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泽东评王稼祥：老干部只讲过很难得

核心提示：1972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王稼祥同志的一段很长的评价。我仅记得大意，其中有：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

王稼祥（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王震纪念馆，作者：王震，原题：《忆念稼祥同志》，本文出自《人民日报》1984年04月04日第5版

我和稼祥同志第一次会面，是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我和袁德生同志率湘赣苏区代表团参加大会，被分配住红军总政治部。那时，稼样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大会上被选为军委副主席。这之前，我就听到过稼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位具有马列主义渊博知识和理论素养的有才干的领导人，对他很是仰慕。我放下背包，安顿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便去见稼祥同志。

稼祥同志高瘦的个子，外表看去，有些严肃。其实，他是个外表严肃而内心温和的人。我们完全不象初次见面，无拘无束，推心置腹地交谈着。他详细询问了我们湘赣苏区的红军发展、苏维埃政权建设、军民关系以及对红军家属的优待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接着，稼祥同志又谈到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道理。他说，我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敌人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对农村控制则比较薄弱。另外，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而全国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所以，我国革命不能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稼祥同志的这番议论，实质上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发的。稼祥同志精于我军的政治工作，他在建立、健全红军政治工作机构，制订政治工作规章制度方面，费了不少心血，有着卓越的建树。我们湘赣边区当时就收到稼祥同志主持的总政治部制订编发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团政治委员须知》、《连政治指导员工作须知》等条例，另外还有战士文化读本、政治读本等教材。这次谈话中，稼祥同志也谈到了如何加强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红军指战员除了学习军事外，还要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只有让红军官兵进一步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就能大大增强红军的战斗力。稼祥同志娓娓而谈，使我获得不少教益。我惊讶他的学识的渊博，折服他的思想的敏锐，敬佩他的见解的深邃。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鼓励说，你们湘赣红军的成份，主要是粤汉铁路和汉冶萍公司的工人、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战士以及经历过土地革命的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祝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此后，战事繁忙，我们又不在同一个根据地，我们间的直接接触就很少了。任弼时同志到达湘赣苏区后，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那时我任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任弼时同志对稼祥同志十分熟悉，他给我谈起稼祥同志的很多情况。1934年底，我们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后，我又从熟知稼祥同志的关向应同志以及夏曦、李朴同志那里知道了稼祥同志的不少情况，从而对稼祥同志的品质、修养、作风、为人等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日趋加深，对稼祥同志也就更加敬佩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稼祥同志去苏联治病，到1938年8月才返回延安。那时，我在抗日前线。1939年9月，我们三五九旅奉命回到陕甘宁边区。这时，我经常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王稼祥主任请示汇报工作。这样，我和稼祥同志的接触便又多起来了。

稼祥同志长我两岁，工作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但日常交往上，完全是兄弟式的同志关系。他俨然象个兄长，关怀着部属的生活、身体等情况。一次，我到他所住的王家坪汇报工作，当他知道我胃肠有“故障”后，便急忙问我大便是什么颜色？我说黑色。他的夫人、延安边区医院大夫朱仲丽同志说，可能是隐血，并当即给我检查，稼祥同志知道我爱吃辣椒。问我是不是还在吃？我说还在吃。他和朱仲丽同志再三叮咛我说。“不能再吃了，等胃肠好了再吃。”他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并拿出他自己吃的烤馒头片让我吃，说这象饼干一样，有助胃肠的消化。他还嘱咐我说：“你回去后也烤一些。”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他问我吃没吃烤馒头片？我说没吃。他严肃地说：“你不要满不在乎，闹成溃疡，胃肠大出血就危险了！”从馒头片这个小事例可以看出，稼祥同志作为我党我军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对同志的关心、爱护是很周到的。

稼祥同志更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关心爱护同志。在延安那时期，他多次鼓励我要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安排我们去听王学文、何思敬和理论界其他著名人士讲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他还对我说，要下工夫多读点书。胡耀邦同志（当时在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就很注意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肯下工夫钻研问题。稼祥同志这些嘱咐，使我在学习方面不敢懈怠。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陕甘宁边区，我们一面整风，一面御敌，又开展大生产运动，尽管时间紧，任务繁重，但也确实读了一些书。当然，这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做的，但与稼祥同志的鼓励、督促也是分不开的。

稼祥同志给我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说谦虚谨慎、绝不诿过炫功的高贵品质了。从遵义会议到坑日战争时期，稼祥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显著。这期间，他参与了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为中央起草过一些重要文件，写了一些重要论著，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同他的频繁交往中，他从不提起这些贡献，反而常讲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如他常讲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教训。关于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在遵义会议上，毅然决然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决裂，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功绩以及在遵义会议后，他作为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全党全军最高领导的情节，他从未给我谈起过一句。这些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讲起时，我才始知。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稼祥同志就遭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迫害，但毛主席对稼祥同志一直是保护的。林彪叛逃死亡后，稼祥同志被召回京。我便同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商量说，毛主席多次赞扬过稼祥同志，中央应该分配稼祥同志的工作。他们十分赞同。接着，我就去看望稼祥同志，并劝他给毛主席写封信，汇报一下思想情况。稼祥同志很快把信写好了，在信中又一次检讨到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身不安”。这封信是由我转呈毛主席的。1972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王稼祥同志的一段很长的评价。我仅记得大意，其中有：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同志），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毛主席还批示让稼祥同志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总理办。稼祥同志可以出来工作啦，我一方面为稼祥同志高兴，一方面为稼祥同志不诿过炫功的高贵品质而深深感动和由衷敬佩。我先委托廖承志同志，以后我也到稼祥同志的住所向稼祥同志讲了毛主席对他的这一评价。稼祥同志听了毛主席的这一公正评价，也极为感动。

王稼祥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尽力尽责的一生。稼祥同志虽离我们已有十年之久，但他的崇高品德、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忆念的、学习的、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