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武典 推倒女主:“5·12”三年祭：心伤难愈-《财经网》

　　41岁的郭闵躺在都江堰医院的病床上，表情痛苦。三年前的大地震中，她在都江堰新建小学读四年级的大女儿遇难，这所小学里同时遇难的还有200多名学生。

　　因怀疑校舍是“豆腐渣”工程，郭闵和其他家长曾联名要求调查。恢复重建阶段，她又因旧房拆除新房分配和村委会产生分歧。郭闵坚持认为，死去的女儿也应分得一间住房。争执中，她被不明身份者打伤，医院诊断为软组织挫伤。

　　郭闵女儿遇难后，父亲病逝、丈夫患癌。都江堰专为丧子母亲进行心理干预的医疗救助组织“妈妈之家”总干事刘猛说，她一直处于因哀伤导致的愤怒、抑郁状态。经过心理评估，属于典型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且“伴有严重的自杀倾向”。

　　延迟出现的心身障碍

　　灾难心理创伤，一般分为否认、愤怒、抑郁、接受、恢复五个阶段。

　　在否认阶段，遇难孩子的家长不接受孩子已经离去的现实，会表现出内疚和自责，认为孩子不该死。

　　继而他们会感到愤怒，认为“豆腐渣”教室害了孩子。“家长的愤怒其实是一种合理化防御，是为了减少伤痛的心理转移，而这种情绪很容易在同样情况的家庭中互相感染。”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傅春胜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人会在几个月至一两年后开始接受事实，进入恢复期，但也有一部分人不能正常恢复，即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TSD是大灾害发生以后，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一种心身障碍，自杀率很高。一般有闯入、警觉、逃避三大症状。

　　其具体临床表现是：反复发生闯入性的（不是自己有意识去想的）创伤性体验重现或梦境，因面临相似、有关的境遇而感到痛苦和不由自主地反复回想；持续的警觉性提高，出现睡眠障碍、易激惹或易发怒、难以集中注意力、有过分的惊吓反应；对创伤伴有的刺激持久回避，对一般事物的反应麻木，有脱离他人或觉得他人很陌生的感受，对未来缺乏信心。

　　“妈妈之家”团队震后在都江堰创办，230多个丧子母亲接受其心理援助。其中，三分之二的丧子母亲在震后不久再孕。经过心理评估，这些母亲全部患有PTSD。而她们心理创伤未愈就作出再孕决定，主要是考虑养老和年龄的现实问题。

　　根据卫生部指示，华西医院在震后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医疗总队，并在都江堰、德阳、绵阳等重灾区建立了九个心理危机干预点。当时，发现有心理问题者约占总人数的90％，确诊PTSD者超过20％。汶川地震受灾人数约1000万，据此计算，震后PTSD患者约在200万人左右。

　　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在当地一共进行了三次流行病学调查。

　　第一年的调查发现：整个北川伴有抑郁和焦虑症状的PTSD高危人群占到灾民总人数的20％－25％。其中8％有自杀倾向。

　　震后14个月进行的第二次流行病学调查中，数据仍居高不下，1181个样本中PTSD比例为26.3％。

　　2010年底，进行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基数在1.7万人以上。根据尚在统计的结果，虽有逐步好转的迹象，但速度缓慢。

　　傅春胜说，按照国际经验，灾后第一年PTSD患者的数据一般在8％－12％，之后持续下降；而三年后的今天，估计北川的PTSD患者仍然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其中，老师、干部、学生PTSD数值偏高，属于高危群体。

　　滞后的心理重建

　　与心理受灾恢复的状况相比，灾区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北川中学新校硬件投资达2亿元人民币。一个年级一栋楼，每栋楼造价1000万元。学生宿舍造价3000万元。学校拥有两个标准田径场，食堂看起来像城市音乐厅一样气派。不少走进新校的人都感叹，这里的条件比一些大学还好。

　　北川中学系县属中学，作为自治县，原本对分数和教学质量要求不是特别高。震后关注度猛增，学校表示要把北川中学建成国际一流，并提出一流的教学要有一流的硬件。由于自身基础达不到这个要求，这无形中给教职员工增加了压力。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人士说，“学生压力大，老师的精神面貌也不好。”

　　2010年9月，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与香港青年发展基金和香港社区伙伴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团队进驻北川中学，对高二1班到16班发放了800份心理评估，发现学生PTSD分值很高，主要表现在学习动力差。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的儿子和妻子都在震中遇难，他却一直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这位校长心理评估的结果也是PTSD。

　　震前北川中学有180名教师，遇难40多人，震后又招了100多人。一些老师对高强度的教学安排很有意见，主要诉求是，压力大、个人空间少。

　　“许多老师把心理问题压下去了，没有处理掉，在带伤工作。”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的志愿者方若蛟说，迄今还没有专门针对老师的心理援助，原因是震后，外界的焦点集中在学生身上，重建阶段老师承受了极大的工作压力，但却没有时间接受系统的心理陪伴和疏导。

　　物质重建迅速、心理重建滞后的情况，并非仅发生在北川中学。

　　今年“5·12”之前，多数老北川居民要搬到新城新居。地震中丧女的杨建芬搬进了100多平方米的新家。震后，她住了两年板房，生活基本无忧，有烦心事推门出来就能和邻居聊几句，心理焦虑也相对缓解。“现在搬进楼房，物业费、水电费这笔过去没有的费用要自己出，更重要的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杨建芬说，条件改善反而不适应了。

