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知道答案在线阅读:反腐败白皮书解读:勾画反腐全景路线图

反腐白皮书如何回应民意

2010年岁末，现年47岁，曾被媒体称为“京城第一贪官”的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涉嫌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一案的涉案金额高达4200余万元。

2010年，在老百姓看来，腐败越反越多，涉案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贪腐数额越来越大。

首先是落马官员的级别高。2010年落马或被判刑的官员中，省部级官员就有多人，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朱志刚，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等。

其次，落马或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的贪腐金额巨大，均在500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千万元以上。如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就达人民币2959.5万余元。

第三，群蛀现象依然严重。如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因涉嫌股票内幕交易而落马一案涉及十多人，其中五人来自李启红家族，包括李启红夫妇，李启红的弟弟、弟媳和妹妹。

对此，反腐白皮书直言：“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违法违纪行为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而民间也有了腐败是不是越反越多的疑问，甚至反腐无用论、反腐无效论的说法开始流行，以至于主管部门不得不出面回应。1月6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称，2010年纪检监察部门共处分146517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干以胜认为，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关于‘腐败越反越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反腐败无效论、无用论’也是毫无根据的。通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消极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分析腐败越反越多的原因，刘素华认为，信息传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及时和广泛，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被曝光，客观上人们感觉腐败现象越来越多。

刘素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浓厚的“崇官”思想，人的本性都有对财富的追逐愿望。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种种特权腐败，是因滋养腐败文化的黑暗土壤在基层存在，使得腐败现象肆意横行，这是群众耳闻目睹的真实感受。这种土壤和文化得不到根治，老百姓便永远不会满意。

有评论认为，所谓“反腐无用论”的观点，并非是基于民意对反腐机构工作诚意、能力和成绩的不信任，而是基于对滋养腐败文化的那种黑暗土壤始终得不到根本整治的悲观和无奈。

比如，对于反腐事业大有裨益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却一直得不到颁行。于此，人们显然有理由认为，在反腐事业缺乏顶层设计的情况下，抓住一个腐败分子是很容易的，但若想从根本上涤荡腐败现象确实很难。

有专家表示，“反腐无用论”或许是意气之见，但却隐含着民意的焦灼和不平，从某种角度，也暴露出制度反腐的巨大局限性。执政者不妨把“反腐无效论、无用论”当作一记警告、一种鞭策，多从民意民声中寻找症结、寻求解决的办法。

治理腐败关键在于公开和完善监督体系

前不久，一个消息在网络上受到高度关注。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再次落马。至此，他已是该省第四个涉案的交通厅长。交通厅长是个高危职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单是1996年至2005年，全国就有13个省交通厅(局)的26名厅局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

来自河南省交通厅的报告显示：“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实行的是政府投资、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授权临时机构组织项目建设、交通厅领导兼任工程项目建设长这样一种政府直接投资的管理模式，立项、投资、建设、管理‘四位一体’”。公路建设实行“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从而导致厅长权力独大。这从三任原厅长都爱“现场办公”的细节中可见一斑。有一次，一位官员请时任交通厅长的曾锦城吃饭，曾指着酒杯说：“你喝一杯，我给你增加一百万。”这名官员连喝9杯，曾当场指示计划处处长为该市增加900万交通建设款。还有一任交通厅长多次在未经集体研究的情况下独自拍板，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资金便划拨出去。厅长用权简直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在2010年收官之际，从辽宁抚顺市财政局采购苹果iTouch4当U盘，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电脑采购清单中出现4.1万元超高配置笔记本电脑，再到乌鲁木齐一法院采购豪华电动按摩椅等等，各地频频曝出的“豪华”政府采购事件再次反映出权力缺乏强有力的制衡和监督。

中央党校法学部副教授刘素华对记者表示，反腐最好的办法是“公开”，如果权力暗箱和小范围操作，一把手的权力过大，缺少监督，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滋生。

刘素华认为，走过场的公开不是公开，比如招标，操作过程每一步都要公开，不仅形式公开，还要实质公开。

反腐白皮书提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对权力最好的监督。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制度，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重要法规文件，规定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外的政府信息，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国家司法机关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发布实施《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事务特别是党组织重大决策、干部选拔任用、党员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等情况，拓宽党员了解党内事务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渠道。

王成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这些年的确下了很大的决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是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林喆认为，只有监督权力运行，重构权力配置和制约，才是治理腐败的良方。

前不久，有一则调查耐人寻味，根据《财经》杂志对1987年—2010年120个高官贪腐样本的统计，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60.44%；被举报的占25.27%；存在失踪、出逃等行为异常的占4.4%；另有9.89%的其他案发方式(包括内部反腐)。

换言之，案中案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有效方式，如果监督机制效率不高，内部反腐的效果就不如群众和外部的监督有效。

王成栋认为，应该加速内部反腐制度的完善和成熟。

反腐如何取信于民

胡锦涛总书记1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以反腐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的报告，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一时间，“反腐”一词成为网友谈论最多的词汇，讨论热烈。

回首过去一年，反腐领域可谓风云激荡。从督查“4万亿”，到治理“小金库”；从颁布廉政准则，到限制“裸官”出境，从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到加紧查办案件，制度不断创新，反腐力度空前。一批高官先后落马，一批大案要案浮出水面。这样的反腐实绩，表明了党和国家的反腐决心，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而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以反腐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的承诺，让亿万民众对2011年反腐败斗争的前景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