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门玻璃升降发出异响:六十年来党群关系的发展及

六十年来党群关系的发展及挑战
“四个基本判断”
    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党群关系发展的具体背景，笔者有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为“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后三十年为“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第二个判断，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虽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执掌权力的方式都没有脱离“革命党”的思维，所以尽管拥有执政党的身份，但却仍然是“革命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自1949年拥有执政党身份以来第一次真正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政党转型阶段。
    第三个判断，改革开放是从政党转型开始的，政党转型推动了社会转型。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而新阶段又对执政党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群关系实践在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互动背景下不断发展。
    第四个判断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群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若处理不及时或不当则可能变成政治问题。基于这个判断，思考党群关系问题除了借助于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外，也必须借助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
    “五个基本特征”
    从政党转型的角度看，六十年党群关系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革命党思维的时期和执政党思维的时期，分别对应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党群关系各有特点。
    革命党强调阶级基础，执政党既要求巩固阶级基础，也要求扩大群众基础。改革开放前，由于以阶级为标准进行社会分层，革命群众主要有工人、农民、解放军等，不包括城乡之间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身份，他们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党群关系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随着利益的分化以及在利益异质化基础上开始形成阶层分化，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有10个阶层，也有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群体划分为12个阶层。随着利益分化、阶层分化，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也进入了“多元化”时期。所以，如果说革命党强调阶级基础，执政党时期既要求巩固阶级基础，也要扩大群众基础。
    革命党的组织具有扁平化特征，便于深入群众；执政党的组织具有科层化特点，容易脱离群众。作为革命党，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更看重平等的革命价值以及从现实斗争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经验，所以党的组织更加扁平化，使其反应灵活、决策迅速、容易生存于群众之中。一个受革命党思维影响的党，即使在其执政以后，仍将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打破”事实上的科层化，遏止官僚主义，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而在确立执政党思维以后，制度建设将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其中科层化是制度建设的主要方向。在科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而这是隔离党群关系的重要原因。
    革命党强调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化、理想化；执政党具有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现实化倾向。意识形态的理想化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而革命浪漫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强烈的意识形态理想化色彩。意识形态的理性化主要表现意识形态服从于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强调建立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确立了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革命党强调“斗争”哲学；而执政党则强调“和谐”哲学。“斗争”的哲学是革命党的生存哲学，所以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扩大和提高斗争”的思维惯性依旧延续，甚至发展到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反复批评“无冲突论”、“消极平衡论”、“三和一少论”等。就这样，一步一步把中国推向“横扫一切”、“天下大乱”、“大乱求大治”的“文化大革命”。而作为执政党，必须回归和谐的社会主义本质，建立党群和谐、干群和谐、群众与群众和谐的党群关系新目标。正如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的：“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革命党时期尤其强调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可以高于法律；在执政党时期，党纪必须服从于国法。革命党生存斗争的经历使其更容易强调权威与纪律，一个纪律严密的党才会有战斗力，一个纪律严密的党也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转向执政党以后，随着党的十五大“依法治国”目标的提出，要求我们既要强调党的纪律，也要使党的纪律服从于国家法律。
    “几条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们党在党群关系实践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也形成众多好经验，我认为以下几条经验尤其值得总结。
    第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善于团结关键群体一直是我们战胜困难，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法宝。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团结关键群体一直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积极支持和引导流动人群（如盐农、城市流浪工人、乡村会党人员），团结广大底层群众，这是我们在革命时期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体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也是我们党经常依靠的对象。当前，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努力寻找关键社会群体依然是我们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基本做法。
    第二，党的群众工作不仅包括党和群众的互动，也包括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从党的历史看，我们之所以能始终获得人民群众支持，一个重要的经验在于我们植根于群众之中，在群众之中获取力量。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既发动群众支持党的工作，也发动群众彼此团结、互助、互爱、互信，善于发挥社会力量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第三，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提高并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六十年的正、反经验还表明，一个执政党能否有效地推动经济迅速发展，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落后的生产生活面貌是这个党能否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动力。十年“文革”，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人民群众始终支持党的坚实基础。
