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汇豪国际大酒店:文革中的趣事与遗憾-----大哥讲述的两件文革旧事

文革中的趣事与遗憾-----大哥讲述的两件文革旧事
一息尚存 文革中的趣事与遗憾-----大哥讲述的两件文革旧事
　 　
　 　
年前就与几个哥哥约好，要在正月初四的这一天带着老婆孩子一同去给老舅和老舅妈拜年。两个姐姐知道之后，也要和姐夫带着孩子与我们结伴前去，而且大姐还在正月初一那天给老舅和老舅妈打电话拜年的时候，还把我们将在初四这天到老舅家拜年的这件事告诉了老舅和老舅妈，并且还要求说由于假期只有短短的七天，几个侄子和外甥还要在初四这天到侄媳妇和外甥媳妇的娘家亲属那里拜年，为了给孩子们腾出去拜年的时间，今年就不在老舅家吃饭了。
老舅家住在离我们这里城市六十里远的农村，这个距离现在看起来根本不算远，但在我小的时候，到老舅家去一次可真不容易。下了汽车之后，还得走三十里的山路，因此要几年才能去老舅家一趟。后来通了长途汽车，到老舅家去也就容易了许多。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几个侄子和外甥都买了自用的轿车或是面包车，所以，去老舅家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
初四那天的一早，当我儿子开车拉着我和他妈赶到我父母家那里集合时。几个侄子和外甥也陆续开着车来了，十几辆小车在门口排成了一排，显得很有气势。尤其是大哥家二侄子的陆虎吉普和二侄媳妇的宝马两辆高档车，更是给车队增加了不少的光彩。
二侄子和二侄媳妇是我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干部，二侄子是处级，二侄媳妇是副处级，不仅每人的年薪就有十几万元，而且由于他们那家企业还有个内部规定，处级干部每人每月的车补给两千八百元，副处级每人每月给两千四百元，所以二侄子和二侄媳妇才各自买了一辆车。其实二媳妇的单位离家也就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上下班根本无需用车，而且二侄媳妇也不怎么会开车，买车完全是为了便于得到车补，因此这辆车基本上是处于闲置的状态。于是我那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每当放假回来，都要从他二嫂那把这辆车借出来开着玩。这辆车玩够了，再去换他二哥的陆虎。
父亲常说旧社会有句话叫做： “有三门穷亲戚不算富，有三门富亲戚不算穷。”意思是如果你有三家穷亲戚，就算你有点钱，也得被他们给刮敛穷了。而如果你有三家富亲戚，即使你没钱，那么在几门富亲戚的周济下，你的日子也能过得去。旧社会是这样，而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那就更是如此了。由于二侄子和二侄媳妇在单位里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因此其余的那些侄子和外甥也都跟着借光倒买倒卖点物资和产品，所以也都发了一些小财，于是也就都买了车。大侄子和大侄媳妇双双失业，吃着政府的低保救济，本应算是彻底的无产阶级了。可是由于借了他弟弟的光，所以不仅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而且还都成了少数先富起来的人，跃层的楼房住着，奥迪牌的轿车开着。这种情况，就如张宏良所说的那样，不仅使今天中国的阶级界限很不清晰，而且也更难划分今后的阶级成分。可能也只有在特色的年代里，才会出现像这种拥有私家车却吃着政府的低保救济，一边从那些真正的穷人嘴里抢饭吃，一边却花着大价钱养高价宠物狗的的特殊现象。
在去老舅家的路上，我想起了前年年底到老舅家吃年猪肉的事。从吃年猪肉的事，我又想起了前年曾经满怀希望地到农村去宣传抵制种植转基因主粮却铩羽而归的事。一想到转基因主粮的事，我还真有点怕遇上亲家和那几位几位屯亲，担心他们告诉我种植转基因主粮而发财的喜讯。
路况好车速快，孩子们的驾车技术又高。只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赶到了老舅家。还未走进院子，就能看到和闻到屋子里冒出来的腾腾热气与烀肉的香气。表哥表嫂表弟表弟妹看见我们到来，远远地迎了出来，我们互相拜过了年，然后相互簇拥着走进屋子。
老舅和老舅妈正双双地坐在炕上。又是几个月没有看到老舅和老舅妈了，可老舅和老舅妈却没有什么改变。不仅身体好，而且精神头更好。
进屋后，我们分拨给老舅和老舅妈拜了年。老舅和老舅妈笑得合不拢了嘴，赶忙从被垛底下摸出了一大堆红包，分给了孙辈和重孙辈的那些孩子。
刚给孙辈和重孙辈分完压岁钱，老舅妈就着急地吩咐表嫂和表弟妹快去弄菜弄饭。表嫂笑着告诉我们，老舅妈怕我们因为时间紧而不在这吃饭，昨天晚上就让表嫂她们把饭菜弄得差不多了。
时间不长，饭菜就端上了饭桌。几十口人在几张大圆桌子边团团围坐，在纷纷向老舅和老舅妈敬过酒之后，大家也就毫无拘束地吃喝起来，只有几个侄子和外甥由于回去时既要开车，另外也要留着酒量到侄媳妇和外甥媳妇的娘家亲属那里拜年时再喝，所以不仅每人都只喝了一点啤酒，而且还都不时地看表。吃喝了一阵，我借着站起来再次给表哥和表嫂等人敬酒的机会，提出要告辞回去，我一提出告辞，哥哥嫂子、姐姐姐夫、侄男外女都赶紧喝完自己杯中的酒，然后也都跟着站了起来。老舅和老舅妈及表哥表嫂等人由于事前已经知道侄子和外甥等还要去拜年，所以也没有再执意挽留，老舅妈又吩咐表嫂赶紧去取白肉酸菜血肠、小鸡炖蘑菇、粘豆包等农家饭菜，让我们带给父母。表嫂取来饭菜之后递给我们，然后才往外送我们。拎着表嫂给父母装好的几方便袋农家饭菜，在向老舅和老舅妈辞行之后，告别了表哥表嫂表弟表弟妹，我们就上车往回赶。
