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mp3什么牌子比较好:揭秘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 - 战史风云 - 华声论坛

揭秘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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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0-12-10 09:56


　　来源：搜狐社区
　　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都是早期比后期高，私有制社会、也就是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出现之后，妻子就沦为了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生儿育女、家务劳动的工具。由于日本人崇尚母性，所以妻子在丈夫的面前既要做好妻子的角色，还要满足丈夫的性欲，同时还要像对待孩子一样疼爱丈夫。很多有两个孩子的日本母亲都会说她其实有三个孩子，丈夫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日本的文化提倡的是妻子对丈夫、女人对男人必须绝对服从，为了对方可以牺牲一切，他们的这种观念比古代中国的“妻为夫纲”还要强烈得多。

　　另外，日本人还十分讲究孝道，他们认为父母的地位要高于妻子。8世纪的时候，孝谦女皇曾经下令每个家庭必备“孝经”，所有的学生必须熟记在心，孝顺成为了日本人最基本、最崇高的道德标准，这种情感和效忠天皇是一样的。一直到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风潮传入日本之后，孝道才逐渐开始减弱。

　　日本如今流行男女援助，结婚的男人开始去外面找性伙伴，因为他们对妓女已经厌倦，而且还容易得病。不过找情人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找个临时的女学生不仅年轻，又不需要花费很多钱，更没有后顾之忧。这些女孩主要陪男人吃饭、旅游、聊天，也有去旅馆开房的。

　　日本的男人，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都十分讲道义，他们即使有了情人也不会抛弃和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他们心里明白，情人要的是他们的钱，不会付出真感情，所以他们是不会拿出大笔的钱给情人的，如果情人谈到了价钱，男人就会提出分手。

　　日本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很多妻子都会时不时的让丈夫去发泄一下。如果她们看到丈夫太忙太累，回到家又十分无聊，她们就会建议丈夫出去玩玩。丈夫自然明白这是让他们去酒吧之类的地方，心情随之愉快起来，于是家庭幸福也就得到了保障。日本的妻子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她们十分有信心，清楚婚外的鬼混是不能拆散自己家庭的，而且即便不支持也不可能控制丈夫不出去鬼混，何不大方一点。

　　人们都喜欢按照自身的形象塑造神，日本人也是一样。早期的日本神话和神都不是日本原产的，很多都可能是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不过日本人很快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了改造。

　　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日本的各岛、众神都是伊邪那美生出来的，在生火神的时候生殖器也被烧坏了。后来伊邪那美用自己的呕吐物、粪便和尿，分别生出金神、土神和水神，然后就死去了，消失在冥府中。伊邪那美伤心欲绝的哥哥兼丈夫追随她来到了阴间，不仅发生了各种矛盾冲突，同时还生下了天照大神。

　　历代天皇在日本的神话中，都被说成是天照大御神的后裔，是伊邪那美女神的子孙。除了天照大御神之外，日本早期也出现过一些女王，其中还有女天皇。例如在《三国志》中“魏志倭人传”曾经记载，邪马台国的统治者卑弥呼是个女性，卑弥呼的后继者也是一位女性。另外，推古天皇、皇极天皇(后来的齐明天皇)、持统天皇同样也是女性。这些女性当时并没有因为性别而受到歧视和限制，不仅如此，女王的政绩都是十分惊人的。

　　古代的日本女性热情、开放、富有行动力，她们的自由和开放程度和中国的女子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日本女性的自由生活，却因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而受到了影响。农耕生活在普及之后，出现了土地的私有制度、劳力争夺的情况，所以男性在体力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他们逐渐取得了主导权力，最终出现了男权社会。

　　公元7世纪中叶进行的“大化革新”，对于日本女性来说就是一个噩梦。“大化革新”是唐化运动，当时日本开始大量的输入中国的各种制度，例如以户为单位，每户都由嫡长男继承户主地位，而这个户主负责管理整个家族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决定子女的婚姻。女子只能服从户主，也就是父兄、丈夫的命令，没有任何自主权力。