    第四，善于做“情绪疏导”或“情绪管理”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有两样东西在我国增长最快，一是经济增长，二是人们的欲望增长。一般说来经济增长会慢于人们欲望的增长。于是，一旦人民群众欲望受挫，就会产生大量的民众情绪问题。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做人民群众的“情绪疏导”或“情绪管理”的工作。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多年群众工作探索出来的好经验：一是我们党有从事“情绪疏导”的优良传统，比如，计划经济时代各单位政工干部的主要职责是抓本单位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就是抓“情绪疏导”的工作；二是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要培养人们正确的劳动观，遏止人们不正当、不合时宜的欲望。
    第五，遏止官僚主义，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六十年来，我国党始终在寻求一条遏止官僚主义、拉近党群关系的道路。比如改革开放前，通过群众运动遏止官僚主义，拉近党群距离。改革开放后，我们在走向理性的科层制的同时也在寻找“超越科层制”的新办法，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基层调研、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电子政务、网络问政、县乡两级干部进村进社区、领导干部“大接访”、干部与群众“一对一帮扶”和“结对子”、建立党内关爱与帮扶机制等等。
    第六，严格的纪律是党吸引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一个党是否能严以律己是这个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世界许多大党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作风涣散、腐败成风、官僚陋习盛行、官僚主义蔓延。我们党执政六十年的经验表明，通过严格的纪律树立良好的党风始终是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不竭动源。
    第七，通过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善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群关系也是这样，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党群关系才会得到根本改善。
    “主要挑战”
    党群关系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党自身的转型，二是社会转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
    在政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党的组织的科层化发展，腐败与少数干部的不良作风是对党群关系的挑战。
    在社会转型方面，国内一些社会学家判断，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的中国社会，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社会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型走向积聚型；二是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仍处于生活必需品时代，而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步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三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融于全球化的进程。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对党群关系形成了若干挑战。
    第一，当前的社会阶层分化提出了执政党如何代表这些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的问题。
    第二，三大特征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的加剧，出现了贫富对立、社会断裂等现象，执政党如何代表并综合这些彼此对立的利益诉求？
    第三，当前社会流动中出现了两种新趋势：一是中国公民的流动超越国界，代表海外公民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也被纳入了党群关系的视野；二是国内开始出现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新趋势将给执政党认同带来新的风险。
    第四，在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有遭受境外势力“意识形态攻击”的威胁。因而如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五，信息化对党群关系的挑战。在信息化背景下，人民群众受参与成本降低的影响而政治参与热情大增，出现了信息化背景下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称为“数字国家”现象。在这个背景下，执政党如何回应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一个新课题。
    第六，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党群关系的结构。改革开放前，党通过人民团体分别联系一部分群众。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2002年的统计，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已经达到1712个，全国社团总数大约在13万个上下，另外还有民办非企业单位11万个左右。在联系群众的功能上，执政党与民间组织具有相同的目标。民间组织既属于“群众”的一部分，也分别联系着一些“群众”，所以如何处理好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是党群关系的新内容。(祝灵君)
用协商民主的方法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段话表明了我们党高度重视民主因素在处理好党群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在微观场域（如社区、事业单位、村庄、乡镇、企业、社会组织等）借鉴并使用各种民主手段与技术，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协商民主就是这样一种技术手段。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界出现一种自称为“新”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赞成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协商民主的核心是通过参与、协商实现个体偏好的改变，而自由民主或选举民主却只是偏好的表达和聚集；协商民主更容易实现公民之间的妥协，而选举民主却难以达成此目标。关于协商民主，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或理性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约翰·S·德雷泽克(John·S· Dryzek)认为，协商民主体现在三个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与法院系统；各种形式的公民论坛；发生在公共领域的由政治积极分子、媒体、政治评论家、知识分子、社会运动、普通公民等发起的在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中的对话与讨论（参见陈剩勇、何包钢主编：《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协商民主理论出现后，很快在中国大陆学界风靡一时，被许多人称为民主的新范式。依笔者对协商民主的发源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实地观察，协商民主更像是一种现代民主技术，它依托于发达的公民社会土壤和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入，利用公民论坛等载体，倡导或修正各种公共议题或公共政策，从而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广泛合作的局面。
    协商民主有严格的程序的要求，在英国、加拿大、澳洲、美国等国家各种协商民主的背后，都有知识分子或公民组织的身影。为了避免在协商中出现精英操纵的可能性，协商民主要求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法来挑选听众，从而使有各种偏好的民众都有机会参与协商，这是协商程序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训练主持人，主持人必须保持公正、公平，不能设计和操纵议题，不能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影响听众；第三步是信息公开。在协商活动之前，必须由有关方提供大量的信息材料，以克服听众与主办方在相关信息方面不对称的问题；第四步是在协商结束前和协商结束后分别进行两次问卷调查，以追踪、比较协商的效果，观察公众参加协商前、后对某议题态度的差异，从而发现新的政策源。