回来时，大姐夫非要我和三哥同他乘一辆车，并且还一再张罗着到家之后大伙再喝一顿。在老舅家的这场酒，由于侄子和外甥们着急走，大姐夫显然没有喝得尽兴，所以就以今年过年还没有与三哥及我好好喝一顿为借口，非要大家一同再回到父母家喝一顿不可。初二的那天，大姐和大姐夫回娘家给父母拜年，而我和三哥也各自去了自己的岳父家拜年，因此才错过了与大姐夫在一起喝酒机会。
把我们送到家之后，几个要去串门的侄子和外甥连车都没有下，把车停在路边等我们下车之后，直接就开车拉着媳妇和孩子走了。
到底是比哥哥姐姐们年轻腿快，从路边到家门的十几米距离，我几步就到了家门口。刚推开大门，就听到父母高声地在与什么人说着话。近几年来，由于耳朵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背，所以父母说话的声音也随之不断地提高。大姐常说从父母说话的底气上就能感觉到，二老再活几年不成问题。
把从老舅家带回来的农家饭菜放在厨房，然后我走进了里屋。父亲同一个老头坐在茶几两边的沙发上正在唠嗑，而母亲和一个老太太脸对脸距离很近地坐在床上，也正手拉着手唠得很起劲。
来串门的老头满头白发，虽然脸上堆满了皱纹，但面色非常地红润。我一进屋，老头就发现了我，在老头扭脸看我时，我一下子就认出了老头是我家原来的邻居李叔，而那个老太太就是李婶，于是我便赶紧给李叔和李婶拜年，随即陆续进屋的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们也都给李叔和李婶拜了年。
李叔原是我家的老邻居，搬离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李叔不仅是我家的老邻居，还更是与我父亲在同一家工厂里工作的工友。我家所居住的这一片居民小区，是建于满洲国时期、专供日本人和伪满的官吏以及当时供职于日本人开办的企业里的那些高级职员居住的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至今已经有约七十年的历史了。小楼白墙绿沿灰瓦，显得十分素雅。虽然是砖木结构，而且又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雨，但至今仍能供人居住。可见当年日本人盖这些小楼的时候，确实是把“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放在了首位。因此，房梁、房檩、房柱、门窗、楼梯和地板，使用的都是上等的红松，所以才能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雨而很少腐烂，反正那时东北的红松有的是。解放之后，这些住宅由我父亲所在的那家工厂进行了接管并分给了工人居住，我家就是在那时搬到这里的，而李叔家搬来的时间比我家稍晚。在解放之后五十年的上个世纪初，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不仅毛泽东时代建的那些住房被政府强行地卖给了居民，而且就连解放后接受的七十多年前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盖的房子，原先住在这里的居民也得将其买下，否则就要接受令人难以承受的高房租。真是，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前后对比，还真的无法体会什么才是前人栽树而后人乘凉。
父母目前仍在居住的这个小区里的所有房子，尽管目前都已经七十多年了，但仍然还能居住，只是功能离现代化是越来越远了。所以，凡属有条件搬离这里的那些老邻居，都早已搬离了这里，从而使这里的房子空闲了不少。前些年，几个年龄大些的侄子，尤其是大哥的三个儿子早就想在那些功能现代化的小区里买房子把爷爷奶奶接走，可是由于两位老人在这里住习惯了，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说别处找不到能够唠嗑的熟人。父母执意不肯离开这里，可就苦了大哥大嫂，于是只得继续住在这里伺候着两位老人。不然的话，大哥和大嫂早就跟着自己的儿子们住功能现代化的好房子去了。既然爷爷奶奶执意不肯离开这里，而其他的叔叔姑姑、包括侄子们自己也要常回来伺候，原有的房子不够住，于是几个侄子就将紧邻的几间空房子买了下来并与原有的房子打通。这样一来，尽管房子的功能仍然还无法实现现代化，但居住面积却有了大大地增加。
由于李叔在我出生之前就与我家住邻居，所以我从小就视他为是老邻居，可父亲却从未将李叔当成是老工友。在父亲的心目中，只有他们那些一同受过日本人和伪满的封建把头欺压的工友，才能算是老工友，而李叔却是在解放之后才入厂的。特别是父亲对李叔的为人也很反感，因此以前在一起住邻居的时候，父亲与李叔之间的走动不是很多。父亲的这种想法，童年的我当然是不会有的，而且由于李叔家有与我同龄的孩子，我经常到他家去玩，所以和李叔接触的也多，因而李叔在日常生活中留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李叔这个人非常喜欢吹牛，不仅与大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吹牛，而且就是听众只有我们几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也会吹得唾液星子横溅。特别是当听众是我们这些男孩子的时候，他就总向我们吹嘘他如何如何会摆弄枪，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摆弄过歪把子、三八大盖、王八盒子、二十响、水连珠、大眼撸子等许多种枪。可他虽然经常向我们吹嘘他如何会摆弄枪，但却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他是否打过仗的事。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三哥向父亲问起了这其中的原因，父亲说李叔当年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才从来不向别人讲他打过仗的事。
