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刀刀法视频:对话“遣唐使”加藤嘉一

《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日)加藤嘉一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25.00元。

　　严格、自虐的“牺牲控”

　　“你能看出来我是个日本人吗？”加藤嘉一认真地看着南都记者。

　　不能。26岁，瘦高、大眼睛的加藤嘉一，外貌特征与一个中国普通80后青年并无不同。更牛的是他的普通话，除了偶尔带一点北京口音外，比很多来自方言区的中国人还标准。

　　“有人说我长得像浙江人，这是件好事。”加藤很得意，他的长相和熟练的中文为他的采访提供了便利。今年春节他去了一趟东莞，在那里他采访农民工、厂长，调查劳工荒问题，许多受访对象都没有发现他是个外国人。

　　作为一名不供职于任何媒体的媒体人，加藤常自费做调查。长跑运动员出身的他，曾用两个多月时间在中朝边境步行1000多公里，观察那里人们的生存状况。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现代版的遣唐使。”加藤说。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加藤说，他是抱着这种心情来了解中国的。今天日本的市场与中国高度联系，“如果中国市场崩溃，那日本市场也得崩溃。”

　　2003年，加藤嘉一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来到北京大学，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开始了北京生活。7年后反观过去，加藤认为自己是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做了合适的事情。“如果我来的地方不是北京，那肯定没有现在的自己。如果我来中国来早了，也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发表言论的机会。”

　　加藤曾经差点成为国家专业运动员，至今他仍保持着每天早上长跑15公里的习惯。生活上他对自己有一种近乎于自虐的严格，是“牺牲控”：“我来中国之后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把自己累得一塌糊涂，才会觉得我在好好地生活。”工作之外，加藤的生活极其简单。“我每天就是吃土豆、豆腐、鸡蛋，一个月不超过500块。房租可能会贵一些。尽量不打车，多坐地铁和公交，这样可以了解老百姓的生活。”

　　他始终和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较劲：“理想中的加藤可以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高效率地完成现在我做的所有事情。但我现在还没做到，依然紧绷着自己，太辛苦。我的状态不对，但又不知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运动员出身的加藤一直在强调状态，“做任何事情，状态决定成败。”

　　对于将来，加藤希望自己40岁时可以从政，做政治家。“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觉得比较符合的职业，我从小就觉得我应该领导别人。即使将来我的人生因此被否定，我也接受，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渴望和梦想的一条人生道路，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只和理想中的自己比较。”

　　年轻的“中国通”

　　加藤最近出版的《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是献给癌症晚期的父亲的书。他想让父亲知道自己这么多年都在做些什么。书的前半部分如同一部励志的自传，加藤勇敢写下了他艰辛的童年、窘迫的家庭，以及他如何来到中国、如何学习中文、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

　　因为父亲生意破产，加藤的童年是在被黑社会追债到处搬家、5岁下田劳动、13岁当送报童的艰难中度过的。“我是一个日本社会的缩影，我特别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中国的年轻人，告诉中国的家长和老师，让现在迷茫、浮躁、困惑中的年轻人通过这本书了解日本的普通家庭。这本书更多的意义在于励志。”

　　书的后半部分是加藤敏锐的观察和评论文章。在这里，他非常不客气，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北大学生只关心个人前途，缺乏社会意识和精英意识；老师和学生各忙各的前途、职称，严重缺乏交流；大学的行政化气息浓重，官僚味十足。“这是一个北大人对自己的大学爱之深、责之切的言论。”

　　因为搞不清楚到底需要办多少手续，盖多少个章，加藤至今没有拿到北大的硕士文凭证书。“如果北大不解决目前大学行政化、师生关系变异这一核心的问题，恐怕会阻碍自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加藤也非常坦白地指出中国普通民众缺乏公众意识、团队精神、信仰危机等问题。

　　“我知道很多读者特别想问‘你到底是喜欢中国还是讨厌中国’。但是我对中国的立场永远是不远不近。”加藤说，不能离她太远，也不能爱上她，“爱上了就看不到了。”

　　加藤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每天写一到两篇中文评论。评论的内容从日本鸠山首相下台到中国足球的问题，无所不有。去年他一共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看天下》等中文媒体发表了200多篇文章，看了300多本书，同时接受包括凤凰卫视和央视在内的中国各家电视台300多次采访。现在加藤在为十多家中国媒体写专栏。最近的一篇是写朝鲜足球队员郑大世的。郑大世是他在日本时就认识的朋友，加藤将郑大世写成一个“牺牲控”，并由此分析在日朝鲜人的生存状况。

　　加藤说，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今天大多数日本人仍对中国抱着深刻的仰慕、向往之情。加藤和他的同胞，从小学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的思想、历史和人物，比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中国是我们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邻邦，它太大，太深奥了。”

　　加藤俨然成了一个年轻的“中国通”。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访华时都接见了他，并向他咨询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许雯

　　我一直是奔跑的状态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描述你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加藤嘉一：早上四点钟起来，沉思一个小时，想象这一天我该怎么过。然后是跑步15公里，洗澡，吃东西。之后上网看两个小时国内外的新闻。然后出去活动，包括采访与被采访。然后回来写作，我一般在早上写专栏，晚上写书。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有三件事是每天必做的：跑步，看《人民日报》，看《新闻联播》。我的中文是从看《人民日报》学起的，不是看它写什么，而是看它怎么写。

　　南都：每个月写25篇专栏，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你会感到困难么？

　　加藤嘉一：写专栏要有素材，素材比观点重要。我的素材主要来自于平时的生活、读书、读人。平时我要给高中生上日语课，我也经常采访别人，和别人聊天。所以真正写作的时间是很短的，但积累素材却需要很长时间。生活是动态的，所以我一直是奔跑的状态。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停下来。应该要有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有一个沉淀的过程。但我现在做不到。我怕一旦停下来，会失去很多东西。