    在我国，可以用协商民主的手段，在微观场域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当前，党群关系总体上是好的，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积极改善党群关系，如强调依靠民主与法治手段来改善党群关系；通过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来改善党群关系；通过扩大群众基础、巩固阶级基础的办法来巩固党群关系；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陋习的方法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通过正确引领各种社会组织实现党与社会组织的和谐相处，等等。但是，改善党群关系不应该也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思维、口号、目标，而应该在微观领域建立一种制度环境，让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渠道表达，表达后有实际效果，从而在机制上保证党群关系的改善。因而，可以严格按照协商民主的相关程序，在微观领域建立一种党内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制度环境，真正实现普通党员或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最终培养出人民的公民意识。
    2005年4月，浙江温岭市泽国镇搞了一次协商民主的实验，把泽国镇本年三十个城镇建设项目作为民主恳谈会的内容（参见蒋招华、何包钢：“协商民主恳谈：参与式重大公共事项的决策机制”，《学习时报》，第308期）。会前，镇党委做了四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在全镇十二万人口中以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选取了275名代表，代表不同的利益需求；第二，把专家提供的三十个项目的说明材料于会前十五天送达给275名代表阅读；第三，会前十五天将决策听证的时间、内容、程序通过可宣传的途径向全镇民众宣传；第四，设计了关于三十个项目的调查问卷，并排成顺序，用可量化的标准让全体代表先对各个项目的重要程度逐个评分。在正式的恳谈会前，由镇党委主持，召开了预备会议，把275名代表以随机方式分成十六个小组进行讨论，由十六名经过培训的中学教师充当主持人，他们不受任何政府的主导意见影响，每个小组把本组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带到大会上集中交流。正式恳谈会上，有十二位专家坐到大会上倾听每个小组提出的疑虑。经过充分的大会交流，再把275名代表分成十六个小组继续讨论。内容方法跟第一次讨论一样，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之上又进行大会集中发言。整个恳谈会上只有专家来与民意代表进行交流。恳谈会结束前、后，分别对275名代表发放两次完全相同的调查问卷，由代表对这三十个项目的重要程度进行逐个评价。然后组织方把两次调查问卷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处理，得出了对三十个项目从重要到不重要的排列顺序。
    通过实验，当地干部和群众发现这是一种有效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形式。此后，一旦有重大问题出现，他们就会用协商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泽国镇自2005年首次运用协商民主的方法后，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正面评价（包括信任度）不断提高，如在随机抽样到的275名代表中，有70%的人认为政府会贯彻协商民意测验的结果。2006年泽国镇再次使用该方法，有80%的人认为政府会尊重民意，执行其结果，比去05年增加了10%。这个10% ，就是协商民主产生的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增值（何包钢：“地方协商民主制度会持续发展吗？”，《学习时报》，第358期）。
    泽国案例生动表明，严格按照科学程序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进行对话协商，不仅可以解决执政党政策产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以解决政策执行的效率问题。因为，人民群众感受最深、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本场域的公共生活或公共政策，这些都是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协商比民主选举对基层群众更为重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协商民主是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的有效方式。(祝灵君) 
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营造更加和谐的党群关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只有党群关系和谐，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只有党群关系和谐，才能理顺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部门和行业、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等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凝聚全民族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而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则需要深入分析群众工作遇到的新问题，然后从解决问题入手，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包括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群众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而组织发动群众的任务更加艰巨、群众对各级干部的满意度总体较好而对干部的期望值和要求更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特点、规律，从中找出更加合理的办法来加强这项工作。
    一、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特点 　　
    总的看，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群众工作趋向多样化。一是工作对象多样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广泛出现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城乡贫困人口等困难群体，群众工作的对象、类型呈现多样化。二是反映问题多样化。当前群众集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既有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企业改制、就业保障等问题，也有安全生产、干部作风、分配不公、民族宗教、历史遗留等多层面、多领域的问题。基层自治管理中引发的矛盾、公共突发性事件等也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新热点。这些问题又往往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程度增加，处置难度大，稍有不慎就会使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使个别问题、局部问题变成影响全局的问题。三是利益需求多样化。群众的需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单一化趋向多样化、从普遍化趋向差异化，党和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统筹群众工作。四是工作手段多样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必须广泛发动人大、政府、政协、群众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把当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有机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工作，形成党领导群众工作的合力。     
    矛盾纠纷趋向复杂化。一是直接利益冲突和间接利益冲突并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一方面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群众的要求无法及时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沟通、诉求机制还不健全，民意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和释放。同时也存在大量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潜在参与者，往往是少数不法分子违法犯罪与一些群众无目的参与相互交织，一旦产生诱因，往往会出现众多的围观、起哄甚至挑衅者，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二是合理诉求和不合理诉求并存。从实际情况看，群众反映的问题，有的是由于初次信访重视不够，该解决的没有及时解决。但也有个别人，抱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态，对于通过法律渠道能够正常解决的事情，动不动就越级访、重复访和集体访。三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并存。当前的矛盾以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主，但也出现了一些对抗性矛盾的苗头和倾向。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人民内部矛盾，竭力挑拨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危害极大。     
