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转票走咸鱼交易安全吗:中欧社会论坛系列访谈之中国人的网络身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2:31:17
中欧社会论坛系列访谈之中国人的网络身份
会谈与汇流：问答中欧 锤炼共识
——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腾讯网嘉宾访谈系列之四
中国人的网络身份嘉宾：
李永刚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洪波 五季咨询合伙人、著名的互联网评论专家
主持人：杨子云主持人：各位腾讯网友，下午好！这里是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腾讯网“问答中欧，锤炼共识”嘉宾访谈间。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网络身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五季咨询合伙人、著名的互联网评论专家洪波先生；另一位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的互联网著作《“国家防火墙”：中国互联网的监管逻辑》的作者李永刚老师。请两位跟网友打个招呼。
洪波：各位网友，大家好！
李永刚：各位网友，大家好！
网络身份：从虚拟走向现实
主持人：15年前，1995年6月，以北京电报局向社会公众开放互联网计入服务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在做功课时发现了一些数据，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中国的网民已经有3.84亿。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话题是中国人的网络身份，网民这个词是以前没有的。以前每个人的身份认定是惯常的。比如说一个女性，早晨的时候作为一个爱人醒来，做早餐的时候她是一个母亲，上班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律师或记者，当有了网络之后，她还会是一个网民，人们的身份变得更加丰富。在十多年的网络历史中，网民在网络中呈现了什么样的特征？在不同阶段网民怎么看待自己和互联网的关系？
洪波：我觉得作为早期的网民他们更多的把互联网当成一种身外之物，仅仅是一个工具。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话很有名是因为大家觉得确实是那样子的。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地方，你在网上做什么没有人知道。那时候大家把互联网理解成跟个人真实身份没有关系的场所。虚拟身份是另外一个空间的，跟现实没有关系的东西。
当互联网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越来越多的实际联系后，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娱乐、社交全都离不开互联网了。当互联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之后，网民在网上的身份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能你不在网上公开你的真实姓名，但你会在网上留下各种各样的活动痕迹。更重要的是你不仅仅是自己在活动，你还要跟你周围的一些关系的网络有联系，产生互动。实际上你的社会关系已经在网上了，你的身份由你的社会关系去共同界定。不仅仅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网上用虚拟ID，实际上你的好友会知道你是谁或者说他们更关注你在网上做什么，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关联。这时候，网民的身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想象，一开始就把互联网理解为自己生活一部分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互联网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网上的身份跟他们的现实生活是一回事，可能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主持人：谢谢李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政治学者，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互联网的。刚才洪波老师也讲到了，网络身份是两类人。一类我们称为原住民，可能他一出生就有互联网，像我们70年以前的人应该称为移民。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会各自怎样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来进行网上活动呢？
李永刚：从网民的规模上，我看到最早的数字是1997年统计的互联网人数，那个时候是62万人，现在是3.84亿或者是最新的4.04亿。从前互联网使很少数的人身份变化，现在它可能使大多数人的身份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用裂变形容。
你的名字可能是父母给的，经过政府认证的，你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表现可能是社会期望带给你的。现在你的网名是你自己起的，你的认证是网友们来确认的，你的行为是自己表演的。这时候，一个人有了多重的我，一个是传统途径上的我，一个是分离的、多重的我。越是频繁使用互联网的人，这种裂变就更明显。对于70后之前的人来说，互联网还是一种技术或者是一种可以切断的技术。可是对于新生代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是他们的全部。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拓展出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已经不完全由国家权利掌控，他开始有了很多民间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变化没有人预料过，国家也没有面对过，所以到底怎样来判断或是思考互联网身份变化的格局还有很多未竟的话题。
在线成了生活方式
主持人：洪老师您一直是互联网的深度参与者。每个人在互联网中都发生一些具体的改变。在中国从互联网产生至今，也经过几个代际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是web1.0时代，然后是WEB2.0时代，和现在的SNS时代肯定是不完全一样。网民在这样的三个时代都有一些什么样行为特征？
