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传奇灵宠命格: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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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3

加藤嘉一:"我是为中国卖命的"
导语:
加藤嘉一说自己是为中国卖命的,“我是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中国,我希望中国的同龄人,看到外国人如此关心中国能够有所反思。”他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将其当做观察中国发展维度的指标,一面合格的镜子。“没有人把中国的问题纯粹看做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加藤嘉一:我是为中国卖命的】

part01回望五四:今日北大离真理越来越远

凤凰网资讯:在北大的七年(2003-2010),对北大的历史应该不陌生,今日北大将五四定位校庆日。当年五四运动时,北大先哲曾提出“兼容并包,民主自由”这样的思想。怎么看当年北大人提出的这些精神?今天的北大对这种精神的传承如何?

加藤嘉一: 历史永远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的北大,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追求现代化、国际化、兼容并包、民主自由的氛围。

作为一个北大校友,不得不说,当年北大人的行动力却是今日北大所不能及的。当年的北大人不仅提口号,重要的是用具体的行动去追求自由民主、追求现代化,且敢于冒险。行动,就会有风险,如果判断错误,整个社会,政府与民间、主流与非主流,都会有意见。

今日北大,精神、口号、价值观还在继承,并希望延续,但由于今天整个中国物质化、功利化、实用化的大环境,真正做到很难。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我看到的是盛行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

一些中国企业家曾跟我说,“日本才是社会主义,我们才是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不是自我膨胀的结果,而是自我收敛的结果。在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尽可能自律,在资本面前自我控制,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今天,在北大的食堂,或者课堂,围绕理想、围绕民生问题、以及未来中国怎么走,这样开诚布公、畅所欲言的言论环境正在淡薄。在我们的课堂上,举办一个活动,从学生的眼睛、表情、行动中,看不出当年的理想,看到的更多是功利。很多北大学生可能会反驳:当时中国站在历史的拐点,他们当然可以抱着理想;可今天,我们就业这么难,在现实面前人会变得更现实。

总而言之,今日北大和当年的北大相比,精神和口号还在,但缺行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北大离真理越来越远。

凤凰网资讯:以前提起北大,能想到的是一片热血青年关注社会民生、探讨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现在大家更多关注和讨论的就是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拿到了那个学校的offer。

加藤嘉一:对。进什么高盛集团,什么师姐介绍给我,就是这样。

事实上,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也还在坚持,一批有理想的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是抱着理想面对现实。八十年代的那一批大学生,找工作也不容易,当时的物价也像今天一样高涨,但他们始终抱着理想,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开放、什么是包容……他们在思考,并以自己的行动去参与社会。他们的公民意识比今天更强。

今天北大的学子们,在找工作的同时,真的不希望完全不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的精神在哪里?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北大于中国的位置在哪里?这二者其实是不矛盾的,也不会对既得利益和现有体制构成挑战,相反是对体制的配合、对既得利益者的警告。

现在中国有很多问题,土地改革、户籍改革、房价等,都是在一个相对畸形的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后遗症,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北大人也看到了。一方面要正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不能忘记自己在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位置在哪里,灵魂在哪里,否则,会离真理越来越远。

part02北大不应是社会和哈佛的预科 而是思想的场所

凤凰网资讯:日本的大学生,在这方面,比如他们对理想与现实的追求是怎么样的?

加藤嘉一:日本学生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更警惕。六十年代,东京大学的学生可以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围攻国会。我父亲那一代,很多当年都参加过“安保斗争”,就不断告诫我们:“不要光在课堂上抱怨,当年我们是有行动的,去国会是表达我们的态度和立场,政府怎么处理是一回事,但至少要有行动。”

今天的东大学生也跟北大学生一样,面临难就业、工资低、政府财政糟糕、未来养老保险的不确定等诸多现实问题,也天天抱怨,却不见行动。日本学生写公开信、集会等都是合法的、被允许的,但日本的大学生不碰这个,觉得做了这些,会被社会惩罚。今天日本的学生也过于个人主义化、功利化,对国家、对社会的意识不比长辈有多高明、有多高尚。