　　另外，由于受到中国传入的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开始觉得女性有“五障”，分别是烦恼障、业障、生障、法障、所知障。这种思想就是中国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再版，女性必须要服从男性，没有任何质疑。另外，日本人觉得即便女子修行也很难信道成佛。中国封建文化中的“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七出”全都被日本学习，于是日本女性彻底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日本女性人格上的沦陷和失去自由的情况，从外界对她们的称呼中也能够发现。例如《源氏物语》的著名作家紫式部这个名字，是综合《源氏物语》的女主角“紫”以及作家的父亲藤原为时的官名“式部丞”得出的，而她的真名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宫中女官的称呼，基本上都是取自她们的父亲或者是丈夫的官名。居家的女性，例如《晴蛉日记》的作者就会被别人称为藤原伦宁之女，或是藤原兼家之妻、藤原道冈之母。《更级日记》的作者则被称为管原孝标之女。日本这种情况和古代中国女子把父亲的姓和丈夫的姓当作名字的情况是一样的。

　　性文化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由开放走向禁锢的过程，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古代的日本也有对女性进行性禁锢和性压迫的情况，《女大学》虽然是18世纪才出版的用来教育、熏陶女性修身处世的书，但是书的内容却是古代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各种规范。书中共有19条，前5条是阐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和理念，后16条则是论述为妻之道。另外还有“三从四德”等教诲，书中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翻版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当时日本在接触过中国的文化之后，觉得终于找到了可以教育女性的教材，于是就开始模仿和照搬，中国的文化就变成了古代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寸金莲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历史上只有中国才有，日本人是崇尚自然的，他们觉得给女子缠足是十分奇怪的行为。在古代的日本，虽然也有一些贞女殉节的事情发生，不过对于日本的女性来说，堕落和毁灭是无法接受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是，日本的“大化革新”开始时间是公元7世纪中叶，中国当时正是盛唐时期，对女性的控制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形成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女性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一直到11世纪的宋朝中期，才出现了贞节牌坊、缠足等愈演愈烈地压迫妇女，实行性禁锢的行为。可见日本很早就把中国的文化中压制、禁锢女性的做法带入了日本社会。随着这种意识的发展，日本也没有变得像中国那样极端，这或许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渗透、冲突、糅合造成的结果。

　　古代日本很多人都觉得女性是有原罪的，而她们的这种原罪不能被轻易的饶恕。女性作为母性女神受到人们的崇拜，同时又被当作魔鬼被人惧怕。一旦女性母亲一面的面具被撕去，就会有一个可怕的幽灵出现。古代的中国也有“女人是祸水”、性是污秽不洁之物等等思想，不过没有日本人的那样强烈和明确，更没有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情绪。

　　日本人这种矛盾的思想在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的原始神话中就有所体现。当伊邪那美生下火神死去之后，她伤心欲绝的哥哥兼丈夫追随着她来到了阴间。伊邪那美神恳求他不要看自己可怕的样子，但是伊邪那歧神还是忍不住看了她一眼，当伊邪那歧看到妻子腐烂的身上爬满了蛆之后，他不由得叫道：“我闯进了一个多么丑恶、肮脏的世界!”

　　女性的身体在日本人的眼里是一个污染的根源，《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在书中把女人赤裸的身体描写成“可怕得令人难忘”，这样的观念在中国是很少出现的。但是矛盾的是，裸体在日本又并没有被描写的那么可怕，很多公共场所男女会同浴，对这样的情况日本人反倒不觉得奇怪。日本也有粗俗的脱衣舞厅存在，生意十分火爆。日本的海关也会雇用一些男学生和年老的妇女做临时工，涂去或刮去在进口的印刷品里发现的阴毛。日本人对性的既享受又恐惧的心理，还表现在他们把性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女性在这里自然又是最大的罪恶根源。

　　大岛渚的电影《感官世界》，是男人被女性狂热所吞噬的最现代的一个例子。性就是这两个情人在他们密闭的世界中的所有内容。这个女人在一次性高潮的颤抖中，勒死了她的情人，然后把男性的生殖器割了下来，当作对他的最终的占有。这部影片既美丽又阴冷，它所表达的是人们在性问题上，快乐和恐惧交织的矛盾心情，这些都是日本人心理的真实写照。

　　究竟在日本的文化中，什么样的女性才能受到人们的绝对尊敬呢?什么样的美丽才能得到人们的欣赏呢?

