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轩辕剑之天之痕辅助:中央党校教授出书称“两个凡是”非华国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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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出书称“两个凡是”非华国锋提出
2011年05月14日 记者孙志
《党史细节》由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于近期出版\孙志摄
中新网5月14日电从风云际会的历史细节中探究中共九十年重大事件源头。香港《大公报》14日报道，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党史专家罗平汉所著《党史细节》，近期由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该书在其多年研究及担任中央党校主体班次相关专题教学基础上完成，堪称“走出党校围墙的红色经典读物”。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罗平汉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出版界认为，《党史细节》一定意义上消弭了国人的记忆误差。
近四十万字的《党史细节》，以党史重大事件为脉络，系统回顾了中共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与官方推出的党史著作不同，该书以大量人物贯串其间，丰富的故事性和情节性成为最大特色。该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定，是官方认可较权威的读物。
细微处预示人生轨迹
全书分十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及其深远影响”，书中不乏精采细微的故事桥段，读来引人入胜。以纪录中共创始人为例，该书记述：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经常不去上课而去参加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担心一旦离开广州，款子就可能泡汤，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
人民出版社编审马长虹认为：“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
毛泽东记忆也现误差
书中提到，毛泽东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过，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是在1920年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但都是节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遗憾的是，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无从考证。
“两个凡是”非华国锋提出
该书厘清“两个凡是”并非由华国锋最早提出，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还历史以真相。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逮捕了“四人帮”，在极左路线上疾驰的中国终于被拽住了。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就无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 (记者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