有人说21世纪是东亚的时代,那大学肯定是个出发点,以人为本,靠人发展。今天的大学,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忘记了大学本身需要追求的自由之精神与人生理想。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走?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你的理想国在哪里?你的思想国在哪里?只有在大学时代,才允许谈“应不应该”。一旦人走向社会,就是是非关系、利害关系、人际关系,那时你没有资格去谈“应该如何”。

可是,这种讨论在中国和日本的大学都非常欠缺,讨论最多的是美国,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聚集在哈佛、麻省,思想自由地碰撞。我不认为这是体制问题,也不认为是历史问题,根本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整个社会的态度问题。

没有一个日本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日本人都学过当年的历史,知道五四运动,我们也认为那是伟大的。回顾当年的历史,北大也好东大也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生活?大学应有的状态是什么?大学不是社会的预科,北大也不是哈佛的预科,它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思想的场所。我觉得每一个北大学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part03八年坚持看《人民日报》、《新闻联播》

凤凰网资讯:听说你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在北大的日子里坚持看《人民日报》、《新闻联播》?

加藤嘉一:对,听党指挥嘛(笑)。

凤凰网资讯:怎么就想到读这两个很官方的媒体的声音?你的中国同学中可能很少看?

加藤嘉一:我看《人民日报》一方面是可以免费拿到。未名湖附近的一座楼里,保安是我兄弟,他们那里有订阅的《人民日报》,也不认真看。每天傍晚,我去他们那里取《人民日报》,可以免费看。一份报纸一块钱,一年下来也得365块,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人民日报》是反映党的方向、党的意志、党的决心的一份报纸。当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写作、做评论,完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但当时我有预感,认真阅读《人民日报》,对将来理解中国、观察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凤凰网资讯:来中国之前听说过《人民日报》吗?最早从哪里了解的?

加藤嘉一:听说过。日本的媒体有提到。

凤凰网资讯:日本的媒体是怎么介绍《人民日报》的?

加藤嘉一:《人民日报》是中国著名的报纸,是中国官方报纸,党的报纸,还有一般不会被炒鱿鱼,岗位非常稳定(笑)。

凤凰网资讯:你能从里面读出什么?一些政策、方针、方向的东西可以从那上面读出来??

加藤嘉一:在北大国关,我分数最高的是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门课。周围同学大多不认真听,但我非常认真,每一次都坐在第一排,很认真地听,毛概我基本都背了。

说实话,毛概、邓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些课,对我而言,是很新鲜的。其实我知道那是一种口号、象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日本人本身有追求进步的精神,我们知道人家说的是一回事,离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觉得还是值得走进去。当年毛概考试,看到试题,有时会眼前一亮,这个显然在什么地方看过?哦,《人民日报》!这样我的得分就很高。

凤凰网资讯:在日本没有这种课?

加藤嘉一:没有,我们上道德课,相当于中国的政治课。我们的道德课学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诸子百家等。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们的道德教育跟防灾教育同样重要。我们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古文化是非常熟悉的。我觉得日本人多学一点政治课,中国人多学一点道德课,就更默契了(笑)。

凤凰网资讯:马哲、毛概这些课本里的内容和思想,你能接受吗?认同吗?

加藤嘉一:挺接受的,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说得都有道理,都没有错。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今天的胡锦涛,以及明年的换届,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的。毫无疑问,它会反应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但时代变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与中国实际的社会发展之间有距离。这两者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少年轻人、一些社会人士都知道意识形态不过是个理念、是个口号,很多人觉得是不必要的,学生也觉得课本里说的都是空的,觉得上不上都无所谓。但党依然需要坚持,当然政党需要一种意识形态,需要一种价值观。

如果我是中国学生,肯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而不是觉得这种意识形态无所谓。应该说今天是个后主义时代,姓社、姓资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发展实况和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一方面,中国需要不断改革开放,解决收入分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又是高高在上的。为什么会这样?党为什么要这样做?老百姓怎么样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这种理论对中国的实际发展有多重要?有多不重要?这种东西才是今天北大学子应该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难道就与自由民主、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彻底背道而驰吗?存在就是合理的,与其说其空,不如好好去解读其内涵。

今天的80后、90后,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些会步入政坛。北大清华的学子,应该说是这个国家的精英,至少有成为精英的潜质,你们是继续抱着无所谓、不关心的态度去看待党的意识形态?还是认真剖析这种意识形态将何从何去?