    矛盾形成原因趋向多样化。一是由决策失误带来的。有的地方在执行政策、形成决策的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措施、办法脱离实际。这不仅造成经济、政治损失，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二是由处置失当带来的。有的干部对群众的生产生活不熟悉、不了解，与群众的联系不紧密，把握不了群众的思想动向，工作方法简单，处理矛盾纠纷不够及时。有的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具体执行公务中，考虑社会效果不够，工作不深不细，作风简单粗暴，等等。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矛盾激化，成为影响稳定的隐患。三是由渠道失畅带来的。当前，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用各种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建议，不论在数量上、程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广度上，都呈上升趋势。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拓宽利益表达诉求渠道，但渠道狭窄乃至缺失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四是由心理失衡带来的。一些群众对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思想准备不足，不能站在全局、长远的角度理性地看问题，容易出现心理失衡和认识偏差，产生怨气，引发不满。如贫富差距拉大，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增加，等等。     
    二、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一般规律     
    要做好当前的群众工作，关键是要深入研究群众工作的内在规律，切实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不仅要为群众办好事，而且要把好事办好，努力营造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不管有什么新途径，有哪些新办法，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是第一位的。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保持好的党群关系的根本前提。多少年来我们所形成的党群之间的血肉关系，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局面，可以说都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结果。在党的历史上，党群关系好的时候，一定是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扎实的时候。而某些时期党群关系受到损害，重要的原因是群众路线坚持得不好。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确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过去，党依靠它不断取得胜利，今后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要坚持它、发扬它、依靠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是在新形势下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自觉性、凝聚和激励广大群众共同前进的思想基础。现在，少数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有的方法简单、作风粗暴；有的盲目决策，给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上还是政治立场出了偏差，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历史已经表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工作思路，进一步增强群众工作的自觉性。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维护和发展群众根本利益。对人民群众来说，利益问题是非常敏感、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通常以此为标准来决定对政党的选择。所以，密切党群关系，必须从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调整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关系，这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根本途径，也是最有效、最普遍的群众工作。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突出促进公平与正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确立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的基本观点。它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群众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一切发展都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要求制定任何经济社会指标、上任何项目既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受益，又要以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为前提；任何发展都应充分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都应统筹兼顾人民群众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都要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发展决策正确与否、发展成效好坏的根本尺度。     
    必须坚持发展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紧密相随，都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从更深层次对党群关系产生更具根本性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更要求我们必须走好民主这条新路。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哪些地方注意维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尊重群众的意愿，那里的干群关系就融洽，局势就稳定；反之，哪些地方干部作风不民主，随意剥夺群众的民主权利，那里的干群关系就紧张。另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切实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通过党的引导，最终实现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理想境界，这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具体体现，是解决党群干群隔阂的根本途径。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不仅要继承和坚持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更应该自觉按照民主执政的基本要求，学会通过发扬民主的方式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党的十七大提出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做群众工作最基本、量直接的工作方法，也是提高干部做群众工作能力的根本方向。     
