债务货币化。美联储用 “天量”的国债购买计划来支撑其全球流动性战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2009年，国外持有美国的资产总额，不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达到当年美国名义GDP的1.25倍，美元贬值将使这些财富大幅减值和缩水，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财富掠夺。另外，如果其他中央银行为了不让本币兑美元有升值压力，从而去印钞票，那么，其他货币也面临下行压力。全球外汇市场的均衡可能会是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这将使主要经济体深陷通胀。实际上，美国通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来转嫁金融危机的救灾成本，“美元本位制”已演变为“债务本位制”。

美联储在今年6月底结束QE2之后将进入政策观察期，实际的退出时机要取决美国经济金融状况和通货膨胀前景。目前美联储开始关注通胀风险，但是仍侧重于经济复苏，货币政策焦点也在核心通胀率，而非整体通胀，在这样的情况下，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有所推迟。基本可以预计，美联储的退出会先动用数量工具，然后使用价格手段。退出的过程将会是短期资产到期自动终止——多种方式吸收超额存款准备金——试探性的小幅加息——逐步缩减资产负债表——持续或大幅加息。因而，预计美国三季度末或四季度初较大概率加息。

就对商品市场的影响来看，关键是资本市场对美国QE2退出时点的预期/加息的预期。由于美国三季度末或四季度初较大概率加息，那么加息预期以及6月份结束QE2或许会引发套息交易（Carry trade）提前回流。套息交易回流将冲击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澳大利亚第三次加息之后，美澳之间的息差将近当年日澳之间的水平。套息交易最大的风险在于汇率的波动，这一年来的美元汇率的急剧波动，因此美元套息交易规模可能远小于当年日澳套息交易规模，对资本市场的冲击理应会小很多。

就美元走势的看法

很幸运，这两年以来，我对美元指数的预测基本是正确的。

汇率波动范围终极约束是购买力评价，外在表现是经常账户状况。因此，经常账户状况是影响汇率中期变动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就中短期而言，国际资本流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利率的变动和投资回报率都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

因为美元指数是相对汇率体系，我认为美元指数不会出现恐慌性下跌的状况。但是，由于QE2把美国债务货币化以及美国国债越缺乏吸引力，货币的跨境循环引发新兴国家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导致的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窘境，美国债务成本将不得不通过全球通胀承担。因而，除非QE2退出确有明确措施，否则美元指数难以走向上升通道。

A股投资展望

2010年，A股在讲成长股的故事，大家都忽视了蓝筹股，但是实际上，就企业壁垒而言，蓝筹股的企业壁垒要远高于成长股。从“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策略角度来看，今年也应该转向蓝筹股行情。不过，的确从A股历史来看，中证700远远跑赢了沪深300，但是，通过这几年大盘蓝筹估值合理化的过程，一些大盘蓝筹的确显得非常有价值。

鉴于宏观经济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我依然认为2011年股票市场仍然可能是一种平衡格局。A股难以出现系统性机会，仍然是结构性的机会。

就现时而言，中小盘的风险并不在于估值的风险。最大问题在于2010年大量新上的公司的收入与利润被上市公司与保荐机构大幅度注水，导致2011年业绩大幅度低于预期，或许引发市场对中小盘进行“戴维斯双杀”。不过，我认为中小盘依然存在结构性机会。

由于国家对信贷进行数量型管制，银行甚至对最优质的客户贷款都需要上浮基准利率30%，因而，中小企业普遍难以借到贷款。从而导致今年民间借贷利率比往年高，7天－10天的短期贷款月利率可能达到8％－10％，3个月以上的贷款月利率在3％－5％之间。因此，这让不少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现金流紧张问题。然而，对于拥有大量的超募资金的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来说，这或许是天大的机会。这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并且有可能出现大量的并购机会。新上市的公司一般存在上一年的收入与利润被大幅注入的现象，所以，中小盘的机会或许在已上市一至两年的次新股，他们被注水的收入与利润经过两年的漂白已经显得非常干净，另外，他们还拥有大量的超募资金，这批企业或许有超预期的表现。

就全年而言，我仍然倾向于能够穿越经济周期的股票，这类股票不一定需要在扩张性部门，甚至不一定需要很高的成长性。市场关注度高的高成长企业的股价基本被充分预期，未来难以超预期，也难以获取超额收益。对我的选股而言，企业的壁垒以及成长空间才是最核心的要点，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所谓的高成长企业事实上都难以丈量其增长率，因而，给予的估值是否合理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是，企业壁垒易于丈量，有些具备足够壁垒且拥有足够成长空间的企业或许一年增长率会显得不高，不过，它的增长或许更为持续。由于行业属性原因，部分行业难以找到具有巴菲特式企业护城河的企业，因此，我仅强调企业壁垒。企业壁垒不仅仅包括技术、管理、规模、客户关系等等常识型壁垒，也包括用户黏性、依赖型消费或捆绑型消费、品牌附加值等等。我一般倾向属于依赖型消费或拥有品牌附加值的企业，也即是，用户对其产生依赖性或者它的品牌能为用户增加心理附加值（信赖、安全保障等等）。

我依然不建议投资高资本支出的企业。如果利润需要高资本支出来推动，那么这些企业不会是好的投资标的。在持续的高资本支出吞噬利润的同时，投入的项目有可能是今日黄金明日黄花，留给公司的徒剩债务和资金短缺。从利润表的角度出发，固定成本占比高的企业也意味着利润的边际弹性极大。若实际需求低于预期，对利润损伤极大。另外，折旧年限的不确定性或许会高估企业的盈利能力。

    自去年打起，我一直看好消费成为实体经济约束的突破动力，同样也看好消费类的股票。如前面论述，我看好逐渐从可选消费转为必须消费品的子领域，看好高端消费品领域，看好具备坚固企业壁垒的传统消费大蓝筹。就其他领域而言，鉴于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仍长期看好医药领域。我也看好节能环保行业，但是不看好出现大量新上市公司的细分行业（如电表、高压变频、电池等）。我看好手上有大量现金的企业，不看好高负债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