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汉正街

  从3月中旬开始，汉正街开始进行“综合整治与搬迁改造”。传统批发还是现代商业，城市改造如何平衡民生保障？这座有500多年历史的老市场面临着新的选择。

（做孕妇装生意的郑斌希望能够改变传统汉正街的商业模式，一端介入生产另一端建立自己销售网络） 

                                                                 焦虑

刘富民（化名）很焦虑。武汉的天气逐渐热了起来，他还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驼色皮夹克，里面的绒线衣扎在腰带下面。半瓶“白云边”下肚后，他开始不停地念叨：“汉正街不能搬啊。”这名50多岁的汉正街商人感到危机日益临近。

不安的源头来自3月15日的一次会议，会议由武汉市硚口区宣传部组织召开。刘富民还记得，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汉正街“整体搬迁”的民意调查。“没错，说的是‘整体搬迁’，调查问卷上就是这么写的。”为了证明真实性，他还拿出了一张印有“整体搬迁”抬头的会议人联络名单。参加会议的人，除了管委会、区政府的官员外，更多的是汉正街上主要商会和物业公司的代表。

“搬迁”——这个词让刘富民们感到格外刺耳。“500年历史的老街，‘对内搞活’的样板怎么能说搬就搬呢？”

在街上，刘富民算是个有“势力”的商户。他和其他小商人一样，不修边幅，不开好车，喝“白云边”抽“黄鹤楼”。但他有“地盘”——2000多平方米的商铺。解放前，他的父亲12岁就从汉川跑到汉正街当学徒。3年出徒后，父亲就在街上最富盛名的“老三镇”市场开了自己的杂货店。多年后，刘富民也在街上出生长大，不免耳濡目染。80年代初，市场重开后，刘富民再度开启家族生意，从针头线脑、袜子鞋垫开始，摸爬滚打30年，创下了现在的家业。按照均价2万元/平方米计算，他的铺面就值四五千万元。但如果汉正街搬迁，这些资产就一文不值了。

“民意调查”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商户代表们情绪激动地反对任何关于“搬迁”的提法，组织方希望参会商户们再选出代表发表意见，但是遭到了拒绝。没有人打算中途离开或者置身事外。最后妥协的结果，将最后一个小时作为自由发言的时间，每名商户以5分钟为限。

政府希望通过搬迁、整顿消除市场的火灾隐患、交通梗阻，进而改变“现场、现货、现金”的传统交易模式（三现模式），将喧闹、芜杂的批发市场改造为秩序井然的现代商贸旅游区。而商户们则认为，火灾与交通问题主要根源在于政府管理不善，取消传统的“三现模式”不具备条件，“支持整顿，但是坚决反对搬迁”。会议最终不得不在争吵中结束。

5天之后，3月15日，武汉市汉正街综合整治与搬迁改造小组正式发布公告，“即日起启动汉正街综合整治和搬迁改造工作”。汉正街2.56平方公里被划为拆迁区、在建及建成区两大块。拆迁区整体搬迁，在建及建成区则依法整治、全面改造、转型升级。

三五年来关于搬迁的传闻，就像“狼来了”的预言，在街头飘荡，如影随形但从未坐实。熙熙攘攘，利益往来，生意照旧。但现在两万多商户的心头却轻松不起来。

刘富民的好朋友胡波（化名）也是街上的大户。他的家族是恢复市场后的第一批个体户，目前家族究竟有多少铺位，估计胡波自己也说不全。与刘富民不同，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整顿搬迁”的寒意。

胡波在汉正街东富商城有4个铺位，这座市场专营塑料制品和玩具。4月初，胡波收到了东富商城进行防火改造的通知，他所在的C栋要在4月底关闭。按照胡波与租户的协议，要提前两个月确定续租事宜。4个铺面的租期在5月底结束，但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双方都措手不及。租客们不知道再到何处去找铺面，客源将大量流失。胡波也不知道市场会何时重开，他说“即使给我房租，我也不能收了”。

                                                                     市井

每天早上5点多钟，汉正街的生意就开始了。“打货”的客人从各个方向进入市场，大包小包地拖走各种商品，以赶在开门前补充货架。傍晚收档后，街道立刻成为夜市，批发市场变为零售市场和人头攒动的小吃街。即使到深夜，沿江大道仍旧马达轰鸣，汗流浃背的工人把货物塞进卡车。

汉正街的牌子就立在晴川桥下，这里是街道的入口。道路坑坑洼洼，下过雨后一片泥泞，很多地方不得不垫上碎砖头。灰尘在阳光下飞舞，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洋灰味儿，间或混杂着垃圾的酸臭味，布匹、鞋帽、袜子、发卡、锅碗瓢盆分门别类地堆在档口，充斥着一种廉价的富足。
商品价格低廉，贴着五花八门的牌子，主要针对乡村镇集市场，常能看到“山寨式”的品牌创造，比如“美·摩根保罗”的女装，或“路易·鲨鱼”的皮箱。