　　日本传统的审美观念提倡的是一种人为的、没有个性的美，就是说女性就要像个玩具娃娃一样才能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对象。这种人类玩具娃娃在川端康成的小说《沉睡的美女》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书中讲述一家妓院专门提供价格昂贵的、用安眠药麻醉的年轻姑娘，把这些姑娘送到有钱的老富翁身边，当他们的沉睡伴侣。对于这些有钱的老人来说，能够睡在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身边，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因为姑娘都是被麻醉的，不会醒来，所以他们也不用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另外，他们也可以对着这些姑娘随意幻想。

　　性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就充满了矛盾，在要求女人为男人守贞节的同时，还要求女人成为男人的玩物。古代的中国，贞节牌坊和繁荣昌盛的妓业是共存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到了日本，就用沉睡的玩偶把矛盾融合了。只要麻醉了女性，就可以任人随意玩弄，也因为她被麻醉了所以没有知觉，这样一来就能保住贞节的名义。

　　虽然这些女孩并不喜欢她们的职业，但是她们也不会反抗，因为这是做女儿应该尽到的义务。无论是父母还是她们自己，都不认为卖淫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今后的婚姻，也不会因为曾经在妓院当过娼妓而受到影响。日本甚至有很多人都愿意娶做过妓女的女人，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女人的性技术和知识更为丰富，而且说不定还能从这些女人的手上，得到一笔卖淫积蓄下来的嫁资。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认为儿女是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国的法律制订律令的时候，就把中国法律中的“十恶”中禁止近亲买卖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恶”改成了“八虐”。

　　日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日本买卖儿童和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穷人由于生活所迫，都会把孩子卖掉，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的情况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年贡，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日本贩卖儿女主要的对象还是女儿，在日本的封建社会后期，娼妓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女孩被卖掉之后都会成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这些女孩维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记载显示，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即便如此，被卖掉的女孩也毫无怨言。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日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元勋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废除游廓”，这里的游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妓女是高尚的，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的。

　　当时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买卖少女的行为，其实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日本人表面上说是“出赁”，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依然是买卖，而且很多父母也愿意为了几百元而卖掉女儿。

　　他们和买卖少女的经纪人谈妥之后，经纪人会付给父亲一笔钱，然后把女儿留下。女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靠出卖身体赚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爱之后，女儿都能拿到一些小费，用这些钱就可以逐渐还清这笔债务。不过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除非遇到有钱人，愿意付出一大笔钱把少女从妓院买回家。这对于日本的卖淫女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

　　虽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对以上的现象颇有微词，甚至有些人还提议取缔它，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无所谓。那些喜欢光顾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员还建议应该让妓院更加繁荣，以此带动消费的动力，增加国库的收入。

　　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导致当时的日本人大约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国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明治时代，妓院的繁盛情况不仅没有减弱，甚至还借助“中日甲午战争”而更加兴旺。历史记载显示，在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的军人在一年之内就在人口只有10万的出兵港口广岛，留下了2000多个私生子。

　　明治后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嫖娼的情况也因此更加严重。有人在当时做了一项调查，在吉原游廓的门前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统计一下进入游廓的嫖客人数。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4岁以下的大约有50人左右，14—17岁左右的大约是170人左右，17—24岁的大约500人。当时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嫖妓的经历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样，当时的明治政府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废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色男”。据说平时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艺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艺妓出身。伊藤博文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大正时期没有多久，但是这一时期却将嫖娼业发展到了极致。明治后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相继出现，数量比公娼多出了两倍还多。

　　昭和时期，由于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更令日本的色情业出现了惊人的突破。卖女儿的情况在此时最为严重，“慰安妇”制度也在此时出现。

　　由日本长久以来的娼妓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色情的繁盛和衰败和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日本男人为了主人牺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则为了男人奉献身体。渐渐的，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都成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为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淫，为了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慰安妇奠定了基础。