    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用优良的作风取信于民。党风关乎党的形象，优良的党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群众看一个党，既要看这个党的思想理论特别是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更要看党的每一个成员在群众中如何表现。因为作风既是党的政治形象和道德形象的反映，又与群众的利益和权利直接相关，并且党员和干部的作风是群众每时每刻都看在眼里的。党员作风好，群众就信赖和拥护党；反之，就会疏远甚至抛弃党。历史事实表明，只要保持优良的作风，即使政治路线出现一时的失误，人民的切身利益遭到暂时的损害，人民群众也能够理解党、支持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紧紧围绕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这一重点，从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入手，沉下身去深入基层，破解难题，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在具体生动的实践活动中锤炼党性、转变作风，在深入群众中感悟自身思想作风中的差距，在问计于民中接受群众路线的再教育，在为民办实事中增强宗旨意识，更好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更好地实践党的宗旨观念，更好地实践科学发展观。     
    三、以人为本，做深做细做实群众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和要求，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拓展和深化。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首要的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善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对群众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提出的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要求，出现的违法现象，不能放任自流。越是矛盾突出，越是问题复杂，越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一要把党和政府的声音直接传递给千家万户。要深入进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教育，开展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形势，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切实把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二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学会运用正确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人的思想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纠纷。比如，对先富裕起来的群体，要教育他们坚持勤劳致富、合法致富，致富不忘国家，不忘社会责任；对困难群体，要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振奋精神，自立自强。要搞好普法宣传，让广大群众掌握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不断提高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三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弘扬社会正气、凝聚力量。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大力宣传社会公德，弘扬社会正气，树文明新风，切实把广大群众引导到自我管理、发展致富上来，增强推动发展的合力。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根本要求是一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自觉把党的群众工作体现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具体行动中，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实事好事中感受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一要始终关注民生。抓住民生中的关键问题，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对稳定群众情绪、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时刻关注群众的感受，注意从源头抓起，注意从小事抓起，注意从日常工作抓起，及时解决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二要多干得民心的实事。既要持之以恒地多办群众得实惠的事，多安排群众得实惠的“民心工程”，也要多办、常办一些虽然不大、但与群众息息相关的贴心小事。三要关心困难群体。困难群体虽然在人数上占的比重不大，但他们的困难与多数群众特别是较富群体的生活水平形成明显反差，政治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不解决好这部分人的困难，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把困难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把困难群众的呼声当作工作的第一信号，不断完善对贫困群众的救助制度，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核心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是我们群众工作的优势和潜力所在。组织起来就是出路，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一是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组织发动群众。要引导群众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组织发动群众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不仅是说给他们听，更要带着他们干。二是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中组织发动群众。各级干部要克服轻视群众、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意识，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三是在发扬民主中组织发动群众。要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探索和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管理模式，采用群众乐于接受、愿意参与的方式，凝聚人心，团结力量。     
    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关键是畅通群众民意表达渠道。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工作上依靠群众，努力使群众的意愿得到反映、群众的智慧得到集中，为推进各项工作赢得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一是建立健全群众民意渠道畅通机制。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开展信访公开接待日、领导接待日、变上访为下访等一系列活动，取得较好实效。今后，还要进一步健全机制，真正让群众有苦能诉、有理能讲、有话能说。二是加强民意调查研究。重点围绕如何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如何解决贫困群众就医难、上学难、养老难等实际问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群众在想什么、急在哪里、难在何处，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三是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凡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采取听证会、公示公告、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体现群众意志。（天津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
