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铭牌:毛泽东与蒋介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8:05:26
毛泽东与蒋介石

    他们的出身都属中间阶层

    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泽东的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他们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他们小时候都颇具反抗心理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有很大的差异。

    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纪录片中,蒋介石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

    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总要接见外宾,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因为他不愿意被种种的规矩所干扰,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觉得很屈辱的事情——毛泽东1958年在游泳池边“训导”他。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另一个例子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

毛泽东和蒋介石鲜为人知的遗愿 我要推荐本帖 收藏 楼主


  各付心思待统一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

  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香港轰动。92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章士钊,承负着毛、周两位巨人的巨大期待,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在殷夫人家,儿女陪侍在侧,周恩来安排的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等小心护卫着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宝贵生命。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风烛残月,7月1日,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出了多少人生的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的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给毛、周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蒋介石晚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历史的遗嘱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这张民族悲喜图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宋氏兄妹的离情别泪。国共分合的悲喜演化了宋家亲情半个多世纪的离合。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逝世,姐妹三人唯有身边的霭龄出席葬礼。美龄因怕中“中共统战圈套”而中途返回,庆龄因一时包不到专机作罢。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廖承志将其病情电告其在海外的亲属,特别是唯一在世的至亲——在美国的美龄,邀请她前来北京。姐妹见面是庆龄最大的心愿,但美龄保持着沉默。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她在台湾的亲属包括蒋经国及生前好友发出邀请公告、电报,但台湾当局拒绝收受,并诬蔑此为“统战阴谋”。

  其实,真正属于蒋介石的遗嘱该是死前所言: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蒋介石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暂安放于桃园县慈湖行馆内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内。这里因非常像故乡溪口,蒋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宫,名之曰慈湖。固执的蒋也只能在这里梦回故里,“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1976年1月国共风云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泽东也了解蒋介石,为蒋所深深赏识,为毛泽东所深深倚重的周恩来与世长辞。逝前已经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见的最后一个人是调查部长罗青长,了解对台湾工作情况。面对罗青长,总理未能把心中的话说完,便再度昏迷过去。邓颖超最了解丈夫的心愿,她把周恩来的骨灰盒先陈放在台湾厅一夜,后遵其遗嘱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

  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月8日,逝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有关大陆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他拿着这份电报昏迷过去,再也未醒来。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邓小平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的几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