街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和门面铺位，许多赤膊的搬运工人，大声叫卖的伙计，在过道睡觉的孩子，讨价还价的顾客。在最少的地方摆下尽可能多的铺位，摆放尽可能多的商品，并且尽可能地降低商品的成本，这是汉正街永恒不变的法则。商铺如同中药柜子，密密匝匝地塞进了大大小小的街市和楼宇。每个档口里都堆满了商品，客人看上什么，直接雇扁担和板车拉走。

老板们凑在一起，在路边支起麻将桌，坐等客户上门。电线杆子上贴满了铺面租售、招工的广告，最特殊的是要“狗肉账”广告：“没有收不回的账，只有不想要的账。”“撞了，撞了！”搬运工拉着堆满服装的拖车，在货车、人群间穿梭。逼仄坑洼的街巷、老旧昏暗的大楼、灯光绚烂的商厦……人与车、新与旧、乱与杂在这里绘制出市井百态。

通常所说的“汉正街”并不单指一条叫做“汉正街”的街道，而是包含这条东西向大街为中心，在汉水和长江汇合处南北延伸的一大片老城区。它由近460条街巷组成，核心区域占地约1.6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20万。正如名字所传达出的信息，“汉正街”乃汉口之正街，历史上就曾经是汉口的中心区，也是武汉城市文化的摇篮之一。

汉正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在水运和商业的驱动下，汉口的街市沿着汉水流向自然形成并延伸，汉正街市场形成。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之后，各地富商大贾集聚于这块风水宝地。再后来，青砖瓦舍取代了茅屋竹篱，四乡流民成为市场取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

20世纪初，随着汉口开埠，租界设立与铁路的开通，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下移至长江岸边。汉正街则演变成小商品市场。“文革”期间，汉正街曾被更名为“兴无街”，所有市场都被关闭，个体商人不得不另谋职业。直到1979年，汉正街市场恢复，第一批103户个体经营者重新出摊。由于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汉正街市场一度成为全国性的小商品批发中心，被称为“天下第一街”。

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依旧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空间格局。汉正街的形态如同一条鱼，鱼嘴在晴川桥，鱼肚子是汉江边的沿江大道，鱼背是武汉的商业中心中山大道，鱼尾则甩到江汉桥。东西贯通的汉正街，就是鱼身上的那根主刺。

在命名上，汉正街遵循着一个历史习俗，即东西走向与汉水平行的称为“街”，南北走向与汉水垂直的为“巷”。主要的“巷”都是一头扎在汉水里，与汉水码头同名。巷头原先还设置有寺庙，表达镇水和祈求平安之意。这些沿汉正街主脊南北展开的平行小巷，如同鱼刺般密集，则是汉正街的血管和纽带。

细密的小巷与主街交织，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集市。历史上，正街上的店铺，主要是大商号的门市、仓库和会馆，沿着河街则是各种分工明确的货物码头、密集的寺庙与集市，堤街曾经是工人、锡匠、大众茶楼聚集的地方，而垂直于汉正街的是那些致密的鱼骨式商住混合特色商品批发街巷，夹杂着娱乐和消费场所。

尽管由于政治运动中断，但今天汉正街的格局仍旧维持着曾经的历史脉络。上世纪80年代末期，汉正街开始不断地进行旧城改造，利济路、多福路等南北向道路被拓宽，一部分老棚户区被拆除，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商住并存的专业市场。每一个产业都有若干自己的专业市场，并都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但大量老街巷与旧房屋依旧存在，成为高楼大厦的背景与底色。这些铺面连接着铺面，如同人体血管一样密密麻麻，低矮的铺面不断挤压人行通道，很多通道只能并排两人来回。电缆电线编织起一张蜘蛛网络，并成为居民的晾衣绳。傍晚时分，居民们把煤气罐搬到街边做饭，整条巷子里就弥漫着辣椒下锅后的呛人气味。

批发生意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同业扎堆，方便客户货比三家；第二是交通方便，组织灵活，既能大进大出，也能化整为零。由于街道狭窄、人流稠密，汉正街形成了独特的物流体系。扁担与推车是物流的末端，这些挑夫们负责将货物从门店运到江边的货运公司。沿江大道至友谊南路一线则是物流公司的天下。白天，老板娘们在路边支上一把阳伞，接收挑夫们搬来的零散的货物，晚上则装上大卡车，运到特定的城市。

以现代商业的标准，汉正街存在空间上的局限。区域一边临河，无法修建太宽的马路，另一边的狭窄街巷限制了大宗货物的出入。在商圈周边主路上，货运物流的堆积和拥堵成为这里最大的交通和消防隐患。白天，物流公司的卡车停在街面上，一些商人趁机建造了大片简易的仓库和民房出租盈利。在汉正街，一切自发的商业活动都是同一类利益驱动下建设起来的。但是，这种互相依靠共生的高密度业态，以及多年的历史积淀，共同激发了蓬勃的人气，使这里永远川流不息。