加强作风建设要重视解决的几个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一重要论断，使我们对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从党执政的角度来研究党的作风建设，必须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一、党的作风建设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体现在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这是作风建设的核心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决定政党执政和政权存在的关键是民心所向。执政党必须以优良的作风去最大程度地争取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赢得民心。因此，作风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我们党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从理论上讲，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是，在执政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定的社会角色，使自己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可能。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虽然有各种具体原因，但深入分析，都能发现与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作风有关，都能够从作风上找到根源。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就是要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领导干部的作风不好，党的宗旨、性质就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党的形象必然受到影响，长此以往，人民就会不信任党，社会就会动荡，党和国家就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因此，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作风建设要“坚持不懈地抓”，因为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同时，要及时解决一定时期党同人民群众关系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又要“坚定不移地抓”。增强群众观念，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加强作风建设要把握住的核心问题。
    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把握好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统一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取决于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强调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个根本问题，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党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在实践中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党要代表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在维护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同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如果不帮助群众解决一些最直接、最具体的现实问题，群众就不会相信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实现。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党委和政府，应高度重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和统一。从这样一个视角研究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显而易见，作风建设既要强调领导干部个体的作风，更重要的在于党委和政府整体的作风，这就要求作风建设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进言之，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上，不能仅仅着眼于干部个体行为的提升，更重要的要着眼于党委和政府整体优良作风的养成，党委、政府要更多地研究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权益的政策、措施，更多地研究在公共服务上怎样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更多地研究作为一级党委、政府在代表群众长远利益和解决群众具体问题上应该有怎样的作为。
    在现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始终围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来展开。党委政府不仅要在思想上形成共识，而且实践中要一以贯之。地方党委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在排序上，第一位的必须始终是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离开发展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我们就不可能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因此，地方党委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工作排序决不能错位，抓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始终是党委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作风建设只有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抓出实效。
    三、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正确把握对干部的时代性要求和层次性要求
    与时俱进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基本品格，党的作风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要求。过去，一些同志注重作风建设的历史性要求，却往往忽略了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相应的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以及制定切合实际的行为规范，使一些党员干部难以得到有效约束。此外，有的同志习惯于就作风抓作风，在作风建设的要求和标准上创新不够。比如，忽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对作风的不同要求。还有一些同志抓作风建设，有时在理念上、思路上存在“理想化”倾向，往往一提作风问题，总希望在短期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其结果往往是，大问题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又触及不到，作风建设往往难以落实，缺乏实效。世界观、理想信念等问题是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现实的、具体的。党员干部对党的最高纲领的认同，要具体体现在其对党的最低纲领的忠实践行上。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是否正确，具体表现在他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一言一行上。我们应当从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入手，由表及里来触及和解决。同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不同，作风建设的任务和要求也应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要根据具体条件和要求集中精力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层次不同，既使相同层次的干部，其工作范围和特点也不一样。因此，对不同的层次和类别的干部应当有不同的要求，不宜在内容上一张“药方”、在方法上一个模式、在要求上一个标准，而应当根据对象的差别，坚持分类指导，既要解决共性问题，又要解决个性问题，从而增强作风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对党的领导机关和中高级干部，在作风建设上必须有更严格的要求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体现着党的形象，人民群众也更多地通过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作风来判断党的作风和形象的好坏。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队伍中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不良作风，在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程度不同地存在，影响着党的形象，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因此，作风建设要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良好作风本身就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抓作风建设，对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更高的标准，更严格的要求。只有他们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才能做到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把中央关于作风建设的要求落到实处。