恰逢五四,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意识形态,讨论意识形态与实际发展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距离?既然有距离为什么还要坚持?该怎么办?二十年、三十年后,党的思想、党的意识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普及与价值观的缺失之间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些讨论才是北大的精神,讨论这些问题不得不回顾当年的五四运动,不得不回顾当年的百日维新,不得不去想三十年后中国会走向何方?

可惜,这种讨论在今天北大的校园里、课堂里,我是几乎看不到的。这真是令人感到悲观的一点。像我这样的一个外国人引导这么一个讨论,是不应该的。

凤凰网资讯:你的中国同学一批与你同龄的中国年轻人,可能会从心里排斥,因为那里传递的与我们所接触的现实、以及互联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

加藤嘉一:对。不管是《人民日报》的版面,还是《新闻联播》新闻播出的顺序等各个方面,我都是抱着极大的好奇与兴趣去看的,已经坚持了八年。我知道排斥没有用,仅仅是排斥,从中能得到什么?当然如果你觉得花半小时看《新闻联播》是浪费时间,是你个人的选择,看凤凰网还是《新闻联播》,这是个人自由。

但我说的是北大学子,得合理安排时间,《新闻联播》、《人民日报》也得去了解。别以为人家是一成不变的,这八年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管是版面安排,还是写稿人的的意识形态。不要总关注他写什么,必须得关注他是怎么写的;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发展逻辑,我是这么认为。

普通的农民工、失业者、出租车司机,不关注无所谓。但是北大的学生,作为中国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精英,哪怕只占1%,也需要思考以上的那些问题。五四之际,我们北大的学子该做什么?是该好好反思。如果是我,我会很惭愧,我相信北大的学子都有自尊心,你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容易地考上了最高学府,彻底忘记那些根本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part04中国的逻辑就是自以为是、双重标准、受害者意识

凤凰网资讯:“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是你从《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悟出的中国的逻辑。加藤最近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就叫《中国的逻辑》。在这本书中,你看中国问题的视角,跟我们这些站在其中的人是不一样的。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加藤嘉一:有这样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两条逻辑,一条叫逻辑,一条叫中国逻辑。我觉得这是非常浅薄的一种说法,我更希望“逻辑”和所谓的“中国逻辑”之间也产生共同点,有共鸣,不得不产生共鸣。

比如中国年轻人跟外国年轻人,本身是一样的,易伤感、易迷盲、浮躁;比如经济发展,中国觉得过于依靠外需。日本难道不是吗?德国难道不是吗?任何国家都在不断调整中达到平衡。中国如此、日本如此、美国亦如此。

我非常希望中国一方面能够有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而不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逻辑确实是特殊另类的。但既然国际社会已经认可中国是其中一分子,我特别希望中国能慢慢寻求与国际社会共同的语言,不管是官僚、学者,还是农民工。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家很大,国情复杂,跟体制相关的问题也要慢慢改革,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要寻找跟国际社会共同的语言。比如说减排问题,一方面称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又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没法减排;比如google退出中国市场,不只是google惨痛,中国政府也很惨痛;比如中国企业在非洲,向地方行贿,在中国国内是可以的,但放到国际社会,很多事情是行不通的。

归根结底,中国的逻辑有它特殊的一部分,你有你的逻辑,但也得培养跟国际社会相配合的逻辑。

凤凰网资讯: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中国的逻辑是什么?

