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角度标注图:叶剑英之女讲述：文革中策划“绑架”彭真

叶剑英之女讲述：文革中策划“绑架”彭真
2011年01月05日10:30书摘周海滨我要评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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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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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 周海滨/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和父亲的“文革”岁月
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叶向真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叶向真亦难抵造反激情，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就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
43年后的12月，凌孜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当时流行把党政各个头头挂牌子，批斗他们，说他们是走资派”。
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
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叶向真回忆说，“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
“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叶向真说到这儿，哈哈大笑说，“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
言语之中，叶向真非常佩服周总理，“只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刚抓起来他们，总理马上就知道了，后半夜就找我们来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文革”被关押4年，父亲担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叶向真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她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叶向真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1970年叶向真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叶向真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叶向真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亲属。“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叶向真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叶向真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叶向真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父亲结束“文革”，我拍《原野》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四人帮’要先动手了，上海民兵发了武器……”凌孜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抓‘四人帮’，他们三人每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剑英身经百战，对秘密工作有丰富经验，因此，他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主席去世，很多人给江青写效忠信。说不定身边很信任的人已经投靠‘四人帮’了。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父亲的部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他要往哪边走动，人们就知道他的倾向了，所以他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两人中间来穿插……”
“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到哪儿去了‘四人帮’也不知道。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的天衣无缝。“父亲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极端严峻形势考验，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凌孜说，她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
“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
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此，“四人帮”终结。
“文革”结束后，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孜说。
而在父亲对凌孜的期许中，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20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凌孜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凌孜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作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信、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人才的专业。
高中时凌孜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我们这一届有好多喜欢文艺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就考上三个，还有北京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20年后，凌孜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原野》是凌孜改编自曹禺1937年创作的同名话剧，是剧作家曹禺1937年创作的作品，与《雷雨》、《日出》并称曹禺早期创作的“三部曲”。
曹禺曾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凌孜在中戏读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与曹禺有过接触。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孜将剧本交予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孜说。
于是凌孜找到自己单位中国新闻社电影部的上级领导，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当时，中国新闻社只拍纪录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将我军，说给你20万够不够”。而当时，拍摄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万元。
凌孜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就给凌孜出个主意：我们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
“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候拍出一组漂亮的镜头，拍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孜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孜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孜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孜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孜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最真挚的友谊。
令吴江没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摄真的只花费了23万，“拍得快，3个月，那时候劳务费就省了一大笔钱，不像现在明星要价高，刘晓庆那时候在单位领的是固定工资”。另外，拍摄条件也艰苦，“住在公社的招待所，被子都不知道什么颜色的，刘晓庆是南方人，她还说，这怎么还有虫虫啊？原来是虱子”。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头一次两岸三地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亚洲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依然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时隔7年之后，《原野》解禁，大量的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凌孜谈起父亲时说，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讲究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叶剑英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20世纪60年代凌孜结婚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时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叶剑英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凌孜想起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20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凌孜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父亲步履蹒跚的样子，凌孜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父亲认真听凌孜说完后没有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叶剑英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原野》之后，凌孜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由于多种原因，凌孜挥别影坛，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的凌孜说：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相比于“文革”时候作为文艺战线的红卫兵领袖，她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到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其中变迁，令人感慨。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现在的凌孜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倡导儒学的普及工作，“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只是平静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