洪波：我觉得互联网早期的参与者比较少，他们是这个社会当中的少数人。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和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网民，这样一个变化有很深远的影响。当你和你周围的人基本上都在互联网上的时候，那么他跟只有少数人在用的东西不是一回事。
从技术上说，互联网早期的技术很简单。互联网本身是技术驱动的，它的技术发展也有一个过程。早期可能是由于带宽和技术本身的限制，网民在网上的活动比较有限，顶多是浏览一些网站。当时冲浪这种说法比较流行，就是你从一个网站跳到另外一个网站。还有就是可以去BBS看帖子、发帖子，诸如此类是网民能够参与的主要活动。
但随着技术发展，它能够提供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网民在互联网上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所以网民就更深的参与到网络本身当中去了，成为网民的一种在线生活。在中国比较典型的是游戏，游戏的发展速度很快，从盛大开始运营传奇，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在线年轻人都可能成为游戏玩家，他们在游戏当中能够参与、结交朋友、找到自己，甚至这些游戏网民反过来会影响到现实社会。
比方说去年比较有名的贾君鹏事件，就是游戏关系影响到现实社会的例子。随着技术的发展，网民能够在网上参与的地方越来越多，参与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将来移动技术的发展会让网民更方便的参与到网上的活动当中去。随着网民人数的不断扩张，你所有的关系几乎都在网上了，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网络。网络移民与网络原住民
主持人：李老师谈到，对于90后或者是00后这些网络的原住民来说，互联网越来越小，只有QQ、淘宝和游戏。80后、70后、60后，50后，40都是互联网移民，对于他们来说互联网是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我想听您详细讲一讲为什么这样区分？
李永刚：可能年龄稍长的人有接受信息的瓶颈。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可能小于我们的需求，而互联网突然打开了一扇窗。互联网向中国推进的过程中，那个年龄段饱受压抑的中国人像找到了像沙漠中的泉水一样，特别渴望在互联网上找东西、看东西，后来是写东西。但90后或者是00后遭遇的是信息爆炸下的选择困难。以前是我要知道很多，现在什么东西好玩。他们会喜欢QQ、淘宝，慢慢聚合在能够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某些结构中。但是老一代的人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好将互联网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补充。
互联网依然是年轻人的天下，CNNIC的报告显示，10岁到25岁的网民占到总网民的65%。但是从更大的一个层面上来说人数递增了。大众传播学上有一个定理，就是新的传播技术当它普及的人群超过总人口的20%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大众传媒。所以在2008年，人们感觉到互联网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就是因为那一年中国互联网的用户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20%，现在可能是28%甚至更高。
超过这个比例时一些用网的人就可以把互联网的信息弥漫到其他不用互联网的人中。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媒介，并不需要其他的中介环节。互联网变得非常热闹，越是热闹就越多人参与，越是参与他就越是热闹，这样就形成一种正向反馈。总的看来老一代人对互联网的担忧和不习惯还是稍多一些，年轻人是如鱼得水。这是年轻人和媒介人的差别，会影响后续的中国互联网的变化。
如果换到一个更大的历史的视角上，有人会把这个东西说成是大众社会的崛起。传统社会其实还是一种经营把关的模式，很少的人就可以掌控大众传播的渠道。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人人面前有麦克风的时代，低成本的进入和大面积的扩散。尽管这时候整个社会结构的强弱并没有变化，但是在互联网的偶然和个案当中你可以发现瞬间的逆转。一个貌似很强的人在互联网中变得很弱，一个很弱的人在互联网当中变得很强，这是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当然这种力量到底会继续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变化，还不能看得非常清楚。
你好，互联网上的陌生人
主持人：洪波，您作为资深网民，李老师刚才讲的您有什么体会？
洪波：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有人说，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可能是由于中国人比较内敛，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相对来说比较冷漠。但互联网上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网民最擅长跟陌生人打交道，QQ的崛起是因为约陌生人的需要爆发了。大家在网上可以随便和人聊天，这件事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很新鲜，很多人都去尝试。甚至在网络游戏崛起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它养活了中国的网吧行业。之所以有很多人去网吧上网是因为大家需要聊QQ。QQ上聊的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一些陌生人之间的话题。谁跟谁都不认识，它恰恰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反例。