    五、以什么样的作风选人，选什么样作风的人，对党的作风建设有重要导向作用
    在党风建设中，组织部门的作风建设非常重要。组织部门作风最重要的是选人作风，以好的作风选人，才能选出作风好的人。我们必须着重在改进选人作风上下功夫。改进选人作风，一方面要坚决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同时要用好的制度来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就要求我们按照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评体系和方法去选人。应当看到，领导个人选人也能选出优秀的人才，但由于受到个人思路和视野的局限，也很可能埋没一些人才。群众评价干部也许在一定条件下会或多或少地关注干部的某些方面，但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和较长时期里，群众对干部的评价总体上是趋向客观的。以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重要的就是以群众公认的标准和方式选人，选群众公认的人。因此，在组织工作中落实中央、省委提出的作风建设的要求，重要的是解决“用好的作风选人”的问题，解决“以群众公认”选人的问题。
    此外，加强作风建设，还要在整体上建立健全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和长效机制。作风建设注重从思想建设入手，这是我们党的优势和传统，我们要继续坚持。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建立健全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制度规范是作风建设的保障，它能防止不好风气的产生、保证好作风的传承。制度规范又是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它告诉我们提倡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制止什么。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必须着眼于根本和长远，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长效机制建设，注重用制度规范去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去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去巩固和发展作风建设的成果。（魏 宏/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四渡赤水出奇兵 “奇”在哪里？
 展开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复杂的一段行军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长征组歌中有一句人们所熟知的歌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本人也把四渡赤水称为平生得意之笔。此战到底“奇”在什么地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红军为何要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原计划北渡长江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为实现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也为摆脱从四面包围而来的敌军，于1935年1月20日撤离遵义，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27日，红军向土城镇前进时，毛泽东提议利用有利地形歼灭追敌川军一个师，但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激战数小时未能解决敌人。看到战斗形成僵局，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领导人研究认为，应迅速撤出战斗保存实力，遂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想从那里寻机渡江。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推翻其统治，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其战斗力也超出预想。
    二渡赤水主动消灭敌人
    鉴于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提议再渡赤水回师遵义。他认为，要利用敌人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铜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王家烈8个团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
    此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周浑元部后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但在茅台附近的鲁班场进攻周浑元部未能得手，毛泽东和军委便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再次向西渡过赤水河，以便把敌军调向西面再图南进。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为调动敌军，红军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未遇拦阻便迅速进至金沙江边，以几条小船从容渡江，就此把国民党军甩在后面。
情报工作帮了大忙
    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十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外，还得益于红军的情报工作。
    长征期间，红军在情报搜集方面总体上占据上风，特别是能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码。当时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对于红军的动向，蒋介石主要靠飞机侦察，很容易判断失误。这种敌在明处、我在暗处的有利态势，使毛泽东在指挥上游刃有余，能够做出及时而正确的决策。
    用兵之奇在于敌变我变灵活机动
    四渡赤水之战，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由周恩来、王稼祥等协助）下进行的，中央红军在敌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自如，虽未能实现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但取得了遵义大捷，并最终摆脱了追敌。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军与敌周旋时虽然走了不少弯路，部队相当疲劳，但敌人几十万大军被红军拖来拖去，更是疲惫不堪。此种用兵之法，也正是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战略战术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善于总结经验，及时修正认识。在战争历史上，“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战争指挥者的认识总有种种局限，需要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用兵如神”只能是文艺作品中的描绘。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能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军事上的失误，目的是引以为戒，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也是通过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使自己的指挥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徐焰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从湘江之战看“左”倾路线危害
自从湘江之战负伤掉队，江西籍的刘八连便改名为毛八连，留在了广西兴安县湘江的边上，至今已７２载。
    “死的人那个多啊，满江都是。”从当年１９岁的红军战士到今天９１岁的老农，提起那场血战，老人还心有余悸。
    血战湘江，与后来的西路军蒙难和皖南事变，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
    正如长征专家所指出的，湘江之战，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也预示着遵义会议的曙光即将到来。
    血洒湘江，本可避免的悲剧
    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色大军，一路打打走走，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时，已成疲惫之师。