　　南都：你写专栏，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读者群体？

　　加藤嘉一：我很重视影响两个群体：一个是中南海，一个是高中生。一些领导部门对我的文章经常有反馈，他们有时会征求我对一些事的意见。第二个我想影响高中生，主要通过《看天下》的专栏。高中生、大学生是未来的后备军，我想给他们带来不同的视角，知道外国人是这样看中国的。还有通过FT中文网的专栏，影响精英分子。

　　对中国永远“不离不近”

　　南都：你在新书里谈到中国左右派争论的问题，你怎样定位你的立场？

　　加藤嘉一：比如世界杯日本队输给巴拉圭以后，我首先给网易写了点评，又给FT中文网和新京报写了专栏，之后给环球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的媒体，按业内人士的观点来看是水火不容，但我都不排除。我在书里说了，那是愚蠢的左右之争。

　　日本经常有人说我是亲华的，中国有人说我是派来的间谍，我经常夹在其中，但这是很正常的。我在这里发表言论，也在日本媒体发表言论。我完全是作为独立的个人去说话，就事论事，是什么就是什么。

　　南都：就像韩寒说的，没有立场，只有对错。

　　加藤嘉一：我的立场就是说我所想的，这是我的唯一立场。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很多读者觉得我说的不够尖锐，太暧昧、太温和了，跟我的性格一样。很多愤青特别想听对错是非，但我认为最本质的东西永远在灰色圈里，不能够以黑白来判断的灰色圈。

　　比如我对中国的立场永远是不离不近。太近了看不到，太远了也看不到。在庞大的中国面前，我不把自己看做当事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说话，可能更客观一些。

　　南都：你的文章会被要求修改么？

　　加藤嘉一：去年我接受了318次采访，主要是电视采访。编导会提前告诉我，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不能说。我是可以被否定的，但你要告诉我理由。那我就学到了，了解中国不同的部门之间怎么互相作用、影响的，然后在不断的洞察中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促进中国的健康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利益是毫无怀疑的，中国越稳定，日本越能够从中获利。我是在中国关注度很高的外国人，我的表现如何，直接影响中国怎样接受外国人的声音，所以我还是很有使命感的。

　　中日都缺乏真正的精英

　　南都：在新书里，你谈中国的一些问题很坦白，也很尖锐。

　　加藤嘉一：是的，比如书中说到北大，批评得一塌糊涂。也写到北大的行政化问题。其实中国的很多问题领导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只是不知道从何做起，又或者他们知道如何解决，但又有种种原因不好动。有一些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好说的，我希望让我来说，我是日本人，有些话不好说，但有些话是好说的。在促进中国的开放度中，中国人和外国人需要互补，共同努力去做。可惜现在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很少，比如大山、朱利安，他们更多的是娱乐，让老百姓高兴。但我不一样，我更多的是发表言论。不管日本人或哪个国家的人，我特别希望他们能把看法说给中国人听，它必须是尖锐的，否则没有存在的意义。

　　南都：你在书中说中国的大学生缺乏精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那日本的同龄人是怎样的？

　　加藤嘉一：在我看来，两国都缺乏真正的精英，他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法和社会产生互动的。比如北大被选拔上来的应该是精英，但是你找工作、出国留学有没有想过你已经是人才了，社会需要你？当你找工作的时候，去中国人民银行还是高盛集团，有没有考虑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评估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才，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这样态度的人才是精英，而不仅仅是个人赚大钱。如果真的是对自己有很高要求的人，我不相信他是完全生活在个人的层面上。

　　南都：有人说你是日本的韩寒？

　　加藤嘉一：有，但我不承认。我很欣赏韩寒，他的每一篇博客我都会细读。他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中国有像韩寒这样一种年轻人，是值得自豪的。我对郭敬明没有任何感觉。

　　很多人说韩寒是明星，我更多的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我们都对现存的环境，现存的教育体系说不，去走另一条路。当然我和他文风不一样，他比我更锋利，在这方面我比他成熟。

　　韩寒身上包含着多重身份，这也跟我很相似。我相信韩寒单靠外表成不了第一，单靠赛车手成不了第一，但是这种种加起来之后他是唯一的。我加藤嘉一写作不是第一，长相不是第一，运动不是第一，但这些加起来之后我相信我至少做到了唯一。在这个意义上，我和韩寒个性塑造以及对于共性的应对方式，我和他是相同的。

　　南都：你说日本出不了韩寒。

　　加藤嘉一：对，日本社会是一个不接受异类的社会，日本是根据年龄和资历，你年轻有为没有用，必须到一定的年龄才有话语权，年轻的时候是要闭嘴的。但在中国，非常突出的人是可以成为一种鼓励年轻人的偶像。我在日本也有知名度，但我在日本发挥的自由度肯定没有在中国大。

　　南都：你怎么看日本的80后和中国的80后。

　　加藤嘉一：日本不存在80后这个称呼，因为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应该说中国的80后是很优秀的，他们思维很开放，能力很强。但他们受到社会转型和多种文化的冲击，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出生为了上学，上学为了找工作，好好工作为了养老，但你的人生在哪里？

　　所有中国80后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家长的傲慢与偏见，对自己的傲慢和对外人的偏见。比如说大学刚毕业住蜗居有什么不好，香港日本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把它变成问题呢？年轻人应该自己选择，用自己的双腿走下去，但家长总有这样那样的期望。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我不认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也不认为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但他们受到太多 来 自 家长、舆论和老师的压力。我真的很希望中国的80后、90后活得更自在一点，如果他们不受到那些干扰，能走得更好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