李叔这个人不仅非常喜欢吹牛，而且更非常喜欢开玩笑，特别是喜欢和邻居中的那些大姑娘与小媳妇们开玩笑，尤其是开起玩笑来有时还没个分寸，因此大多数的邻居普遍认为李叔有点轻浮和下流。我至今仍然还记得当时的邻居们就经常用“夜里摘茄子-----不分老嫩”这句话，来贬斥爱开玩笑的李叔。
唠了一阵闲嗑之后，当四嫂和五嫂抬着饭桌进屋时，李叔和李婶站起来就要走。父母和我们兄弟姊妹赶紧诚心诚意地挽留李叔和李婶与我们一同吃点饭。可李叔和李婶却说什么也不肯，在向父母告过别之后，李叔笑着对我说：“老小子，常言道“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李叔都八十多了。人一老，也就越是恋旧，身体舒服天气好的时候，我就会和你婶常来看看你爸你妈，坐在一起唠唠。今天我先走了，等那天天气好时，我和你婶会再来的。”说完，李叔就伸手去拿外衣。我赶紧拿过李叔的外衣并帮他穿上，在帮李叔穿外衣的时候，我又仔细看了看李叔的脸。虽然李叔满脸的皱纹显示出了几分的衰老，但比年轻时满是轻佻的脸上，也还是多出了几分的庄重。
送走李叔李婶回来，二哥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大哥，大哥开始被二哥的举动搞得感到有些奇怪，也一个劲地看着二哥，老哥俩对视了一会之后，仿佛是忽然明白了什么，竟同时放声大笑了起来。
性格沉稳，不苟言笑的二哥今天这种反常的举动，令我感到很是莫名其妙。待他俩笑过之后，我便一个劲地追问他俩为什么发笑。大哥看我追得急，就说你问你二哥吧。二哥强忍住又要开始的大笑，对我说，你还是问大哥吧，大哥知道的比我详细。
看大哥和二哥要往父母住的房间走，我一边往大哥和大嫂住的房间里拽大哥，一边说大嫂她们做好菜还得等一会，你先说一说你和二哥今天为什么要这样笑。
大哥随我走进他的房间，随后大姐夫和二哥三哥也跟了进来，二姐夫和四哥五哥没有跟来，而是径直回到了父母的房间。进屋之后坐下，还没等我开口问大哥，大哥却先开口问我：“老六，你问我和你二哥为什么笑，那你还记得董大爷吗？”
“董大爷？记得呀！”董大爷也是我家的老邻居，而且在光复之后就与父亲在一起工作。大哥突然提起董大爷，更使我感到不解。
“你知道董大爷是怎么死的吗？”大哥继续问。
“不是在家里上吊死的吗？”董大爷的死不仅我家的所有人，而且就连当时我们这个小区里的所有人也都知道，我不知大哥为什么要问我这些。
“你知道董大爷因为什么死吗？”大哥又问。
“是因为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的吧？大哥，我问你和二哥为什么笑，你怎么却提起了董大爷死的这件事？”董大爷的死绝不会是大哥和二哥大笑的原因，他俩绝不是那种能因为董大爷的死而开怀大笑的人。因而我不仅更想知道他俩大笑的原因，而且也想知道大哥为什么要提起董大爷的死。
“董大爷虽然是在文革期间死的，但算不上是由于受文革的迫害才死的。”点上一支烟之后，大哥才又继续说。
“你问我和你二哥为什么笑，是因为想起了董大爷为什么会死，通过想起董大爷的死又想起了李叔为什么能活下来。”说到这里，不仅大哥和二哥又笑了起来，而且连大姐夫和三哥也跟着笑了起来。
“董大爷的死和李叔有什么联系吗？”由于董大爷死的时候我还小，所以不知道董大爷的死与李叔是否有什么联系。
“董大爷的死与李叔虽然没有联系，可董大爷却是在比李叔好得多的处境下自杀了，而李叔却在比董大爷差得多的处境下活了下来的。就是由于想起了李叔在文革时的那些事、也就是李叔为什么能够活下来的原因，所以我和你二哥才笑。”说到这里，大哥把头转向了二哥，“二弟，什么时候想起李叔的那些事，我都会笑上一阵子。”
“是呀大哥，一想起李叔的那些陈年旧事，我也是一直笑到肚子疼的。”二哥一边回答大哥，一边又想要笑。
“到底是什么事，这么值得好笑。”对二哥和三哥，大哥从来都很尊重地称他俩为二弟和三弟，而对我和四哥五哥，大哥则直呼我们的排行了。看大哥和二哥的样子，我也想笑，只不过我是想笑他俩。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李叔都参加了群众造反的组织。”直到这时，大哥才把话转到了正题上。
“那时除了“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外，随便的几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群众组织。也不用向谁请示，也用不着需要什么人批准，只要公开宣布出来并起一个名称，一个群众组织就算是成立了。不公开宣布可不行，不公开宣布那就成了地下组织了。我和李叔由于不在一个单位，开始时也就不在一个群众组织。但是由于观点的一致，后来就出现了跨单位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从而形成了大的群众组织，这样我和李叔就都到了一个群众组织中了。实际上在文革时期就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原来的各级领导中有一些是走资派，要打倒。而另一种观点是认为原来的领导干部是好的，要保。当时在咱们市，就是由于这两种观点，所以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到最后就都汇集到这两大群众组织中了。这两个群众组织，一个叫工人联合会，当时简称为“工联”。这一派认为原来的领导干部中有些人是走资派，要打倒，所以群众将这一派称为是造反派。