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水牛皮凉席如何收藏:刑法修改未体现对贪腐官员限制 减刑呼声引关注

来源：解放网-解放日报
2011年05月16日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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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罪　废除死刑是迟早的事
“无期徒刑”这一看上去非常严厉的刑罚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刑期限制，随意性很大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海林 | 北京报道
2010年8月底，出租车司机蒋某与乘客赵姓女子因行驶线路等事由发生矛盾，遂用螺丝刀戳刺、扼颈等手段将其杀害并抛尸。2011年5月4日，上海一中院法庭判处蒋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对其限制减刑。
这是自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施行之后，首例对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处以限制减刑的案件。
此次修正案规定，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限制减刑后的服刑最短年限达到27年以上。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者阮齐林告诉《望东方周刊》，对死缓等限制减刑是为了控制死刑数量，减少死刑。以药家鑫案为例，最高院也有可能不核准死刑，改为死缓限制减刑，“但绝不会便宜他，最起码要服刑27年以上。这符合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以延长刑期为替代，达到减少死刑适用的目的。”
引人关注的是，贪污受贿罪未被纳入此次修正案限制减刑的范围。业内人士指出，因贪腐等原因落马的官员服刑之后，往往进入信息不透明阶段，而当下的减刑制度尚存随意性的空间，难免引发社会担忧。
免死之后“牢底坐穿”
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取消了13种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这是刑法实施32年来首次废除死刑罪名。此次立法机构废除死刑的“试水”行为获学界一致赞同，被认为标志着人权观念由生存权向生命权的转变。
近年来，慎杀、少杀渐成我国司法机关的主导理念。这几年最高法院对死刑控制得很严格，尤其是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基本控制在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次刑法修改，并非简单减少死刑，而是注意了替代平衡，“削减死刑罪名和限制减刑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为了缓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现象，更好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两者都是此次刑法修正的重要内容。”
按照之前《刑法》的减刑规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后可依照刑法规定继续获得减刑。在这种减刑模式下，死缓罪犯最快能在12年左右出狱。其中关键在于，“无期徒刑”这一看上去非常严厉的刑罚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刑期限制，随意性很大。
生刑偏轻导致减刑假释人员在社会上重新犯罪的事例屡次出现。今年4月13日，山东泰安开枪袭警案主犯刘建军被判处死刑，而这并非他第一次身负命案。早在1983年他就曾开枪杀人被判无期，但不到5年就出狱了。
如今，依据刑法修正案(八)“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不能少于25年，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不能少于20年”的规定，刘建军即使未被判死刑，也要“牢底坐穿”，接近国外的终身监禁。
虽然限制减刑年限规定被高度评价，但具体细则尚待明确。“法院对于死缓罪犯是否限制减刑有自由裁量权，这就给法官在权力寻租上提供了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公开建议，应在“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处设定条件，“但此次修正案里没有这样提”。
使老百姓感到不杀贪官也能体现公平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3318万余元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网民热议，对于许宗衡这样的贪官，不杀也至少应限制其减刑。但针对贪腐官员限制减刑的呼声在此次刑法修改中未得到体现。
针对职务犯罪的减刑问题，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审议现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曾建议“司法部门要严格执行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不要变通”。在他看来，对于职务犯罪的减刑问题社会反响一直很大，“有些犯贪污贿赂罪的判了死缓，几年之内就减为有期徒刑。”