　　像杨建芬这样改变了生活环境的灾区居民，其实心理支持系统也被打乱了，因而很容易重新勾起哀伤体验。这些情形外界很难看到。

　　“就业问题怎么办，生活支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解决不了就有可能引发愤怒和焦虑。”傅春胜说，他担心会再次出现自杀事件。

　　地震前，北川主要依靠旅游服务业，北川重建后，如何解决群众的就业安置变得异常迫切。如今新北川工业区已经启动，然而要满足所有北川人的就业需要,眼前依然存在困难。北川县委副书记瞿永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入住以后，主要是考虑居民的后续生计问题。从现在情况来看，仅就目前的企业还不能满足就业的要求。”

　　自杀是PTSD高危人群的极端表现。PTSD患者的自杀危险性高达19％，是普通人群的1900倍。

　　据不完全统计，震后北川至少发生了10起以上自杀事件。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是第一个自杀的官员。一年之后，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北川擂鼓镇发生了杨俊杀妻后自杀事件。这些案例都曾被广泛报道。媒体的解读，倾向于强调自杀者董玉飞和冯翔的官员身份，认为震后工作压力是压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在一线心理救助人员看来，情况还要复杂一些。

　　在这几起自杀事件中，傅春胜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对冯翔的妻子进行访谈，冯妻讲述了丈夫自杀前的工作状态：几乎每天陪同领导和援建单位视察北川老城，每次视察其实都是重揭一次伤疤。

　　这位妻子回忆，当冯翔在陪同领导参观时，偶然在曲山小学废墟中发现了儿子遗留的一只鞋，数天后就自杀了。

　　冯翔在生前的日记中透露了工作中的压力，也特别流露出对儿子的思念，显示去意已决。

　　傅春胜说：“从心理援助的角度说，死者的第一个身份并不是官员，而是失去孩子的父亲。”

　　外界不了解的一个细节是，董玉飞、冯翔和另一个自杀未遂的母姓居民，都是中学同学。“三人都是丧子的父亲，又是同学，自杀方式相似，很可能在生前彼此有过交流。”傅春胜分析说。

　　薄弱的心理援助体系

　　中科院心理所博士王力认为，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到灾民的心理创伤问题，但由于中国灾后心理援助队伍数量和质量均不足，“落实力度明显偏弱”。

　　世界上首次心理创伤干预始自对“二战”老兵的心理援助。其后越南战争、“9·11”事件、2004年印尼海啸、台湾“9·21”地震都对因战争及灾难而导致的心理疾病患者进行了心理干预。

　　1995年日本坂神大地震后，有关心理干预的文献被公开发表。

　　中国在2002年首次对心理干预人员进行了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到2008年培养了20万心理咨询专业人员。

　　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前后有上千名志愿者。进出“妈妈之家”的志愿者第一年就达到上千人。傅春胜估算，以心理援助为名来到灾区的志愿者，有两三万人。

　　时任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称，灾民的心理创伤是隐蔽的，需要主动援助而非坐堂求诊。从门诊到援助，反映了当时心理从业者主动救灾的热情。“汶川地震也可称为心理援助元年。”

　　但问题随之产生。当年的资格考试属劳动技能考试，门槛低，一部分心理咨询师水平有限。更糟糕的情形是，一些科研机构为了写论文，拿到数据就走人，反复的调查给灾民造成多次创伤，板房区一度流行“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说法。

　　地方政府对于心理救助志愿者的支持力度也不够。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靠企业提供的180万元赞助才有经费在当地开展项目。“妈妈之家”刘猛介绍，虽然政府也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个别人总认为，丧子母亲群体聚在一起是不稳定因素”。他们一开始驻扎在都江堰城北馨居板房，2009年8月4日被板房区负责人要求搬走，当时一些母亲的情绪已经接近一触即发的崩溃边缘。板房拆迁后，“妈妈之家”就失去了活动场所，只能改为家访。

　　现在，当地坚持下来的专业心理援助机构已经不多。四川省卫生厅的数据显示，得到心理援助的灾民人数只有约20万，仅为需求的10％。

　　大灾难之后，需要设立心理干预的主管统筹机构，以便建立规范的灾后心理干预平台，避免部分灾民安置点出现不同心理学家反复介入、甚至让灾民多次袒露其创伤体验，而一些边远偏僻的安置点却成为心理干预盲区的现象。

　　同时，心理援助的可持续性也至为重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心理救助工作者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高危人群的诊断评估、治疗干预管理和药品费用的支持以及康复等工作，依靠现有的工作体制、管理机制、服务网络、技术支持和费用渠道，均难以支持持续工作。

　　此外，灾区亦缺少完整的灾民心理卫生状况的现状资料，灾后主要是在代表性地区如北川等进行心理干预，更广泛的灾区根本没有覆盖到。

　　而针对各灾民群体的可行、有效的干预模式也处于空白。2008年震前并没有机构考虑过这个问题，目前的干预模式仍处在摸索阶段，无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优化的治疗方案。

　　此外，中国目前没有完善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精神病医生及配备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参见《财经》2010年第15期“逼仄的精神病院”），也造成心理咨询干预和精神医疗系统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对于灾区上百万可能的PTSD患者而言，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他们可能会演化为精神和躯体疾病，导致社会功能丧失。PTSD患者对个人和社会最严重的影响是自杀、伤人和自伤。尤其是那些同时伴有抑郁的患者，其自杀危险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