另一个是红色工人联合会，当时简称为“红联”，这一派认为文革前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要保，因此当时的群众称“红联”是保皇派。开始的时候，李叔和我随着原来所参加的群众组织都并入到“工联”里去了。可后来李叔由于看“红联”在原来那些领导干部的支持下，把矿里的办公楼、俱乐部、食堂、宿舍等都占据了，因此“红联”的人每天都有免费的吃喝。而“工联”则因为不仅没有领导的支持，而且还受到领导的暗中反对，只能占据矿外的几所学校，所以没吃没喝，因此李叔就退出了“工联”转而参加“红联”去了，并且还自告奋勇要求去干后勤工作。那时人们每天都忙着去参加辩论或是写大字报，而李叔却每天不仅都忙着自己的吃喝，而且还只要一有机会，就把能捞的东西都往家里捞。那时的人们把象李叔这样乘机往家里捞东西的行为，称为是“捞稻草”。”
“咱们市的两大群众组织汇集成了之后，由于观点不同，也就产生了必然的争执。开始是文斗，也就是大辩论，互相贴大字报，都自称是造反派而指责对方是保皇派。由于“工联”的观点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所以“红联”辩论不过“工联”。因为辩论不过，于是“红联”就挑起了武斗。咱们市几次大规模的武斗，都是“红联”挑起的。这几场大规模的武斗，李叔不仅都参加了，而且由于李叔当过兵，会打枪，所以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工联”虽然人多，可却没有枪，“红联”的人数虽少，可却有枪。因此在武斗中，“工联”和红卫兵被打得太惨了。于是就有些红卫兵到当地驻军的一座军火库去抢枪。可结果却是枪不仅没有抢来，而且还被当场打死了好几个人。后来这起事件的几个主要策划人和组织者在武斗结束之后的“清队”中，还都被判了刑，这件事你二哥知道得比我清楚，当年他还差点就跟着去了。”
“二哥，你们红卫兵为什么要去抢解放军的枪？，你们可真有胆子！”红卫兵为什么要去抢解放军的枪的这种做法使我感到不解，而红卫兵有敢去抢解放军的枪的这个胆子更使我感到惊讶。
“那哪是去抢解放军的枪呀！谁又有那么大的胆子啊！”端起酒杯和大哥大姐夫碰了一下杯又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之后，二哥才回答我。
“保皇派挑起了武斗之后，由于他们有原来的那些领导干部的支持，所以，原来各单位保卫科和武装部的枪支就大多都落入到了他们手中。不仅是这样，由于文革前的那些省委书记、市委书记都兼任着省军区、市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这样就构成了地方与军队的紧密联系，而且当时的许多地方干部原本就是从军队里走出来的。因此，许多地方部队尽管在表面上声称对两派都不支持，但暗中却大多都在支持保皇派，因此也就造成了武斗的加剧。所以后来为了平息武斗而实行军管时，毛主席才要派出野战军来执行。
由于地方部队对保皇派的支持，因此保皇派也就越发地大胆起来，为了制造更大规模的武斗，他们嫌从保卫科和武装部弄来的枪不够，就到地方部队去搞枪。部队把枪给了保皇派之后，当然又不敢说是主动地把枪给他们的，于是就只能制造是保皇派到部队把枪抢走了的假象。
保皇派在有了大量的枪支之后，可把造反派给打惨了。造反派被打之后，就打探保皇派手里的枪支来路，也想学着去弄枪。这个信息极好打探，当时许多的家庭里都分成两派，哥哥是一派，弟弟是另一派，丈夫是一派，妻子是另一派。尽管一个家庭由于政治观点不同而分成了两派，可总得还要在一个家庭里生活，所以造反派很快就打探到了保皇派手里的枪支是从部队弄来的这个消息。打探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造反派里的那些红卫兵就天真地想，既然保皇派能从两派都不支持的部队那里假抢真领地弄到枪，那么自己也应该能。于是就也像保皇派那样到部队去“抢枪”。可哪曾想，由于这些地方部队只是口头上说是两派都不支持，可实际上却是在暗中支持保皇派，所以，当保皇派来“抢枪”时，部队就假装着抵抗几下，然后就把枪交给保皇派，而且连子弹也不忘一同交出去。可当造反派来“抢枪”的时候，部队不仅坚决不给，而且还进行了严厉镇压。“抢枪”的那天由于我挤不上上汽车而没有去成，否则的话，今天可能你就看不到你二哥了。”
二哥讲完了当年他们到部队去“抢枪”，而实际上是幻想着领枪的经过之后，大哥又接着讲李叔的事。
“武斗在军管开始后不久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由于“工联”被中央文革定性为是革命组织，而“红联”被定性为了保守组织，所以，当时咱们市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权力就被“工联”掌握了，我也就参加了群众专政组织。而专政对象除了那些“地富反坏”和历史不清的人之外，还有就是一些“红联”的骨干分子。”
“清理阶级队伍时，继续沿用了文革的大民主的做法，除了原有的那些“地富反坏”之外，其余的专政对象大多数都是群众选出来的，李叔就是被群众选为了专政对象的。李叔被选为专政对象的表面原因是因为李叔曾经当过国民党兵，是为了查清他的历史问题。其实李叔的历史问题他们单位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而且也不是很严重。李叔被选为专政对象，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在文革时的叛变和个人的生活作风不正派。因而李叔被选为专政对象，其中也有一些人为了泄愤的因素。因为武斗结束后，对参加武斗的人不管是哪一派的，除了那些积极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之外，都一概不追究其责任。李叔虽然积极参加了多次武斗，但他既不属于策划者，也不属于骨干分子，所以造反派群众不能以他参加武斗和曾经叛变以及生活作风不正派为理由报复他，于是就只好抓住他的历史问题不放了。”