蜷缩在老房子里的店铺，嘈杂的人声，拥挤的车道，推着板车来回卸货的工人，还有挂在街头“杜绝一切火灾隐患”的红色条幅，都显示着这里的破落与繁华。而时不时出现的红色“拆”字，则提醒着这里未来的命运。

买卖、物流、仓储、加工、居住、吃喝拉撒……都集中在这不到1.7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三教九流，五方杂陈，热气腾腾，分工明确。现场、现货、现金的交易模式，混乱之中也遵循着自己的秩序与江湖规则。

在官方看来，混乱的交易环境、低端的经营模式、落后的市政设施，使汉正街逐渐成为城市的溃疡。而在刘富民们看来，这种“乱”正是汉正街的核心价值，体现了汉正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不乱不闹，怎么会有人气？怎么会有市场？”

（暨济箱包城商会会长周乐喜5 年前买下了属于自己的铺位）
     

                                                                        争执

按照官方思路，汉正街必须要进行提档升级。

如何升级？通俗地说，就是要做到“四个转变”：市场主体上，由个体户变企业，目前工商部门在汉正街区域已不再核发个体工商户执照；市场形式上，由批发市场变成现代商城，统一物业管理；交易形态上，由现场、现金、现货的“老三现”变“新三现”，即现代化的电子商务、现代化的商贸一体和现代化的远程批发；历史文化上，汉正街文化由概念变实在的元素，选取有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复原明清风貌。

汉正街该往何处去？每年武汉“两会”上，这个问题都会以不同形式被提出。但方向在哪里，并没有共识。争论之中，生意照旧。

传统的城市环境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艰巨而普遍的难题。问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们往往更乐于忽视它、绕开它。于是，发展的滚滚车轮往往还来不及判断，就已经别无选择地冲过了十字路口。而发展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如果就像扳道岔一样改变汉正街的运行轨迹，往往需要一个契机。

今年1月17日，汉正街西端的一处门面失火，造成14人死亡。火灾成为引爆这场变革的导火索。武汉市代市长唐良智考察后说：“不看则已，你看了一定睡不着，随便一点火星就报废了，你跑也跑不掉，所以一定要下决心。”

但刘富民、胡波与很多商会的会长们并不认同政府的逻辑。“武汉广场不也是现场、现货、现金交易吗？为什么那里没有着火？”胡波说，“汉正街64个专业市场都没有发生过火灾，着火的是那些老市场、由居民户改造的铺面。这是一个市场管理的问题。”

2005年末，汉正街上一处作坊因机器超载引发大火，随后政府陆续将6000多家服装作坊迁到了区外。自此，汉正街的生产功能被剔除，再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但是，今年“1·17”大火恰恰是发生在一处小作坊内。“为什么这种服装作坊又回来了？为什么没有人追究监管的责任？”胡波说。暨济皮具商城商会会长周乐喜说：“我们支持改造、防火检查，但是反对搬迁市场。”汉正街有1600户物流公司，但是其中有证的只有500户，无证经营一直得不到处理。而假货多的问题，商户认为这是工商部门的职责，跟搬迁无关。

对于防火、交通的改造尚属市政范畴的城市更新，但是对于交易形态的改变则触及到了汉正街的商业模式。政府希望借助整顿市场，改变“现场、现货、现金”模式，从本质上把汉正街从一个“乌烟瘴气”的传统批发市场，改造为一个井井有条，结合现代物流、仓储甚至电子交易的新型商业。

硚口区区长胡勤华认为：“如果我们总是拘泥于《人民日报》1982年8月28日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这样一个调子，不重新来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未来汉正街肯定是没有出路。”

但很多商户认为这样的改变不切实际。“汉正街绝大多数的商品针对的是农村低端市场，客户是那些集镇上的小老板。他们下一次单，几件、几十件，看中了就拉走，卖完了再来，既不会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卡，如何让他们适应新的交易模式？”周乐喜说。

尽管汉正街的税收与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高，但商户们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它的社会价值，不该用GDP来评价汉正街。“汉正街吸纳了大量的低端就业，一个商铺就是一家子的生计，是社会的稳定器。”胡波说。汉正街目前约2.6万商户，按照每户5人计算，就有约13万直接从业者，而为商户们服务的卡车司机、扁担工、餐馆、物业公司的人数还会继续放大。

刘富民相信，汉正街市场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历尽劫难但生命力顽强。“乾隆时期，一把大火烧了江边上百条货船，汉正街没有倒；1938年武汉保卫战，汉正街又被日本人烧成一片灰烬，后来一样开市；1944年，中美空军反攻把街上老三镇市场炸平了；到‘文革’时候，小商人成了投机倒把的犯人，汉正街依旧不死，还有人做地下的生意。活跃的市场不是靠人为规划出来的。”

这种不信任与不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商业环境与小商人命运的焦虑。“我们的利润本来就薄，现在各种税收、负担费用摊派越来越重。”刘富民叹了口气说，“每年我被摊派的订报费就有5000多元。”

（汉正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依旧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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