中国人特别热情，特别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公共空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公共空间很少，有点缺啥补啥的意思。互联网一来，大家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挺多的。互联网在西方可能确实不像在中国那样对现实社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这种影响确实发生了。比方说孙志刚事件，是网民的推动导致恶法被废除。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在西方大家觉得这些事很难发生，因为现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参与，有很多途径可以发言，没有必要非要通过互联网。但是中国情况确实不太一样，过去社会的强弱分明，就像李老师说的，精英把持着话语权，在这种体制下网民想要发言的意愿通过互联网一下子就得到了释放。
我特别不同意的一种说法是网络暴民，就是把网上不好的东西都叫成网络暴民。这种名词本身代表的就是一种伪精英意识。其实不是什么暴民，就是中国网民的一种释放，他本来就需要一些发泄的途径。可能因为现实社会约束比较多，他们可能会在网上骂人，我觉得这很正常。中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全球网民的平均年龄要低很多，跟整个中国的人口结构的落差很大。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可能比社会平均年龄高两岁左右，比方说7、8岁以下的小孩根本就不上网。中国恰恰相反，网民的平均年龄非常低。
年轻的有点文化的人基本上都在上网，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相反，老的人可能不太习惯这种技术方式。我觉得互联网带来的变化非常多，对于中国的可能比对于西方的影响更加大。受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互联网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互联网的民意表达：消解想象的威胁
主持人：刚才讲到通过互联网的民意表达改变了一些社会现实，比如说你讲的孙志刚案件，这是李老师研究方向。接下来我想问李老师的是，首先，是什么样的网民在进行民意表达？不知道你是不是追踪过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他们通过互联网进行民意表达是否能使现实生活获得改变？
李永刚：我顺着洪波老师的话说两句。他讲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我们的观察是一样的。因为西方的普选民主国家有非常多的政治参与和表达的途径，所以没有必要到互联网上去较劲。我们这儿其他途径受阻，所以网民们更习惯于通过这样一个更直接的平台去引爆。另跟陌生人交往，这个可能有一种补偿效应。中国人在熟人圈非常好，但对陌生人充满警惕，有人叫做爱有差等。对特别亲的人特别有爱，这是传统的伦理。
人们被抛入到现代化的洪流中，很多人年轻轻就远离父母，进入了的陌生人世界，他有跟陌生人交往的需要。传统的文化不能教会他这些。人们通过这个方式建立起非常复杂的表达渠道。这些表达渠道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并不指向公共空间，一旦是指向公共空间就一定是爆炸性的事件。主要的因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互联网有影响力的意见精英他们对某些问题的说法能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跟以前不一样，有越来越多的由普通网民自发推动的热点事件。我们把这种热点事件称为草根投票。这个投票是通过互联网上的点击和跟贴形式完成的。我点表达我的偏爱，我点我跟，表示更强烈的关注。当某个事情被人反复点，反复跟，反复转帖的时候，就使分散在互联网各个地方的普通民众有了和同一个话题较真的共鸣感。
这种共鸣的感觉通过一些门户或者新的社会交往的方式快速传播，然后在公共空间就引爆。日常生活中的表达途径受阻，在公共空间的事件得到了回应。我们关切的话题可以较粗略的分成三大类：比如说事关民众权利的，事关民生的或事关民主的。所谓“三民主义”话题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引发关注。这里面最最重要的还有两个：就是所谓“贫与富”，“官与民”，是对权利的嚣张和权利不公的焦虑，这个关乎民心。
有一种学术的说法叫想象的威胁，我总是觉得你威胁到我，我要用一种热烈的方式表达。我喊是因为我怕，或者是我喊出来我就不怕了。在整个过程中，新生代的年轻人在政治文化上跟以前不太一样。像我们这个年龄一般都不跟了，不参与了，我们在旁边冷冷的看。80后、90后就说每一件事都很重要。他们有前瞻性去表达和捍卫这种气质，整体上改变了互联网的状况，我觉得这也是互联网网民身份变化的一个表现。
网络原住民：互联网是生活中的氧气，隐私界限消失
主持人：刚才李老师侧重讲的是在政治生活领域因为中国人一直没有表达渠道，所以互联网上呈现出众声喧哗。其实因为身份多重，在生活领域也呈现出更丰富的状态，洪波老师能够做一点描绘吗？比如说你现在比较关注SNS社区，这种社区网络都是什么样的人在玩，他可能给社会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洪波：其实我觉得这种改变是非常深刻、本质的变化。它是跟传统社会不太一样的，本质的变化。刚才李老师讲的就是对社会生活或者是政治生活的这种影响。
我觉得对于每个现实的人，这种影响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比方说在没有技术手段之前网民只能去某个论坛匿名发个帖子。当你有越来越多的好友关系时，可能不是你去表达某个观点，而是去给你的好友表现。比方说在QQ上有很多人购买QQ秀，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展示给自己的好友看的，而且大家愿意为此花钱。
年轻一代非常接受这种方式，他跟你真的去花钱买一件高级时装，买一个LV的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尽管他的形象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虚拟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些网民来说，那个形象是真实的。他愿意为了那个更符合自己的期望形象花钱。老一代，而且有些立法者都不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不太明白，你做这些事有什么意义。经常会出现立法者拿这个当成保护年轻人的理由。当然保护未成年人，保护青年在中国是一个特别官方的话题。但是年轻人并不买账，他们并不认为你这是在保护他们。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因为你完全不理解他们这一代人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完全不理解是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变化。