　　明治时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针对日本经济实力不强、资本积累不够、在国际上影响甚微的情况，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再一次发扬了他们的传统，从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觉得既然为了家庭可以卖身，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甘愿成为日本政府振兴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了海外。

　　据1911年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南洋姐”这个称呼，如果使用中国汉字写的话就是“唐国行”。“唐国行”指的是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那些远离家乡到外国卖身的日本妓女。当时，在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这些日本妓女的籍贯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最多。

　　虽然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现，不过上海、香港、关东地区、南洋地区则是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时的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数大约是700人左右，而这里的设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馆，其余的就是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杂货铺。香港的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03年，俄国在中国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旅顺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当时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而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根据统计显示，关东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占到当时日本人人总数的一半还多。估计当时在满洲各地的5000多个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另外，从上世纪初年以来，妓女就开始聚集到南洋地区，当时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南洋地区经济十分繁荣。日本的妓女到来之后，凭借她们的温柔和美丽很快就成为好色男人们的宠儿。

　　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甘心出卖自己的身体。日本的山崎朋子针对“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创作了一篇纪实作品《望乡》。之后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卖春女的代名词。

　　《望乡》的主角阿崎婆的命运十分悲惨，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比阿崎婆还要凄楚、悲凉。《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关海外妓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惨的命运。

　　有一个18岁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人，在父亲病死3年之后，她的母亲包办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为不想结婚而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到神户之后，她遇到一个男人说要介绍一份好工作给她，于是八木品美就随着这个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后沦为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刚烈的女孩宁死不从。例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对姐妹，姐姐19岁，妹妹17岁，她们一上岸之后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她们决定自杀。一天早上，她们趁着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光着脚跑了出来，寻找自杀的地方。当她们来到海边的大栈桥准备投海自尽时，被人发现。

　　在加藤久胜创作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中，记录了很多开往中国的日本轮船上的事情。

　　人贩子在船上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里。这里无论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里面的温度越高，就好像蒸炉一样。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几个女孩藏在运煤船里，由于人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怀疑，所以不能给女孩送水和食物，这些女孩只能忍饥挨饿。

　　几天之后，由于船室缺水，终于有人打开了煤舱的门，发现了里面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还发现了几个女孩的尸体，她们都咬住水管，满嘴鲜血。在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身上都是抓伤和咬伤。

　　除了煤船上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几个女孩被人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们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水流进了空水槽里。女孩们吓坏了，不断的喊叫，但是没有人听见。水一点一点的漫过了她们的身体，几天之后，船员发现从水管接出来的水有头发和白泡，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臭味。于是，船员去水槽查看，发现由于南方气温高，水槽里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其实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远比当妓女的要幸运，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国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老板对她们随意打骂。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会有人给她们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恶化，全身溃烂，含恨死在异乡。

　　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汇款大约数百万元，而在这些钱中，至少有63万都是来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积累中，充满了妓女的艰辛和痛苦。她们不仅为了家庭和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冈日日新闻》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国》中写道：“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4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突破30万元。”

　　日本著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他创作的《村冈伊平治自传》中，谈到了他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十年在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开设妓院的经历。他说：“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日本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当时日本妓女的卖身钱，对富国强兵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慰安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之后，“慰安妇”的作用就是为了满足日本军人的兽欲，以便提高军人的战斗能力。

　　1904年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专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

　　在战争开始之后，日本军队每到一处便会首先建立兵营以及慰安所。所谓“慰安所”，一般就是用草席围成一个小屋，然后在地上铺一块褥子而已。每当“慰安”的时候，在“慰安所”的门口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日本的士兵为了节省时间都会先把衣服脱掉，由于慰安妇的数量有限，所以军队需要轮换。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军人。

　　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蹂躏的慰安妇，情况十分悲惨。在被称为“色性地狱”的慰安所里，很多慰安妇在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有的被虐杀致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如果稍有不从或是反抗，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她们的乳房、剁她们的手脚，甚至让狼狗把她们一片片撕烂以警告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