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神电影国语:陈丹青：这是一个不再认真的时代 - Qzone日志

      （一）不是很相信真的在读我的书

       从2000年回国到现在，陈丹青出版了《退步集》《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等多种作品，其间，他因辞职事件及公开批评教育现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舆论一时焦点。除了教育，他对城市、影像、传媒等文化领域的诸多现象亦有独到见解和批评。
       2011年1月，陈丹青推出两本新作《笑谈大先生》《归国十年》。前者将鲁迅重新放置回“民国的风景”中，与其说是“还原”了鲁迅，不如说是为一个人、一个时代重新注入灵光。后者是陈丹青的画集，囊括了《归国十年》画展的精华内容，更增添大量图片与文字，可以看到 “油画陈丹青”赫然归来。1月9日下午，陈丹青在首都图书馆作了一次主题为“十年写作”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
       谈起今天的演讲，陈丹青说昨天晚上在准备今天的发言稿，想办法能够说出一点意思来，可是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多少意思，在现场就想到哪说到哪。他谈了到目前为止出的几本作品的相关情况，回忆《纽约琐记》最早1999年交稿，首印是3500册，在书市上，“等到我走到我的摊位的时候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大概几十本书在那里，我看到我旁边有另外五个作家，其中一个女的作家叫皮皮，我一直想扭头看她，她一直没回过头”。
       陈丹青认为自己的写作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他的写作几乎没有一篇是他自己要些的，都是别人给的话题；第二，他怎么会持续些到现在？“我相信就因为被告知我有读者，并不是因为畅销，我并不相信畅销，我的书也算是畅销的，但我不会很高兴，我不是很相信别人真的在读你的书。我会疑问究竟为什么会卖这么多？”

      （二）不跟木心先生讲，也不敢给他看

       木心作品的被发现，跟陈丹青的推荐有很大关系，他回忆自己跟木心先生的交往，“从1983年认识木心先生，他对我的影响很大”。1989到1994年这五年，他们在纽约的这些“盲流画家”，听木心先生给他们讲世界文学史，“我到现在还保留6本笔记”，“说起来可能不信，我这些年持续出书，我不跟木心先生讲，也不敢给他看”。
       当年《退步集》一书出版，引起热烈反响，在陈丹青看来，“之所以有社会影响，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在骂教育体制，我是一个反社会的人。这些年我每年都被叫到各大学讲演，走廊里站满了人，我想我不会发昏到以为我真的这么有魅力。”他认为不是因为艺术，不是因为所谓知识、思想、写作，“仅仅因为我替这些年轻人说话，但是这些说话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不可能改变现状，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
       陈丹青认为鲁迅是个有趣好玩的人，而他自己解读鲁迅本身更是有趣好玩。他说自己会去谈鲁迅问题，真的没有想到过，为什么去谈？“这是我的生存经验，就是一件事情你要去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做不到，或者说你居然做到了，做的怎样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要去做”。
      作为一个出色的写作者，陈丹青分享了他的写作经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起承转合，只知道文章会带你走，而不是我带文章走。” 画画也是如此，但他很少谈绘画，不敢写，“今天这个空间心浮气躁，同时好的一面又多元，我会非常慎重谈这个问题。真实的原因是我怕同行，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同学、老师、晚辈，一块儿喝茶、吃饭、开玩笑，很多问题其实不敢说”。

       （三）远没有说出对前辈的看法

       陈丹青说自己不太敢讲的，稍微一讲就会被围剿，“我远远没有说出我的看法”，“我跟韩寒谈到矛盾巴金的书不好看，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很愿意有一个场合，在一个可能不被围剿的情况下能说出来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们的东西。还不止这几个，是一大片”。
       “我不信任这61年来的所有文字和读物。也不很信任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文本，这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立场、多么强大的知识体系足以让我不相信，而且我相信我跟韩寒一样，我们是凭非常简单的读书人的感觉去面对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文字。”
       他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让自己受益：第一，文革时期，“我没有上过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革命教科书教育，没有太早地被那个话语完全镇压或被改变”；第二，“我长期没有单位，在中央美院三年，那是文革后相对思想解放的三年，放开让大家说话，那种官腔、革命腔、假话相对而言是49年以来比较少的阶段”；第三，跟他很早出国有关系，“我比较早接触到青天白日旗，慢慢发现我自己狼羔子怎么转变成人的状况。到美国以后，至少发现在媒体层面，在生活层面，所有人说话从总统到要反的，都非常简单，让我惊讶”。

      （四）这是一个不再认真的时代

       作为当下有力的文化批评者，陈丹青更被推崇为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对此他说道：“我毕竟原来只是一个画画的人，稀里糊涂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赶紧去看中国还有哪些分子说了什么，看了以后在有些领域说话我就会非常当心，因为这是我不懂的事情，让会让我非常谨慎地面对我自己发言的处境。同时我也倍受鼓舞，在这么荒凉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优秀的文人在那说话”。
       在陈丹青看来，这是一个不再认真的时代，不是大家不想认真，而是一切的一切让你无法认真，无法安静下来，“我们活在越来越不被允许说话，同时也越来越不允许倾听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在大学里面，在所谓知识界、出版界造成的后果是说话和倾听的能力会慢慢退化或者被异化。”“我想自由被长期剥夺的后果就是大家没有觉得那么不自由，或者会对一些非常起码的自由很庆幸。”“恐惧是一个游戏规则，你在这个游戏规则里不能太破这个游戏规则，前提是你自己不要被毁掉，恐惧是生存的一部分。”
       现场有不少读者针对公共领域提出不少问题，陈丹青认为传统文化在外面，“中国文明被认为是没有宗教的，但是让这个文明能够这么延续下来可能也因为它是没有宗教的”。关于教育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现场仍有不少读者提问，其中比较戏剧的一幕是一老者问陈丹青：“如果大家需要你站出来做教育部长的话，您肯不肯放弃您的画家或者写作来担当扭转乾坤的事情，来把中国教育体制扭转一下？”对此，陈丹青回答：“我明确回答就是这位大姐您想得天真了一点，以为一位部长可以改变问题，可以像过去寄希望于清官明君那样，以为一上台就可以改变。”

       （五）我没有理想国，我的终点是殡仪馆

       现场有读者问如何评价姜文的《让子弹飞》？对此，陈丹青也是“不敢讲”，或者说不方便讲，“《非诚勿扰》我觉得非常好，是我见过最成熟的商业片，接近好莱坞水准片。姜文的片我不太好在这个场合说，因为他希望听到我对他片子的评价，我刚才说我比较怕同行，我喜欢听别人批评我，但是怕批评别人，我蛮怕伤到别人”
        80后的话题好似没过去，90后这一拨人又上来。 前一代人说后一代没出息，甚者是“垮掉的一代”，后一代人总说前一代人落伍、过时。对此，陈丹青说：“青春状态我们比80后、90后好，但是他们的人性状态远远超过50、60后。总体来说我非常肯定他们，应该一代比一代摆脱教条，讯息打通以后自身也有非常大的改变。”
        有读者问陈丹青，是否相信我们的未来真的像2012一样毁灭掉？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又是怎样的？对此，陈丹青说  “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是在殡仪馆”，“我没有理想国，我的终点是殡仪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