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水肿是什么原因:胡德平思忆父亲胡耀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2011年04月16日 09:29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隐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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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来对待。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来源：资料图）
本文来源：《法治周末》2011年3月29日，作者：隐虹，原题：《思忆父亲胡耀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写就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对胡耀邦同志当年的改革思想，一些政策和措施出台的前后经过，都作了思想上的分析。书中有些内容，此前曾单独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经过了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定。近日，胡德平接受了采访。
改革思想是慢慢形成的
隐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您以此为书名，有什么特殊含义？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来对待。
有的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突发的有些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大的。
隐虹：先从您的第一个问题开始，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这种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有哪些明晰的观点，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
我这本书是以他这个人物为核心，把他有关的讲话、我的日记和有关的资料给整理了一下，比较侧重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他自己也说过这个话：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上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么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他是有局限性的。
胡德平思忆父亲胡耀邦：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2011年04月16日 09:29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隐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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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我是觉得文革之后，在他们逐步进入国家领导岗位之后，明确认识到中国不能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旧路老路。我觉得这个思想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是有基础的，这一部分人是多大比例，我不敢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中确实有这么一批人，这是有基础的。
这些同志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经常考虑党的历史，经常和人民的实际要求结合起来谈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革命道路就和苏联不同，我们有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么特殊的历史。胡耀邦虽然没有上过井冈山，但是他就是在湘赣根据地、就在井冈山旁边的湘赣苏区最先参加的革命，以后才去的中央苏区。那几年的生活，让他从一开始就走向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的革命道路，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是不同的。
另外，在延安时期，胡耀邦又参加过整风运动。整风是我们党内总结经验教训很有意思的一个思想学习过程。然后就是我们建国之后前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批判斯大林，党内的认识更有一个深化。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他说的农轻重，就已经和苏联的道路不同了。我觉得这些对胡耀邦的思想都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要这样改革，我就说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已经明确意识到，苏联的道路未必适合于我们。一开始，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认识越来越深。也就是说中国不想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很宝贵的一笔财富，我们是有预见性的，中国人考虑问题，确实不是教条主义，确实要负责的，我觉得胡耀邦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代表。
改掉计划经济体制
隐虹：第二个问题，胡耀邦是怎样改革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包括我觉得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也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的是行政命令，主观性的，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说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说宋朝为什么会这么弱，就是集权太厉害了，每打一仗，前线的将帅们都要把布阵图画好送到朝廷，朝廷批准了才能打。
胡耀邦觉得，要改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这么一种体制。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
但同时他认为也要保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他在1983年全国职工思想政治会议上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他也知道管理者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搞科技，他在1975年的很多讲话中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胡耀邦老把民主和法治放在一起：作为执政党掌权，你要对全民负责，全民的利益你都要保证，但不是说没有矛盾了，没有斗争了，没有形势问题了，没有颠覆国家的行为了，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就讲民主法治。
隐虹：显然，他对这些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胡德平：另外，胡耀邦认为，改革也不是改掉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大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不要铁饭碗、大锅饭，但是社会保障得有。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现任这届中央领导为民、爱民、亲民的行为表示支持。尤其是这两年，社会保障的力度加大了，少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现在的领导提出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改革有进攻的也有防守的，老进攻大家都没保证，改革也改不下去。
隐虹：刚才说的是经济体制改革……
胡德平：我们党一直不回避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党的每届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也不回避。不管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什么时候改，怎么改，都需要很好的抓住问题。
现在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30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28年，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一段时间，大约也是30年。每一段时间，我们党内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理论概述。对于改革开放的30年，应当客观、大胆真诚地把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注意这方面的财富。
解放思想的背后是解放人
隐虹：胡耀邦对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很关注，他怎么看思想解放的问题？