刚说到这里，五嫂过来招呼大伙过去喝酒。
父母房间的地上摆放着一张大圆桌，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和白酒啤酒，二姐夫和四哥五哥由于等着我们还没有上桌，而父母却已经坐在桌边吃上了。入座的时候，为了听大哥继续讲下去，我没有象往常那样按照我们兄弟的年齿入座，而是抢先入座并特意紧挨着大哥坐下，这样一来，我不仅抢了二哥的座位，而且也打乱了我们兄弟平常吃饭喝酒时的座次。对我的这个反常举动，两位姐夫和其他的哥哥都没有什么反应，只有三哥在落座时，瞟了我一眼，并自觉地串动了一下座位。
“在审查李叔的历史、也就是李叔在国民党军队的那段历史的时候，李叔交待说他当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曾与同在一起当兵的几个人携枪开了小差。当追问李叔枪的下落时，李叔说枪被一个北京人带到北京去了。私藏枪支这可是个很重大的问题，专政队在请示了军代表之后，马上就派人押解着李叔就到北京去调查去了。到了北京之后，在当地群众组织的配合下，找到了与李叔一同开小差的那个原国民党兵。可是不论怎样审查，那个人就是不承认当年开小差时携带了枪支的事。再审问李叔，李叔说由于年头太多记错了，开小差时没有这个北京人，枪支是被一个南京人带走的。押解李叔到北京去的专政队员打电话回来请示怎么办？领导研究了之后回复他们不要回来，直接押解李叔到南京去继续追查。到南京去的结果，与北京一样，李叔又说是记错了，开小差时也没有这个南京人，枪是被一个上海人拿走的。专政队员再打回电话请示，领导再指示到上海进行追查。可到上海的结果还是与北京南京相同。就是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月，跑遍了全国的十几个城市，花了好几千块钱，枪也没有追查出来。直到回来之后，李叔才交代说原先是说了谎，他们几个当年开小差时，根本就没带枪。李叔的这种做法可把大伙气坏了，专政队员也真的对他开始了刑讯逼供。可只要是谁打他，李叔就大声说要自杀。而且只要一有机会，李叔就一边就拽住打过他的人的手，一边去触电器开关。几次下来，也就弄得没有人敢再打他了。当年李叔的问题由于被定性严重，加上他又一再说谎，所以专政期间不许他回家，与其他性质严重的那些人一同被关押在我们矿里的一处库房内。有一天夜里，与李叔住在同一间屋子的人都被铁桶的滚动声惊醒了，黑暗中有人发现屋梁上吊着一个人，打开电灯一看，吊着的是李叔，大伙赶紧七手八脚地把李叔解下来，并报告了专政队领导。直到专政队的领导赶到之后，李叔才慢慢地醒来。李叔自杀的事影响很大。当时逼死人命、尤其是在专政队里逼死人命同样也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是要追究责任的。专政队的领导在商量了之后，又经过了报请军代表批准，决定结束对李叔的审查，放他回家，继续上班，交由群众监督。直到几年之后，李叔才对当年押解他外出追查枪支的那几个专政队员说“如果当初不是我说谎，能领着你们全国各地溜达一趟吗？不仅到处都玩遍了，而且更有好吃好喝。”而李叔当年的自杀，更纯属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出好戏。当大伙睡着之后，李叔把尿桶扣过来，蹬着尿桶把腰带在屋梁上系成一个套，然后用双手使劲拽住腰带，把头钻进腰带系成的套里，然后踢翻尿桶把同屋住的人惊醒。在大伙醒来救他的时候，李叔才把手松开，然后装死。直到专政队的人来到之后，才装作醒来的样子。李叔就是这样凭着他那机智、甚至是诡诈的手段，凭着他那油滑、甚至是无赖的性格，凭着他的厚脸皮、甚至是不要脸的做法，不仅逃过了群众组织对他的审查，躲过了一些人为泄愤而他实施的报复，而且还能在文革那样的形势下，到全国的许多大城市溜达了一趟，好吃好喝地享受好几个月。”
当大哥讲到李叔要自杀却抓住别人的手去触电器开关，想上吊却又用手拽住绳子套时，全家人都笑了。尽管二哥、三哥、大姐夫、大姐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可也照样笑个不停，就连父母也都跟着笑了起来。特别是我，由于一边听大哥讲，一边在心里头想象着李叔那滑稽和无赖的动作，所以笑得更加厉害。
“尽管李叔真正被专政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理，可自从被专政之后，李叔的生活作风就正派多了。”大家笑过之后，大哥又这样补充了一句。
讲完了李叔的事，大哥又开始了讲董大爷的死。尽管大哥在很投入地讲，可只有我和二哥是在很投入地听，大姐夫和三哥在喝酒唠嗑之余还能偶尔地听上几句，而二姐夫和四哥五哥却只顾着唠他们的嗑，根本就没有听大哥讲，只有在刚才大伙笑的时候，他们三人才跟着稀里糊涂地笑了几声。
“董大爷上吊自杀，也是因为他的个人历史问题。董大爷在满洲国的时候曾经在沈阳当过伪满的警察，解放后，董大爷自己也主动交代了这段历史。但是，董大爷却没有如实交代，而是隐瞒了一个在他看来将会给他个人及家庭的命运都会带来严重影响的情节。”