    这时，中央红军的长征已４０多天。
    “长长的队伍望也望不到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连走到哪儿都不清楚。”
    回忆长征最初的岁月，毛八连老人一脸茫然。当初的他并不知道,这样的行军和战斗还有多久,更不会想到，他正在接近的，竟是自己长征的终点——湘江。
    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中央红军的突围意图，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凭借湘江天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总数２５个师超过３０万的国民党军队，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布下了一个绝杀之阵。
    “光我们兴安境内几十里的湘江地段，就盖了１４０多个碉堡。”居住在湘江边脚山铺的王寅修老人回忆说。
    本来，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应乘敌军调整部署之际，利用湘南守敌比较薄弱，而我党在该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条件，在湘南地区打几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力争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地位。
    就像他之前提出过的所有正确建议一样，这条建议毫无例外地被掌握着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人拒绝了。
    大军依然按着原定路线一步步向前推进。
    “即使如此，红军也并不是毫无机会。”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国民党各部队间貌合神离，担心红军夺取桂林的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曾一度令其主力由湘江边的全州、兴安一线退至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红军。１１月２２日下午，广西全州至兴安之间６０公里的湘江防线几乎已无敌人。
    湘江天险的大门向红军敞开了。但红军并没有马上抓住这一机会。
    “直到１１月２７日，我们才从界首渡过湘江。一过江，就与广西军阀夏威的部队遭遇了。”当时的红２师４团红军战士唐进新，就是第一批渡过湘江的红军之一。
    一场遭遇战，拉开了湘江血战的序幕。唐进新和战友还没来得及感受初战胜利的喜悦，新的命令又来了：连夜赶赴６０里外的脚山铺，和５团共同阻击向南攻击的敌人，掩护主力通过湘江。
    “那天很冷，满地是霜。”７２年的沧桑岁月，并没有抹去唐进新对那一天的刻骨回忆，“我们顺着桂黄公路赶到脚山铺，发现５团已在公路以东占领阵地，于是，我们迅速占领公路两侧的阵地。”
    在唐进新他们最初渡江的界首至他们目前正在固守的脚山铺之间长达６０里的湘江上，有４处浅滩可以徒涉。
    聂荣臻生前回忆：红４团夺取界首渡口时，军委纵队到最近的渡江点仅１６０多里地，如轻装疾行，一天即可到达。然而，带着从中央苏区搬出来的所有“坛坛罐罐”的军委纵队竟整整走了４天多。
    稍纵即逝的战机，就这样延误了。
    血洒湘江，生命创造了奇迹
    湘江，成了关乎中央红军命运的绝地。
    “整整一天，我们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伤亡很大。”９１岁的唐进新说，参加红军以来，他从没见过像那天那么密集的炮击。
    激战到３０日，红１师１团赶来增援。
    “我们连打了几天仗，又星夜赶来，有的人站在阵地上就睡着了。”刘惟治老人，当时是红１团青年训练班的战士。
    没有时间构筑阵地，刘惟治和战友们仓促投入战斗。“敌人排成方队冲锋，倒下一排，后面的接着冲，像是不怕死一样！”
    战至下午，阵地上的人几乎少了一半。
    “前沿的几个山头因为阵地上的人全部阵亡，被敌人占了。”一直在阵地上传达命令的唐进新看到，连团政委杨成武也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膝。
    激战中，红５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让蜂拥而来的敌人活捉，他掏出枪给自己补了一枪……
    光华铺——湘江之战的另一处主阵地，彭德怀指挥着３军团进行着同样的血战。
    曾在光华铺坚守了３天的张震将军回忆，仅１０团一个团，就挡住了敌人１个师又１个团的兵力。战斗最激烈的３０日，团长沈述清牺牲，几个小时后，继任团长杜宗美也牺牲了……
    “湘江战役后，我们１００多个人的连队，只剩下３０多个人。”９１岁的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
    红军将士以惊人的牺牲精神，以一当十，奇迹般地保护了军委纵队安全过江。徐占权说，当时，投入战争的红军和国民党部队接近５０万人，敌我兵力之比为５：１。
    血洒湘江，引发了长征将士们的反思
    “红星纵队”接近湘江，“红星纵队”开始渡江，“红星纵队”正在渡江……不断传到阵地上的战报，提醒着红军指战员继续战斗。
    “红星纵队”，是中央领导所在的军委野战纵队。
    １２月１日，战斗进入关键阶段。红军１２个师中，只有４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西岸的８个师，随时面临被围歼的危险。
    “凌晨３点左右，一条命令传到了阵地上。”今年９０岁的刘惟治还记得命令中那几句话：“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向着火线上去。”
    这一天留给刘惟治的记忆，是一次又一次异常残酷的白刃战。
    这些质朴的红军战士，并不知道自己肩上挑的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但红军战士的本能，使他们在前所未有的压力前，选择了勇敢地战斗。
    惊心动魄的场景，同样发生在刘八连渡江的凤凰嘴渡口。在过江前的一次战斗中，刘八连不幸被弹片击断右肋。“我不想掉队，自己慢慢地走到了江边。”
    在江边，刘八连看到了一幕空前惨烈的场景：“几十架飞机不停地轰炸，炸完了就飞得低低的，用机枪扫射。两岸和江中密密的全是人。”
    忍着剧痛的刘八连捂着伤口，幸运地走到了江对岸。
    倒在岸边的刘八连被当地群众救起。从此改名毛八连，留在当地为农。至今，老人未回过江西赣县的老家。
    太多的红军没有刘八连那么好的运气。
    掩护主力的５军团３４师、３军团１８团被敌人阻断在了湘江西岸，大部分阵亡。红３４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这位年仅２９岁的红军师长最后的选择是，从伤口处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那次仗打完后，我们老百姓都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曾在战斗中为红军送饭送水的王寅修，目睹了战斗的惨烈进程。“我们趁着敌人忙着追红军，把在公路边牺牲的易荡平政委的遗体给埋了。”
    ９０岁的王寅修至今还时常去为牺牲在村口的烈士扫墓。
    湘江之战，是红军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这一战后，出发时８．６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到３万。
    徐占权研究员说，身为党的最高负责人的博古自知责任重大，竟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聂荣臻看到后对他说：“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面对一批批倒在征程上的战友，越来越多的红军将士呼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一个半月后，他们的呼唤变成了现实——随着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掌红军指挥权，中国革命迎来了它关键性的转折点。
    那支机动灵活、不可战胜的红军又回来了！（完）　 --资料链接--
    四渡赤水战役
    
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所专供解放军报　　
    作战时间：1935年1月19日至3月31日
    作战地区：贵州省和四川省交界地区
    参战部队：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8个师，湘军3个师，滇军3个旅，川军12个旅，桂军3个师，黔军3个师
    作战经过：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从遵义一带向川南开进。1月28日，在习水西南的土城地区受阻，遂于29日从元厚场、土城地区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准备北渡长江。2月2日，蒋介石急调重兵在川黔滇3省交界地区进行围堵。红军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于2月11日突然东进，18日至21日，从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发起遵义战役，击溃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之后，红军转兵西进，于3月16日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时，蒋介石急令其各路“追剿”军追击堵截。当敌重兵逼近川南时，红军又折而东进，于3月21日至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向南急进，3月31日南渡乌江，将数十万敌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