加藤嘉一:从一个海外人的视角来看,首先,中国人的逻辑有很多自以为是的成分,包括价值观、发展模式、年轻人生活状态等,都有很多自以为是的成分。

其次,非常明显的双重标准。中国人一方面很包容,但也有非常排外的一面,一方面自以为是,一方面持双重标准,价值观缺失,总觉得西方不了解中国。比如说到减排,中国会说美国不好好减排,我们为什么要减排?再比如日本人当年侵略中国,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援助日本?这种是非常跨越式的思维方式,我认为这就是双重标准。

再者,有很强的受害者意识。尤其在国际交往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整个中国社会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不仅仅针对日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都是要占中国的便宜、瓜分中国的市场。我不知道这种受害意识从何而来。

这种受害者意识何从何去?中国人的双重标准何从何去?中国人的自以为是何从何去?当然这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必然问题,但中国将来要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肯定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在整个国际社会当中的位置。

part05中日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摆脱弱国心态

凤凰网资讯:怎么看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可能也有双重标准,一方面有哈日的成分,比如对日本漫画、日本产品的喜欢;另一方面会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和愤怒,你怎么看这种心理?

加藤嘉一:我觉得这种矛盾是真实的。在日本媒体,我不止一次讲过“我们不能够高估人家的哈日情感,也不能高估人家的反日情感”。由于历史原因,毕竟当年发生过战争,(仇恨)是不可避免的,在钓鱼岛事件、靖国神社问题上,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角度去抗议,这是正常的。但有趣的是,它不直接造成中国人抵制日货。

反日与使用日本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两者高度矛盾。2005年反日大游行,我就在队伍中观察,那些老太太、哥们一方面高喊抵制日货、反对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抵制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他们却拿着日本的相机在拍照。

这其实是中国人看待细节、看待自己的真实写照,认识对方其实就是认识自己,中国人如何观察日本,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其实就是如何认识自己。我觉得日本是最好的镜子,一方面你要包容它,另一方面又要排斥它,但始终在徘徊,摇摆不定。这其实与刚才我说的双重标准、受害者意识、自以为都有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在发展过程中,你还没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日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也是个受害者,很多事情做不好,当然我本人有原因,但很多时候是这个大环境导致的。中国和日本,如果能够在相互交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和日本肯定是绝配的关系,就像我与今天的中国。中国需要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外国的不同的声音,我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虽然不太确定、但前途良好的环境。

凤凰网资讯:日本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的?有类似的矛盾心理吗??

加藤嘉一:日本年轻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是矛盾的。我们能感觉到中国离我们很近,很多商品全都是中国制造,去买饭团,店主可能就是一个姓陈的老板,对这些,我们是不排斥的,毕竟是人与人之间;但考虑到中日关系、中国的体制、中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又觉得很愤怒。一方面不得不接受中国人,不得不接受madeinChina;但另一方面看到崛起中的中国,又很嫉妒很受不了。

所以中日关系的解决,最终还要归结于人性的问题。现在双方都有一种弱国心态,什么叫弱国心态?看到对方发生地震,认为日本要沉没衰落了,很得意很高兴,这就叫弱国心态;同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西藏发生骚乱、圣火传递受挫,很多日本人高兴,这也叫弱国心态。

我们要培养大国心态,应该多看到对方的优点,多表扬对方的优点。何况我们都是东方文化,都爱面子,所以我们打交道还是要讲究一点。

part06日本人清楚:礼让,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还是利益问题

凤凰网资讯:刚刚过去的日本大地震,让很多中国人通过这次大地震重新认识日本,对日本的感情也有一些变化,当然也有很激烈的争论。怎么看这次日本大地震之后,中国人对日本情感上的变化?

加藤嘉一:这种情感最合理、最健全的是什么?该批评的好好批评,该赞扬的好好赞扬,该接受的好好接受,该学习的好好学习,这才是一个健全的对外认知。我相信通过这次日本大地震,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在逐渐走向健全、合理的方向。这次大地震对于中日关系是福大于祸。中国人也看到了我们怎么搞防灾教育、怎么培养稳定和谐的国民性和秩序,这都是值得中国人去观察的。

作为一个观察中日关系的人,从撞船事件到此次日本大危机,两国关系的这种回暖是一个互相学习、进步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我们变成友好国家,友好只是个结果而不是目的。