主持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对上一代的互联网网民来说，他可能还会注重在互联网上的隐私权。对原住民来说，互联网就是他的氧气、他必需的，所以他可能都没有这种隐私界线呢？
洪波：我认为年轻人的隐私可能跟我们理解的隐私会有越来越多的出入。
主持人：比如说开心网和人人网上，年轻人基本上他所有的出游的照片都会放上去。在哪儿吃一个麻辣烫都会一五一十的发上去。随时随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网络上呈现，这是不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洪波：可能是这样的，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是。Face Book上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发布他们非常隐私的信息。中国也是这样，大家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跟网络同步。比方说在美国facegirl的服务，你可以把现实的东西同步到网上，你进哪个饭馆，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活。不是虚拟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生活。他的真实生活就是那样的。你如果非要去限制，实际上你在破坏他的生活体验。
网民是谁？是每个人被抽离出来的一部分
主持人：李老师，你们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调查，网民是谁？请问这个调查有些什么样的结论？
李永刚：其实我们一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网民是一种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更多的是由自己认证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既是现实生活中的公民，也可能是互联网世界的公民。假如我们把这个称为网民的话，这个网民的界定可能跟日常的界定有点不一样。
有一个说法是N重自我或者多重自我。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精力和可能把多重喜好分别展现给不同的人。但是在互联网上，在一个小小的屏幕之间，通过键盘的操纵你就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这个时候可能你是偏好游戏的，那边是你购物的，那边你是八卦的，那边是你严肃的，他们都在你的QQ群或者是其他的地方跳动。有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丰富的我呈现在互联网世界中。在这种时候，他甚至都忘了他真实世界的身份，他忘了他是一个公务员、一个教师，他就是一个更纯朴的本来的我。一个丰富的我去拓展就是刚才洪波老师讲到的年轻人的一代。他不但在交往，他在还记录和展现他的全部的真实世界。
这是新一代开放心灵的一种表达。他希望融入到更大范围的人际当中，他觉得彼此坦诚相待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但从前，像我们或者是更年长的人也许是在比较严厉的管制或呵斥、教导下长大的。而他们是在宠爱呵护一路往上抬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的戒备心更少一点。我觉得他们比我们那个年龄更加开放，也许是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一种健康和年轻的心态。年长一点的表现出了他们不曾实现的补偿的一面。
电子商务：用技术构建社会诚信
主持人：网络世界必将使人从虚拟走进真实。不断走入真实之后其实它可能会跟一些更现实的商业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这是电子商务。今年1月份发布的，去年的一个统计报告，显示商务交易类应用的规模增长最快。截止到09年12月31日，平均年增幅是68%，网上支付的用户增幅达到了80.9%。首先我想问两位老师，你们会在网络上购物吗？
洪波：我会。
主持人：李老师呢？
李永刚：也会。
主持人：我也会。我记得马云曾经讲一句非常自信的话，他觉得他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这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中，构建了社会的诚信，这是网络电子商务对中国社会最深层的改变，这也是在文化方面的一种改变。洪波老师对此有何评价？
洪波：首先我认为阿里巴巴对于推动中国在线商务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马云说阿里巴巴可能帮助中国人建立了在线的诚信，我觉得不是。更多的还是以某种技术手段去保证你必须诚信。比方说如果没有支付宝，在淘宝上行骗可能就更容易，有了支付宝、第三方担保，你把钱交给支付宝，收到货之后，认可货的品质再选择把款打给卖家，就减少了不诚信导致的损失。这实际上是由技术手段保证的诚信。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诚信，但它是一种强制的诚信。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游戏规则的话，只要你参与这个平台的游戏，你就要服从它。你打算在这儿卖东西，就要服从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钱不可能先进入你的帐，得买家收到货认可，钱才能到你的帐。
电子商务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完善，人们买东西购物非常方便，商业很发达，电子商务的意义没有在中国这么大。但在中国这种商业发展非常不平衡，很多地方是商业企业没有兴趣的地方。比方说一些贫穷地区，中西部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少，人均的消费能力比较弱，大的商业机构没有兴趣。电子商务实际给他们那些地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像淘宝这样的平台，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更大。它让一个小县城或是小村庄的人可以买他喜欢的，在现实社会当中他买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电子商务对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将来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东西。但就目前来说，只是让你买到东西，让一个封闭地方的人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能够直接获得外面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巨大的。网民身份认证：政府悠着点！