“解放之后，对当过伪满国兵，警察的那些人，都只当做是一般的历史问题看待。而对在伪满军队中当过连长以上级别军官的，在伪满警察系统当过警长以上官吏的，一般都定为历史反革命进行了处理。董大爷从当伪满警察开始直到光复前夕，确实当的只是一般的警察，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尤其是那些消息灵通的当官的眼看日本就要战败了，于是就纷纷请长假或是干脆就不辞而别了，而象董大爷这样老实巴交的人却还傻乎乎的每天都“忠于职守”呢。当官的跑了，可留下的职责还得有人担当呀，于是，董大爷就被提升为了派出所所长。如果说要具体分析董大爷的死因，其中也有满洲国做事效率“高”的因素。董大爷一被任命为了派出所所长，不仅立刻就走马上任了，而且委任状、咔叽布和呢子的警官制服以及警尉的警衔也随即都发下来了。由于当时自动离职的官多，所以“突击”提拔的官也很多。与董大爷当差的那个派出所相邻的派出所由于所长也跑了，所以在那个派出所也有一个人与董大爷同期被突击提拔为了所长。可惜董大爷的官运还没有日本的武运那么长久，在当了十几天的所长之后，日本就战败投降了。日本一投降，董大爷这才回过味来。于是和那个与他一同被提拔的同僚订立了攻守同盟，然后就分头逃离了沈阳。董大爷的那个同僚逃到了阜新，董大爷则逃到了咱们这里。”
父母已经吃完了饭，要出去活动活动。往日里的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儿子都会争着抢着去搀扶父母出去，而今天由于大哥的谈性和我的听性以及大姐夫等人的酒性正浓，于是就由嫂子和姐姐们代劳了。
“解放后，在每个人都要交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而且还要找出证明人的时候，董大爷只是交待了自己在历史上曾经当过伪满的警察，而且还找出了一个在他被提拔为所长之前就请了长假离开而不知道他后来被提升为所长这件事的伪满警察来为他做证明。”直到父母出去之后，大哥才又继续讲。
“这个伪警察由于不知道董大爷被提拔为所长的这件事，于是就做了董大爷只是个伪警察的证明，这个伪警察的证明确也符合客观实际啊。董大爷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时间差，蒙混了过去。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不久，董大爷逃到阜新的那个同僚暴露了真实身份。这个人在被专政时，为了立功赎罪，就供出了董大爷。咱们这的群众专政组织在接到阜新转来的检举材料之后，找董大爷核实此事，董大爷见事情败露，也就如实地招认了。当时的群众专政组织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认为董大爷隐瞒个人历史的问题虽然很严重的，但是由于董大爷解放后二十年来的表现非常好，历史上也没有多大的罪恶，于是决定把董大爷列为一般的专政对象，停止了他的正常工作，但又象正常工作一样，每天白天到群众专政组织那里报到，接受审查，下班正常回家，星期天也照常休息，而不象李叔那样要集中住在专政队里，也不许回家。谁能想到，群众专政组织的这一做法，反倒害了董大爷。可能是迫于一种来自想象中的巨大压力，在一个星期天，董大爷在把家里的仓房收拾得一干二净之后，就在仓房里上吊自杀了。从董大爷被列为专政对象直到他自杀的过程来看，董大爷的死，完全是由于他的心胸太狭隘而想不开和性格太脆弱才造成的。而心胸狭隘和性格脆弱这种现象，在以前的中国人的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文革中才要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广阔天地炼红心，要做暴风雨中青松、不做温室中的弱苗。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最深层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解放中国人的思想，改造中国人的性格，强化中国人的精神。不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心胸狭隘的人往往爱钻牛角尖，也往往会选择极端的做法，而性格脆弱的人，那就更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所以在民间才会流传‘宁养贼子，不养痴儿’这种说法。现在不是都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吗？的确，性格确实是能够决定人的命运。李叔该死而没死，董大爷该活而没活，这就是由于他俩人的性格所决定的。老六，你不是经常在学习历史，在探究文革，在探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在探究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东西？总想为文革辩护吗？探究文革，探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探究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东西，不能仅从宏观上去探究，而是也要从微观、从人的性格上去探究。如果从中国人的性格上去探究文革，李叔和董大爷这俩人就是很好的探究素材。假如没有当初李叔的叛变，那么他在文革中制造的那些负面的东西，也就要落到造反派的头上了。”说到这里，大哥又开怀大笑了起来，笑过之后，大哥拿起酒杯向大伙举了举，然后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这是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怎么成了个人性格的问题了。”耐着性子在一旁只听不说喝闷酒的三哥实在忍不住了，趁大哥停止说话的机会开始反驳大哥。