胡德平：原来我们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运动。但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思想解放运动背后还是解放人。如果思想受到束缚，人和人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从属关系。毛泽东爱看《法门寺》，刘瑾让贾桂坐。贾桂说奴才是站惯了的。胡耀邦就经常讲，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他是真正喜欢年轻人的，他不希望思想不解放，墨守成规。我年轻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的前途是在闯，你们要经过实践，你们要经过磨炼，社会当然要关心你，但是你们的前途你们要自己努力。他特别欣赏有创造精神的人。他常爱用反弹琵琶来比喻不要按照常规、不要走别人的道路的做法。他看《三国演义》，他就对魏延出兵子午谷，直捣长安的提法很欣赏，后来魏国灭蜀，人家也是走了阴平小道，他说魏延的建议值得研究，比诸葛亮要好---他就是真正思想开放的人，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还有辽宁的郭峰等敢闯、敢试的干部，他都是比较支持。
自评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隐虹：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心情更平稳了些。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也不见得能理解，但是他还是有信心的。
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换届的中间，推出了一批年轻干部，他把希望、把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我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为什么有信心呢？他说革命自有后来人，不是我看中了你、或者我看中了他，革命的大潮、社会的进步，一定会推出接班人来。
隐虹：他说自己是过渡性人物有多次，最早是什么时候？
胡德平：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恢复他就这么说，他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总理，抓大事不搞繁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干得不好，你们很可能不满意，为什么，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
我也觉得他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但是他这个过渡确实是和中国13亿人民在共同过渡，我希望我们的人民群众真正了解这段历史。
隐虹：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有什么样的意义？
胡德平：我在这本书前言里面介绍过，“文革”期间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时对我说，我们缺少对古代诸子经济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他对此表示很遗憾。一个社会，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里面派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政策方针的制定，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点，是要有一个理论的指导，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政策方针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思想的高度、概括的能力和理论的厚度。如果理论层次和深度上没有一个很高的指导，亿万人民参加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就可能会走弯路，还很可能产生更大的损失。
利益垄断影响改革
隐虹：现在有一批80后、90后年轻人，把自己比作“蚁族”，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改革成果共享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这些问题。
胡德平：我很同情这些年轻人。改革应该满足大家这方面的要求。因为思想解放是为了人，打破枷锁是为了人，发展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80后、90后相当大一部分人觉得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很艰难，这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在满足群众物质文化需要方面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不到位的地方，或者失误的地方，让年轻人有这么一种体会和心情，我是比较理解的，并且我对此也是不满意的。现在真正成为社会主流的人群是70后、80后、90后，他们对那些垄断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有很强烈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腐败问题说到底和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有密切关系，这影响着我们的改革。
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但是不允许出现垄断利益集团，我们应该让大家有多元的思想表达，但是不允许有垄断集团的利益来操纵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能够在搞好自己业务工作的时候，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这种社会不公和扭曲的腐败划清界线，和全国人民一同来扭转这个局面的话，国家的前途就好，青年的前途就好。
隐虹：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对今天的改革来说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胡德平：胡耀邦改革的思路，他的立场，他的方法，从他对深圳的那个题词可以得到一个侧面的反映：就是：“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意思是什么呢？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场不变，你为了利益的立场是不变的。方法全新，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都可以学习继承，资本主义对生产力有好处的、对社会文明进步有好处，我们也可以学习，方法你可以是全新的，这个和他的经历有关系，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脱下红军的服装，摘下了红五角星，戴上了青天白日的帽徽，穿上了国民党的衣服，也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可以喊蒋委员长万岁，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这都是方法问题，我们的红军本质立场不变，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立场没变，方法全新了。
隐虹：对于法治、司法公正方面，胡耀邦有怎样的主张？
胡德平：胡耀邦主张“简法护民”。曾有一位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胡耀邦说法律应该很简单，一眼就看出这个法律是保护谁的，人们的基本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到侵犯，受到侵犯的时候，利用简明的法律条文就可以理直气壮来进行法律的救助和援助。
不主张年轻人太“积极”
隐虹：您和您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但是我也说，在家庭生活中，他对我们的教育和帮助，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理解。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他的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我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画画、照相、骑自行车、摄影。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你们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给你们买辆自行车，上高中给你们买个手表，上大学给你们买个照相机，我一视同仁。
我小学毕业考上初中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晚上他早年考高小，没有钱交学费的事。我爷爷和他一个长辈说到这件事，长辈在长衫里面慢慢摸，摸出了一块银元，说这个给他交学费吧。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说去投票也没什么神圣感。回来之后，我爸说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虽比较粗糙，但是走得却很准，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还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也说了说。他恐怕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了一句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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