除了政治上平和、尊重人,人们也真的有阅读习惯。我们可以调查一下,人均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人去图书馆借书?大学为城市的文化传递做了多少贡献?这些方面我们真的做得不够,与其每年拿多钱搞社科基金,不如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造福国家国民的事情。

凤凰网资讯:这次还有一点不同,更多是从民间自发的学习、并不断纠正的过程,逐渐超越历史、超越国家、上升到人性本身。

加藤嘉一:人性在高处,灾害是无国界的。中国这几年也不断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尤其这次核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学习,政府要意识到这一点。

那民间,看到日本的老百姓、小孩子镇定而克制地应对,在人性上,中国人和日本人产生了共鸣,对两国关系可持续发展来讲,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情,超越了体制,超越了历史的渊源,最终上升到人性这一点,我相信这才是普世价值。哭的时候好好哭,笑的时候好好笑,不用语言、互相看着就可以。

那民间,看到日本的老百姓、小孩子镇定而克制地应对,在人性上,中国人和日本人产生了共鸣,对两国关系可持续发展来讲,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情,超越了体制,超越了历史的渊源,最终上升到人性这一点,我相信这才是普世价值。哭的时候好好哭,笑的时候好好笑,不用语言、互相看着就可以。

凤凰网资讯:日本人在灾后所表现出的镇定与秩序,是怎么来的?

加藤嘉一:一方面是教育,我们从小接受防灾教育。。

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大家认为妥协、让步是一个利益问题。今天中国上地铁、买东西,大家觉得让步是吃亏的,因此不要让步,为进而进。但在日本是为进而退,为了达到目的,先退一步。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终于意识到,礼让,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还是利益问题,这种社会氛围很重要。

part07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青年如何对待当前社会

凤凰网资讯:你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思考过?

加藤嘉一:当然,每天地考。

我认为未来十到十五年,也就是2020到2035年是很关键的。现在,自上而下的力量正在削弱,这是健康的表现,政府不可能永远都高高在上;另一方面民间自下而上的力量正在崛起。自上而下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力量,两者的距离在不断缩小,甚至正在碰撞。

不要以为只有老百姓是没有安全感的,其实政府官员更没有安全感,所以才去控制,以控制的方式去实现其安全感,就是维稳。

不要以为只有老百姓是没有安全感的,其实政府官员更没有安全感,所以才去控制,以控制的方式去实现其安全感,就是维稳。对政府来说,维稳是很必然的。但不要忘了两点,第一,维稳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第二,这种局面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总要软着陆。因此,中国政府,在感受到持续的民间压力下,需要主动去改变,而不是迫于民间的力量被动的改变。

假设2025年是中国政府需要主动改变制度的关键点,那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有没有一个有魄力、有社会责任感、能够站在历史的长度去看待问题的人。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政策需要怎么调整?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吸收西方的民主?如何实现自身的法治?这些都是技术问题。重要的是如何抓住这个时机,而抓住这个契机是由人来判断的。

到那时,今天的80后,我们的同学、同龄人,正是中流砥柱。因此,在五四这样的时刻,有必要强调青年的责任,今天的青年对国家的未来、对社会环境、对制度瓶颈有什么样的思考,非常重要。从现在,就需要有这样的意识,在买房、结婚、生子的同时,不要忘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看今天的青年一代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行动来对待当前这个社会。

part08回应“间谍”质疑:有不同的声音才正常

凤凰网资讯:你说自己是为中国卖命,在中国的这几年,你自己可能也有体会,不少人对你也有另一种不同的声音,认为你来中国可能另有其他目的。

加藤嘉一:我目的就是促进中国的发展(笑)。

凤凰网资讯:对这部分声音,怎么看?