只要是一提起文革，三哥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三哥对文革的看法与当今主流的看法还高度地一致，认为文革不仅给某些个人，而且更给整个中华民族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文革还打碎了他的大学梦，让他到广阔天地“修了四年的地球”所以三哥对文革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刚才碍于对大哥的尊重，他只是听而没有说话，现在借了酒劲，三哥开始直截了当地反驳大哥了。
“三弟，认识文革，只有跳出个人利害得失的范畴，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去认识文革，才会得出客观的结论。今天的社会现实难道还不能证明当年毛主席的走资派就在党内、中国一定会产生修正主义、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些判断吗？”由于三哥始终是以他个人的利害得失来认识文革的，所以大哥才再一次这样对三哥说。
“如果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负面东西能够出现吗？如果不是毛泽东大力提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没事专搞窝里斗，董大爷能死吗？只搞政治运动，不进行经济建设，中华民族能向前发展吗？”三哥对大哥的反驳越来越深入，看来三哥今天是想与大哥展开一场辩论了。
“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负面的东西，是中国人人性中阴暗意识的真情流露。这种阴暗意识是潜藏在人的思想深处里的，在受到外部约束的条件下只会有所收敛，而不能彻底地自动根除，而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这种阴暗意识必然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文革中出现的那些负面东西绝不是文革本身带来的，而是文革的爆发给人的这种阴暗意识提供了一个表现出来的机会，这就如同日本侵略中国给那些奴性意识和私有观念强烈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当汉奸的机会一样。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负面的东西，保皇派造成的很多，造反派造成的也不少。政治观点反动不能表明人品也卑劣，政治观点正确同样也不能代表人品也高尚。毛主席就是由于看到了阴暗意识和私有观念是顽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想深处里的，因此在文革中才大力提倡要在灵魂深处进行革命，才要狠斗私字一闪念。
对毛主席在文革中所一再倡导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一定要在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中，要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去认识，去分析，去研究。而不能只站在当代的中国历史，只在咱们中国自己的范围内去看待，去体会。而象有些人那样专门去庸俗地理解毛主席的这句话并把它当成是攻击毛主席的口实，那就更不对了”。点着一支烟轻轻地吸了几口，将烟吐净之后，大哥将头转向了我，然后才慢慢地说。
“文革爆发的时侯，我国虽然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法律上打倒了封建制度。但是，传统的封建文化和人们思想中的封建意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尤其是传统的封建意识还如同天条一样，压在中国人的头上。例如事物本来是向前发展的，可我国的传统教育向人们灌输的却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风平浪静”。 象父亲那样，被日本人欺压了十四年，不仅从来没有进行过反抗，甚至就连反抗的意识都未曾产生过，这就是典型的奴隶性格。但是在自己的家里，父亲却又像个专制的魔王，母亲的这一生都在受他的专制。父亲对日本人就不讲斗争而却讲了十四年的“和谐”，可这样的“和谐”又给父亲带来了什么。造成向父亲这种两面性格的根本原因，就是传统的封建意识。所以，不与这样束缚和禁锢了中国人思想与精神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不彻底打碎这样的天条，中国人的思想不得到解放，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得到增强，中华民族也就不能向前发展。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停留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向前发展，就是因为被“三纲五常”这样的封建天条给束缚住了。