《刑法》383条规定“对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很多官员涉案金额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也很少被判处死刑，死缓判决成为突出现象，原因多是考虑其认罪态度、赃款追缴等，以及严控死刑的要求。
新华社在2009年末曾经披露，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
一旦贪腐金额巨大的官员免于死刑立即执行，其在服刑期间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情形一般不对公众公开，极易滋生外界对其“免死—减刑—假释”路线图的猜测。“过几年就可以到国外安度晚年了”，即是许多人对于贪官被判死缓后的反应。
据官方报道，目前中国在押犯每年至少有20%至30%获得减刑，而官员获减刑的比例则达到70%，远远高出平均值。
此种背景下，官员腐败未被纳入死缓限制减刑的范围未免让外界有些失望。
修正案审议期间的另一热点是贪污受贿要不要取消死刑的问题。戴玉忠在一次讲座中透露，一位长期做政法工作、很有影响的人大常委曾就“贪污受贿犯罪取消死刑”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但还是没有列入此次修正案。”此外，关于贪污贿赂罪死刑的法定数额标准虽然讨论热烈，最终亦未在修正案中涉及。
对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领域废除死刑是迟早的事，但要同时落实刑期，“要有替代性的做法，使老百姓感到不杀贪官也能体现公平。”
此次刑法修改后，与贪污受贿等非暴力犯罪领域有关联的是，规定将无期徒刑减刑后的实际执行最低刑期由原来的10年延长为13年。“判处死缓的贪官或其他非暴力犯罪人，比照无期徒刑的减刑限制，其刑期至少将延长3年。”赵秉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多方监督才能缓解不信任
4月14日，广东高院公布规定，内容包括罪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减刑、假释案件，一般应开庭审理；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进行开庭审理或组织公开听证。
“听证公开的主旨是要消除开庭与不开庭之间的灰色地带。”广东省高院新闻发言人戴佛明曾对媒体介绍，书面审理的，应当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羁押场所干警和其他在押罪犯监督。
从今年开始，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这种方式也陆续在广西、河南等省区逐步推广。
对此，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表示支持，“目前的减刑制度是由监狱根据服刑人员表现考核申报，法院依据呈报材料书面审批。该方式不能有效规避减刑随意性的发生，而广东等省的做法算是一种尝试。尤其是针对职务犯罪，其示范效应会更明显”。
陈光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何使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实质化，亦是迫切的问题。
“法律规定，检察院事中事后都可介入，而事实是，法院往往选择内部审查，没有听证程序。法院核准减刑前应搞个听证，但这样效率就低了，最好有硬性规定，监狱报到法院申请减刑假释之前，一定要先听取驻所检察官意见。”陈光中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减刑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会更有效，让检方、被害人或其家属、罪犯、社区代表等都参与进来，才能有效缓解被害方乃至社会公众对减刑结果的不信任。
(责任编辑：UN019)

越来越多的贪污贿赂犯罪官员因被处以死缓而暂留一命，以致有人质疑死缓判决成了贪官的“免死牌”。在一个素有“治乱用重典、杀贪平民愤”传统的国度，“死刑”俨然是最后也是最严厉的震慑——有死刑贪官污吏尚且为所欲为，取消死刑还不更加肆无忌惮？当然，理越辩越明，两种意见的碰撞与博弈，恰是推动法制进步，理清贪腐状况的绝好途径。[新闻回顾]
对于死刑，公众的直觉和立法者的判断偏差巨大
存废之争激烈
专家没有错，民众更没有错
追求权利与面对现实的裂痕难弥补
刑罚的存废不是非黑即白
并没有一个一定要实现的“终极目标”
死刑，公众直觉和立法者的判断偏差巨大
存废之争激烈
公众一般都是从自己亲历的、了解的个案出发，把个案的危害无限扩大，对什么人一定要判死刑有一个预断。立法者要制定普遍执行的考虑，它考虑的是通常的危害，不能以某些个案或者经过放大的个案作为出发点。有很多人认为，对盗窃罪要规定死刑，说有的人轻易偷盗价值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财物，危害很大，这就是把个案放大。立法不是要根据特例来立法，要根据普遍的情况来立法。

★ 专家向左：废除死刑的步子可以再大一些
全世界有将近50%的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5%的国家，只在军事犯罪和战时犯罪中规定死刑；另外有20%的国家虽有死刑规定，但近十年来没有执行过，也就是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总的来讲，保留死刑的是少数国家，真正执行的是极少数。像美国2006年全国才执行50多个人，日本每年不到10个人被执行。[详细]
★ 民众往右：古有刑不上大夫，如今死不杀贪官？
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因此“刑不上大夫”便成了我国古代大夫以上的贵族享受的特权之一。“刑不上大夫”的观点，影响中国近两千年。现在，如果取消了“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罪”死刑，中国岂不等于向全世界宣布过去中国是“刑不上大夫”，今天中国是“死不杀贪官”！