加藤嘉一:这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对的评价,什么样的都有,这是健全的。

我们要告别一种声音。我的存在、我的观点、我的一些表达能够引起五花八门的争议、争论,这是我所希望的。有人说是“间谍”,没有问题;有人说是“拍中国马屁的”,可以;有人说是“为了他未来的国家利益而争夺利益的”,都可以。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交锋,没有问题。但是我不反驳,我是忍耐,我希望自己就是忍者,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做法,我以自己的行动去反馈。

我有信念,我还是抱着一种正义感,我相信现在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正确的。只要你意识到这一点,好好去做、去冲、去拼。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也相信过程的力量,不管结果如何,先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其他的让历史去说。

让我欣慰的一点,中国很多长辈,媒体界、政界、学界,都对我非常关心,不仅是对我的表扬,也有对我的批评,希望我能够更健康,我非常幸福。

凤凰网资讯:比如说朱峰老师,虽然是你的导师,认为你确实很刻苦、善于思考,但也毫不避讳地称你“爱吹牛,企心太大”。

加藤嘉一:他对我有肯定,有批评,也有警惕,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导师。如果我的导师对我只有一个声音,那这是不对的。打我都可以,毕竟年轻人容易失控,容易情绪化。

凤凰网资讯:还记得在南京,一个同龄人对你说过这样的话,看到你这么出色,作为同龄人,很惭愧。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中国的8年,收获了不少光环,当然你背后付出了常人没有的努力。如此年轻,收获这么多光环,会不会觉得太顺了?

加藤嘉一:这是中国的进步,能够让我这样一个外国人说话,给我一个发表言论的平台,这本身是一个中国的进步。二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能出《中国的逻辑》、《新周刊》能将“时代骑士奖”授予一个外国人,这是时代的变化,中国的进步。

我特别希望中国的读者,包括我的长辈,把我当做一个观察中国发展维度的一个指标而已,我从来没有高估自己的东西,我不过是比较关心中国问题,一个来自民间、来自草根的观察者而已。我希望自己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面合格的镜子。

part09人生准则: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

凤凰网资讯:你给人的感觉一直是精力旺盛。刚才一直在想,是什么在支撑你?从上大学到现在,每天应该都安排得很满,在东京和北京之间来回穿梭,同时做很多事情。刚才谈到信念,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加藤嘉一:我从来不感冒,我知道怎么管自己,要跑步。跑步对我来讲很重要,跟呼吸一样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的状态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好的,我对过去所做的事情还比较自豪,对现在所做的事情和未来即将做的事情,还有一定的自信。我现在活得很自由,所以没有什么,我从来不通宵,觉是好好睡的。可能就是爱好少了一点,我作为男人,可能挺无聊的。

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喜欢的、值得做的,就好好去做。人生就是跟马拉松一样,肯定有曲折,有快有慢。现在这几年有可能是比较快的,从未来角度看,也可能这段时间是慢的,这些事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还是要顺势而为。

凤凰网资讯:而你从初中开始就有一个理想——去联合国工作。这个理想还在坚持吗?对自己以后的人生有怎样的规划?从政还是其他?

加藤嘉一:去联合国工作,没有放弃。对现在的我来说,这还是比较现实的方向。但我已经把去联合国工作看作是一个过程,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环节而已,人还是会成长的。

我明确的目标,从政也好,学者也好,记者也好,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重要的是怎么去表达你的人性,怎么去表达你的思想,怎么去表达你的生命。某一阶段,我可能是个媒体人、学者、从政,要看形势。

对我而言,我的人生目标主要有三点:第一,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这是我的人生准则。第二,永远不会停止跑步和思考,跑步和思考是一样的,边跑边想,这是我的快乐。第三,如果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是最好。

这三点最重要,剩下的都是技术问题,无论是从政、当学者还是当记者。只是表现的形式而已,关键是如何去表达你的信念,如何去表达你的性格,如何去分享你的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从政对我来说,比较适合表达我的东西,那我会去选择,但它是个阶段性的选择。我这个人很惨,我的东西很不被理解。作为媒体人,可能觉得我要从政很爽,但我不希望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复杂就是复杂。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哪怕永远不被理解,只要这是你的人生就可以。。

真理往往是察觉不到的,我的很多痛苦,我的很多无奈,我觉得没必要被周围、被社会察觉、理解,只要自己明白就好。

凤凰网资讯:过好每一天。

加藤嘉一:珍惜每一刻,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如此简单,很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