与地斗，就是为了改造自然，就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就是为了进行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全面建设。毛主席在文革时不是一再号召要“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吗？愚公移山，是提倡中国人要发扬愚公那样坚韧不拔的精神。改造中国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造成近代中国挨打的原因有很多，生产力落后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我国的生产力之所以落后，同样也是由于人的思想不够解放，意志不够坚强。文革开始之后，由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意志得到了增强，所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才会日新月异，才会出现象红旗渠的修建那样新的人间奇迹，才会创造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研制成功仅用三年时间的高速度。关于这一点，三弟，因我比你年长几岁，切身的体会也就要比你多一些。
毛主席所说的与人斗，其实是和人的各种错误思想斗，和一切威胁和危害中华民族的敌人斗。不能只看到文革时的斗走资派、斗叛徒、斗一切错误思想这样的“窝里斗”，而也要看到文革时期的与美帝都，与苏修斗。与美帝，与苏修不斗能行吗？不斗就无法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在民族内部开展对一切错误思想的斗争，是为了净化我们这个民族，是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是为了增强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力，从而能够在对外斗争中获胜，打铁需得自身硬嘛。与肉体消灭的办法相比，毛主席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来净化我们这个民族，来提高我们这个民族的素质，那种更人性？那种更进步？今天国家立法不许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生育，不也是为了净化民族，提高民族的素质吗？
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才看得最清楚，这个世界上不只是只有我们中华民族自己，而是还有其他的许多民族。有不同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与早就提出了“海权论”和“制空论”的欧美民族不得不共处在一个世界上，中华民族不想去抢夺其他民族的生存空间，但也必须要守护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毛主席才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其乐无穷就是毛主席在教育中国人要树立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只有正确的人生态度，才能造就人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培养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毛主席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因而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而董大爷也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意志和精神，所以才会遭到一点压力便悬梁上吊。”
“那”，三哥刚要再次反驳大哥，马上被大姐夫给制止住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三哥对大哥的再次反驳是被大姐夫给制止住的，其实从三哥底气不是很足并且还拉着长音的那声“那”中，大家也都感到三哥已经是理屈词穷了，只是碍于面子不能不表示一下反驳而已。大姐夫一出面打圆场，三哥也就顺坡下驴地中止了对大哥的反驳。
“算了，算了。”大姐夫怕三哥与大哥争论起来耽误他喝酒，就赶紧出来给三哥打圆场。“今天是过年，咱们只说喝酒的事，文革都过去三十多年了，不是一时半晌能说清楚的，等哪天有时间咱们专门唠一唠文革，今天我要和老六好好喝一喝。”
“好，咱们今天只论喝酒，不说别的。”二哥一边应和着大姐夫，一边站起来围着桌子绕圈给大哥和大姐夫、二姐夫、三哥、四哥、五哥与我都斟上了酒并先干为敬地自己喝了一杯。看这情形，只有等哪天大姐夫和三哥不在场的时候，才能好好地向大哥和二哥讨教一下他们在文革中所经历的事情。
这场酒喝得很是尽兴，大姐夫不顾已近七十的年龄，强邀我干了好几杯，如果不是大嫂和大姐几次过来阻止，那大姐恐怕就得扶着醉人归了。回家的路上，虽然儿子把车开得很慢很稳，可我却还是被颠得酒劲往上反。可尽管身上不是很舒服，但大脑还是很清醒，大哥和二哥所讲述所有事情也都记得清清楚楚。正是由于每个人性格的不同，才会决定每个人处事方法的不同，每个人处事方法的不同，又给每个人的命运造成差距如此巨大的不同。看来老舍在文革中的自杀和季羡林能在文革结束之后写出《牛棚杂记》，同样也有性格不同的因素。的确，文革确实是不乏暴力，甚至是也不乏血腥，但是每个人对文革的反应，不仅有人的不同经历的原因，而且也有人的不同性格的原因。哲学上不是说，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吗？那么，是由于文革的暴力和血腥，才造成了象董大爷那样人的死？还是由于象董大爷那样人的死，才使人感到文革也渗入了一些暴力和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