 专家没有错，民众更没有错
——追求权利与面对现实的裂痕难弥补
★ 毋庸置疑，死刑不是最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死刑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惩罚极尽残酷，也因为它的适用严格并且谨慎。若死刑泛滥，则就如同没有死刑一般。
★ 不是我们喜欢严刑峻法，也不是我们仇富仇官
就算严打犯罪，贫富差距社会不平也鸿沟难填
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社会不公，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不可能通过惩治其中的一部分人，来获得解决，达到平衡。如果说，严惩富人和官员，我们就能从心理上获得满足的快感，也是难以让人信服和接受的。
尊重人性，尊重人权，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人类生命不可剥夺，是凌驾所有法律的至高准则。” ——雨果；“以眼还眼，只能让世界更盲目。” ——甘地。这是台湾前“法务部长”王清峰在《理性与宽恕》一文中的引语。发表这篇引起巨大风波的文章后，王清峰辞别政坛。
★ 但目前现实如此：刑罚加重，社会都未必清明
长期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陈淑贞律师说，宗教对台湾人的死刑观形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陈淑贞收集的受害人原谅加害人的案例中，几乎每个受害人都有宗教信仰。而在中国大陆，社会不仅缺乏信仰，道德的约束力也非常微弱。加强道德建设固然是最终途径，但死刑在目前显然不可或缺。
社会矛盾突出，用刑罚手段才能对民心稍作安慰
在增设新罪时，很多人都期待对尽可能多的罪名挂死刑。比如，两年前有的人就提出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要规定死刑。这就导致我们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在做“加法”。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在制定单行刑法时，死刑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增加，刑罚总量加重。[详细]
受害人保护措施不严密，安全感难寻
在各种死刑废除讨论的场合，陈淑贞一如既往地表达这个观点：他们并非一味反对废除死刑，只是认为，一定要把犯罪受害人的保护改善到一定深度之后才可以提。实际上，台湾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已经走在亚太地区前列。但是在大陆，这一项措施显然还有很多空白。
社会道德不举，信仰无力，远不能达到靠刑罚惩罚的威力
长期关注受害人权益保护的陈淑贞律师说，宗教对台湾人的死刑观形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陈淑贞收集的受害人原谅加害人的案例中，几乎每个受害人都有宗教信仰。而在中国大陆，社会不仅缺乏信仰，道德的约束力也非常微弱。加强道德建设固然是最终途径，但死刑在目前显然不可或缺。
 刑罚的存废不是非黑即白
——并没有一个一定要实现的“终极目标”
★ 现实条件决定一切
在中国，贪污贿赂罪的死刑，不仅仅是刑法问题，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和普通经济犯罪比较，贪污、贿赂罪除了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外，还有损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公正性的成分，动摇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现在有的贪污受贿动辄上千万，如果不保留死 刑的威慑，在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下，要公众接受，的确是有难度的。当然，遏制腐败不能依赖死刑，而是要依靠制度建设；但在制度建设未成型之前，更不能邯郸学步，自毁利器。[详细]
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的官员名单
现实的治安状况、民众的接受程度，都不能不考虑
不久前，台湾也经历过死刑存废的大讨论。台“法务部长”王清峰强调，死刑是最危险的刑罚，“政府”应带头尊重生命，并教育民众尊重生命。近4年虽未执行死刑，但统计数字显示，杀害生命的案件数目并未增加。而“立委”郭素春认为，如果触犯任何罪，都不会被判处死刑，不仅对社会治安有不利影响，更严重伤害被害者和其家属，他们心中的创伤和悲痛，又有谁能还他们公道。[详细]
★ 并不是一定要把“废死”当作终极目标
公众参与讨论是进步，有利于找到最合理的方式
在极富争议的立法问题上越是激烈的争议越是民主和进步的标志，这种理解大致不差。有“争议”就有思想火花的碰撞，无论是醉驾入刑、欠薪刑事追究如何具体操作、75岁犯罪是否该追究……都是一些极富争议的话题，在这种争论、博弈中求得立法对各方利益的平衡，正是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立法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详细]
“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杀人犯难道不知道“杀人者死”的道理？刑法规定贪污十万以上情节严重的判死刑，这是官员人人尽知的规定，但每年还出现那么多贪官以身试法。这说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因为大家都有侥幸心理，都认为自己不会出事。犯罪人基本上不是以刑法有无死刑的规定去选择要不要犯罪，减少犯罪主要还是要靠社会治理方式的改革。[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