主持人：刚才也讲到，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尤其是对身份、经济和社会生活甚至是政治生活的改变。我最后问李老师一个专业的问题。最近的关于要求淘宝等电子商务实名开店的消息，一直有网民发贴。一方面可以看出网民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管理上的焦虑。
我想问问政府在网络管理上是不是应该要求做到实名，还是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如果说政府要实名的话，我们就要回到传统的身份认证系统。要由政府认定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哪个网站玩。我想请您对这个问题做下评价。
李永刚：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很不喜欢政府用强管制的方式介入互联网。因为这是一片全新的空间，人们以前的那种行为模式可能不能完全和这个崭新成长中的空间对接。对这个彼此都不熟悉的世界，大家应当多一点耐心，等着它自生自发出一套更健全的秩序。如果在它刚刚萌发的时候，就用以前那种办法，就非常可能就阻断这样的进程。
关于刚才洪波老师讲到的马云和他的公司，我有两个小小的补充。我觉得它有其他两个贡献，一个是它大大降低了创业的准入门槛。我用一个玩笑的说法，他大大降低了城管作恶的可能，因为人们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卖东西。另一个是它第一次把信用和生意捆绑起来，你的信用越高你的生意越大，你得到的好评就越多，大家越敢在那儿买。以前人们觉得信用是美德，现在我们觉得信用是一个有回报的好事。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是广泛的资本主义陌生人的世界。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互信，但信任不是建立在道德说教上。我为什么愿意把钱给你，包括为什么买那些股票，这些都是信用。这些信用不是从天而来的。淘宝已经有比较好的技术手段维系和培育年轻人的信用观念。不应当这么早就用一个强制的方式去管制，我觉得它会阻挡历史的进程。
主持人：今年4月份有一条新闻，我们要进行网民的身份认证，洪波老师您关注了这条新闻吗？您怎么看？
洪波：我先说一下关于开店认证。其实任何有长远眼光的商家，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样，他们早就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了。淘宝开店早就是需要认证的，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出面去干预。商家出于保护自己商业利益的角度也会这么去做。由于是一种游戏规则，它是以游戏规则的方式去做，你参与我这个平台我的游戏规则你要服从。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少干预为好，对于所谓的整个网民的实名认证，我觉得这个事更是荒谬。
首先技术成本过高。你要让每一个网民在任何一个网站发表任何信息的时候都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这个成本实际上是一个无效成本。另外，实际上这种所谓官方认可的身份，造假是非常容易的。中国社会有很多种造假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的身份可以限制他，但是他仍然可以很容易的造假。完全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做，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效果。
另外，中国的所谓搞网络实名制是借鉴国外经验。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家只有几千万人口，相当于中国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人口数。在韩国搞实名制很容易，相当于你管理一个很少量的人群。但在中国已经有4.04亿网民的情况下，这样搞一方面政府做不到，另一方面也很容易造假。另外，大幅度的增加了网站的运营成本，得不偿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种网民与政府的互动过程当中，网民本来就是比较弱势的一方。政府可以很容易的查到他的身份去跨省追捕，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即使没有规定实名制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很容易的跨省追捕、进京抓记者等诸如此类。你如果再实名制，就更方便强势的一方去保证他的这种强权，去做损害网民利益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不现实的事。
主持人：李老师，你刚才没有对网民身份认证系统发表评论，你再补充一点。
李永刚：这个东西如果从专业的角度会认为它是管理优先的考虑。实际上现代的政府应该转向服务优先，应当从方便用户的角度出台政策，不应当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台政策。当然背后它是隐含着对互联网秩序失控的一种担忧。我自己的观点是互联网上如果真有问题，问题的根源一定是在互联网下面。如果你不花精力去解决实际社会发展中的真切问题，单单试图把互联网上的东西捂住，太掩耳盗铃了。还是要回到民生建设的正轨上，真切的缓解民众的忧虑，保障表达的权利，互联网才会慢慢从喧嚣化走向正常，我觉得这个应当是大势所趋。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人的网络身份。我觉得，在中国，互联网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因为自发秩序而对你的身份进行认证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能够产生自发秩序的地方，我们很希望政府这样一种父权的力量能够隐退在幕后。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腾讯网的中欧访谈，感谢两位老师，也希望各位网友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